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地区寺院音乐研究综述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mple Music in Inner Mongolia

摘要: 佛教音乐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派别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有不同的仪式音乐韵律，它们都是我国传统音乐的一部分。内蒙古地区佛教寺庙数量众多，各寺庙仪式音乐也都有其特点。以往研究认为，内蒙古佛教寺院音乐风格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佛教音乐借鉴民族传统音乐的部分，也有民族音乐吸收佛教音乐的元素或对佛教音乐的改编，佛教音乐在宗教性和民族性的双重影响下不断发展。因此，本文收集、整理和分析了当下学术界对内蒙古寺院音乐的调研成果及研究现状，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Buddhist music has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chools with different styles. Both Chinese Buddhism and Tibetan Buddhism have different ritual music rhythms, which are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There are numerous Buddhist temples in Inner Mongolia, and each temple’s ritual music also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music style of Buddhist temples in Inner Mongolia has evolved through both borrowing from traditional ethnic music and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r adaptations of Buddhist music. Buddhist music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factor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collects, organiz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research status of Inner Mongolia temple music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1. 引言

21世纪以来，国内各佛教寺庙音乐相继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对于寺庙音乐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内蒙古地区佛教寺庙数量众多，各寺庙仪式音乐也都有其特点。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探究寺庙仪式音乐的韵律、风格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表现以及对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作用。本文收集中国知网中所有主题与内蒙古佛教寺院音乐相关的汉文文献，按正文研究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分析各文献研究侧重点和结论，着重整理以往文献的调研对象以及以往学者的个人观点，以便于其他学者了解前人对于该领域的田野调研及研究进展情况，以及当下存在的不足之处。

通过对中国知网中有关内蒙古佛教音乐的汉文文献整理，共计53篇，其中期刊文献32篇、硕士论文21篇，根据对各论文内容的阅读和分析，当下的佛教音乐多数是以寺庙仪式音乐、寺庙诵经音乐、以及古籍文献为对象，运用佛教史或佛教文献的研究成果，伴随对单个或多个寺院的田野调查，对所调研的寺院仪式音乐、寺院诵经音乐进行音乐学或多民族文化传承、交流和交融的角度分析。包括以内蒙古地区单一寺庙为案例的佛教寺庙仪式音乐研究、以内蒙古地区或蒙古国地区多个寺庙为案例的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寺庙音乐比较研究两种研究类型。按各文献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可划分为对寺院诵经音乐的研究、对寺院仪式音乐的研究和对查玛乐舞的研究。

2. 对诵经音乐的研究

对诵经音乐的早期研究主要有1997年乌兰杰的《清代蒙古族喇嘛教音乐》[1]、2000年田小军的《独具特色的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2]、2000年呼格吉勒图的《内蒙古藏传佛教乐曲考》[3]、2002年包·达尔汗的《蒙古佛教诵经音乐的多元文化特征》[4]、2007年关京伟的《大召寺诵经仪式及其寺庙法器演奏的个案调查》[5]，其中田小军的《独具特色的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从发展的角度探讨佛教音乐对蒙古族音乐的影响和蒙古族佛教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2]；呼格吉勒图的《内蒙古藏传佛教乐曲考》则主要是针对古代蒙古佛教音乐研究，分析了元代佛事乐曲，诵经乐曲等[3]；包·达尔汗的《蒙古佛教诵经音乐的多元文化特征》则是比较藏语诵经与蒙古语诵经的文化特点，并认为二者都包含蒙、藏、汉元素[4]，这种宗教音乐文化是多民族音乐文化融合的结果是当今学术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关京伟的《大召寺诵经仪式及其寺庙法器演奏的个案调查》是个案调研型研究，其中记录呼和浩特大召寺诵经流程并对诵经音乐进行音乐学方面的分析，探讨诵经仪式特点[5]，当下学术界多数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借鉴了这种个案田野研究的方法。

2010年后对内蒙古佛教诵经音乐的研究主要有2014年任静的《浅析藏传佛教音乐与蒙古佛教音乐之异同》[6]、2014年王艳如的《探究蒙古佛教音乐多元性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7]、2016年楚高娃的《透过文本看蒙古化的藏语诵经音乐》[8]和2017年楚高娃的《和而不同：蒙古佛教藏语诵经音乐比较研究——以〈无上瑜伽部大威德金刚十三尊成就仪轨〉为例》[9]、2018年董波和冯振华的《佛教音乐与草原文明再生产》[10]、2020年李卓的《巴彦淖尔市慈云寺佛教音乐的发展与传承研究》[11]、2020年楚高娃和普·达瓦毕力的《蒙古佛教音乐理论经书〈也克库伦蒙古佛教音乐之起源〉考释》[12]。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比较藏传佛教与蒙古佛教诵经音乐异同，或不同佛教寺院诵经音乐的异同，得出蒙古佛教音乐文化多元化的特点，民族融合度较高的结论。其中楚高娃的《透过文本看蒙古化的藏语诵经音乐》和《和而不同：蒙古佛教藏语诵经音乐比较研究——以〈无上瑜伽部大威德金刚十三尊成就仪轨〉为例》以及其与蒙古国学者和普·达瓦毕力合著的《蒙古佛教音乐理论经书〈也克库伦蒙古佛教音乐之起源〉考释》。这三篇文章相对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更注重佛教音乐古籍文献研究，并相对严格区分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和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也称蒙古佛教) [9] [10] [13]，与包·达尔汗的观点相同，他们认为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由于融合了蒙古民族的民俗信仰和民族文化而表现出“蒙古化”的特点，因而不应该笼统的用“藏传佛教”概括，其他学者对二者的区分并不严格。

3. 对仪式音乐的研究

经过对现有内蒙古寺庙仪式音乐的研究文章的整理，笔者发现1990年至今有关内蒙古寺庙仪式音乐的期刊文章中的研究类型主要有三种，包括以某个案寺院的个案仪式为对象的田野调研记录及研究、以某地区所包含的多个寺庙仪式音乐为对象的田野调研记录及研究和非寺院内但归属与佛教相关仪式音乐的田野调研记录及研究。

首先以某个案寺院的个案仪式为对象的田野调研记录及研究，有2013年张俭侠的《呼和浩特大召寺音声的实地考察——以农历六月十五的法会为例》[13]、2018年娜仁娜《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关公祭祀仪轨音乐研究》[14]、2021年李忆《呼和浩特市观音寺汉传佛教仪式音乐现状调研——以八月十五上供和赏月法会为例》[15]。

其次以某地区所包含的多个寺庙仪式音乐为对象的田野调研记录及研究，有2000年田小军的《呼和浩特地区藏传佛教音乐》全面介绍了呼和浩特地区的藏传佛教音乐的乐器、表现形式到社会功能、音乐活动[16]。

最后非寺院内但归属与佛教仪式相关音乐的田野调研记录及研究，如2002年包·达尔汗的《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器乐“经箱乐”初释》，研究了蒙古喇嘛在丧葬仪式中演奏的器乐曲[17]。

通过在中国知网上的主题检索，有关内蒙古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的硕士论文共计21篇，包括2006年色仁道尔吉的《论佛教乐舞“查玛”艺术——藏传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18]、2006年张琨琨的《明清蒙古族音乐初步研究》[19]、2010周晓岩的《呼和浩特大召寺查玛舞仪式现状调查与研究》[20]、2010年卓娜的《草原“圣”会——呼伦贝尔地区甘珠尔庙宗教音乐研究》[21]、2011年赵丹的《内蒙古“查玛”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以呼和浩特大召寺为个案》[22]、2013年蒯路阳的《包头市东河区“妙法禅寺”祭祀仪式音声的个案研究》[23]、2013年王慧的《试析藏传佛教呼和浩特席力图召仪式音乐》[24]、2014年安雅嘉的《乌兰察布地区阿贵庙敖包祭仪式音声现状调查与研究》[25]、2015年张俭侠的《葛根庙祭祀仪式音声的实地考察与研究》[26]、2015年任静的《乌拉特中旗席热庙佛教音乐文化的考察与研究》[27]、2017年苏敦的《内蒙古兴安盟葛根庙藏传佛教仪式音乐调查研究》[28]、2020年周瑞民的《准格尔召庙藏传佛教仪式音声研究》[29]、2020年宋亚术《内蒙古地区汉传与藏传佛教仪式音声比较研究——以呼和浩特观音寺和大召寺为例》[30]、2021年李卓的《净土宗道场——甘露寺佛教仪式音声的实地考察与研究》[31]、2021年王利婷的《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仪式音声比较研究——以大召寺、梅力更召为例》[32]、2021年柴静的《内蒙古西部地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仪式音声比较研究——以包头市五当召、清净寺为例》[33]、2021年孙子安的《内蒙古西部地区藏传与汉传佛教仪式音声比较研究——以阿拉善延福寺、延寿寺为例》[34]、2022年刘瑱婷的《库伦三大寺和双福寺藏传佛教仪式音声比较研究》[35]、2022年白丽坤的《兴安盟乌兰浩特王爷庙蒙古语诵经仪式音声现状的调查研究》[36]、2022年李林朴的《藏传佛教音乐“蒙古化”的传承与流变——以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梅力更召庙为例》[37]。这些文章都是以内蒙古地区寺庙为调研对象，对寺庙音乐、法事音乐、及其佛教歌曲创作等方面的音乐特征、演变过程、历史规律、文化功能和当下传承进行研究，篇幅更加侧重音乐学方面的分析，他们也大多认同内蒙古的藏传佛教寺庙音乐是藏传佛教音乐蒙古化的结果，汉传佛教寺庙音乐也具有本地民族文化特点，二者都属于文化互鉴的形式，并对当下内蒙古佛教寺院音乐的传承和保护整理意见和建议。

4. 对查玛乐舞的研究

当下学术界对“查玛”仪式研究的文章较多，主要有对“查玛”的历史起源、现代演绎、仪式配乐、仪式舞蹈、戏剧视角等的研究。笔者对中国知网所列与“查玛”音乐相关的文献进行整理，共计12篇。

早期“查玛”乐舞的研究有1992年乌国政与李宝祥的《〈查玛〉探析》[38]、1993年李军的《漠南蒙古“查玛”研究》[39]、2007年色仁道尔吉《试论“查玛”乐舞之起源与传播》[40]、2002年张彤的《查玛之舞与乐》[41]、2004年特古斯与呼和的《试论蒙古族在“查玛”中体现的审美意识》[42]、2009年刑莉的《藏传佛教的傩戏在当代的展演——以北京雍和宫2007年跳“查玛”为个案》[43]，这些文章都是注重对“查玛”的历史、内容、划分等进行介绍，其中《查玛》还包括当代“查玛”艺术的衍生形式。李军的《漠南蒙古“查玛”研究》则是将“查玛”规定为表现宗教信仰的寺院“傩仪”[39]。特古斯与呼和的《试论蒙古族在“查玛”中体现的审美意识》涉及“查玛”乐舞中音乐美学的研究[42]。

2010年后的对“查玛”乐舞的研究主要有樊永贞的2012年《察哈尔地区查玛舞的形成和演变》[44]、2013年王宇琪的《高等教育视野下的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以呼和浩特大召寺“查玛”仪式音声为例》[45]、2014年刑莉的《蒙古草原的傩文化》[46]、2016年楚高娃的《“身密”的象征与表述——跨界语境中的蒙古查玛乐舞音乐比较研究》[47]、2019年色仁道尔吉的《蒙古佛教乐舞“查玛”宗教内涵及其表现特征》[48]、2021年娜仁娜的《查玛乐舞在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寺庙的传播、继承与弘扬》[49]。这些文章研究包括查玛形成演变、表演类型、服装道具、乐器演奏、现场表演、传承发展，并且大多认为“查玛”乐舞是在藏传佛教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蒙古民族文化的具有宗教性的乐舞，但对于“查玛”的宗教性和民俗性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侧重。如刑莉的《蒙古草原的傩文化》则将“查玛”规定为蒙古族草原“傩戏”[46]，相比早期李军的《漠南蒙古“查玛”研究》中将“查玛”规定为寺庙“傩仪”[39]，刑莉从民族学的角度强调了“查玛”乐舞的世俗性和戏剧性；而色仁道尔吉的《蒙古佛教乐舞“查玛”宗教内涵及其表现特征》明确表述“查玛”为藏传佛教密宗法舞，则是强调了“查玛”乐舞的宗教内涵[48]。

5. 结论

宗教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以信仰为核心的特殊文化现象，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及其后的发展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包含值得挖掘和研究的文化精华，而佛教音乐又是佛教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部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研究价值是巨大的，它的复原和保存也是亟待解决的。而内蒙古地区由于多民族长期混合居住，多民族处于交流、交往、交融的状态，内蒙古佛教寺庙中汉传佛教寺庙与藏传佛教寺庙又长期交流，因此研究内蒙古地区佛教寺院音乐也是具有价值的。同时，由于现代音乐记录技术的发展，针对佛教寺庙音乐的研究和保存也需要新的形式，也许会成为未来寺庙音乐传播使用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