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一个对“人的类本质”深化和延申的重要认识，即对“人的‘发展的本质’”的探讨。他在《手稿》这样说道，“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1] (p. 168)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的本质”一方面是对人的类本质的延伸和深化，另一方面更代表着以人的需要本性为内核的“人的发展”的本质。在他看来，人的发展作为人的一种本质，其发展的动力就是人的需要本性。正是因为人的“需要”本性才构成了人独特的“发展的本质”，这两者的深度结合不断地推动着人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
2. 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2] (p. 514)“对于‘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这个命题其实学界有不同的观点”[3] (p. 73)。有很大一部分学者排斥将人的需要与人的本性划等号，认为与其说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倒不如说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的表现形式。他们之所以持此种观点恰恰是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意，将人的需要停留在了具体的需要上了。他们本能地将人的需要理解成了动物式的需要，实际上正犯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哲学家共同犯的错误。“这种思维仍旧是主客二分的”[4] (p. 29)，并没有领会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内涵。将人的需要归于动物的本能需要，也是将需要理解为了为谋求生存而进行的活动，但这种活动是被动的物质性的。照此理解，自然不能将人的需要理解为人的本性。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恰恰不是被动的物质性的，而是人的内在要求。需要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需要而不仅仅只是物质性的需要。
“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1] (p. 533)正因为此只有人才有需要，而动物是谈不上需要的。动物拥有的仅仅只能算作本能。人是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和这种“属人的关系”，才显现出真正全面的人的本质。所以仅仅从物质的角度理解“需要”是错误的。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类本质的区别。这意味着人不仅把自己当作受客观规律支配的对象，同时还是能够主动认识自然界的主体。人是有意识的自由的主体，不仅与动物一样进行生命活动还思考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需要正是建立在这种主体意识之上的。学界对人的需要的非人性理解丧失了对现实性的超越，实则也放弃了解构现实的权力，认同了“需要”的异化形式。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马克思在《手稿》中说，“但是，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1] (p. 185)。这正是在人的意义上而不是动物的意义上说的。当然笔者也认同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的具体表现，但是笔者却不认同仅仅如此简化地理解人的需要。事实上，如果不根据人的本性那么将无法揭示出人的“需要”的深刻内涵，同时如果不联系人的“需要”也无法得出完整的人的本性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要想理解人的本性就要从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出发，即“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也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1] (p. 520)。对于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考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做出了细致的研究。马克思认为人类首要的和第一个需要就是满足对于“自然性需要”和“物质层面的需要”，人只有先维持生命的存在才能再谈其他需求。“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 (p. 519)人首先作为自然存在物，就必须需要满足其“吃喝住行”等物质层面上的基本自然性的需要。但在维持生命存在的层面上，动物与人并没有本质区别。人的需要也仅仅只是生理需求，并没有从动物本能中脱离出来。在《手稿》中马克思也表示如果人的需要始终脱离不开动物本能，或者堕落为动物性的需要，那么这就是异化的表现。劳动变成了仅仅维持生命存在的工具，而不是人的本性的自发展现。
从总体性上来看，“自然性需要”、“物质层面的需要”或者叫生理需要固然也是人的需要，但是它仅仅只是人的本性的具体表现，还不能称之为人的本性。原因是这些需要尚且还是被动的，为维持人的生存而进行的。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人的意识始终具有能动的、有意识的特征。而这种能动的有意识的行为恰恰是人类的劳动。劳动才真正标志着人超越了动物的片面性，意味着人的需要的产生。劳动的创造性不仅生产出了维系人生存的产品，保障了人的存在，还为人脱离单纯的“自然性的、物质层面”上的需要转向“社会性的、精神层面”上的需要奠定了现实基础。后者为人的实践活动开辟了广大的空间，宗教、艺术、哲学在前一个层面上是永远发展不出来的。因为人本来就是社会的存在物，个人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 (p. 519)这也说明了人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在劳动生产中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满足自身发展出来的更高层次的需要。而动物的需要是由它所属的那个种的性质所规定的，它不可能越出这个界限。“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 (p. 163)对于现实的人而言，他作为社会存在物，需要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都体现了人优于和高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而且人类也不会止步于自然需要的满足，他具有探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探索更适合自己生存的道路、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和幸福的需要，即“精神性需要”需要得到满足。这种人的意识或者人的精神追求，正是以需要本性为内核的人的“发展的本质”的力量展现。
要言之，在过去，探究人的本性会被误认为是陷入进了唯心主义的泥沼。这是因为受到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家的影响。他们只在观念的层面上抽象地研究人的本质，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研究方法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搞反了。马克思虽然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头脚倒置”的批判，但更进一步地把人的意识成因归到了物质的层面上来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思想经过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转化，科学地把人的本性还原到了客观的物质世界上。但是这一转化却不是将人的具体的生存活动视为更本质的存在，学界对人的需要的批判则正是在这个角度进行的。马克思与他们的不同在于他敏锐地观察到正是人的社会化需要的不同导致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这进一步为人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步提供了动力。人具有双重性，即人既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层面上人与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时又是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本性利用自然规律的有意识的主体(在这个层面上人与动物拉开了)，这在人的“需要”本性下被彰显了出来。同时这也揭示了马克思在《手稿》中阐述人的类本质思想时，进一步提出人的“发展的本质”的逻辑必然性。
3. 需要本性的必然指向——人的“发展的本质”
从广义上看“人的‘发展的本质’”作为一个概念是包含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整体理论之中的，它承接和深化了马克思人的类本质思想。在狭义上，结合马克思在《手稿》的原文分析，可以发现他是将“人的发展”作为了人的一种独特本质。这种人的“发展的本质”是人在追求自身本质力量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本质。那么人为何会追求自身的发展，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并最终将其作为人的本质的科学性又何在？关于这些，马克思给出的答案就是人的“需要”本性。他认为人的需要本性与人的“发展的本质”是一种同构的关系。“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1] (p. 168)马克思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导致人“劳动外化和异化”的真正原因就得明白“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由于自身的需要本性，所以必须将自己的劳动外化来满足自己所产生的需要内容。同时“私有财产”的起源又是由于人的劳动在外化的过程中被异化，而这种异化在外化的基础上最终能成为现实并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就是因为人的需要本性和人的发展本质的共同作用。因而，在劳动外化和异化的层面中，在把私有财产的起源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影响里，人的需要本性与人的发展本质都是紧密相连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在《手稿》中阐明人的需要本性时，特别谈到过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的问题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什么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对于此问题的回答，我们得首先搞清楚“私有财产”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具有的意义。马克思这样说道，“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 (p. 168)。他认为“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1] (p. 186)。即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人的生命的体现，只不过在历史运动中异化了。他指出私有财产作为外在的东西，在人的生命中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人的需要本性推动。综合涉及的这整句文字，不难看出它的积极的本质其实就是以人的“需要”本性为内核的人的“发展的本质”，即“积极本质”不过是人的发展本质的外化和显现而已。正是因为人在与动物不同的需要本性驱使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本质，因而私有财产才得以产生并且蕴含着积极的本质。因此人的“需要”本性指向着人的“发展的本质”，人的“发展的本质”的出场也有其客观的逻辑必然。
马克思在《手稿》中将作为对“类本质”的承接和深化的“人的发展本质”推到了舞台中央。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的把自己的思想称为“人的科学”：“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1] (p. 167)。正是在这部著作里，他提出了本文所关注的“人的发展本质”问题。人的“发展的本质”是人的“类本质”的深化和延伸。对于阐释人的“发展的本质”与人的需要本性之间的关系也十分重要。马克思的类本质思想即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究竟为何种活动？马克思认为这种活动就是指人的生产活动和实践活动。“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 (p. 163)这里能动的“改造对象世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而“能动的类生活”即生产活动。“自由的”表明人具备动物对自然界所不能拥有的独立和超越地位，而“有意识的”则强调了人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能动性即人的需要本性，在活动中带有人自身独有的明确目的性。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够达到的深刻揭示人与动物之间存在根本区别的作用来看，仿佛十分准确。但如果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就会发现马克思在其后的《提纲》中又提出了对于人的本质的另一个看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何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还在进一步深化，这大概是由于在《手稿》中他只是重点在生存活动的方式和手段上划清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对于以需要本性为内核的人的“发展的本质”思想还没有突出地强调出来。但虽然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本质”谈及的笔墨不多，我们也不能抹杀马克思对这两者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人和动物在生存活动上的区别仅仅是最基础的，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存在物必然会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5] (p. 24)。人的存在目的除了生存，还有理想与价值追求等。这些追求都是人的需要本性所驱动的，人在这种本性的驱动下形成着自己“发展的本质”。马克思在《手稿》中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在阐述人的“类本质”的同时，引出“人的“发展的本质””。因而，“人的发展本质”其实非常清晰，它是由人的“类本质”进一步延申出来的。只要我们正确理解了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特性，就必然承认人会在需要本性的驱动下将前者进一步引申到人的生命活动中来，使自己的“发展的本质”得以展现。
马克思在分析私有财产的起源及其积极本质、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的类本质等过程中，阐明了人的需要本性与人的发展本质难分难解的关系。指明了人的需要本性必然会指向人的发展本质。正如张奎良指出：“人的这种本性作为人的发展本质是人与生俱来的，人之为人，只要人具有类本质，就必然会把自由和有意识的特性延申到人的需要上，提升需要层次，提炼发展本质。”[6] (p. 153)所以，“人的发展本质”总体上作为对人的本质的补充，与人的类本质相互融通、互相补充，两者同等的重要。在我们正确把握人的本质问题上，两者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人们对这一概念长此以往进行的忽视，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对于人的“发展的本质”的内核(人能否具有“本性”)的争论，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人们对“需要”的正当性的论争。
4. 正当的需要——人的发展本质的合理内核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能够清楚人的“发展的本质”其内核就是人的需要本性。因而人的需要本性在人的“发展的本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人的需要也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马克思认为人的正当需要是“非异化的需要”，就是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需要。过去对人的“发展的本质”的忽视，主要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本性被完全异化地表现了出来。而学界简单地将将贪婪、自私自利等人的肉体欲望视为人的需要，实际上也是接受了这种被异化之后的人的需要本性。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上看，人的需要本性只要不被异化，那么其自然就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但是显然异化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劳动的异化带来了对人的需要的异化。马克思说道“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1] (p. 158)。劳动本应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本性而产生出来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越是劳动则越是被占有。劳动退化为了谋生的手段而不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反感劳动，认为劳动是资本家压迫人们的工具，如果人不需要为生存发愁，人是不需要劳动的。但是这种观点是与马克思的劳动观点相违背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从来不是异己的，而是人为了自身的发展自发的要求。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是人通向自我发展的必经之路。这在马克思论述共产主义的劳动中阐述得淋漓尽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完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 (p. 185)。所以，在以往当人们还不能够正确认识人的需要本性和发展本质的时候，总是贬斥自己需要的正当性，更有甚者将其与贪婪、自私自利等人的欲望相联系。这使得我们很容易在正确的前进道路上扼杀自己的本性，导致自己缺乏指引和支撑自己本质力量得到发展的动力，最终往往不利于人自身的发展。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片面的自然性需要，也不是人的需要本性。贪图享乐，声色犬马在马克思看来从来不是实现自我发展的方式，更不用说实现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更“高级”社会性的需要。这种需要为人的“发展的本质”注入了合理的动力。因而，我们需要正视“需要”，推动人的“需要”本性正确地向人本身的回归。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正当需要也就是避免人的需要落入到异化之中。
现代社会对人的需要的推崇，使得人满足自己“需要”的愿望越发强烈。但是需要作为人的本性的一面却被抹杀了。近年来“消费社会”的兴起、“消费主义”的陷阱、“享乐主义”的盛行等，对于阐明不正当的需要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畸形发展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例如，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一书中就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消费和丰裕为特征的社会中。“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7] (p. 1)但这种“消费”和“丰裕”却并没有为人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正向作用。他认为消费行为并不是一种个体的、理性的行为，而变成一种社会(控制的)行为。“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的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7] (p. 63)原本的消费是为着人，为着满足人的需要。而如今人们的需求却变成从来都不是对某一物品的需求，而是对差异的需求，对社会意义的欲望。消费从来消费的也不是物品的本身了，消费中人们更在意的是附着于物品之上的符号。“必须要理解这种区分鉴别的社会逻辑是分析的基础，而且正是在对物品使用价值(及与之相联的某些‘需求’)进行贬低的基础上，才能把物品当作区分素、当作符号来开发—而符号是对消费做了特定规定的唯一层次。”[7] (p. 75)“消费社会”勾起人为了实现自己“需要”的动力，不断的发展本身，将“现实的人”变为“消费者”。长此以往人们的“需要”被虚假的创造出来，同时也被“符号”所营造出来的幻象所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发展的本质”只能演化成一种畸形的状态或者不复存在。因而，“消费”原本作为对满足人的物质性需要、精神性需要等的活动，却在消费异化的统治下、人们对满足自己虚假“需要”的追求下，渐行渐远。也正如《消费社会》书中所说：“因此，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心的情况下生活着”[7] (p. 11)。所以，我们不能将所有的“需要”都视为人所必须的，“需要”也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我们需要看到，一方面如果人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人就会处于“行尸走肉”的状态，人生变得毫无动力可言，进而正视人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人的正当“需要”如果没得到满足的情况，也就是人的不正当需要被满足的后果(消费者的异化状态)，继而认真的辨别自己的“需要”是否正当。
综上所述，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与学界过于简单地将贪婪、自私自利等人的肉体欲望视为人的需要，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在现实中人的劳动被异化了，进而人的需要也被异化了。在马克思看，劳动应该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实现自我的途径，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劳动却被异化了。我们看到现代人开始厌恶劳动、反对劳动甚至将劳动视为压迫自己的对象。人从与劳动的同一中退了出来，劳动变为了压迫。人们再也无法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说在未来世界即使没有劳动也要创造劳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劳动、人的需要与人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这种劳动本身的异化反映的是人的需要的异化。人的内在需要不再作为推动力促进人的劳动，人开始为了劳动之外的需要开始劳动，即生存。当生存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劳动也就不可能再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也不可能是与人的需要相连接。人的本质需要退化了，需要仅仅变成了纯粹的动物需要。这种劳动的动物化实际上正是劳动的异化的表现形式。人在劳动中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也无法实现自我的发展，这是与异化社会或者说消费社会对人的需要的贬低与矮化相关的。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对正当需要(非异化需要)的追求，就是能够促使“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能够得到满足的需要。就是能够使得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等诸方面的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能够得到满足的需要。我们理应将人的所有的对于这种目标实现的需要活动，纳入到人的正当的需要范畴之中，并努力推动着这种需要的满足。
5. 结语
在对人的“发展的本质”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人的发展本质是人的类本质的深化和延申，人的“需要”本性并不是简单的物质性需要。同时人的本性再也不是形而上学层面上的了，人的本性始终与人的需要相联系。纯粹的动物性需要并不能将人与动物分割开来，这种需要类型也是异化劳动的体现。正当的人的需要应该是非异化的，是能够展现出人的本质力量的，即能够促进自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只有这种正当的需要才能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能够将人的需要从消费社会的异化中拯救出来。在消费社会和异化社会中，人的需要偏离了人的本性，这也让发展陷入了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漩涡之中，人的“发展的本质”随着需要的异化同时异化了。所以，只有对人的需要本性有了正确的认识，人的“发展的本质”才能真正地具有可靠的依据，新时代的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生活得更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