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教育评价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与教育方向息息相关，科学的教育评价是确保现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目前，增值评价(Value-added Assessment)作为一种全面的教育评估方法，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印发(以下简称“《方案》”) [1]，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文件，强调了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性。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要紧扣建设教育强国目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我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2]。此外，在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中，提到了注重结果评价与增值评价相结合。这些政策的出台体现了中国在教育评价方面的新方向，即教育评价不仅要关注结果，更要关注教育过程中的增值和学生的实际发展，以此来推动教育质量的提升和教育环境的改善。
中医药教育不仅关乎医疗健康，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智慧，能够为全球医疗体系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中医药院校作为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地，不仅能够培养中医人才，还能够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随着中医药文化被世界认可和接受程度的不断加强，来华学习中医药的国际学生数量日益增多，此类学生的教育也成为我国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3]。然而，随着学生规模的增加，我国国际中医药教育仍面临国际化进程缓慢、招生环节受阻、教学与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4]，所以优化教学与管理模式，提高培养质量成为我国中医药国际教育的首要任务。因此，本文将在基于增值评价理论评估国际学生学习成果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的介绍下，探讨其对高等中医药院校管理的积极影响，以期将增值评价理论更好地运用于国际学生教育中，以此来适应国际化教育的需求。
2. 基于增值评价理论的国际学生学习成果评估
增值评价作为一种教育评估方法，近年来在中医药高校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用。增值评价旨在通过测量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进步和成长，来评估教育质量和效果。医学院校的增值评价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临床教学基地质量管理[5]和学生学业成就[6]等方面的效果评估上。通过分析学生在接受教育前后的变化，能够有效衡量教育过程中的增值效果，进而为高校的教学质量改进和教育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现今国际化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能力的评价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7]。而对于中医药国际教育来说，中医药国际学生学习成果评估体系作为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工具，它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中医药国际教育发展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将增值评价引入中医院校国际学生管理体系，不仅能够反映每位学生的真实学习效果，还为教育管理者提供了精准的决策依据，以优化教学内容和资源配置，提升整体教育质量。
2.1.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对增值评价的研究初期主要集中在概念引入和初步实验期，随后进入沉寂期，之后又逐渐发展并形成研究高潮。
2.1.1. 理论初期
增值评价，亦称为增值性评价，是在《科尔曼报告》的影响下催生发展而来的新型评价方式[8]，并以此报告为开端，开始运用于学校效能研究[9]。“增值”一词原是经济领域中的概念，意为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增加量，“增值评估”是对价值的增长量的评价[8]。而教育领域中的“增值”是指教育投入与学生产出间的差值，是用来评估学生发展和教育水平的一种标准[10]。增值评价作为一种舶来文化，中国教育界对其的研究最早见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地区和8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地区。1991年内地学者去参加国际学校效能学术会议，自此内地对增值评价的研究拉开了序幕[11]。1998年张兴[12]撰写了中国内地第一篇与增值评价相关的文章，提出了“增值”的概念将其引入教育评价。此外，张兴还认为增值评价是一种注重教育过程中情况改善的发展性、形成性评价，而评价的目的是评估学生的进步情况，调动师生的积极性，从而改进教学工作。增值评价的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引入和初步实践增值评价的基本概念，尚未深入到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和拓展性研究。
2.1.2. 沉寂期
在此阶段增值评价在我国的研究和实践的活跃度相对较低，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发展，相关的发文量为零。原因大致为：首先，21世纪初期，我国教育领域更关注素质教育的试点与改革，从而导致对增值评价的关注度不高[10]。其次，由于统计技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国内外有关增值评价的研究停留在模型的开发与实验阶段，模型本身尚未成熟，存在很多问题，导致研究进程缓慢。而对于用增值评价问责教师绩效以及采用增值评价解释学校效能的作用等方面，国外有些学者开始陆续提出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增值评价的推广。此外，增值评价相较于其他评价方式，对测评人员与测评技术的要求较高，然而21世纪初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学校信息技术水平仍较落后。因此这一时期国内的增值评价研究进展进入沉寂期，发展较为停滞。
2.1.3. 发展期
增值评价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应用，逐渐进入一个活跃和成长的阶段。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对教育质量要求的提高，增值评价开始被更多地探索和实践。在此阶段，增值评价经历了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变，并在不断地实践和反思中逐步完善，形成了更为科学和多元的评价体系。增值评价强调的是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进步和成长，而不仅仅是最终的学业成绩。这种方法更符合教育的长期目标，即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这既与我们国家的素质教育相适应，又与新课程改革的评价观念相一致。所以在此阶段，研究者开始关注增值评价的功能和作用。研究显示[10]这一时期的相关论文的发表量逐渐增加，相关研究大多围绕着增值评价的主体、模式和功能，呈现多元化发展的特征。
2.1.4. 高潮期
2020年，全国教育大会于北京举行，会议着重指出，教育评价体系的革新是实现教育改革新突破的关键。同年10月，《方案》[1]正式出台，其中不仅将增值评价纳入“四大评价”体系，而且特别强调了将增值评价理念作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探索重点，这引发了教育界学者的普遍关注[13]。在这一时期，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增值评价的研究文献数量达到峰值，仅仅2020年一年的核心论文数量就已达到了31篇，显示出研究的热度迅速上升。在新时代教育政策的引领下，增值评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高潮，成为教育评价改革的焦点，众多研究者开始探讨如何将增值评价与其它评价工具相结合，以促进教育评价体系的深入发展，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事业的进步。
2.2. 国外研究现状
2.2.1. 理念萌芽时期
在理念萌芽时期，教育评价开始从单一的结果评价，转变为考量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探索学校教育对学生成长的具体影响。1966年，《科尔曼报告》强调了教育机会均等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出了将教育投入与产出进行综合分析的思维，这为增值评价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石。报告中的观点促进了对增值评价方法的探索，并为高等教育领域中增值评价的初步形成打下理念基础。1970年，阿斯汀[14]提出“输入–环境–输出”模型(input-environment-output model, IEO)，他通过该模型对学生学习的输入和输出情况与大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虽并未明确提出“增值”的概念，但证实了学校环境在促进学生成长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为高校早期价值评估提供了理论支撑，进一步促进了增值理念的萌芽。
2.2.2. 实践探索时期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在此背景下，1975年美国东北密苏里州立大学的校长迈克柯兰设计并开始执行了一项针对该校的增值评价计划，该计划通过监测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经历来评估大学教育对他们发展的影响。该方案虽未系统地介绍增值的概念，但它标志着高等教育机构在评估学生成长变化方面作出尝试，为其它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宝贵参考经验[14]。1983年美国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强调了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的必要性，并主张教育应回归其核心宗旨，学校问责制度随之被提出。增值评价作为问责制度的关键工具开始被广泛采纳。到了90年代美国多个州已经开始将增值评价应用于评估教师和学校的绩效。值得一提的是在1992年，田纳西州实施了田纳西增值评价系统(Tennessee Value-Added Assessment System, TVAAS)，并通过立法程序确立了TVAAS作为评估教育工作者绩效的标准，从而在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增值评价在教育评估中的重要地位。美国田纳西州对教育评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增值价值成为西方最精确的评估手段，许多州将其用来考核学校及教师效能，同时也开启了全世界增值评价研究的浪潮。高等教育增值评价经历了从萌芽到实践的转变，强调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个人成长和进步，不仅仅是最终成绩或表现，并将评估的结果作为衡量学校责任的标准，增值评价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
2.2.3. 反思改造时期
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教育评价需求的演进，对增值评价的研究更加深入，催生了许多以增值理念为基础的评价体系和工具。例如“大学学习评估(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 CLA)”、“大学就读成果调查”(Collegiate Results Survey, CRS)和“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SSE) [14]等，这些工具开始注重学生能力变化和就读体验。而NSSE与CLA的提出与完善，标志着高等教育价值评估已从单纯地以学习成绩作为衡量标准，转向了以关注学生能力变化和就读体验为重点的新阶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增值评价已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出现了对其科学性、公平性的争论，增值评价开始步入反思改造期。为更好地完善增值评价理论，使其适应不同教育环境和需求，教育评价者一方面更深入地探讨增值评价的理论基础以更全面深化理解增值评价内涵，另一方面开发和应用新的技术方法来更准确地测量教育的增值效果。此外，研究者开始将增值评价与其它评价方式结合，形成了更全面的教育评价体系来反映教育成果。
3. 学生学习成果评估对高等中医药院校管理影响
2014年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华留学要与出国留学并重。我国留学生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国际认可度较低，有针对性地建立起完善的留学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经之路。借鉴美国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的经验，改善现有评价与管理体制，建立符合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学生学习成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适宜的国际学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势在必行。其不仅可为培养知华、友华的国际中医药人才夯实理论与实践基础，同时，在高等中医药院校管理层面，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结果对高校管理的优化、高校组织结构的调整、人才培养、为社会服务和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等方面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3.1. 优化高校的管理
学生学习评估成果在优化高校管理方面产生了显著的实践效果，主要体现在提升教育质量和数据驱动决策等方面。通过对学习成果的评估，高校能够识别教学中的优势和不足，优化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从而提升教育质量。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通过建立过程监控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教学评价体系，以此来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管理；南京中医药大学设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和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和实施教育评价，其在监测教育质量的同时，结合临床技能评估，确保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促进学生的实战能力，以确保教育质量的持续改进。此外，评估结果为管理层提供了实证数据，支持科学决策，帮助管理者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和管理策略。评估成果还可以识别出对学生学习效果贡献最大的课程或教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效率。同时，透明的评估体系增强了学生的满意度和信任感，并且高质量的学习成果提升了社会对高校的认可，提高了学校声誉。最终，基于评估成果的分析，高校能够发现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推动教学创新和管理改革，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环境。因此，学生学习评估成果在高校管理的实践应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和管理效率，还促进了师生的全面发展和学校的可持续进步。
3.2. 调整高校组织结构
在高等中医药院校组织结构的调整方面，学生学习评估成果主要应用在大学认证和专业认证、部门评价和校际比较上。认证是确保大学向学生提供符合公认质量标准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大学教育项目和服务质量的客观标准。在认证体系中，学生学习评估成果已经成为重点观测的指标，大学必须能够提供信息来证明自己的数据准确性、真实性与可验证性。此外，评估结果还常被用于部门评价和校际比较。对于大学院系来说，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评估指标比较困难。然而，学习成果评估的内容与方式多种多样，有些评估成果可以作为衡量不同专业学生学业成就的标准。如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就读经验等等[15]。在对学生学业成绩进行评估时，其结果在高校之间的对比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3.3. 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
学生学习成果评估是完善和修改培养方案的重要依据。将学生学习评估的成果运用到大学的培养过程中，可对培养方案进行修订，对学生的学习目的进行修正，从而促进课程改革，提升教育质量。因此，增值评价对改进和修订培训计划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评估学生学习成果，可帮助高校更好地制定人才培养计划。而基于增值评价的学生学习成果评估体系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全面、公正、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
3.4. 完善大学服务社会功能
大学可通过教育、研究和服务活动，响应社会的需求，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整体福祉和发展。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结果作为连接大学教育与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桥梁，有助于大学更好地履行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使命。在教育质量提升方面，通过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可确保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相匹配，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评估结果可体现学生在实际情境中应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与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一致。此外，增值评价中对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评估，有助于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并且评估结果可以为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数据支持，帮助理解教育对社会服务的贡献，做出合理的资源配置决策。
3.5. 满足国际化发展的需求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复兴的动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文化在与世界医学文化相互影响、借鉴，促进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逐步提高影响力和话语权，以国际学生为促进媒介符合国家教育开放的政策导向。中医药在人类健康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或可满足人类对未来医学模式的需求。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需要“知中医、爱中医”的国际人士与组织推广，国际学生的培养质量关乎国际教育的主流认同，国际学生学习成果评价恰恰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4. 展望
2016年7月教育部颁布《促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旨在推动沿线国家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合作。政策的实施使来华留学生的人数激增，高水平的国际人才教育迫在眉睫。而中医药文化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更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历史契机和时代任务都要求更为丰富的教育质量内涵，不只是关注于教育产出[16]。基于国际学生教育的特征，高校在培养留学生能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今后来华留学教育研究评估标准的选取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目前，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教育工作水平评价正在转移到以学生为主体。增值评价理论可带来教育思想的革新，将评价的重点从教育投入转移到以教育输出为主，培养出更高质量的高等中医药人才。建立基于教育增值评价理论的高等中医药院校国际学生学习成果评价指标体系，探寻适宜的评估方式、方法，不仅有利于提高国际学生的培养质量，丰富教育增值理论内涵，还有助于完善高等中医药院校国际学生质量保障体系内涵建设。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名称：基于增值评价的高等中医药院校留学生学习成果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课题编号：SJGY20210815。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