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代社会的价值多元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合法化危机，合法化危机关系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死存亡，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哈贝马斯在深入考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合法化危机后，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商谈理论，试图通过商谈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2. 合法化危机的实质：价值多元
哈贝马斯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集中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在这本书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是全方位的，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政治系统的合理化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社会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哈贝马斯不仅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类型，还指出了这些危机的背后逻辑。他通过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模型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危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经济系统中，投入的是劳动和资本，产出的则是可以消费的价值；政治系统中投入的是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产出的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政策和决定；文化系统中则是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产出的是能够满足民众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
2.1. 经济系统的危机
相较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变为利润率不断下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工人沦为机器生产的劳动工具，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紧密结合虽然促进了大机器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商品的剩余价值在减少，利润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哈贝马斯虽然阐明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原理，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只是资产阶级危机，资产阶级可榨取的剩余价值变少，而无产阶级在这场经济危机中的境遇却更加悲惨，完全沦为机器生产的劳动工具，进一步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综上所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危机，表现为资产阶级可攫取的剩余价值变少，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一方，境遇没有丝毫改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归根究底是科学技术发展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激化、价值利益冲突的表现。
2.2. 政治系统的危机
经济危机背后是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诱发了政治上的危机。政治系统的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化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1]。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系统的危机主要是因为政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模糊不清，政府用有形的手直接参与了经济运行过程，在民众心中，人们期待政府的干预，以期实现一种集体资本主义的规划，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平稳运行。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厌恶政府的干预，因为政府的干预与崇尚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精神相悖，政府成为了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因素，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愈加严重。
政治危机是投入和产出的双重危机，政治系统既没有获得足够的民众信任，也无法产出令民众信服的政策。从合法化危机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是与生俱来的。《共产党宣言》可以很好的说明原因，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2]。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资产阶级无偿占有了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所以无产阶级自产生开始就不会也不可能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化。不仅如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不会有任何缓和的可能性，因为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3]。可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覆灭、私有制的消失才会不复存在。在此之前，无产阶级不可能停止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和否定，无产阶级不会承认压迫自身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从合理化危机的角度来看，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能满足所有人需要时，总会有人无偿占有他人的生产资料，于是社会就会分裂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在资本主义这种“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别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统治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所以政府在产出政策时也只会考虑到资产阶级而不会顾及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政府只考虑资产阶级产出的政策自然也不会令包括了无产阶级的所有民众信服，合理化危机根源于此。
综上所述，晚期资本社会的合理化危机根源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无产阶级不会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合法化危机源于资产阶级政府在产出政策时只考虑资产阶级的利益，忽视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政治系统危机本质上依旧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激化、利益与价值观冲突的表现。
2.3. 文化系统的危机
由于文化系统是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获得投入，所以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危机就是文化系统的危机。文化系统输出的是满足民众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如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这关系着社会的平稳运行，文化系统的危机直接导致人们缺乏行动的动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遭到了质疑，个人、家庭和职业的私人性受到了威胁，资本主义中的私人性威胁是因为政府将手深入了公民的私人生活中。资产阶级政府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试图代表一切民众的利益。但是“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这种试图干预私人性的行为却恰恰是资产阶级试图以虚假的共同利益蒙蔽一切民众，但遭受到无产阶级反对的过程。
总的来说，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是包含了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全面危机，但归根究底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而利益总是与价值紧密相连，价值是表明客体对主体需要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关系，表明客体的功能和属性对于人的需求的满足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利益的冲突标志着价值的冲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冲突，是价值多元的体现。但需要说明的是价值多元问题也有其自身的层次，既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对于某物某事的不同看法或者思考和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也可以是不同阶级之间因为根本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本文在讨论价值多元问题时的立足点是后者。
3. 商谈理论对价值多元问题的解决
为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全方面的，包含了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全方位危机。面对政治系统的危机，哈贝马斯意图用商谈理论在价值多元问题上得到各方认可的共识，解决合法化危机；面对文化系统的危机，哈贝马斯意图通过商谈理论为文化系统提供足够的投入，正向促进文化系统的产出。
通过商谈达成的共识可以作为解决合法化危机以及价值多元问题的有力武器，为此哈贝马斯对于商谈的原则和要求进行了规定。并且以商谈理论的原则作为解决价值多元问题的原则，包括普遍性原则和商谈原则两个方面。同时以理想的商谈环境作为解决价值多元问题的要求，包括开放、平等和自由三个方面。
3.1. 商谈理论解决价值多元问题的原则
在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一书中，哈贝马斯详尽地论述了他的商谈理论，将商谈必须遵循的两大原则概括为“普遍化原则”和“商谈原则”。普遍化原则阐述的是回答行动规范或规则制度如何取得合法性的问题，而商谈原则则是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紧密相连，对于商谈过程中人们话语的有效性做出了规定。
哈贝马斯对于普遍化原则做出的规定是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普遍接受并遵守的规范，这种规范是为了满足每个人的利益以及预见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和副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对于规则的遵守可以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4]。哈贝马斯将这句话中的“能够普遍接受”解释为，一个所有人都能够确信他们普遍遵循的“平等的体现所有受影响的相关利益者的诉求”的规范，也就是说，哈贝马斯的普遍化原则可以被简化为：一个规范之所以有效，正在于所有相关者认定普遍遵循能够同等地体现他们的利益[5]。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聚焦的是可能与商谈有关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关注的是他们普遍承认的规则，以及这种规则又是怎么能够满足一切相关人的利益的问题。
价值多元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面对合法化危机时迫切的想要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找到合法性基础，商谈理论的普遍化原则回答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或人们的行为准则如何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商谈的普遍化原则的核心是自由与自觉，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所遵循的行动准则，并在选择之后自觉地遵循它行动。也就是说，只有获得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才具有其合法性，哈贝马斯试图用商谈调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商谈达成的共识作为社会规则的基础，以此实现民众对于现存制度的认可，寻求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法化基础。
如果说普遍化原则说明的是哈贝马斯理想的社会制度何以存在和何以产生的问题，那么商谈原则则是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紧密相连，对商谈参与者的交往行为做出规定。
哈贝马斯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所以能够对话，是因为双方都愿意让对方理解自身，并且选择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身，因此，交往行为归根究底是语言交流，也就是说，交往行为之所有可能是因为选择了恰当的语言作为交往的媒介。语言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6]。与传统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不同，哈贝马斯聚焦普遍语用学，他不研究传统语用学和语言哲学关心的语句和语境，关心的是通过语言达成的理解。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指出，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要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7]。哈贝马斯对于交往行为做出了“真实性”(truth)、“正确性”(rightness)、“真诚性”(truthfulness)的要求，只有同时满足这三项要求，行为才是有效的。具体来说，这三重要求如下。
第一，真实性要求商谈参与者说出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并且对于它的阐述也是真实的；
第二，正确性要求商谈参与者所说的内容必须合乎语法和语境，以便其他参与者能够理解和接受；
第三，真诚性要求商谈参与者的表达必须合乎本意，真实地表达自身意图，以便其他参与者能信任。
由此可见，商谈理论是建立在交往理性的话语规范之上的，也就是说，可以凭借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三条话语有效性原则最终达成商谈所追求的理性共识。
3.2. 商谈理论解决价值多元问题的要求
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的直接目的是调节各方矛盾，达成基于理性的共识。在理想的商谈环境中，商谈参与者通过平等对话，在质疑、批判、论证、修正的过程中调和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并在满足普遍化原则和商谈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具体来说，包括下述要求。
第一，所有商谈参与者应具有平等地位和权利。在商谈过程中，任何参与者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诉求和情感倾向，也可以对别人的任何意见提出批评、质疑和反对；
第二，每个参与者都拥有同等权利实施调节性的言语行为，可以自由地提出要求或和拒绝要求，做出允诺或拒绝承诺，自我辩护或要求别人做出自我辩护；
第三，所有商谈参与者必须摆脱把其他参与者视作是和自身地位相同的主体，并对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采取假设的态度，把任何发言行为和内容看作是有待检验的；
第四，商谈需要排除一切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强制。如果在资料、知识或其他客观条件限制下无法达成共识，可暂缓讨论，但任何人有权提出重启商谈。
由此可见，对于理想的商谈环境，哈贝马斯强调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开放，所有与商谈有关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学历、出身、地位、种族、民族都不会成为妨碍其进入商谈的条件；其次是自由，在商谈过程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表意语言，发表自身意愿，也可以在自由地使用解说性和调节性的语言，对于他人的一眼进行诘难、反驳和质疑；最后是平等，商谈过程中不存在既定的权威和特权阶级，不得有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理想的商谈环境的平等精神不仅体现在所有与商谈有关的人都具有平等的参与商谈的权利，还表现在所有商谈参与者在地位上的平等，在彻底摆脱了主客二分的交往模式中，对于主体来说，任何参与者都是和自身等同的主体，没有人居于客体位置。总的来说，在理想的商谈环境中，主体的交往行为没有任何限制，也不受任何强制，它代表的是一个理想的、美好的、没有任何压抑的世界。也就是说，理想的商谈环境中，所有行为的压抑都将被消除，意识形态对人的钳制得以解除，扭曲性交往行为得以纠正，交往行为真正实现了合理化[8]。
4. 商谈理论解决价值多元问题的效度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全方面的，包含了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全方位危机。商谈理论是具有普适性的理论，面对政治系统的危机，哈贝马斯意图用商谈理论在价值多元问题上得到各方认可的共识，解决合法化危机；面对文化系统的危机，哈贝马斯意图通过商谈理论为文化系统提供足够的投入，正向促进文化系统的产出。可见商谈理论是哈贝马斯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全能药。
4.1. 价值多元问题的层次
价值多元问题是有其自身的层次的，浅层的价值多元问题关乎日常生活中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这种价值多元是人们摆脱权威，试图用自身的理性思考，这是价值观除旧迎新的过程。对于浅层的价值多元问题，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倡导开放、平等和自由的理想的商谈环境，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表达自身观点，争取他人的同意，通过理性的商谈达成共识。即使这种理想的商谈环境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但是哈贝马斯提倡的平等、开放和相互理解的精神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跳出自身，站在他人角度，对于不同于自身观点采取理解的态度，从而促进共识的形成。
深层的价值多元问题指向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阶级不同、根本利益不同产生的根本冲突，在这个层次上，商谈理论就无能为力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倾轧之上的，从原始积累的三角贸易、殖民掠夺到手工业和大机器生产中对于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攫取，资产阶级是站在无数无产阶级的尸体之上去发展自身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虽然也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可以说，无产阶级自诞生开始，就肩负着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使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归根究底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斗争，所以解决办法也必然要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入手，最终实现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总的来说，解决深层的价值多元问题有两个关键的立足点，一是必须要把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出发点，二是要把消灭私有制，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4.2. 基于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价值多元
站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角度，解决价值多元问题需要具备的条件，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都不能满足。哈贝马斯思想体系庞大，著作众多，但是有一条串联他所有知识体系的主线——语言。他曾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序言中写道“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我们即已认识到，表述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它同样也是实质问题”。毫无疑问，哈贝马斯是从语言学入手构建整个知识体系的。诚然，哈贝马斯在实现西方语言学的转向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他却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将其看作是超越现实物质的最根本的世界本体，赋予了语言本体论的地位。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历史……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在马克思眼中，历史永远是物质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超越现实物质生活的精神性本体，哈贝马斯将语言赋予本体论意义的行为就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了。
马克思虽然否认了有超越的精神性本体，但他并没有否认语言在交往中的作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可见与哈贝马斯不同，马克思对于语言的研究落脚点在于实践，他认为语言是由于人们在实践中的交往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还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可见马克思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人们物质性交往的产物，而没有哈贝马斯认为的本质性和超越性。哈贝马斯人为地割裂了语言和人与人之间物质性交往，语言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但是实践，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生活，人类将不复存在，更不必说是建立在人与人交往基础上的语言了。可见，哈贝马斯整个知识体系就是建立在精神本体上的空中楼阁。
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是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合理之处提出的解决方案，旨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与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从笛卡尔的“我思”开始，西方哲学开启了一条关于主体性之路的长河，康德以先验的方式证明了作为个体意识的我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活动原则(先验统觉)，黑格尔作为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扬弃了感性的人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思辨统一。黑格尔之后的近代哲学对于人的理解更加多样，但主流的趋势仍旧是主客二分，并将人理解为独立的个体，个体之外的他人、他物对我来说都是客体，主客之间永远也无法实现统一。这种主客二分的思想统治着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价值观就建构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思想之下。
哈贝马斯看到了其中的不足，试图用主体间性突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提倡用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的交往理性代替主客二分的工具理性，但哈贝马斯在提出主体间性之时，就已经先预设了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矛盾冲突的，预设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由于“战争”的存在所以才需要相互理解，用交往理性主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从本质上来看，哈贝马斯依旧处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框架之下，默认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立的客观存在。殊不知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不再因为身处不同阶级或彼此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互相对立，每个个人的价值追求不仅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前提，而且还为他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所有个人的价值追求是统一的。马克思的共同体的理论不仅指明了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和个人与一切人之间相互统一的关系，更真正实现了长久以来资本主义主客二分观念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