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门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古老的民俗信仰。门神是一种保家护宅的神，在住宅、寺庙、宫殿等建筑门口都有大量使用。其中，有历史人物，有神话传说，也有道教仙人，体现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与美学理念。文章对门神的由来、发展、演变及其影响作了初步的论述，以求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俗信仰的认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门神的起源及发展
2.1. 门——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中，对门的解释为：“从二户，象形”，在古代，单扇称户而双扇称门，合称门户，有时也叫做扉。无论家宅府邸规模大小，只要有“一门一户”存在，就已构成门户的概念。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中，门不仅仅作为进出的工具存在，还有着重要的礼仪祭祀作用，其功用之多，以及成为中国建筑的一大特点。《释名》我国第一部声训学著作，其中就谈到过门、户的释义，“门，扪也，在外为人所扪摸也，障卫也，户，护也，所以谨护闭塞也。”[1]意思是，门和户都有防卫守护的作用。
《广雅·释话散》中载：“门口守也”[2]，门是保卫家庭及个人安全的必经之地，其安全直接关乎家庭，在此时，门户除了最基础的出入必经通道含义以外，其拱卫防护的功能更凸显出来。人们认为，门户作为人们进出的必经之路，同样也是鬼怪的聚集侵入之所，而“门户”无疑对鬼怪的侵入有着防御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门户的物理防御功能也逐渐从具体的防卫被抽象升华成更高的概念，即对妖魔鬼怪恶灵等的守护。人们将门户看作具有神秘功能，拥有能够辟邪、保佑平安的神秘力量。这一过程与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与掌控不足这一事实息息相关，因为未知的恐惧而敬畏，所以对日月山川、草木鱼虫等都以为有灵，门作为拱卫人们安全的重要防线，也自然而然被赋予了这一灵性，门神由此产生，门神崇拜与门祭也随之发展。
2.2. 门祭传统
门祭仪式出现的相当早，在周代即有相当完整的仪式，在殷商时，它们属于周礼的一环，《礼记·祭法》中有过记载，“王为群姓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適士立二祀，皆有‘门’，‘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3]，即，天子七祭，诸侯五祭，大夫三祭。七祭指周天子的七种祭祀，商代天子五祀，即门、户、灶、行(道路)、中霤(住室中央之神)，而周代天子则有七祀，除商代五祀外，增加司命、泰厉。司命是主宰功名命运的星神，泰厉是没有祭享的游散鬼神。从上可见，商周时期对祭礼有着严格的等级要求与标准，而无论五祭还是七祭之中，都有门祭，班固在《白虎通·五祀》对“五祀”的排名依次为门、户、井、灶、中溜，门祀排在首位。在此期间，门祀也开始走入民间，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门祭作为最早且最为主要的家宅祭祀活动之一，其祭祀仪式长期存在，民间对“门”的信仰观念也长期存在，直至汉代，“门神”出现，郑玄在《礼记》中第一次提出了“门神”的概念。同时，门神也由国家祭祀走向普通人家，并逐步发展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种重要的家庭神灵，无论阶级高低，身份贵贱，大家都统一祭祀门神，并且把门神和灶神一起作为家庭中最重要的神灵来供奉。这一传统不仅存在，而且流传后世，持续时间非常久远，影响后世。
2.3. 门神的起源
门神崇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人类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在古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界存在着各种神灵，它们掌控着人类的命运和福祉。为了祈求平安和避免灾难，人们开始在各种建筑物的大门两侧设置门神，以祈求神灵的庇护。
“门神”形象的出现，证明了民间的门神信仰由抽象性的神祇、更多概括性的装饰形象如树木、鸟兽逐渐转变、过渡为人格神的形象。随着中国神话传说的发展，门神其形象有了形象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的发展初期，也就是先秦时期，由于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很少，所以，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了鬼魂的世界之中，而“门户”这个独立于所有生灵和鬼魂的世界之外，被赋予了一种特别的意义，从而获得了一种超越人类的特殊能力，能够庇护人类和自己的房子不受妖魔鬼怪的侵扰。在历史长河中，时代不断变迁，流行的风俗也不断改变，门神从形态到内容都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但门神特有的内涵与本质不会改变，也就是人们总是借“门神”这一形象来表达内心的驱邪、祝福祈求。
3. 门神形象的形成与发展
3.1. 门神崇拜的发展初期
门神崇拜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样的形象特征。从古代到现代，门神崇拜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的演变和发展。
以门神镇压邪祟的习俗由来已久，原始社会生存不易，人们定居建造房屋以后，自然而然就会举行仪式，希冀以祭祀获得神灵的保佑。门神的具体发源演变时间，由于缺乏可靠资料，尚无确切定论。但民间辟邪、祛鬼职能的门神，多半是由桃符演变而来的。汉代以前的典籍中提到的“门神”都没有具体的形象和称谓，门神的较统一的艺术形象是到了汉代才有的。汉代门神造型既有神像，又有世俗的勇士形象。“如果说先秦的门神是无形的或非人形的，汉代出现石雕或砖雕的人形图像，到南朝时可能已有了纸绘的门神，并广泛用于民俗活动之中。”[3]
汉代王充在王充《论衡·订鬼篇》中引用《山海经》的文字，“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卑枝间东北曰鬼门，……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4]大意是在东海中有名为“度朔”的神山，其上有桃树盘旋近三千里，在桃树枝干的最东北方有座“鬼门关”，可以连通阴阳，有百鬼出入。这里由两位大将看守镇压，左边的那个是神荼，右边的则是郁垒，每当遇到邪祟，他们就用苇索困缚，投入虎口。
虽然《论衡》里引用了《山海经》的古文，而《山海经》成书于先秦，其中似乎能佐证门神出现时期。然而《山海经》内容散失，现存文本并未留存王充所引文字，所以无从考察真伪，不足为证。
度朔山作为门神传说的发源，其故事在汉代及其以后的文献中也被大量记载。如蔡邕在《独断》中记载有度朔山的传说，认为其蟠屈三千里，神荼、郁垒居于其中，不仅镇压群鬼，而且“苇索食虎”。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和干宝《搜神记》中也记载有神荼和郁垒的故事。在这些传说中，神荼和郁垒作为依托桃木而住的灵，都是传说中统领世间所有鬼物的首领。因为都有镇压鬼物的能力，所以被用来驱赶恶鬼，因此，人们将桃木立于门前，在上面画上两人的画像用来镇守门户，将其作为抵御鬼怪辟邪的守护者。
人们自神荼、郁垒传说中加以提取，桃木、桃符、桃画也因此成为人们辟邪的不二选择。除了对度朔山传说模仿的桃木、桃人以外，画金鸡与老虎也属于这一信仰。在民间传说中，鸡是司晨之灵，夜晚作祟的鬼怪都怕它，所以民间有“除夕贴画鸡户”的风俗，以求达到邪祟畏惧的效果。而画老虎，多半是因为老虎性能“执缚拙锐，噬食鬼魅”所以民间也常常画虎贴于门户。
3.2. 捉鬼门神——钟馗
早期门神以神荼、郁垒为主，其形象在东汉流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得到广泛传播，其形象深入人心，所以门神的形象在之后并没有经历大的改变。直至唐宋时期，民间的门神信仰开始增添新的成员，以钟馗、秦琼和尉迟恭最为知名。其中，秦琼和尉迟恭多以组合形式出现，与神荼、郁垒出现形式类似。
前文论及人们自度朔山传说中提取桃木、桃符辟邪，随着时间发展演化，这一仪式逐渐简化。从最初复杂的两块桃木雕像到最后在桃木上书写二神名字即可。这一简化过程侧面反映了门神的信仰的传播程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桃符向春联过渡，与桃符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门神，随着桃符向春联的转变，其职能渐趋独立。所以，自五代之后，拥有独立职能的门神开始出现。钟馗就是于唐代出现的，专司捉鬼辟邪业务的门神。
钟馗是道教俗神，民间常常悬挂钟馗画像消灾除邪。相传钟馗是钟南山人，一说名终葵，据说为唐玄宗时人，少有才华，文武兼修，性格刚毅勇武，为人正直。钟馗因为相貌丑恶，获贡士首而应举进士不第，百般辩解无效，因而触殿阶而死。皇帝以状元职位赐他，他死后发愿充当守殿门之鬼，并专以捕捉害人恶鬼为务，传说中他曾经治愈过唐明皇的头疾。据说，唐明皇曾在骊山行宫游玩，在梦中受惊，梦见自己被恶鬼追杀，在惊惶之际，看见钟馗现身吞食百鬼。唐玄宗醒来后，召来吴道子画钟馗画像，并悬于床榻旁边，之后便不再受噩梦惊扰。因此，钟馗被唐明皇赐为“镇宅圣君”、“万应之神”之后又陆续画了许多钟馗画像赐予大臣，受唐明皇影响，民间也将钟馗奉为驱邪镇宅的吉神。
钟馗在唐明皇的重视下，其捕鬼辟邪之神的身份逐步被确立。盛唐流行以钟馗画像赠送大臣的传统，开元时期的张说与后来的刘禹锡，都曾以散文谢赐钟馗画，如《代李中丞谢赐钟馗历日表》和《代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等。此外，敦煌遗书中也有《除夕钟馗驱傩文》的唐写本，这说明钟馗已经成为了大傩仪式的主要人物。明代《钟馗斩鬼传》《平鬼传》等诸多志怪作品的出版也使得钟馗的名气更上一层楼，逐渐取代神荼、郁垒成为民间供奉的门神。民间除了悬挂钟馗画像以外，还会跳钟馗舞用以祈福，不仅如此，民间还派生出钟馗戏、钟馗图等诸多形式。道教也将钟馗纳入神灵谱系至中，封其为“赐福镇宅圣君”。
3.3. 最知名的门神——秦琼、尉迟恭
(一) 历史上的秦琼、尉迟恭
自宋以后，门神信仰愈发多样，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题材愈发多变。但无论人们的认知怎么变化，自汉至宋元时期，主流门神一直以神荼、郁垒、钟馗、秦琼、尉迟敬德这几人为主，且在民间承担的职能也基本相同，即镇守家宅，驱邪。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门神在民间并不会一同出现，即同一时期，民间主流认知中只会有一个或者一对门神。
秦琼与尉迟恭都是唐代开国名将，同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秦琼，字叔宝，齐州历城人(今山东济南人)，隋末唐初著名将领，武艺高强性情勇猛，为唐朝的建立立下赫赫功劳。秦叔宝曾参加了打败宋金刚，平定窦建德、刘黑闼起义等重大战争。于武德六年参与玄武门之变，辅佐李世民登上皇位，被授以左卫大将之职，秦琼于贞观十二年因病去世，追赠徐州都督，葬于昭陵，后于贞观十三年被追赠胡国公，入凌烟阁。尉迟恭，名恭，字敬德，朔州善阳人(今山西省朔州市人)尉迟敬德性情骁勇，屡立战功，官至右武候大将军，后封鄂国公。尉迟恭曾在作战中多次救下李世民，也参与玄武门之变，射杀齐王李元吉。
(二) 门神传说
秦琼和尉迟恭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虽为唐朝人，其成为门神的时间应该在宋朝之后，以秦琼、尉迟恭作为门神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其形成时期不会晚于元明时期。《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即记载有他们二人的传说。
秦、尉二人的门神像中，秦琼多为白面，眉目温和，而尉迟恭则是黑脸，面目凶恶。秦琼白天负责守卫城门，所以其神像前面多刻上一个“日”的字样，尉迟恭负责夜晚的守卫，所以神像前面多刻上一个“月”。两人手持武器也不相同，秦琼大多手执双锏，尉迟恭一般执双鞭。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在梦中梦见泾河龙王向他求救，泾河龙王因与人打赌而延误降雨，招致旱灾，酿成大祸。因此，龙王被玉帝判死刑，由魏徵监斩。他在梦中求李世民帮忙，唐太宗答应帮助龙王，但因忙于国事忘记此事，导致龙王被斩。泾河龙王因此每晚在宫外呼号讨命，导致太宗经常做噩梦。这时朝中有人提议，派两名名将为唐太宗护法，秦琼和尉迟恭被推举出来，两名年事已高的将军欣然接受，每日守在门口，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皇帝再也没有做过噩梦。为了感谢二将，也为了年事已高的两位将军考虑，李世民命人画两人画像悬挂于门外，以此辟邪祛鬼。后来，这种习俗在民间广为流传，秦琼、尉迟恭就成了门神。
作为民间知名度最高的门神，秦琼与尉迟恭的形象能够得到普及，文艺作品对此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隋唐演义》和《西游记》等小说在民间的广泛传播，里面对秦、尉迟二人的形象刻画深入人心，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民间作为门神的地位。
4. 门神崇拜的影响
4.1. 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
秦琼与尉迟恭成为门神的同时，文门神与武门神的概念开始树立起来。文门神与武门神的主要区分标准是两者的身份不同。神荼、郁垒以纯粹神的身份被归入文门神行列，钟馗由于进士出身也被列入文门神行列。武将出身的秦琼、尉迟恭二人则是毫无疑义的被列入武门神行列。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标准，在依福为准则的——武是驱邪，文是祈福，文门神多是民间祈求升官发财，福寿延年的理想寄托，因此也被称为“祈福门神”，内容多以福禄喜乐等为主，如“福禄寿”三星、“和合二仙”以及五子登科等等。这一类门神中的神秘性被进一步削弱，多表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反映出其积极特质的一面与温和的时代精神。
按照这一划分标准。上面提到的神荼、郁垒与秦琼、尉迟敬德、钟馗等则都属于武门神的行列。无论标准划分如何，门神形象与理解显然已经再次发生了转变，也标志着民间对门神理解的更上一层。因为他们二人的出现，意味着人神形象在门神中的使用，即凡人羽化成神，在神仙行列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结果标志着“门神”这一形象开始生活化、艺术化，人们在期望得到神灵保佑赐福的同时也开始更注意到自身的存在，将伟人、先祖和做出贡献的人神化，为其立庙祭祀，这种造神行为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鬼神敬畏的削弱。
钟馗并未被列入人造神行列，因为钟馗在传说中虽为进士出身，但历史中，并未找到确切证据证实其存在，所以在讨论由人变神的门神里，钟馗不能当做典范。
4.2. 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门神”是一种跨越不同时期的古代神灵信仰，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明清以后，门神信仰盛行，不再如之前一样，每个时期只有一位或一对门神出现，而是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门神，呈现出因地制宜的特点。如河南一地的门神有赵云、马超出现，陕西一带的门神则为孙膑、庞涓、孟良和焦赞等。除此之外，民间还流传有杨延昭、韩信等人的门神传说，数量多达数十种。
从上可以清楚看出，此时的“门神”已经不再单纯指由门化身的神，更多的指被人们造神、供奉于门上的神明，多以被送上神坛的英雄人物为主。甚至还有部分“恶人”也出现在门神行列，如赵公明，门神的衍生功能进一步变异、扩展，开始打破善恶观念的限制。
此时，门神的概念被简化，除位置悬挂于门上之外，此时的门神与其他神明别无二致。这种转变，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人们对“门神”乃至神明的畏惧、信仰情况开始减弱，其祭祀传统也逐渐落寞。人们对门具有神力的传统已不再全盘相信，对门神的供奉、张贴年画则更多的出于一种延续传统的做法，人们希望悬挂于门上的神灵能够将好运带给家庭。这种希冀显然与门神最初的职能“辟邪祛鬼”相差甚远。
民间在供奉门神的同时，其敬畏之情中亦不乏鄙薄之意，只将其看作镇守门户的侍立者。《西游记》里说他们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万古做门神，正反映了这一心态的变化。
在现代社会中，门神崇拜虽然不如古代那样普遍和盛行，但仍然在一些地区和文化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为人们提供了心理上的安慰和保障，一些地区的居民仍然保持着贴门神画像的习俗，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门神信仰中的神秘性被进一步淡化，趋向于世俗化、装饰化。
5. 小结
门神崇拜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意义，反映了人们对家庭安全、社会稳定以及英雄人物的崇拜和敬仰。随着时间的推移，门神的信仰目标也逐渐从最初的被动避邪逐渐转变成了后来的主动祈福，蕴含强烈的生命力以及民众对美好精神的追求向往。
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自治区重点文科基地学生创新基金项目招标课题“隋唐时期人神关系研究——以李靖为个案”(项目编号：ZFZJX2023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