1. 引言
法庭审判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有着不同的交际目的。为实现其目的，法庭参与者可能会采取多样化的话语策略。因此，法庭话语中的话语策略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以往对法庭话语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礼貌策略[1] [2]、身份建构[3]-[6]和权力关系[7]等方面，缺乏对话语策略的动态认知过程的研究。
趋近化理论是指一种通过唤起外部逼近的威胁来寻求防御，以促进自身行为合法化的措施，是实现合法化的最有效的语用认知策略之一[8]。自Cap [9]在“Proximization: The Pragmatics of Symbolic Distance”一书中详细阐释趋近化理论并提出完整的空间–时间–价值(Spatial-Temporal-Axiological)模型以来，趋近化理论获得了蓬勃发展。国内关于趋近化理论的研究始于对该理论的介绍与综述[10]-[12]，继而涌现出基于趋近化理论对各类话语活动进行分析的研究。目前从趋近化理论着手的研究偏重政治话语[13] [14]，新闻话语[15]，能源话语[16]等。尽管有少量研究关注到了法庭话语，但其研究侧重于法庭调解过程[17]，尚未深入到庭审过程中话语的趋近化策略研究。
本文从趋近化理论入手，探讨刑事庭审中公诉人话语的话语策略。具体而言，本文试图探究公诉人是如何通过构建话语空间外部实体向话语空间内部实体持续趋近，以实现其严惩犯罪行为的目的。本研究旨在拓宽趋近化理论的研究范围，增强其解释力，并为法庭话语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2. 理论基础
趋近化理论建立在Chilton的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之上。话语空间是人们会话时构建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空间，会话时提及的人物、事物、或事件在话语空间中被表征为话语实体[9] [18]-[20]。发话人以自身所处的位置为原点，依照“空间”“时间”“情态(即价值)”三个轴对其他实体进行定位。Cap认为话语空间理论只关注话语空间中的指示实体，即名词词组和代词，缺乏对话语空间中概念转移的中心元素——动词的关注度[21]。因此，Cap [9]在话语空间的基础上提出了趋近化理论，体现出外部实体向内部实体不断靠近的动态过程。
趋近化理论主要从词汇语法层面探究如何使受话者感知话语空间外部实体(outside-the-deictic-center或ODC)对话语空间内部实体(inside-the-deictic-center或IDC)的威胁，向其迫近并将意识形态冲突物质化，从而实现说话人防御措施的合法化(legitimization)或强化对方的非法性(delegitimization) [13]。从认知理论的角度来看，趋近化理论预设了“我者”和“他者”概念阵营在话语空间中的存在，它们位于话语空间(Discourse Space)中相互对立(中心与边缘)的位置[19]。从语用策略角度来看，趋近化理论通过使用各种话语形式(如词汇语法项目)将“遥远的实体”(包括事件、事态和敌对意识形态)愈加消极地呈现给“内部实体”(即发话者及其直接和间接受话者)。因此，趋近化是一种强制性识解操作，发话者旨在将具有威胁性观念强加给受话者，以唤起受话者情绪，尤其是焦虑和恐惧的情绪，最终实现其预防行为的合法化[22]。
Cap将趋近化理论具体分为空间趋近化(spatial proximization)、时间趋近化(temporal proximization)和价值趋近化(axiological proximization)，并提出空间–时间–价值(Spatial-Temporal-Axiological)模型。发话者可以使用趋近化策略对话语实体之间的话语距离进行动态调节，影响受众认知，取得特定的话语效果。趋近化策略的实现主要是通过使用特定的词汇–语法项目，探究话语生产者所采用的趋近化策略可以通过词汇–语法项目的计量来实现。三种趋近化策略的词汇–语法项目详见表1 [9]。
Table 1. Lexico-grammatical items of spatial, temporal and axiological proximization strategies
表1. 空间、时间、价值趋近策略词汇–语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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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趋近框架 |
时间趋近框架 |
价值趋近框架 |
词汇–语法项目 |
NP被识解为IDC |
非限定性NP构建ODC的实际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发生 |
NP被识解为IDC
正面价值 |
NP被识解为ODC |
过去时与现在完成时对比使用构建威胁从过去延伸到将来 |
NP被识解为ODC
负面价值 |
移动性VP被识解为ODC向指称中心移动 |
名词化短语构建ODC的影响会在将来随时发生 |
话语构式识解为ODC的负面价值在IDC
空间的实现 |
行为VP被识解为ODC对IDC施加影响 |
情态VP构建ODC的影响从现在持续到将来 |
|
抽象NP被识解为ODC对IDC影响的预期 |
平行话语构式表达对立或有利的态势 |
|
抽象NP被识解为ODC对IDC影响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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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研究方法
本文以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为例，基于趋近化理论及空间–时间–价值模型(Spatial-Temporal-Axiological model)，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公诉人是如何通过创设话语空间外部实体朝向话语空间内部实体趋近，以实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权益、捍卫法律尊严的目的的。
2018年2月15日(农历大年三十)中午12点左右，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王坪村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事件(下称张扣扣案)。村民张扣扣持刀公然杀害了村民王正军、王校军、王自新父子三人，并纵火焚毁了王校军名下的轿车。张扣扣案自案发至一审宣判死刑，再经二审维持原判，最终执行死刑，每一个阶段都是社会热点，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将微博用户“@汉中中院”和“@陕西高院”对张扣扣案的直播视频转写为文本，并提取公诉人在法庭辩论阶段的发言，建立小型语料库，共计11,032字。之所以选取公诉人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言，是因为法庭辩论是法庭审理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能够影响法官对整个案件的理解，甚至影响被告人的最终判决结果。
本文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中，定性分析是从趋近化理论角度对语料中的具体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定量分析是指通过使用UAM Corpus Tool 3对语料进行判断和甄别，确定其所属的趋近化策略及具体的词汇–语法项目范畴并进行手动标注，统计三种趋近化策略的使用频率，得出公诉人话语的趋近化策略使用特征。Cap [9]指出在量化统计时，趋近化策略的词汇–语法项目有一定的门槛值，标准化频数的比例为1‰，即10000字语料库中的词汇语法项目须出现10次以上才能被视为有效数据。
4. 公诉人话语的趋近化分析
趋近化策略的量化是通过统计词汇–语法项目的使用情况实现的。表2的统计结果表明：公诉人在三种趋近化策略的使用上存在不同的倾向性，三种趋近化策略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公诉人自身行为的合法化。具体而言，公诉人频繁使用空间趋近策略，达323次，占整个趋近化策略的72.58%，为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并实现严惩犯罪行为的目的发挥了直接作用；时间和价值趋近策略起辅助作用，其中价值趋近策略使用88次，占整个趋近化策略的19.78%，起辅助空间趋近策略的作用；时间趋近策略使用频次为34次，占整个趋近化策略的7.64%。三种话语策略共同构建了公诉人话语的合法化效力。
Table 2. General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temporal and axiological proximization strategies
表2. 趋近化策略使用情况总计
|
频次(N = 445) |
频率 |
空间趋近化 |
323 |
72.58% |
时间趋近化 |
34 |
7.64% |
价值趋近化 |
88 |
19.78% |
本节将从趋近化理论的三个维度，即空间、时间、价值维度，探究刑事庭审中公诉人的话语策略，及其在法庭辩论阶段建构的STA模型。
4.1. 空间趋近化
空间趋近化指的是，指示中心外部实体(ODC)在物理空间上逐渐侵入指示中心内部实体(IDC)的识解过程[13]。本文所选语料体现了空间趋近化策略，主要表现为公诉人不断强调被告人张扣扣对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的伤害，以及被告人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Cap提出的空间趋近化框架，张扣扣一案中，公诉人使用的空间趋近化词汇–语法项目及其频率如表3所示。
Table 3. Lexico-grammatical items of spatial proximization and their frequency
表3. 空间趋近词汇–语法项目及其频率
范畴 |
项目 |
频次 |
频率 |
NP被识解为IDC |
公民，财物，法律，社会 |
139 |
31.24% |
NP被识解为ODC |
被告人，张扣扣，拿刀的男的，
作案工具，刀，燃油瓶 |
70 |
15.73% |
移动性VP被识解为ODC向指称中心移动 |
进行，迁怒，归咎于，走向，指向，
骑到等 |
21 |
4.72% |
行为VP被识解为ODC对IDC施加影响 |
杀，捅刺，毁坏，燃烧，纵火，造成等 |
80 |
17.98% |
抽象NP被识解为ODC对IDC影响的结果 |
死亡，家庭支离破碎，伤痛，恐慌等 |
13 |
2.92% |
总计 |
323 |
72.58% |
公诉人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他们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打击犯罪行为，保障公民基本权益。因此，在公诉人话语中，除被害人和被害人财物外，村民、法律和社会也被识别为IDC (频率为31.24%)被告人及其作案工具等能够对公民、财物、法律威严和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实体被置于话语空间外围，被识别为ODC (频率为15.73%)。IDC频率上的突显表明了公诉人在法庭辩论环节中反复提及ODC对IDC实体的入侵，以期提高受话者防御意识。
根据其性质，动词词组被分为移动动词词组和行为动词词组，前者强调行动方向和过程，后者强调行动结果和影响。语料显示，公诉人在辩论过程中使用行为动词词组的频率(17.98%)远高于移动动词词组(4.72%)，主要是控诉被告人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的犯罪行为，而行为造成的结果由抽象名词词组表示。例如：
(1) 案发时正值2018年大年三十的中午，三门村村民祭祖返回之际，被告人张扣扣手持事先准备的单刃尖刀，先后对王正军、王校军、王自新反复进行捅刺致三人死亡；后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及自制汽油燃烧瓶，对王校军的小轿车进行砍击、燃烧，并对前来阻止的村民持枪威胁。
例1中，被害人及其财物和村民被识解为IDC (由黑色加粗字体标注)，被告人及作案工具被识解为ODC (由方框标注)。“手持(尖刀)”“进行”“取出(菜刀和燃油瓶)”“持枪”等移动性动词词组(由单横线标注)表明ODC向IDC入侵的过程，“捅刺”“致”“砍击”“燃烧”等行为性动词词组(由双横线标注)表示ODC对IDC施加影响，抽象名词性词组(由斜体标注)“死亡”表明ODC对IDC施加影响的结果。例1摘自张扣扣案一审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通过使用空间趋近化策略，公诉人简洁明了地陈述了被告人的作案过程，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属犯罪行为，应依法惩戒。
(2) 被告人张扣扣选择在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连杀三人后又纵火烧损汽车，持枪威胁前来劝阻之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例2中，公诉人以被害人、汽车、社会为IDC，以被告人、枪为ODC，通过使用行为动词“行凶”“杀”“纵火”“烧损”表明被告人张扣扣危害被害人生命安全、破坏被害人财物，动词词组“持枪威胁”表明被告人在伤害被害人的同时也有伤害其他村民的潜在可能，行为动词“造成”表明被告人的行为不仅侵犯了被害人权益，而且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抽象名词词组“恐慌”表示ODC对IDC的影响结果。面对如此恶性事件，公诉人提出，应依法严惩被告人严重暴力犯罪行为，适用死刑。
4.2. 时间趋近化
时间趋近化是以“现在”为时间轴中心，基于过去危机的发生或未来危机的预期，突出威胁迫在眉睫，抵御威胁刻不容缓，具有历史性意义，应立即予以回应并采取措施防范。张扣扣一案中，公诉人在法庭辩论阶段采用的时间趋近词汇–语法项目及其频率如表4所示。
Table 4. Lexico-grammatical items of temporal proximization and their frequency
表4. 时间趋近词汇–语法项目及其频率
范畴 |
项目 |
频次 |
频率 |
非限定性NP构建ODC的实际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发生 |
案发时，大年三十，祭祖返回之际，
齐聚之时，作案后，归案后等 |
22 |
4.94% |
情态VP构建ODC的影响从现在持续到将来 |
会，将 |
12 |
2.70% |
总计 |
34 |
7.64% |
(3) 从案发前的被告人行为来看，被告人在作案前提前准备工具，明确认定被害人，连续捅刺被害人脖子、胸、腹等致命部位，企图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犯意很明确。
(4) 案发时正值2018年大年三十的中午，三门村村民祭祖返回之际，被告人张扣扣手持事先准备的单刃尖刀，先后对王正军、王校军、王自新反复进行捅刺致三人死亡；后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及自制汽油燃烧瓶，对王校军的小轿车进行砍击、燃烧，并对前来阻止的村民持枪威胁。
(5) 其归案后做虚假供述，浪费司法资源，且在作案过程中有多名村民对其进行劝阻，但张扣扣并未停止犯罪，可见其主观恶性之深。
语料显示，时间趋近方面，公诉人多次使用非限定NP构建ODC (被告人张扣扣)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段发生，其中主要关注三个时间点，即作案前、案发时、归案后。从作案前的行为来看，张扣扣事先准备好作案工具，明确作案目标，因此张扣扣的行为是有预谋的蓄意害人行为(例3)；从案发时的行为来看，张扣扣瞄准被害人的要害部位，反复捅刺直至死亡，可见被告人作案手段之残忍(例4)；从归案后的行为来看，张扣扣无任何悔罪的表现，不配合相关部门工作，阻碍办案进度(例5)。公诉人在使用时间趋近策略的同时，搭配空间趋近策略，如例3中，行为动词“捅刺”“造成”表示ODC (被告人张扣扣)对IDC (被害人王正军、王校军、王自新)施加影响，名词短语“死亡”表示ODC对IDC施加影响的结果，表明被告人作案手段之残忍，情节之恶劣；并结合价值趋近策略，如例5中，名词短语“虚假供述”“主观恶性”表示ODC的消极价值，突显被告人主观恶性之深，以此合法化其自身行为——举证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实现严惩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目的。
除此之外，公诉人通过使用情态动词，构建ODC的影响从现在持续到将来。例6~7中，情态动词“会”“将”表明被告人张扣扣这种“为母报仇”的行为，如若不加以惩戒，社会秩序将难以维持，社会风气也将受到影响。
(6) 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只会让社会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必须坚决杜绝。
(7) 民间私斗，冤冤相报，相互杀戮，破坏的不仅是我们共有的社会秩序，更大的危害是任何人都将根据自己内心的“公正”成为纠纷的裁决者。
通过使用时间趋近化策略，公诉人强调被告人行为对公民人身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影响可能会延续至未来。因此，为避免更多灾难的发生，应及时惩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这不仅是对违反法律规则和道德准则的个人进行惩罚，也是对其他有意效仿此类行为者的警示。
4.3. 价值趋近化
价值观趋近化指的是，听话人识解指称中心内部实体与外部实体在价值系统中产生的敌对性，其运作机制是意识形态冲突不断强化，将来会导致物理冲突或人身伤害，构建了内部与外部冲突的高度可能性[13]。语料表明，IDC实体包括公民、财物、法律、社会等，ODC实体包括被告人、作案工具等，公诉人话语中通过强调IDC的正面价值，突显ODC的负面价值，构建ODC实体与IDC实体之间的冲突，以此来合法化自己的行为，即严惩犯罪行为，对被告人适用死刑。公诉人话语中价值趋近词汇–语法项目及使用频率如表5所示。
在价值趋近方面，公诉人使用积极词汇(频率为3.60%)构建IDC的积极影响，表明检察机关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办事态度，肯定了IDC (公诉人、检察机关)的正面形象。此外，公诉人使用了大量的消极词汇(频率为16.18%)构建ODC的消极影响，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被告人张扣扣恶劣行为的判定；二是对被告人张扣扣个人品质的负面评价。
Table 5. Lexico-grammatical items of axiological proximization and their frequency
表5. 价值趋近词汇–语法项目及其频率
范畴 |
项目 |
频次 |
频率 |
NP被识解为IDC正面价值 |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公平正义，良法之治，公开透明的审理过程等 |
16 |
3.60% |
NP被识解为ODC负面价值 |
残忍的作案手段，严重的后果，恶劣情节，社会危害性，严重暴力犯罪，恶性案件，主观恶性，片面之词等 |
72 |
16.18% |
总计 |
88 |
19.78% |
在例8~10中，公诉人多次表明被告人张扣扣的行为属于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这是对被告人张扣扣恶劣行为的判定，因此对被告人张扣扣适用死刑为合法化举措。
(8) 被告人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因其作案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9) 被告人张扣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
(10) 本案是一起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恶性案件。
在例11~12中，通过回顾案件和张扣扣的人生经历，公诉人认为张扣扣不仅主观恶性极深，而且自身存在短板和不足，遇到挫折时不能自我排解，反而选择伤害他人发泄情绪，酿成大祸。通过对被告人的消极评价，公诉人指出被告人自身的不足是其走向犯罪的根源，其性格的缺陷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11) 纵观全案，被告人张扣扣藐视法律实施暴力犯罪的故意坚决，至今无任何悔罪表现，足见其主观恶性之深。被告人张扣扣虽有投案行为，可以认定为自首，但其主观恶性极深，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应当依法予以严惩。
(12) 纵观张扣扣工作生活经历，其对自身能力认识不清，遇到挫折后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反省自身的短板和不足，没有通过改变和提高自我来适应当下的竞争环境，反而好高骛远，遇到挫折不能正确面对，张扣扣已经因其工作生活的不如意，陷入了金钱至上的错误观念，因为无法自我排解而将负面情绪完全归结于他人，陷入了更大的错误逻辑之中，选择了被害人一家作为宣泄对象。
由此可见，通过使用价值趋近策略，公诉人构建了IDC与ODC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突显了ODC (被告人张扣扣)的消极影响，旨在合法化惩戒和防御ODC (被告人张扣扣)潜在威胁的目的。
4.4. 公诉人话语的STA模型
以上分析表明，公诉人对三种趋近化策略使用倾向度略有不同，公诉人更倾向于使用空间趋近策略，其次是价值趋近策略，最后是时间趋近策略。公诉人话语的STA模型如图1所示。
在公诉人的话语空间中，时间、空间、价值三轴交汇处是话语空间内部，公民、财物、社会、法律等实体被识解为话语空间内部实体(IDC)，能够对IDC造成消极影响的实体被置于话语空间外围(ODC)。图中，黑色加粗实线为空间趋近过程，黑色加粗虚线为时间趋近过程，蓝色加粗实线为价值趋近过程。空间趋近方面，公诉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构建ODC对IDC的空间入侵，其一是通过使用杀、捅刺、毁坏等行为动词强调ODC对IDC的持续趋近并造成物理伤害；其二是通过使用恐慌、伤痛、死亡等名词
Figure 1. The STA model of the prosecutor’s debating discourse
图1. 公诉人话语的STA模型
表示ODC对IDC施加影响的结果。时间趋近方面包括强调过去的威胁对现在的影响，以及这种威胁将会持续存在。公诉人回顾了作发前、案发时、归案后被告人的种种行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仅在当时对被害人产生了恶劣影响，而且给社会造成了恐慌，具有危害社会的潜在可能。价值趋近方面，同被告人一样，被告人的个人品行被置于话语空间外围，这表明被告人的世界观和个人品德与社会所倡导的、法律所要求的、大众所践行的是矛盾的，被告人的消极价值不利于保障公民人身安全、维持社会安宁、捍卫法律尊严。
5. 结语
通过将趋近化理论应用于刑事庭审过程中，本文深入探讨了公诉人话语中趋近化策略的使用情况，从空间、时间和价值三个维度对公诉人的话语行为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如何利用这些策略来加强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控诉，并巧妙地增强了其话语的合法性和说服力。研究结果表明：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公诉人利用空间、时间、价值趋近策略，构建了话语空间内部实体(IDC)与话语空间外部实体(ODC)之间的冲突。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空间上，ODC向IDC的入侵导致了严重的物理伤害和消极的社会影响；时间上，ODC的威胁性从过去持续到现在并将继续影响未来；价值上，ODC的负面价值和消极的意识形态与IDC的正面价值相冲突。通过构建IDC与ODC之间的敌对性，公诉人有效地证明被告人犯罪的事实，实现惩戒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目的。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庭审转述话语的多声源特征、功能及语用阐释研究”(编号：18BFX06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