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竹温台碑》是现存珍贵的元代碑刻之一，刻于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民国十年(1921年)，《竹温台碑》首次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南7公里的乌兰板村被发现，后不幸遗失。直到2022年7月14日，因赤峰市翁牛特旗原武装部家属楼排污管道进行改造，从而使该碑的残碑重见天日。该回鹘式蒙古文碑文是由其汉文碑文翻译而成的，此碑文详细记录了元朝朝廷元勋重臣竹温台的政治、社会地位及生平事迹。
神道碑作为浓缩的人物传记，其源语文本与文化映射独具特色。迄今为止，人物传记类文本翻译在文学研究领域尚未受到广泛关注，仍处于边缘地位。鉴于此，本文以《竹温台碑》碑文的翻译为案例，结合目的论的目的、连贯、忠实三原则对其在碑文汉译蒙过程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2. 关于目的论
“Skopos”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目标；目的”。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从“Skopos”的概念上找到了灵感，并与翻译理论研究相结合，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 [1]。它的核心观点就是翻译是有目的性的[2]，把目的和目的语的接受者放在最优级别，认为翻译是“目标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文本”[3]。该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学范畴转向了更加多元和功能主义的视角。
2.1. 理论背景
目的论的诞生，是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等值”概念的一次深刻反思与革新[4]。在尤金·奈达(Eugene 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际翻译理论的背景下，翻译被视为在不同语言之间寻找对等表达的过程。然而，弗米尔挑战了这一传统观念，提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其目的和功能应当是翻译活动的核心[4]。
2.2. 理论发展
20世纪70年代，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崭露锋芒，凯瑟琳娜·赖斯(Katherina Reiss)出版了《翻译批评——可能性与局限性》一书，她首次将功能主义的方法引入翻译批评领域。随后，赖斯的学生弗米尔提出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活动的目的性和结果导向性，并出版《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书，从而奠定了目的论的理论基石。进入80年代，弗米尔和赖斯合作发表《翻译理论基础概述》资料，这标志着翻译目的论的正式形成。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翻译被视为一种整体的翻译行为，不但涉及到语言转换，而且更重视目标读者的需求和期望，其中目的是指导翻译行为的最主要的因素。
2.3. 目的论三原则
翻译目的论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逐步摆脱了原文中心论的束缚。弗米尔认为翻译目的主导翻译过程中的方法和策略的选择，翻译是“为目的语目的和目的语环境中的目的语对象创造出目的背景中的文本，所以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活动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5]。赖斯和费米尔在书中详细阐述了目的论的三项基本原则：目的原则、忠实原则与连贯原则。
目的原则(Skopos Rule)：这一原则认为，翻译行为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换句话说，翻译的过程和结果应当服务于预设的目标，无论是信息传递、文化交流还是艺术表现。克里斯汀娜·诺德(Christiane Nord)指出：“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过程的所有方面，包括翻译策略的选择。”[5]
连贯原则(Coherence Rule)：翻译应当在目标语文化和交际情境中产生连贯性，即翻译文本应当与目标语读者产生语境上的连贯，使其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一原则强调了翻译文本与目标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忠实原则(Fidelity Rule)：翻译应当忠实于原文，但这种忠实并非字面上的等值，而是在目的论框架下的忠实，即翻译应当在目的和连贯原则的指导下，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和意图。赖斯和弗米尔强调：“忠实于源文本是翻译的基本要求。”[4]
3. 目的论视角下的《竹温台碑》译文赏析
传记文本的翻译不是静态的语言现象，而是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译者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从《竹温台碑》的蒙古文碑文中选取了若干典型案例，基于目的论的三大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对译文中采用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深入分析。
3.1. 目的原则的体现
目的论指出翻译策略的选择必须以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作为依据。在传记文本翻译中，译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和审美价值的传达。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本文将展示译文如何通过不同的翻译方法、技巧来实现上述目的。
3.1.1. 音译
音译作为翻译技巧，指运用目标语中与源语词汇在发音上相似的词汇来实现词汇的转换。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音译常用于保留原文化色彩，或是面对目标语言缺乏直接对应词汇的情况，从而有效规避文化信息的丢失。汉语中充斥着众多音译实例，如汉堡包(Hamburger)、巧克力(Chocolate)、沙发(sofa)等，这些词汇的引入丰富了汉语词汇体系。在《竹温台碑》的蒙古文碑文中，具有众多特定文化内涵的词汇，包括官职名称、地名、政府机构名称、尊称、年号及国家名称等，均采用了音译策略进行翻译，充分体现了音译在跨文化文本翻译中的应用价值。如例1~3所示。
例1：為管領隨路打捕鷹房諸色人匠等户錢粮都總管府副達魯花赤……([6], p. 56)
译文：ɡon linɡ sui luu dɑbu [y]inɡ [v]ɑnɡ ǰuu sɑi š-yin sɑnɡ dinɡ qu san lɑnɡ duu sunnɡon vuu-yin fu dɑruɣɑči bolɣɑɣɑd… ([6], p. 126)
例2：葬城西南五里歡喜嶺之麓。([6], p. 56)
译文：emün_e örön_e ǰuɡ qun ši linɡ dɑbɑɣɑn-u uɣ-tur boɣoɣsɑn ɑǰuɣu. ([6], p. 126)
例3：進宫相副總管累階奉訓大夫。([6], p. 57)
译文：edüɡe ɡunɡ sɑnɡ vuu-yin vu sunɡɡon bolɣɑn vunɡkün dɑivu senɡɡün-iyer sün soyorqɑǰu öɡčüɡü. ([6], p. 126)
音译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汉语的语音特色，有助于进行文化的传播，让目的语接受者了解到汉语词汇，虽然短时间内无法传达出具体的文化内涵，但对于碑文中的次要成分采取音译不会影响目的语接受者对整个碑文的理解，这不违背目的论的文化交际的目的。
3.1.2. 意译
在传记文本的翻译中，意译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该方法强调在传达原文中心思想的同时，赋予译文更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具体而言，意译允许译者在理解原文深层含义的基础上，不必严格遵循原文的词汇选择、句法结构或整体风格，而是可以借助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以恰当的语言形式对源语言进行阐释性说明。这种方法的实施有助于弥补源语言与目的语言之间的差异，使得译文更加贴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认知，从而有效地实现传记文本的交际目的和文化传播价值。在《竹温台碑》的蒙古文碑文中意译法的使用较为常见。
例4：既擇其地必謹其人……([6], p. 56)
译文：sɑyin kümü mɑnɑɣulsun bolɣɑn tüšiǰü ebesün usun-dɑɣɑn ɑduɣun-i beilčiɡeǰü… ([6], p. 126)
例4中选择意译的翻译方法把“既擇其地必謹其人”翻译为“sɑyin kümü mɑnɑɣulsun bolɣɑn tüšiǰü ebesün usun-dɑɣɑn ɑduɣun-i beilčiɡeǰü”(任命可信赖的人来看守，随着水草放牧)，符合目的语接受者的游牧文化的认知，是对蒙古族游牧文化特性的一种高度契合，从而实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和谐对话和深层交流。
例5：歳節財用五十餘萬緍……([6], p. 56)
译文：od büri niǰiɡed tümen üleɡü sükes ɑrbidqɑn üleɡülen… ([6], p. 126)
为了让目的语接受者更加容易理解，并且符合目的语接受者的语言习惯，译者把例5中的“五十餘萬緍”译为“niǰiɡed tümen üleɡü sükes”(一万余锭)，因为在蒙元时期，是用“süke”(锭)一词来表示银以及纸币的单位的，一锭 = 五十緍 = 五十两，因此与原文指的是相同的数额，符合目的原则。
例6：能玉雪自守以保其節。([6], p. 57)
译文：činɡ ǰoriɣ qɑirɑn beyeben ɑriɣun_ɑ sɑqiǰu sɑɣun ɑǰiɣɑi. ([6], p. 127)
例6中出现的“玉雪”一词，在古代文学中常用来形容女子的美貌，也可以形容男子的英俊，或者以此来比喻一个人保持着高洁的品性，自我约束，不受外界的干扰等。那么，译者把“玉雪”一词翻译为“činɡ ǰoriɣ”，意思是“贞操、笃志、坚贞的意志”，即明确了此比喻句的喻体，使读者便于理解，符合目的原则。
3.2. 连贯原则的体现
连贯原则要求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达到高度的可读性，既要传达原文的文体韵味，又要避免生硬难懂，确保原文意境得到有效传达。汉语和蒙古语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机械遵循汉语句法结构来调整蒙古语语序可能会导致译文难以契合蒙古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不利于文化交流，且忽视了传记文本翻译的文学性追求。因此，需依循连贯原则，确保译文在目标语的文化和语境中具可读性，便于理解，从而有效地实现传记文本的交际目的和文化传播价值。在《竹温台碑》的汉译蒙过程中译者采取了增译和换序两种翻译技巧达到了连贯原则。
3.2.1. 增译
在翻译实践中，增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技巧，它涉及在译文中增加一些原文并未直接呈现的信息，以揭示隐藏的意义或填补潜在的语义空白。根据目的论原则，翻译过程应以目的为导向，其中目的原则是指导整个翻译活动的核心思想，而忠实原则和连贯原则则是服务于目的原则的。在处理原文中的隐晦表达时，译者不能仅凭对单个词语的字面理解进行翻译，而应将其置于整个语境之中进行深入分析。当发现直译可能导致误解或信息缺失时，译者可以根据需要适时地加入额外信息，以确保译文的整体连贯性，并使译文更加流畅，便于读者理解。
例7：府中如失其弟兄境内之民如失其父母。([6], p. 56)
译文：ɑnu ordo dotor_ɑ ɑq_ɑ deɡü-yüɡen ɑldɑɣsɑn metü med[el]-ün irɡen-inu ečiɡe eke-yüɡen ɡeküdeɡlečeɡsen šitü emɡenin ɑǰuɣu. ([6], p. 126)
例7中增加了“ɑnu”(第三人称单数)“emɡenin ɑǰuɣu”(悲伤)这两个词，虽然翻译为“ordo dotor_ɑ ɑq_ɑ deɡü-yüɡen ɑldɑɣsɑn metü med[el]-ün irɡen-inü ečiɡe eke-yüɡen ɡeküdeɡlečeɡsen šitü”(府中的人们好像失去了他们的弟兄，境内的百姓好像失去了他们的父母)也能与原文的含义相对应，但表达的意思不是很明确，不充分。这句话增译后语境上更加连贯了。
例8：凡在國人出一言施一政不待問學亦動與古聖賢合天運之所在如𬼘。([6], pp. 56-57)
译文：edüɡeki Monɡɣol irɡen bičiɡ erdem ese_e-ber surbɑsu niɡeken üɡe üɡülekü dütüm üyile üyiledükü dütüm erten-ü sečed sɑyid[un] üyile-dür toqiyɑldun neyilemü. šiltɑɣɑn inu yɑɣun kemebesü tnɡri-yin ǰɑyɑɣɑbɑr. töröɡsen kü bui ǰ_ɑc. ([6], pp. 126-127)
例8中无论是汉文碑文还是蒙古文碑文都是先表明结果，后解释原因的。但是在汉文碑文中并没有使用任何的关联词或其它语句理清句子逻辑，蒙古文碑文中则增译了“šiltɑɣɑn inu yɑɣun kemebesü”(说起原因是什么)，便于目的语接受者理清和理解句子逻辑，达到了逻辑连贯原则。
3.2.2. 换序
在汉蒙翻译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和表达习惯上存在差异，尤其是在短语以及逻辑关系句子构成上的语序并非完全对应。为了确保译文在结构上符合蒙古语的语言规范，而且有助于提升译文的自然流畅度和读者的理解体验，译者在翻译时需细致地划分原文句群，深入分析各句子成分，并根据蒙古语的使用习惯进行合理的语序调整。
例9：遂求以充媵臣以其父賢必有賢子也。([6], p. 56)
译文：ečiɡe inü sečen sɑyin büleɡe. köbeɡün-ber inü sečen sɑyin kü buyu ǰ_ɑ kemen in[ǰe]s bolɣɑn ɣuyuǰu ɑbču… ([6], p. 126)
这是一句包含因果关系的句子。在表达因果逻辑时，在此汉语句子里先结果后原因，蒙古语则事实先行，结论随后。如果依照原文把例9直译的话，译文就会很绕口，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人们应该把语序转换过来。如例9的译文中把原文的“遂求以充媵臣”这一结果放到了“以其父賢必有賢子也”这个原因的后面，这让蒙古文的表达更加流利，也更加符合了蒙古语的使用习惯。
例10：凡在國人出一言施一政不待問學亦動與古聖賢合。([6], pp. 56-57)
译文：edüɡeki Monɡɣol irɡen bičiɡ erdem ese_e-ber surbɑsu niɡeken üɡe üɡülekü dütüm üyile üyiledükü dütüm erten-ü sečed sɑyid[un] üyile-dür toqiyɑldun neyilemü. ([6], p. 126)
汉语和蒙古语的动宾短语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具有支配和被支配关系。此类短语内部结构关系是相同的，但语序不同：蒙语支配部分在后，被支配部分在前；汉语一般支配部分在前，被支配部分在后[7]。如例10中汉语的“出”“施”两个动词在“一言”“一政”两个宾语的前面，而蒙古语恰好相反。译者对短语的语序进行了调整才能在保留原文风格的基础上改善读者的阅读体验，符合连贯原则。
3.3. 忠实原则的体现
在目的论中虽非核心，但其在维护译文与原文连贯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意味着在追求翻译目的的同时，译者必须确保译文在结构和内容上与原文保持一致，避免过度删减或改动导致信息失真。此外，传记文本的历史性特征要求译者在传达人物生平和思想内容时，既要避免偏离原文原意，也要注意在形式上保持原文的修辞特色和风格特点，以实现对原文的忠实。因此，传记文本翻译中的忠实原则既包括对原文信息内容的忠实传达，也涵盖了对原文修辞和文体风格的忠实再现。在《竹温台碑》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使用了意译和增译的翻译法与技巧，使译文符合了忠实原则。
例11：公如松栢施之桷榱……([6], p. 58)
译文：nɑrɑsun čiɡürsün yeke mod-tur ɑdɑli büɡetele üčüken ed-i eɡüdküi_e kereɡlekü metü… ([6], p. 128)
例12：𬃪桐琴瑟松栢棟楹……([6], p. 58)
译文：üčüken mod-i quɣur eɡüdkü. yeke mod-i niruɣun tulɣ_ɑ bolɣɑ-qui_ɑ ǰɑyɑɣɑɣsɑn metü. ([6], p. 128)
例11中的“松栢”指的是松树和柏树，这两种树都是常绿的，能够经受住严寒和恶劣的气候条件，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被用来象征坚韧不拔和长寿的品质。“桷榱”则是指建筑中用于支撑屋顶的横梁。“公如松栢施之桷榱”这个比喻句中竹温台被比作松柏，这意味着和他拥有高尚的品质和强大的能力。然而，“施之桷榱”则暗示了他的才华和能力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应用。此比喻表达了对有才华的人难以完全施展其能力的遗憾。译文采取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增译了“büɡetele”(却)，表明其逻辑关系，除此之外还增译了“yeke mod”(大树)一词，并用“üčüken”(微小的物品)代替了“桷榱”，展现出强烈的对比关系，表达的情感与原文的一致，达到了忠实原文情感的目的，例12同理，在此不再赘述。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翻译目的论的概念入手，阐释了翻译目的论的主要翻译原则、方法和技巧，并通过《竹温台碑》的汉文碑文和蒙古文碑文的详细对比，可知在翻译过程中蒙译者采取了音译、意译、增译、换序等翻译方法和技巧，使《竹温台碑》的译文不仅符合目的和连贯原则，而且客观、完整地还原了竹温台的生平以及某些史实，同时还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了忠实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