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方法逐渐从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转变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状况的批判。这一转变伴随着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范式的背离，投入了主观思想建构的怀抱，从而空谈人的解放问题。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重新扎根于现实、指导实践的方向，美籍加拿大哲学家本·阿格尔将研究视角重新聚焦于现实的矛盾之中。他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对现实的人的异化状态和生态问题进行深刻分析，以此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之间的固有矛盾，并沿着这条批判路径寻求人与自然关系双重解放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他首次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创立了一种探索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关系的新型理论框架。随后，经过奥康纳和福斯特等学者的发展，这一理论逐渐成熟。为了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统一解放的必然性及其理论轮廓，我们需要通过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剖析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逻辑，以及其有益的启示和局限性。最终，我们将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从中寻找解决生态问题和人的异化的理论钥匙。
Abstract: Since Lukács, the critical methods of Western Marxist scholars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capitalist economy to a critique of capitalist ideology and the conditions of everyday life. This shift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departure from the analytical paradig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mbracing the realm of subjectiv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hus engaging in mere speculation about human liberation. To re-ground the critical spirit of Marxism in reality and guide practice, the Canadian-American philosopher Ben Agger refocused his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ity. Based on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he conducted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alienated state of real people and ecological issues, thereby clarifying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nature. He sought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ual liberation of humans and nature along this critical path. In the 1970s, he first proposed ecological Marxism (ecological Marxism), establishing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beration of nature and the liberation of people. Subsequently, developed by scholars such as O’Connor and Foster, this theory gradually matured.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unified liberation of humans and nature and its theoretical outline, we need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Marxism, analyze the logic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s well as its beneficial insights and limitations. Ultimately, we will return to the core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eeking the theoretical key to solving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human alienation.
1. 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生态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的首次嫁接
阿格尔重视的“危机模式”理论转向，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理论已不足以卷起革命的浪潮——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策改良、技术革新对经济形势的把控及对工人革命运动意识的消解。主张将革命意识的火种播向激进的社会运动，企图以生态困境构筑新型危机“母体”，嫁接资本主义“巨大产能”损耗的资源与环境对人类生存产生的恶劣影响，在这种恶劣后果中孕育斗争意识，激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功能，扩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促发这一危机”([1], p. 486)。这种新型危机理论的“转向”不是由一种危机向另一种危机转向，实质上是从“本质矛盾”向“表面矛盾”的转向，是里到外的视角“转移”，而非矛盾本身的时代“转变”。生态危机是自然资源可供应量不能满足维续人类生产活动运转的“物质交换”需求，被无视再生周期过度耗损或遭受不可逆破坏、污染从而走向灭亡的“分叉口”。这个危机从源头上来看就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衍化而来的另面样态，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生态危机发生的两个因素：一是私人占有的逐利性要求同自然资源间超额的“物质交换”；二是为满足资本积累尽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依靠技术革新扩宽索取的资源种类、范围和手段。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生态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外在表现亦或称为结果表征。然后又由这些不同类别的表象激发革命运动动机完成一个阶段性环节。阿格尔将这种激发动机式的行为视作“新的需求”并基于需求理论又萌发了现代阶级激进主义。“我们要证明新的危机趋势可以产生一系列新的需求，这些新的需求然后又可以提供进行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动力”([1], p. 487)。
阿格尔基于其建构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两个核心概念。由于资本主义场域下的劳动只充当“谋生”的活动存在，不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人们的发展潜能、兴趣开掘和自我诉求的表达将被机械式的劳作消磨殆尽，从而在“闲暇”期间把在劳动过程中所未获取的“幸福感”转而从消费时获得的“快感”中寻求补偿。即劳动本身不是“幸福”，消费成为了丧失后的“补偿”。阿格尔认为人在消费中才得以实现自由、幸福感是当代的异化表现——“异化消费”，当劳动者本身将劳动的目的和生存的意义聚焦于消费，资本主义通过广告、舆论等手段掺杂意识形态的内容控制人们陷入消费需求的陷阱内外两种驱动的境遇下，“消费”就由手段变成了目的，“人的自由”就越来越被绑架在无限扩张的需求上，符合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发展倾向。经久为之，人的消费惯性致使生态窟窿剧增，自然没有得到填补的境遇将会重合于生产和消费领域，正因为人与自然间的共生关系，这种“重合”呈现的反馈效应更具直观性而产生剧烈波动。由此进一步推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渴望“窟窿”的累积最终导致整个生态崩塌，资本主义为应对生态危机就此“收手”——大幅度消减工业产品的生产，将给予长久以来产品会无限满足消费需求这个“期望”以破灭的事实。最终被强制堵住发泄口且膨胀过度的消费欲望“顺其自然”地会转变为人们自觉的契机(自我满足从“消费异化”中解脱，不受广告的导向操纵)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为从“消费异化”的源头“劳动异化”中摆脱出来，阿格尔将目光重返生产领域，主张在工业生产中以“分散化”的小规模生产模式维护生态的稳态运转，在解除自然危机的同时解除工人充当“机械零件”式的支配性工作。生产模式的改变和生产限度的规定仅能避免“濒临灭绝”的状况发生，何况人不只是受生产模式的单向度支配，生产资料的归属和占有才能将人的劳动价值予以肯定性确证，因而要以“非官僚化”的工人民主管理模式让工人把握住生产资料归属的话语权。“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不只是适用于技术和生产过程，它们还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1], pp. 499-500)。阿格尔以危机为中轴，凸显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引发的灾难性后果，通过经济危机到生态危机的视角转变对北美激进主义予以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希冀，扩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功能的可能性，指出“消费异化”的怠性观念扶持资本主义生产加工不加以节制的向自然索取，终将以资源殆尽的结果反馈予生产和消费，切断人们长久膨胀的需求和期望。“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将扭转人对劳动的虚无定义和对消费即是“幸福”的认同，实现观念上的自我觉悟从而激活社会主义革命的契机。最后构筑包括生产、政治社会各领域在内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并行的运转模式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双重解放。
阿格尔注意到并明确地指出北美工人阶级基础及其力量是薄弱的，以至于几乎没有可能性“顺其自然”地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同欧洲的天然工人阶级基础相异，北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根深蒂固，尤其大多数人信奉的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截然不同。因而在这片没有原生工人阶级基础的土壤上企图突破资本主义对人和自然的束缚和掠夺，需要通过把生态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纳入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美国民粹主义的结合。在北美社会环境中(民粹主义影响广泛)，有必要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民粹主义之上。具体来说，一方面，民粹主义非常有助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期待的生态激进主义，“美国政治生活中由来已久的民粹主义非常有助于以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三项基本要求为基础的生态激进主义”([1], p. 10)。一方面，阿格尔在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更多的以人的自我觉醒推进和激活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为靶向，将对抗生态危机的生态运动作为中介，复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功能，企图嫁接现存力量探寻现代性社会中仍待发掘的新欣革命主体、道路和手段。这在现代性社会发展中把握住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趋势，阔宽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选择，把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两个主题有机结合起来，致以重视人与自然之间是“共同体”关系，而非一方支配另一方的单向度关系。“消费异化”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主义无上限生产和资源有限性获取间的矛盾更直观的体现在劳动、生产、消费领域，让人们对自己的消费行为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入反思，醒悟由“劳动异化”导致的幸福缺失不应该从报复性的消费行为中得到补偿并助长了生态危机的发生。“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产生的戒断效应也同样重视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自我觉醒的精神意识力量会是掀起浪潮的突破点，将饱怀激进意识的人推向革命主体的地位，尽可能的充实革命力量；另一方面，阿格尔寄予期望的生态危机转为革命契机的理论建设虽然符合现代性社会发展趋势，但考虑到现实中的实现可能性用“乌托邦”式的设想更为恰当。从“危机转向”上看，人将消费行为定位为自身劳动意义及其幸福感，导致了“消费异化”和生态危机。从“革命契机”上看，人因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而自觉地更改消费观念，将自身期望的不满足和激进意识的发泄转化为革命意识。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立都基于人的主观性在理想意义上的顺利推进，具有较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显然，人的作用被过度放大而成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旦这个过程的某一环节出现人的意识偏差亦或没有“顺其自然”地自我醒悟，譬如人没有因为生态危机的发生而放弃大量物质供给的期望，整个理论的基石就会土崩瓦解。由于没有原生工人阶级基础，企图嫁接北美民粹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现有统治的设想毫无疑问淡化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阶级性”，和根据现有条件进行与时俱进的分析、判断和改变不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用不会是随意的嫁接，尤其是对待生产资料所有这方面，其“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所主张的“平稳”和“民主”都是在承认私有制的既定条件下做出的妥协式调整，这与实现共产主义内在规定的生产力极大发展，资源的充分涌流以及私有制的消灭并不相符。
2. 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更正——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复苏
奥康纳不同以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在于，应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补充、完善和发展生态学的空白。后者急迫将生态的火种播向无机土壤，意图以后生之力复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前者相反的置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根基，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作为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将生态与人的解放研究范式拉回正轨。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意蕴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潜力和生长空间，尤其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设想，私有制的破灭使人得以从“异化劳动”中脱身，不必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剥削和积累)绑架而付出无意义的机械劳动，也不必再耗费和消损不堪负荷的自然，最终在人的异化停止的环节连带自然也符合社会和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被理性利用，从而获得了稳态发展的救赎。但空白在于以上范畴并没有将自然作为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对抗的制约性、决定性力量，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旨归是实现“人的解放”而非将“生态解放”作为理论和实践的终点。“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自然界的所谓规律根本没有他们一般所理解的‘规则’的含义”([2], p. 9)。因此，为了填补这块理论空白并使其独树一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2], p. 59)。奥康纳将“协作”作为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间的中介，着重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研究。若自然与人类主体的立场更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边界将是由自然规律约束和决定，这体现在自然界在提供生产资源和“反馈”时是一种主动的存在，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内涵和外延。因而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经济形式上进行推演的同时，也蕴含着生产条件的自然形式的一面。在协调自然，文化，社会劳动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奥康纳围绕20世纪资本全球化导致的生态污染，环境破坏问题进行了深刻审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原有的经济形式上表现于人类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关系逐渐扩展到生态领域，于是，资本积累逻辑下的无节制生产与剥夺和自然资源开掘的有限性之间的对立就作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自然形式。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自然属性的分析，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理论”。
“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即我们所熟悉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表现为私有制条件下由于被剥削者无力承担维持基本生存条件外的开支，或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奥康纳认为，“第一重矛盾”的分析仅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交换价值、抽象劳动等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被替代的历史趋势，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间矛盾的研究则是人们容易忽略的理论视野。考虑到生产要素濒临竭尽，也就是生态循环的周期因资本主义生产的高速运转而无法兼容的场合，会导致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减缓的“妥协”与外部生态运动的爆发。这样一来矛头就会指向资本主义国家或政府本身，由自然界的生态危机引发针对政府机构或执政党的政治危机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切入点，“环境破坏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当然，正是这个国家——如果能处在市民社会的民主化控制之下——将会成为重建自然界，以及重建我们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基础”([2], pp. 247-248)。综上奥康纳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性和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概况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的逻辑关联在于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矛盾内在规定”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区分使我们得以看见劳工斗争和生态运动的共鸣和耦合效应，“一次真正的经济萧条可能就是环境的全面恢复规划的一个机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2], p. 396)。可以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表现的不同方面对各领域产生的多重负面影响，都趋向成为一种内在联合的历史力量逼迫资本主义迈向灭亡，这为我们找寻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和阐明社会的历史形态更替提供了探讨的空间和视野。劳工斗争与生态运动的内在联合道路被奥康纳视作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衍射出的两个方面，经济形式上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正义问题与自然形式上的生态正义问题会在资本积累的扩张运动中趋向一致，致使两个领域的斗争重叠、复合。基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问题的阶级性，要使劳工斗争的发展趋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走向又在和生态运动重叠的过程中不产生排斥现象，生态运动就要求从“地方性”的行动(具有自发性的口号式实践反抗)转向“全球性”的运动，这样生态运动才有望触及资本主义的核心利益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党派和全球性的机构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应，“要求它们今后的政策取向应与世界人民的需要和全球脆弱的生态环境相适应，而不是相反地去适应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私人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2], p. 460)。奥康纳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其构筑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透彻现实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这有效构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间的联系，使得理论的最终朝向除“人类解放”外，还纳入了“自然解放”。作为复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伟大尝试，奥康纳“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制度批判扩展到生态批判和价值批判，亦将当代绿色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价值批判扩展到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制度批判”[3]。
由此拉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域的序幕。但处于“开场白”阶段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构想的过程中仍存在“遮蔽”的现象。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当代绿色政治思与生态运动的结合中，生态批判和价值批判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进行剖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批判范式，呈现出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彻底性的缺失。譬如对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看法，奥康纳明白劳工斗争中工人阶级力量参与的重要性，但在劳工斗争和生态运动的内在联合过程中具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激进群体难免会混杂于生态运动中并与工人阶级团体重叠在一起。这两个团体的斗争目标在指向资本主义时运动方向是一致的，但是从长远的实现目标来看，以改变生态境遇、谋求单独的“自然解放”为目标的绿色阵营由于不具备像无产阶级那样不解放他人就无法解放自己的彻底革命性，就会与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先决条件下进行国家内部政策和生产计划的调整相妥协。相比于传统的生产资料之争，奥康纳更倾向于不通过暴力革命依靠技术革新实现社会变革——生态环境的改善。因而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主题的结合中，还是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的辨析中，亦或是劳工斗争和生态运动的内在联合中，奥康纳即使承认和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却无法在整个理论的建构中贯彻下去。生态嫁接的张力总会掩盖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逻辑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致使“自然解放”和“生态问题”与“人类解放”和“阶级矛盾”间发生核心转换，而前者最终成为理论主旨。
3.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溯源人类解放和自然解放的内在统一
福斯特在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时，不是先验式地人为嫁接“自然主题”与马克思主义，因为从理论构筑的起点上福斯特就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唯物主义视作是一体两面不可割裂的，或者说福斯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容纳一个成熟的生态学思想，而不像奥康纳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存在生态学的空白。福斯特引用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的名言:“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4]。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回溯中，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再耕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蕴的生态思想。首先，为马克思主义“正名”是福斯特拨乱反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一些绿色主义阵营的西方学者指认历史唯物主义单纯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意义，认为其只讲究“生产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而忽视了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资源匮乏和环境破坏问题；认为整个理论只面向“人的解放”问题进行了阐释而回避了绿色主义者最重视的“自然解放”主旨，所以他们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机械唯物主义的一种看待。福斯特明白只有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与生态思想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掀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扉页为人们接受这一事实——“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它的唯物主义的”([5], p. 3)。
福斯特在考察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对立”与“继承”。“对立”是指唯物主义在哲学史演进过程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传统，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则呈现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马克思对它们的态度。在文中马克思赞扬伊壁鸠鲁学派的自然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并肯定伊壁鸠鲁的“无神论”思想，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相对，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自动偏斜学说意蕴的偶然性思想，即自主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和独立性是对德谟克利特代表的“决定论”及其随后演变而来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突破。正是在伊壁鸠鲁有机论唯物主义的影响下，马克思认识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中传承了这种非决定论非机械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始终坚持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的物质变换关系，因而实现了历史观与自然观有机统一”([5], p. 72)。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视野就已内涵了他试图构建“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的统一路径的思想。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6], p. 185)。也就是说，马克思最初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作为自然界、社会、个人间的和谐共生体。共产主义将以“联合体”的方式取代私有财产的倚仗——私有制，“异化现象”被消灭的开端是从人的劳动异化开始，当人的劳动不再作为“零件”参与、劳动产品和生产资料正确归位、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生产扩张一旦停止，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活动就将遵循“生态循环”的轨范并实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间物质交换的稳态接续。这样“自然异化”的解除就成为了稳固这个“联合体”的自然确证，同时也是人类解放的自然确证。在考察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史的过程中，福斯特强调他并非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加绿色属性，而是在整个论证过程都基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源头及其转变中透视折射出人与自然相辅相成的本质维度。福斯特为马克思主义“正名”的同时也揭示了西方绿色主义者的妥协性与唯心主义倾向等局限所在，只有找寻并回归到“真正的马克思”才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解脱于价值批判和技术批判困境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及其断裂的思想被福斯特视为社会生产与生态循环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具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机器与大工业》一章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它不仅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劳动者的精神生活，而且也使以衣食等形式从土地取走并消费掉的土地的各种肥力要素和化学成分的恢复越来越困难，从而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7]。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不仅从人的异化维度与经济视域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予以了深刻的生态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和私有制的强迫下必然会产生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分割现象，资本从人和自然身上掠夺来的所有物不断历经占有和积累，垄断着国家经济力量成为一方主宰，其力量越强盛则造就和他对立的阶级主体的贫困和异化。资本在剥夺人们财富、体力和精力的同时绑架人的生存需求和刺激人的消费欲望并借由人的劳动和货币交换向自然单向度地掠取，致以人不得不开垦资源才能维持谋生的条件，因而自然——社会生产——资本三个要素不能构筑为三位一体的物质循环，生态自我恢复所需的能量和营养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生产要素中并最终转化为资本累积起来不再被返还，这就导致了物质交换的断裂。福斯特倚仗马克思的“物质交换断裂”理论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予以溯源性地批判，即指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反生态本性，倚靠技术改良和经济调整是无法填补被资本开凿的生态窟窿的，所以要想实现“绿色复归”就只能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条路径，福斯特基于该理论提出走向社会主义运动和环境正义运动联合的革命道路。
相较于阿格尔、奥康纳试图以“危机转向”或“矛盾转变”为中介缝合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生态学的联系，福斯特溯源马克思理论本身构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会产生人为割裂“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之间的现象，使得这两个主题同根同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体两面，拥有相同的斗争对象——资本主义制度，并实现了革命道路的内在联合——消灭私有制。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通过福斯特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自然观、梳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人和自然产生异化的逻辑脉络得以“原貌”的样态复苏，成功为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路径筑基了具有社会历史基本框架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成为了解决当代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问题的同一钥匙。
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向的内在规定——人类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纵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难发现以“生态矛盾”置换或掩盖“阶级矛盾”导致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由“红色”转向“绿色”是其理论步入绿色乌托邦的主要原因，无法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局限和缺陷所在。但从覆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路径探索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尤其是在无工人阶级基础的国家向人们揭示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唤醒争取自身权益、改变生存处境的革命意识上有其现代意义和实践价值。遵循福斯特所主张的“回到马克思”并非教条般地将马克思主义以公式的形式套用，旨在灵活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坚持其立场、方法和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生态思想去分析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协调人与自然间的共生关系。基于此，要找寻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统一路径就必须要廓清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间的内在联系，首先要遵循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这条逻辑线索剖析。
“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理解为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理解为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6], p. 185)。在资本主义工业时期，人的本质力量就如同魔法师呼唤出来一般被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在资本逻辑下的力量彰显却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在人的劳动异化的场域下，受到主体客体化负面影响的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连锁的“异化”效应。
人对人的剥夺，从抽象的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榨取，转化为生产范畴内的资本积累，即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其中也包括对“自然”的占有，是人对“人对物”的剥夺，因而人对人的剥夺和人对物的剥夺是内在同一的过程。这就内在规定了在现代性社会，尤其资本主义社会要实现“自然解放”就不可规避“人的解放”。自然被自己的创造物的活动所支配，人的有意识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开凿了一条自然无法逾越的解放自身的鸿沟。人的异化，引起了自然的异化，自然已然被打上“人化”的烙印，自人作为种族出现、繁衍、发展以来，“天然自然”的历史走向必然在驶往“人化自然”的道路上，这是由人的历史的实践活动，易言之，是实践这种螺旋上升的人类历史活动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破除了封建社会依靠贵族血缘亲疏决定资源划分的分配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尽可能的满足生产需求和利润剥夺而以高度发展生产力为基准，以分工的基本形式，即人的能力大小决定分配的多少，使得人与人的关系显著呈现出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剥削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生产的无限性需求，转而为资本的物质积累，人与自然的“物质交互”被绑定在私有制规定下的生产关系中，被剥削者越是无法从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中解脱，自然就越是无法获得解放。因为资本扩张的无下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有上限性的矛盾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领域中所实质表现，人类社会的物质交换倚仗着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这进一步廓清生产活动与自然平衡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来说“自然平衡”决定生产活动的上限，资源的可持续供应是人的历史活动运转的前提条件，一旦维持生产所需的对自然的掠夺超出“归还”的部分，最终的结果无疑是人类解放和自然解放的双双破产。
人的异化绑定着自然异化的关系尤为明显地呈现在人与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上。马克思在考察工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指出，“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6], p. 160)。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的社会生产追求利润和资本累积的最大化，这就规定采取从人的劳动中尽可能的剥削剩余价值的劳动形式——使人充当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零件并重复性地机械工作产出原本属于自己的劳动产品，工人产出的越多就失去的越多，劳动成就人的全面发展就变成了悖论。而工人的劳动产品和剩余价值被资本剥夺的同时，也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无意义损耗，人与自然间相互成就的良性循环在资本生产逻辑的强迫下发生了鸿沟式地断裂。工人的劳动即实践活动使得其本身的创造者(自然)和被创造物(产品)都与自己相对立起来，“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6], p. 163)。原本，人的类本质可以通过劳动产品的生产确证，并依靠劳动换取足够的生存资源和健康的“无机的身体”，自然资源也能够被合理利用经由人的本质力量发挥打造二者适宜的共生空间。由于劳动环节的异化致使人和自然间的对象性关系朝往恶性循环的关系发展，资本掠夺了一切，人和自然则失去了资本占有的一切，并最终使得二者间和谐关系的破裂。
所以无论是从理论源头的挖掘中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思想本就一脉相承，还是在剖析导致人与自然异化的相同的本质缘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程中，亦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生态运动的实践方向都趋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路径上，都反映了人类解放和自然解放两个主题都是一体不可分割的，人类解放是自然解放的必然条件，自然解放是人类解放的现实确证，二者相辅相成，孕育一条共同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解放的现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