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美两国之间逐渐从竞争转变为对抗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压力增大。畅通国内大循环,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刻不容缓。而在全面推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形势下,消费在“三驾马车”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充分挖掘农村中的内需潜力、提升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并优化消费结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不断深入,“互联网+”模式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互联网商业平台也将更加快捷便利的消费方式带给了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线上支付比例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了主要支付手段,而这则得益于“宽带中国”、“宽带乡村”等政策的不断实施,以及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落地生根发展。因此,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以及深入探究其影响机制很有必要。
当前,针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主要从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直接促进效应和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具体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两方面展开。一方面,现有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互联网使用、互联网素养、网络零售以及移动支付等内容均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在各个方面的消费水平。同时,有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表现出许多的异质性:在用户方面,对非低保户群体的影响比对低保户群体的影响要更大[1]。具体地,从家庭收入水平角度来看,互联网使用对中低收入家庭和中高收入家庭产生影响的消费类型有所不同[2];从用户年龄层次角度来看,互联网促进消费对青年人的影响强于中年人,而对老年人的影响不显著[3] [4]。而从消费类型角度来看,较基础生存型消费而言,发展享乐型消费受互联网使用的促进作用更明显[2];也有研究从性别角度进行分析,发现在农村地区由于男性在家庭中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更大,互联网相关设施对农村男性的消费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农村女性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5]。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从机制层面进行具体因素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从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以及互联网发展投资环境等角度进行分析[6]。互联网素养是使得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增加、升级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作用机制方面,互联网素养主要通过提高选择偏好的多样性、对信贷约束的放松和对收入预期的强化这三条路径进行影响,也能通过改变居民家庭消费方式、升级消费理念产生影响[7]。网络零售作为互联网使用的方式也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其中,网络零售创造线上需求的作用要强于转移线下需求的作用[8]。在文化消费方面,有学者研究发现,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其能够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提升认知能力、增加公共文化的服务满意程度三条重要路径推动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增加。并且,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9]。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学者们主要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具体项目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机制的研究则相对欠缺。鉴于此,本文基于我国2013年至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就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机制、结构性问题和异质性进行深入分析,为更好地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效应提出建设性建议。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消费的影响大多以全体居民消费为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更加具体细致。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实证中引入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这一变量,并引入地形起伏度作为内生性分析的工具变量。三是在研究内容上,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等方面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并从多角度探究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特征。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直接影响效应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首先,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能够提供更便捷的交易渠道,使农村居民能够直接从网上购买商品和服务。与传统购物相比,线上交易能够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效率、提高消费便捷性,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其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能够使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更加普及和便捷。通过数字金融服务,农村居民可以更容易地获得贷款、保险等金融产品,从而提高消费能力,实现消费需求。最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够通过推动数字技能培训和教育的发展,使农村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和提升素质水平,进而追求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提升消费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2.2. 间接影响机制
1. 提升农村居民收入
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提升居民收入。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数字化发展能够给农村居民提供创业和就业平台,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农村电商和在线农产品销售等渠道进行创业,数字化发展还能够增加就业机会,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村居民就业数量与质量,提升其整体收入。
另一方面,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直接关系。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可支配收入也随之增加,这将直接推动消费支出的增长。且收入的提高不仅能够增加总消费量,还能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不仅会增加农村居民对基本生活用品的消费,还会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使其增加对家电、教育、医疗和文化娱乐等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2. 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和关键驱动力。第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直接提升互联网普及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使更多用户接入互联网,尤其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这缩小了城乡差距,能够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广泛的用户基础。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升网络质量。快速稳定的网络能够优化用户体验,提升用户满意度,并能够为直播带货等新兴电子商务模式提供必要支持,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第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创新与多样化。在技术支持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支持电子商务平台和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并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和产品。
而电子商务发展能够在多方面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一是增加消费渠道和选择。在电子商务平台中,农村居民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接触到更多品牌和高品质商品,这能够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渠道和选择,满足了农村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二是进一步降低消费成本。电子商务平台减少了商品从生产到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环节,商品价格更加透明,还能通过大规模物流体系的建立和优化降低物流成本,使农村居民享受到更高效的配送服务。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本文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旨在探究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受网络基础设施、收入情况、年龄结构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为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情况,本文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1-1)
式(1-1)中,
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表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表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其他变量集合,
和
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
为待估参数,
为随机误差项,下标中,i表示样本省份,t表示年份。
为进一步考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引入中介变量农村居民收入(Inc)和电子商务发展(EC),构建如下模型:
(1-2)
(1-3)
3.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消费
,选取指标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将进一步讨论生存型消费、发展享受型消费两类分项支出的变化情况。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选取的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参考聂昌腾(2022) [9]的研究,本文选取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
指标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代理变量。
3. 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的中介变量如下:一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Inc):选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各省市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二是电子商务发展水平(EC),选择电子商务销售额来衡量各省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4. 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干扰,参考杜鹏和娄峰(2023) [10]的做法,本文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一是经济发展水平(GDP),宏观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各项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地区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之比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二是经济开放程度(Open),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国内居民接触世界不同地区商品的机会就会更多,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居民消费,本文采用本地进出口总额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经济开放程度。三是产业结构(IS),产业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支出的绝对值和结构均会产生影响,本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GDP比例来衡量产业结构。四是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现有研究中存在一定争议,但一般认为人口年龄结构情况与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关联,本文用少年抚养比
和老年抚养比
两个年龄结构变量指标来进行衡量。五是政府财政支农水平,不同地区间的国家财政支农投入存在差异,本文采用农业、林业和水务支出占地方GDP的比率
这一指标来进行衡量。
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数据为中国2013年至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不包括上海和西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EPS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为了增加数据平滑性,对部分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具体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变量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观测值 |
被解释变量 |
Con |
9.335 |
0.328 |
8.565 |
10.22 |
290 |
核心解释变量 |
Neti |
5.299 |
1.292 |
−0.622 |
7.353 |
290 |
中介变量 |
Inc |
9.523 |
0.358 |
8.629 |
10.53 |
290 |
EC |
7.651 |
1.312 |
3.563 |
10.77 |
290 |
控制变量 |
GDP |
0.999 |
0.413 |
0.471 |
2.343 |
290 |
Open |
0.244 |
0.240 |
0.008 |
1.517 |
290 |
IS |
0.488 |
0.084 |
0.320 |
0.839 |
290 |
Young |
0.235 |
0.060 |
0.122 |
0.363 |
290 |
Old |
0.161 |
0.043 |
0.087 |
0.288 |
290 |
Fin |
3.155 |
2.017 |
0.676 |
10.93 |
290 |
4.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4.1. 基准模型回归
考虑到不同省份的地理、经济因素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进一步控制省份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以增强估计结果可靠性。观察表2列(1)和列(2),发现不管是否引入控制变量,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进一步地,观察表2列(3)至列(4),可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两类分项支出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能够增加农村地区的信息获取和市场接入水平,并通过增加收入和就业机会、普及金融服务、改变消费观念等多种方式为农村居民消费提供充足动力。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假说1得到初步验证。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农村居民消费 |
总支出 |
食品烟酒 |
生活用品 |
网络基础设施 |
0.309*** (6.54) |
0.113*** (4.46) |
0.120*** (6.70) |
0.118*** (4.27) |
控制变量 |
否 |
是 |
是 |
是 |
个体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时间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个体数 |
29 |
29 |
29 |
29 |
样本数 |
290 |
290 |
290 |
290 |
调整R2 |
0.670 |
0.911 |
0.881 |
0.814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值,下同。
4.2. 稳健性检验
为使得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得到进一步保证,本文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核心变量指标,考虑到农村地区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交易是通过现金进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二是更换计量方法,采用动态面板模型中的系统GMM法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三是排除极端值影响,对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双边1%的缩尾处理。观察表3,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与基准回归相比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表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表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
(1) |
(2) |
(3) |
农村居民消费 |
替换变量指标 |
更换计量方法 |
排除极端值 |
L.农村居民消费 |
|
0.570*** (20.18) |
|
网络基础设施 |
0.121*** (4.43) |
0.0114* (1.79) |
0.128*** (5.46)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个体固定 |
是 |
是 |
是 |
时间固定 |
是 |
是 |
是 |
个体数 |
29 |
29 |
29 |
样本数 |
290 |
290 |
261 |
调整R2 |
0.910 |
|
0.919 |
AR (1) |
|
−3.8365 [0.0001] |
|
AR (2) |
|
1.6141 [0.1065] |
|
Sargan |
|
27.0618 [0.9725] |
|
注:方括号内为对应统计量的P值。
4.3. 内生性处理
本文进一步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较强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于志慧和何昌磊(2021) [11]的研究,将地区地形起伏度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工具变量。由于地形起伏度为不随时间变化的截面数据,无法直接用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故与时间虚拟变量相乘来构造面板工具变量。一方面,地形坡度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地形坡度与较高的区域不利于修建基础设施,限制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地形数据作为自然地理变量,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性相对较低,不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这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综上,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较为合理。通过检验可知,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识别问题,满足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要求。回归结果见表4,观察可知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Table 4.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2SLS)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2SLS)
变量 |
(1) 第一阶段 |
(2) 第二阶段 |
(3) 第一阶段 |
(4) 第二阶段 |
IV |
0.109*** (17.33) |
|
0.062*** (10.34) |
|
网络基础设施 |
|
0.360*** (16.33) |
|
0.148*** (5.43) |
控制变量 |
否 |
否 |
是 |
是 |
个体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时间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个体数 |
29 |
29 |
29 |
29 |
样本数 |
290 |
290 |
290 |
290 |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
51.474 [0.0000] |
34.156 [0.0000] |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statistic |
300.287 |
106.980 |
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下的临界F值 |
16.3800 |
注:小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t值(第一阶段)和z值(第二阶段)。
4.4. 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参考江艇(2022) [12]提出的两步法检验,从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两个方面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1. 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路径
为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展开机制检验。由表5列(1)和列(3)结果可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且农村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也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这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途径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综上所述,本文所提假说2得以验证。
2. 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路径
为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助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作用,本文以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验。表5列(2)与列(4)结果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系数也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综上所述,本文所提假说3得以验证。
Table 5.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表5. 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
(1) 居民收入 |
(2) 电子商务 |
(3) |
(4) |
农村居民消费 |
居民收入 |
电子商务 |
网络基础设施 |
0.131*** (6.20) |
0.295*** (3.72) |
|
|
中介变量 |
|
|
0.880*** (13.95) |
0.103*** (3.62)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个体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时间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个体数 |
29 |
29 |
29 |
29 |
样本数 |
290 |
290 |
290 |
290 |
调整R2 |
0.918 |
0.671 |
0.973 |
0.899 |
4.5. 异质性分析
对于不同类型的消费支出以及不同地区的消费情况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将从消费类型和地区两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
1. 消费类型异质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分类方法,农村居民消费具体可分为食品烟酒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八个大类。其中,生存型消费包括前三种,发展享受型消费则为后五种。根据以上分类,本文进一步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观察表6列(1)和列(2)可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享受型消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对发展享受型消费的估计系数要略高于对生存消费型的消费系数。可能的原因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电商平台的普及,催生了新的消费模式,这逐渐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使其倾向于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享受型消费。
2. 地区异质性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地区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均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异质性。观察表6列(3)至列(6),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则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网络基础设施具有边际递减效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故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这些地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6. 异质性分析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农村居民消费 |
消费类型异质性 |
地理区位异质性 |
生存型消费 |
发展享受型消费 |
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东北地区 |
网络基础设施 |
0.117*** (5.98) |
0.149*** (4.40) |
0.0623 (0.98) |
0.164** (3.74) |
0.106** (2.37) |
0.0644 (1.53)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个体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时间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个体数 |
29 |
29 |
9 |
6 |
11 |
3 |
样本数 |
290 |
290 |
90 |
60 |
110 |
30 |
调整R2 |
0.891 |
0.868 |
0.867 |
0.969 |
0.930 |
0.947 |
5. 研究结论及建议
基于中国2013~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与机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我国整体情况来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整体支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有效路径。第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于发展享受型消费、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要更加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为推动我国农村地区消费提质提量和结构优化,增加内需并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现代农业,优化农业生产结构,逐步改善我国农村地区困难群体收入状况。收入状况仍然是决定消费水平的最主要因素,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市场仍存在下沉潜力,故应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来发展农村地区各领域经济,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村地区消费状况。第二,逐步提升我国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农村地区消费环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促使农村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增加,还能对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有一定改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第三,缩小区域间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继续加强和推进西部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使互联网建设逐步具备区域普惠性,一定程度上将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更加平衡。第四,进一步完善我国互联网监管体系,促使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经济高质量发展。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相比,其消费观念的提升空间较大,抗风险能力较低,故应当完善互联网信息披露制度及风险警示制度等内容,使互联网监管体系逐渐趋于系统化全面化,进而使农村居民在互联网平台中各类消费的环境得到更长远的改善和更加全面的保障。
基金项目
“十四五”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项目“数字经济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检验与政策选择”(2023D0404);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基础设施融合赋能双循环协调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23ZD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