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青年学生较早接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想道德与法治》处在高校思政课体系的“绪论”位置，起着扣好高校思政课“第一颗扣子”的关键作用。任何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都离不开必要的“灌输”以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不跑偏、不走样，但实现“灌输”的方法却要具有启发性，便于学生的理解与接受，并培养辩证思维，通过辩论输出观点形成碰撞和交织，做到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基于这样的理论前置，可建构“灌输–启发–辩论”式的课堂建设与实践模型结构，凝练形成“政理–学理–事理–情理”贯通的课程认知框架，在完整的逻辑链条统合之下实现对青年学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的塑造。
Abstract: As a young student’s earlier contact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deological Morality and Law” is in the “introductory” position in the system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deducting the “first button” of th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las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necessary “indoctrin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not biased and does not go out of shape, bu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doctrination” method should be inspiring, easy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and cultivate dialectical thinking, through the debate Output viewpoints to form collision and intertwine, to achieve the indoctrin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unity.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predecessor, we can construct a model structure of classroom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style of “indoctrination-inspiration-debate” and condense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the curriculum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s-academics-substance-situational-sensibility”, so that we can achiev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worldview, outlook on life and emotions for young people and students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a complete logical chain. Under the unity of a complete logical chain, we realize the shaping of young people’s worldviews, outlook on life, values,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1. 引言
《思想道德与法治》在高校思政课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其主要任务是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提升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课程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判断和态度倾向，深化该课程的建设与实践研究显得紧迫而重要。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1]，这为包括《思想道德与法治》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指明了方向。一方面，让青年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认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必要的“灌输”；但这并不等同于“硬灌输”，而是强调对新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坚持，表征着对共同价值的弘扬。另一方面，只有在此之上实现“启发”，才能调动青年学子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其独立思考和广泛探索，进而有效塑造他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此外，在思政教师有效启发青年学生之余，还需通过专题学习、问题探讨等形式调动他们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辩论”，即主动输出自己对于“德”“道”“法”的理解并同他人进行交流探讨，实现课堂以学生为本位的价值旨趣，进而帮助大学生辨析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为此，应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需要和教学实际情况建构“灌输–启发–辩论”式的课堂建设与实践结构模型，沿着层层深入、逐级传导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路，力求培养明事理懂法治、厚植家国情怀的新青年，并打造精品思政课程。
2. 文献回顾
2.1.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改革研究
一是红色资源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探究。张微、焦亚男(2022)论证了红色资源有机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四大原则：政治性原则、理论性原则、思想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并提出高校应当紧密结合所在地区的特殊性问题开展探索[2]。陈琳静(2023)从区域视角聚焦拥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新疆，认为新疆红色资源有助于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与民族自豪感，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挖掘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契合点，丰富《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实施方式[3]。郭晓亮(2021)从锦州地区丰富的红色资源出发，论证了区域红色教育资源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实践教学的学理与实践价值，并从校地联合、校内校外协同推进、科技创新等角度提出对策[4]。
二是《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材建设研究。吴珊妮、唐俊峰(2023)认为2021版《思想道德与法治》教材承继了2018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反映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最新进展，并从目标指向、内容呈现、功能定位、表现形式等维度进行详细阐释[5]。吴琼(2021)提出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人才是新时期《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价值定位，而以此为视角可以发现当前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诸多不合理，应当通过科学规划教材、完善教材内容能够有效解决教什么的问题[6]。
三是信息技术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互动研究。周菊菊(2023)从教育评价与课程考核入手，围绕省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提出了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的M-P-G课程考核模式，在教育评价改革上做出了积极探索[7]。赵丽(2023)则聚焦“互联网+”思维，认为“互联网+”思维这一全新改革蕴含突破、开放和创新，将从内容与形式上极大赋能《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育人效果，改变呈现方式并激发学习热情[8]。张瑜、贾经铭(2022)以清华大学《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为改革试点，依托信息技术逐步建立起以专题教学、小班研讨、“雨课堂”学习和网络讨论为主要环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成长[9]。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志愿服务、校地合作、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等角度开展广泛的改革探讨。
2.2.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一是以党的重要思想理论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研究。吴满意、唐良虎(2022)主张《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应当承担起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重要使命，要组织青年学子认真学习文件精神，从顶层设计、基本观点、重大意义、基本方法等维度融入课程教学[10]。崔淑芳、宋建容(2023)从“四史”教育出发，认为可从“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道德观教育”“法治思维教育”等七个方面探求“四史”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切入点[11]。关明(2023)则聚焦党史学习教育，认为可以深入挖掘党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探索党史教育融入课程的教育耦合性，并为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程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建设提供学理依据与借鉴参考[12]。还有学者从伟大建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维度开展论证。
二是各类教学技巧嵌入《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实践研究。常瑜(2023)阐述了案例教学法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中的必要性，强调了案例选择应当分类选择讲授型、讨论型、演讲型、表演型、辩论型案例，提升课堂授课效果[13]。邱燕、李加武(2022)认为叙事教学作为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契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其嵌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须从精心选择故事、生动叙述故事、组织学生讲故事和引导学生评故事四个方面着手[14]。谢丽君(2022)提出参与体验式教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体验性，其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能够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应当注意应用思路、机制、形式、载体和模式，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15]。
三是法治思维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的拟合研究。肖璐(2024)指出培养大学生讲好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讲活社会主义法治道理是《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重要任务，应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机融入课程教学，结合教育教学规律，重视教学原则、教学目标的科学设计[16]。龚雪娇、郑崇玲(2023)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何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重大原创理论，并提出应将其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积极探索“德法结合”教学新模式，并对这一模式的应然范式开展了详细论证[17]。郑安阳(2023)从《民法典》与《思想道德与法治》的互动入手，主张《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应当遵循新版教材的体系，讲明白民法典在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贡献，进而有效扩充《思想道德与法治》的语料库[18]。
当前学界针对《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形成了多方面的探索与论证，是开展教学改革的基础。然而，从思想政治教育课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至少还存在以下尚待完善之处：一是对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研究尚显单薄。既有研究虽有对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的理论探讨与教学实践，但较少鲜明阐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更未结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实际并将其转化为教学理论和改革理念，存在实践先行但说理不清的情况。二是既有研究结论的应用性有待检验。通观既有研究，较少围绕《思想道德与法治》建构具体的教学模型或实践框架，可行性尚且存疑，且在个案研究较为普遍的情境下，相关研究结论是否能否适用于不同高校、不同专业学生也尚待论证。
3.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改革的三个维度
3.1. 宏观层面：以专题教学补充教学内容，协调灌输与启发关系
宏观维度上，教学改革实践聚焦作为指导思想的方法(即“思想政治教育原则”)，通过引入专题教学补充既有教材(《思想道德与法治 教学分析与设计》2023年版)的教学内容，融贯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多学科交叉趋势。所谓专题，是指专门进行研究或讨论的题目或主题。专题研究具备鲜明的问题导向：一是专题教学确定的题目设计即为将要开展论证的问题；二是各个专题教学的内容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例如每个章节组合后形成教学大纲，设置上则要求做到层次鲜明、逻辑清晰；三是专题的选择、凝练应当集重点、难点、亮点于一身，必须具备一定争议性、可探讨性、典型性和合理性。概言之，专题是教学过程中的“中心问题”，所有的教学环节、方法都必须据此而展开，也正因此往往容易在开展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突破学科边界(例如思想政治与法律、技术、历史、文化的结合)，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多学科整合趋势。深以观之，学生在围绕某一专题开展独立思考的过程中，也更能开拓思维和视野，结合自身经历理解教师所要传达的教学内容和精神，是一种思想启蒙的过程[19]。以此为理论前置，可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过程中，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尊重青年成长成才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特性的基础上，对应设计每一章节的专题教学，力求在宏观层面协调好“灌输”与“启发”关系，并与具体的教学目标相对应。如在绪论“担当复兴大任 成就时代新人”中，融入专题“清华大学与南翔技校之比较”，引导学生思考并讨论两校校长讲话的道与理，在比较两所截然不同教育机构的过程中揭示大学生活特点，启发学生尽快熟悉大学新生活。
3.2. 中观层面：以问题教学法突破教学难题，建构灌输与辩论逻辑
中观维度上，教学改革实践聚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总和的方法(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通过嵌入问题教学法(Problem method)突破《思想道德与法治》乃至所有思政课程面临的教学难题。问题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设置具体的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提出并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手段，这里的问题通常是具备很强争辩性的难题[20]。申言之，难题才能区分“灌输”与“启发”，也更能引发学生开展自主的争辩或论证，而这种区别正是建立在价值观的差异性基础上。问题教学法最早由美国教育学家杜威(J. Dewey)首创，他主张在教育过程中开展“无灌输的道德教育”，进而有逻辑地梳理逐渐浮现出来的有启发的观念，并通过确立假设和实验性行为，形成被教育个体主体性、逻辑性的思维能力[21]。基于这样的方法厘清，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由教师作为《思想道德与法治》的设计者，构建某一具体情境并嵌入难题，让学生在价值观冲突(并非简单的是或否、对或错，即不存在价值观(价值系统)上的根本差异，而是在两种正向价值或道德之间进行选择或博弈)中开展独立思考，并通过分组讨论、观点展示、集体投票等方式激发学生进行论辩、探索的积极性。例如拟在第三章“继承优良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中设置对“小粉红”现象透视的情境探讨，让学生认识并辩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显然，这种情境设置是十分贴地且具备争辩性的，一方面，“小粉红”就存在于学生社交圈周围，另一方面，学生本人可能就是“小粉红”或对“小粉红”现象形成了一定看法。概言之，在嵌入问题教学法的过程中，教师作为情境设置的主导者，承担着设计论证、引导辩论的角色，而学生作为具体情境的辩驳者，将在观点碰撞中深化对道德、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并从不同层面对原有的知识体系开展反思，进而建构了《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中灌输与辩论的互动逻辑。
3.3. 微观层面：以共同价值命题为基础优化教学技巧，促进启发与辩论统一
Figure 1. Three dimensions of curriculum reform
图1. 课程改革的三个维度
微观维度上，教学改革实践聚焦作为具体操作技能的方法(即“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通过探索与《思想道德与法治》等思政课程最为契合的教学方法，引导和启迪学生在实践辩论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共同价值理念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1]。”在这一嘱托的指引下，作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思政教师要讲好新时代的思政故事、唱响新时代最强音，则必须大力革新与现行教育形势不相契合的教学方法与技巧，避免出现生硬的知识灌输、劣质的思想宣传、笨拙的课堂表演和夸张的思政作秀等情况，更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与践行为基准，通过启发式教学方法让学生在独立思考、彼此辩论中寻求建构一个稳固的价值坐标体系。反向观之，如果关乎道德、法治和价值观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只能诉之于政治话术或权力意志，之于青年学生这一充满活力和理性的受众而言，无疑将导致其思政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更可行的做法是以共同价值为主线，通过励志法、明理法、创境法、激情法、辩论法等启发式教学技巧为工具，润物无声地树立并强化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这就需要我们客观看待共同价值与教学技巧之间的关系。为此，可以共同价值命题和教学技巧的互动逻辑为对应关系，建构“启发”与“辩论”在微观层面的实施路径，进而探求不同的教学技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例如在第六章“学习法治思想 提升法治素养”中嵌入引入法家之“法”与法治社会之“法”的比较专题，通过教师提出问题的设疑法，故意混淆两种“法”的归谬法，让学生分组讨论并展示的辩论法，进而澄清法治本质并引导坚持依法治国的明理法，实现教学技巧与共同价值(法治)的逻辑共契，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启发与辩论的融贯。(见图1)
4.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改革的主要创新
4.1. 实践创新：在课程建设与实践改革中建构“灌输–启发–辩论”式的结构模型
基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在高校开始的普遍性，应充分注重课程建设与实践改革的普适性、共通性，通过建构“灌输–启发–辩论”式的结构模型，力求以较强的可复制、可推广性扩大社会影响和育人成效。一方面，重灌输轻启发会扼杀作为受教育者的青年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重启发轻灌输则可能使得尚处三观树立时期的青年学生被不当思潮影响，进而导致多元文化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只有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才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方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过程贯彻和践行[22]。此外，面对思维活跃的青年群体，专任教师还需充分尊重其主体地位和独立思想，给予充分的观点表达空间，鼓励不同观点之间的思维碰撞和思维辩论，实现内化吸收到外化输出的过程。正基于此，教学改革实践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与实践中建构“灌输–启发–辩论”式结构模型，实现“教师引导–师生探讨–学生辩论”在课堂中的融贯，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基于这样的设计理念，所建构的结构模型几乎可在所有高校中得到应用和推广，进而有效克服既有研究和实践的不足，为推动我校乃至我省思想政治教育课改革与创新贡献一定智识。
4.2. 视角创新：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实现灌输、启发与辩论相统一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等八个方面的要求下，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改革创新的方向逐渐清晰。高校思政课教学坚持灌输与启发相统一，是思政课实践认识的产物，它经历了从灌输性为主到启发性为主、再到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演化到融灌输、启发与辩论于一体的教学模式的转变。换言之，教师既要承担灌输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要做好启发的精心准备，还必须调动学生对共同价值观的议题开展辩论，从而使学生在灌输过程中受到启发进而实现观点的内化和外化，达到以理服人、以文化人的目的[23]。为此，教学改革实践既注重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强调学生主体地位，使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协同推进。项目组成员将从重构教学体系、革新教学方法和创设教学环境三个方面入手，注重教学方法的守正创新。例如，在专题学习中，教师通过抛出精心选定的某一主题，让青年学子带着研究性学习的视角深入，鼓励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以团队合作等方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深度参与式的学习过程，使得学生们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表达被尊重，并且调动学生们对与己不同的观点的辩论[24]。这种选定主题(灌输)、广泛讨论(启发)与相互交流(辩论)相融贯的教学模式，将进一步拆解《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的情与理、道与法，使得学生更容易吸收和内化，并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中感悟人生。
4.3. 方法创新：扭转课程建设惯性，实现不同学科内容在实践中的融贯
在开展《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时，针对每一章节的内容设置对应的专题学习，专题是教学过程中的“中心问题”，所有的教学环节、方法都必须据此而展开，也正因此往往容易在开展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突破学科边界(例如思政与法律、技术、文化的结合)，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多学科整合趋势。事实上，这种多学科整合趋势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实际是逻辑共契的，原因在于这一课程本身就面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知识给出独特解答，并启发同辈学生，进而实现观点之间的碰撞与辩论。以深圳技术大学为例，目前学校设置的26个专业涵盖了工学、理学、管理学、艺术学、文学等五大学科门类，显然，工学与文学专业的学生对于“小粉红”现象给出的解答是截然不同的，这就使得观点之间的交流与探讨成为可能。正基于此，力求以专题学习为引，扭转过去课程建设中以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为中心的弊端，让学生在章节学习中围绕某一给出的特定议题积极思考，并结合自身知识结构给出自己的解读[25]。如此方可突破学科之间的刚性壁垒，让学生不仅能够感悟教学专题背后所要传达的意义，更能进一步理解他人观点的来源和差异，进而走出自己学科的“象牙塔”，开拓视野，帮助学生深化理论认识、完善系统思维、锤炼实践品格。
5.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改革的实践成效
5.1. 主体维度：培养明事理懂法治、厚植家国情怀的新青年
从高校思政课的性质分工上看，作为青年学生较早接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想道德与法治》处在高校思政课体系的“绪论”位置，其主要任务是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提升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直接关系到学生对高校思政课的形象认识。为此，《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与实践改革必须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根铸魂为基本目标，把握好“守正”与“创新”之间的互动逻辑，处理好“灌输”与“启发”之间的辩证关系[26]。以此为前提，《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才能向学生讲好以此讲好人生选择故事、理想信念故事、精神追求故事、价值选择故事、道德修养故事和法治素养故事，让学生在一个个章节学习、一次次专题学习、一轮轮问题辩论中产生高度认同，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凝聚多方合力实现青年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内化与外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听党话、跟党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勇担历史重任、坚定历史自信、明事理懂法治、厚植家国情怀的新时代青年学子。
5.2. 课程维度：以“灌输–启发–辩论”式赋能打造具有显著标识度的思政“金课”
从课程建设与改革来看，在明确课程建设目标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灌输–启发–辩论”式一体化的结构模型，凝练形成“政理–学理–事理–情理”贯通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认知框架。以此为理论基础，《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与实践改革倡导互动式教学向差异化教学迈进，在发挥学生主体性的过程中提升育人的精准度，解决“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问题，旨在提升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使其对经验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系统的理性认识体系。具言之，在专题学习中通过“事理情交融式教学”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在问题探讨中注重引导不同认知水平的学生之间进行思想交锋，在课堂辩论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思维水平，进而启发学生超越既有知识框架，生发出新的思考、知识，从而转化为德性、信念。课程以人生观、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法治等为主体内容，在充分考虑学生现实关切、学习基础、教学喜好的前提下，建构“灌输–启发–辩论”一体化交叉融合的课程建设模式，将教师讲授、课堂讨论、专题探讨、分组展示、当堂辩论等有机结合，采取讲解、讨论、比较、精读、分析、点评、辩论等多种方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学的全过程，致力于结合本校办学定位、学生情况和人才培养要求，打造成为具有显著标识度的思政“金课”。
基金项目
深圳技术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灌输–启发–辩论’式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41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