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主导了整个经济发展过程,推动经济迅猛发展。然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大循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和蔓延、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及不断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强化了贸易体系碎片化和区域化,破坏了稳定的世界经贸格局,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另一方面,在我国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经济问题相互交织,阻碍了国内经济循环的畅通发展。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上正式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 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1]。产业生产作为产品供给端,是循环的起点和基础,它决定了分配、流通及消费的水平和结构。而供给端升级的最佳表现形式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14.7%下降到2022年的7.3%,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39.8%上升到2021年的52.8%。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既能转变生产方式,加快生产速度,又能提高资源利用率,势必会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战略内涵、理论机制、实施路径及政策体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2]-[5]。“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国际环境变化和我国的新发展阶段特征做出的重要战略性选择,中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广阔的市场及丰富的人力资本[6],具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良好基础,但仍存在一些堵点[7],阻碍新发展格局的顺利实施。从国内经济循环来看,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8]。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提高,消费需求从求量向提质转变,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过度[8],生产的许多产品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生产资料闲置[7] [8]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问题[9]。从国际经济循环来看,我国生产阶段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环节,高端供给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高,经济发展易受制于人,造成国民经济循环不畅[10]。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内需,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产业结构升级驱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快速发展[7]。在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一致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如周辉利用实证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11],彭冲等从产业结构升级的短期和长期效应视角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在短期和长期中均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且短期效应更为显著[12]。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周剑明等人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应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进一步转型升级,逐渐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13]。对此,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也提出相同的见解,他认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必须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由此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14]。程李梅等人指出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战略格局的关键措施是加快产业链优化[15],而产业链优化的核心表现就是产业结构升级[16];产业结构升级会提高产业利润,带动就业增长,进而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最终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17];龙少波等人从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的角度提出,只有进行产业升级才能更快地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关键环节的堵点,畅通经济双循环[18]。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学者在不同的维度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究都只在理论层面阐述了产业结构升级对提高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重要性,并没有实证的支撑。基于此,本文利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省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尝试利用面板回归模型论证产业结构升级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影响及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克服了现有研究仅仅基于理论基础对产业结构升级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研究的不足,分析各省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现状和特征,定量地研究了各省份产业结构升级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效应,为各区域因地制宜、更好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
2.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8],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质量和工艺流程等不能满足居民的高消费需求,不仅导致了海外代购业务的快速兴起,还引发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阻碍了把内需作为经济发展出发点和落脚点[19]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在此情况下,任保平提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循环的首要重要环节便是调整供给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14]。通过减少无效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生产和需求的适应性,激发居民的国内消费需求,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同时,在抓好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我国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的基础上,推动产品与服务更好地在各市场之间流动,使得我国以更高效的规模经济、产业结构和更完整的产业链参与国际分工协作中,进而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加快构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指产业从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低规模经济状况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高规模经济状况演变[20]。中国作为世界上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21],其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1.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升供给质量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生产组织方式的合理化及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提升了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提高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水平。一方面,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减少了市场低端产品的供给,缓解产能过剩问题的同时,增加了高端产品的供给,满足了消费者逐渐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提高了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应能力[14],充分利用了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畅通了国内经济大循环。另一方面,产品与服务供给质量的提升改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使我国逐渐从产业链的中下游环节向中上游环节过渡。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出口不仅增加了产业利润,还满足了国际市场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需求。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促进了国际经济的循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将带来更可观的资金收入,而这些资金又可用于促进产业结构向更合理化、更高级化的方向升级。需求刺激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供求平衡促使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顺利实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1.2.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能增加劳动就业机会[22]。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主导产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渐演变。相比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第一、二产业,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远高于农业和工业部门,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1单位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约为第二产业的1.5~2倍[23]。如近年来迅速兴起的抖音、快手和电子商务等互联网行业及以外卖和快递为代表的服务行业,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多居民都可通过这种新形式的就业模式参与社会分工,在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同时增加了居民收入,大幅度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刺激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升级,消费模式逐渐转向享受型消费,居民对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这种来自需求的高质量要求通过市场机制传递给生产者,促使企业家不断进行产业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调整,提升生产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来满足居民逐渐高级化的消费结构。由此,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就业机会以消费升级为中间渠道,会形成反馈效应再次作用与产业结构升级,缓解了国内经济大循环中需求和供给不匹配的问题,畅通了国内经济大循环。而随着国内大循环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在规模生产、产品竞争、资金储备和抵御外部风险等方面的能力逐渐增强势必会带动国际大循环的发展。
2.1.3.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形成现代化产业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不同企业或组织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所进行的横向或纵向动态网络组织空间形成了产业链[24]。夏诗园等学者提出产业链优化是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性问题[16]。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升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以及国际分工的好处,使各产业间协调发展,生产要素得到最佳组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推动我国更好地参与国内国际分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看,虽然我国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但产业现代化水平较低,供给质量差,且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的产业集群之间不能很好的协作。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有利于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优化资源配置,使各地区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在国内产业链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而缩小各地区贫困差距,增加社会收入,为各地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有力保障。从国际循环的角度看,全球产业链趋于多元化、短链化和区域化[16],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风险。而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与合作中的竞争优势,促进中国供应链和价值链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上游的发展,提高我国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确保我国产业链在国际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抵御国际环境中的逆全球化等不确定性风险,提高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升供给质量、增加就业机会和形成现代化产业链三个机制对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A1: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2. 科技创新的调节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低成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使我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同时造成了我国产业链、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面临双重困难[16],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我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但是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和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不足,一些产品和服务完全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等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发展仍然滞后。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25],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生产效率、吸引更多的资源和要素进入相关产业、推动产业快速发展。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对关键技术的研发突破和关键产品的国产替代,减弱核心技术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实现由低附加值的中游向高附加值的上游研发设计和核心零部件生产迈进,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高度化的价值链。基于此,本文基于地方政府的科技创新支持度、科研成果质量和科研成果市场转换三个维度探讨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2.2.1. 科技创新的政府支持力度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政府利用财政手段对企业科研活动进行适度的资助,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政府的财政支持可以直接缓解企业科研创新面临的资金紧张问题。有了政府的财政补贴,企业在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遇到的先进技术缺失问题时可以及时更新技术装备,吸引更多的科研人才,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风险,吸引更多惧怕高风险的企业家加入攻克核心技术的队伍。同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企业需接受政府的监督考核[26],故而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促进创新水平提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加快提高“双循环”发展水平。然而,随着政府资金的投入,我国科研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与国际前沿的技术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国外企业加大对前沿技术的保护力度甚至封锁,我国技术研发难度逐渐增大。此时,受到政府过度资助的企业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减少了攻克技术难关的信心。甚至部分遇到技术创新瓶颈的企业,因拥有政府的巨额资助资金而减少原本要投入研发的部分资金,降低投资成本和风险,导致研发投入力度不够,技术水平提升缓慢。因此,政府的过度财政补贴会抑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减缓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阻碍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B1:技术研发初期,政府科技财政补贴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间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B2:技术研发后期,政府科技财政补贴负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间的正相关关系。
2.2.2. 高质量科研成果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科研高质量发展,是关注科研的外延拓展、内涵深化和实质贡献的发展状态,是科研质量特性日益满足科研价值主体要求的发展状态,也是有利于促进科研事业发展、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强基层组织能力和提升社会公众获得感的科研发展状态[27]。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科研成果质量,从技术创新层面以自主创新的模式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切实提高国内外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科研成果质量的提升保障我国技术进步方式从引进式模仿创新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18]。一方面,具有创新性、应用性和经济性(高价值)的高质量科研成果能够快速增加我国中高端、关键核心技术的供给,缩小与国际科研水平之间的差距,减少对国外关键领域技术的进口依赖,打破先发国家的高技术输出壁垒,在大数据、云计算、5G等高技术领域取得更高的成就,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高质量科研成果加快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提高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安全稳定的产业链,推动我国产业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参与国际分工,从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抵御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高风险。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C1:高质量科研成果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2.2.3. 科技成果转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的“最后一公里”,成果转化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创新活动的成败。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将科技创新的思维理念切实应用到产品生产过程中,满足企业生产对技术创新的需求,可以加快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转变,进而迎合市场需求,扩大内需,推动双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现阶段,我国科技创新研究投入力度不断增大,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发和测试上,导致我国很多关键核心技术无法实现自给,产品供质量不高,供给结构不合理,而激励企业提高核心科技成果转化率便是关键。一方面,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可以显著提升技术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8],优化资源配置,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调整供给结构,进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可以切实缓解产能过剩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创新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产品供给质量和产品附加值,从而降低企业为了存活而持续性生产的市场需求少且同质化产品的生产,快速迎合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同时,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可以帮助科研人员把样品变成新产品,使我国中、西部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可以放弃原有落后的生产模式和产业类型[28],利用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更多的新产品和新产业。综上所述,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能够加快高质量新产品的生产,使高质量科研创新成果在生产中取得经济和社会价值,正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D1:科技成果转换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评价体系的构建
3.1.1. 被解释变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绩效(Y):现有文献中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量化的研究较少,本文借鉴李荣杰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绩效评价体系构建方法[29],在深刻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核心要义和深刻内涵的基础上,从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两个方面出发构建评价体系(表1)。其中,消费结构的衡量参照夏龙等的研究,以发展型消费中的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三大类型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30]。在确定指标权重时,方法一般分为主观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都是由专家的经验和判断给出,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客观赋权法是利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客观计算,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因此本文选择客观赋权法的熵值法进行各个指标权重的确定,进而得出综合得分,衡量各地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绩效。
Table 1.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new dual-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表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指标解释 |
性质 |
国内大循环 |
供给侧 |
供给质量 |
产品质量优等品率 |
正向 |
供给效率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总收入 |
正向 |
消费侧 |
消费水平 |
人均消费支出 |
正向 |
消费结构 |
享受型消费支出/人均消费总支出 |
正向 |
消费升级 |
消费贡献率 |
正向 |
国内平衡 |
消费投资平衡 |
最终消费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 |
正向 |
收入分配关系 |
人均可支配收入 |
正向 |
国内贸易 |
物流业发展 |
货物运输量 |
正向 |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增加值 |
正向 |
商品流通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正向 |
国际循环 |
对外贸易 |
外贸结构 |
外贸依存度 |
中性 |
外贸数量 |
贸易总额 |
正向 |
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 |
引进外资 |
外商直接投资(FDI) |
正向 |
对外投资 |
对外投资(OFDI) |
正向 |
3.1.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以产业结构高级化(简记为TS)和合理化(TL)指数为核度量指标。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一国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低级结构,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级结构调整和转变的过程及趋势,鉴于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要快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本文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来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以及国际分工的好处,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使生产要素得到最佳组合。本文借鉴干春晖的做法以泰尔指数为度量指标[31],公式如下:
(1)
其中,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人数,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
表示第i产业的产值,
表示第i产业的就业人数。TL指数不为0,则表明产业结构不是均衡状态,即产业结构不合理。
3.1.3. 调节变量
在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中,参考张祥宇的做法[32]并进行一定的补充,从政府科技补贴、专利发明技术含量和科技成果转换三个维度,分别以政府补贴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十亿)、发明专利授权量(千件)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十亿)为度量指标。
3.1.4. 控制变量
为准确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本文选取政府干预、价格水平、出口增长率、对外开放度和城市人口数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政府干预用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价格水平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衡量。
3.2.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原则,本文以全国30个省(西藏和港澳台除外)为研究对象,对产业结构升级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2011~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和均值填充的方法进行填补。样本的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表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符号 |
变量 |
样本量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Y |
双循环发展水平 |
390 |
1.222 |
0.091 |
0.016 |
0.583 |
TS |
产业结构高级化 |
390 |
1.184 |
0.689 |
0.001 |
5.297 |
TL |
产业结构合理化 |
390 |
0.218 |
0.144 |
0.017 |
0.777 |
T-Sub |
科技财政支出 |
390 |
12.09 |
15.52 |
0.376 |
116.9 |
Grant |
发明专利授权量 |
390 |
7.910 |
11.64 |
0.041 |
70.69 |
Volume |
技术市场成交额 |
390 |
37.35 |
78.49 |
0.006 |
631.6 |
Sub |
政府干预 |
390 |
0.241 |
0.135 |
0.064 |
1.732 |
CPI |
价格水平 |
390 |
102.6 |
1.169 |
100.6 |
106.3 |
Export |
出口增长率 |
390 |
14.53 |
52.56 |
−87.99 |
844.2 |
Open |
对外开放度 |
390 |
0.280 |
0.300 |
0.008 |
1.464 |
People |
城市人口数 |
390 |
4586 |
2822 |
563 |
12624 |
4. 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及特征分析
为探究2008年提出扩大内需的发展策略以来,我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情况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对双循环的影响,根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得出2010~2022年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表3)。整体来看,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存在地区不均衡特征,东部地区明显强于西部地区。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前五均为东部地区,其中广东省、北京市和江苏省分别以0.3618、0.2877和0.2687的双循环发展水平位列全国前三。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经济双循环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发展最不好的青海省与位列第一的广东省差了0.3263。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主要积聚在沿海地区,如: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和山东省等地区;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主要积聚在西北内陆地区,如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区;且2010年我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东、中西部地区差距不是很大,经过十二年的发展,到2022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双循环发展水平快速增长,而西部地区增速缓慢,尤其是广东省和北京市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的跨越式增长,使先前发展较好的江苏、浙江等省份也稍显逊色。其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较强,居民收入水平远高于西部内陆地区,在人均文娱教育、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方面的消费支出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双循环的发展[29]。而西北内陆地区经济基础较弱、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创新水平落后,导致产品和服务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问题严重,经济双循环发展受到的东部地区的带动作用不明显,经济双循环发展速度相对迟缓很多。
分别从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两个维度来分析(表4),国内循环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国际循环发展水平也较高,如:国内循环绩效全国排名前五的地区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其国际
Table 3. Performance of China’s regional dual-cycl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rom 2010 to 2022
表3. 2010~2022年中国地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绩效
排名 |
地区 |
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绩效 |
排名 |
地区 |
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绩效 |
排名 |
地区 |
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绩效 |
1 |
广东省 |
0.3618 |
11 |
福建省 |
0.1208 |
21 |
山西省 |
0.0701 |
2 |
北京市 |
0.2877 |
12 |
湖南省 |
0.1184 |
22 |
吉林省 |
0.0646 |
3 |
江苏省 |
0.2687 |
13 |
河北省 |
0.1153 |
23 |
黑龙江省 |
0.0629 |
4 |
上海市 |
0.2563 |
14 |
湖北省 |
0.1063 |
24 |
海南省 |
0.0616 |
5 |
浙江省 |
0.2269 |
15 |
四川省 |
0.1022 |
25 |
云南省 |
0.0610 |
6 |
山东省 |
0.2087 |
16 |
重庆市 |
0.0950 |
26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0.0589 |
7 |
天津市 |
0.1396 |
17 |
江西省 |
0.0878 |
27 |
贵州省 |
0.0574 |
8 |
辽宁省 |
0.1317 |
18 |
内蒙古自治区 |
0.0815 |
28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0.0485 |
9 |
河南省 |
0.1260 |
19 |
陕西省 |
0.0745 |
29 |
甘肃省 |
0.0446 |
10 |
安徽省 |
0.1229 |
20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0.0716 |
30 |
青海省 |
0.0355 |
Table 4. Chin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ical performance from 2010 to 2022
表4. 2010~2022年中国地区国内和国际循环绩效
排名 |
第1~5名 |
第6~10名 |
第11~15名 |
第16~20名 |
第21~25名 |
第26~30名 |
国内循环
绩效 |
北京、广东、
江苏、浙江、
上海 |
山东、河北、
安徽、辽宁、
天津 |
湖南、河南、
湖北、福建、
重庆 |
内蒙古、四川、
山西、广西、
江西 |
陕西、吉林、
贵州、新疆、
云南 |
海南、黑龙江、
宁夏、甘肃、
青海 |
国际循环
绩效 |
广东、江苏、
上海、浙江、
北京 |
山东、天津、
辽宁、河南、
福建 |
安徽、湖南、
四川、湖北、
江西 |
河北、重庆、
陕西、黑龙江、
海南 |
内蒙古、云南、
广西、吉林、
山西 |
新疆、甘肃、
宁夏、贵州、
青海 |
循环绩效排名也位列全国前五。这说明在过去的11年间,这些东部沿海省份借助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较快的经济基础,在国内循环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推动国际循环的发展,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和青海省等西部省份,因资金、技术、人才和地理位置方面的劣势,缺乏较优的产业结构和较强的经济基础,在国内经济循环中不具备比较优势,更不能带动国际经济循环的发展。以2020年为例,我国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88.12%,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1.29%,而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95.05%,是西部地区的1.08倍,其中第三产业增加是西部地区的1.12倍。重点是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只有4.95%,而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高达11.88%,是东部地区的2.4倍。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靠前的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都在95%以上,其中上海市高达99.73%,北京市高达99.70%。可见,产业结构升级对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作用,唯有调整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转变,发挥各省份的比较优势,扩大内需,提高国内经济循环整体发展水平,才能切实推动国际循环的发展,加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5. 实证分析
5.1. 主效应检验
分析主效应回归结果(表5)。首先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变量分别加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将两个自变量的乘积项加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综合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相互作用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影响。由模型1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为正(& = 5.470),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低级结构,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级结构调整和转变的程度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模型2可知,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正(& = 8.892),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和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程度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模型3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乘积项的系数为正(& = 9.680),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综上所述,假设A1得到验证,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Table 5. Main 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表5. 主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绩效 |
(1) |
(2) |
(3) |
Sub |
1.086 |
1.750 |
1.616 |
(1.573) |
(1.625) |
(1.548) |
CPI |
0.743** |
0.476 |
0.783** |
(0.365) |
(0.377) |
(0.360) |
Export |
0.004 |
0.004 |
0.004 |
(0.003) |
(0.003) |
(0.003) |
Open |
−14.642*** |
−19.235*** |
−18.421*** |
(2.309) |
(2.137) |
(2.004) |
People |
0.007*** |
0.004*** |
0.005*** |
(0.001) |
(0.001) |
(0.001) |
TS |
5.470*** |
|
|
(0.990) |
|
|
TL |
|
8.892*** |
|
|
(2.761) |
|
TS × TL |
|
|
9.680*** |
|
|
(1.534) |
_cons |
−100.147*** |
−56.656 |
−91.764** |
(37.682) |
(38.451) |
(36.841) |
id |
Yes |
Yes |
Yes |
year |
Yes |
Yes |
Yes |
r2_a |
0.630 |
0.605 |
0.641 |
F |
37.821 |
34.265 |
39.469 |
N |
390.000 |
390.000 |
390.000 |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5.2. 调节效应检验
在表6中,由模型4可知,政府财政补贴一次项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的系数为正(& = 4.616),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政府财政补贴二次项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的系数为负(& = −4.418),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财政补贴先正向调节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后负向调节;由模型5可知,政府财政补贴一次项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交互项的系数为正(& = 4.494),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政府财政补贴二次项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交互项的系数为负(& = −5.694),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财政补贴先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后负向调节。综上所述,假设B1和假设B2得到验证,技术研发初期,政府财政补贴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技术研发后期,政府财政补贴负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由模型6可知,科研成果质量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的系数为正(& = 1.281),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由模型7可知,科研成果质量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交互项的系数为正(& = 1.514),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假设C1得到验证,高质量科研成果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由模型8可知,科研成果转换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的系数为正(& = 0.849),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由模型9可知,科研成果转换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交互项的系数为正(& = 0.495),且在0.01的水平下显著,假设D1得到验证,科技成果转换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adjustment effect
表6.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绩效 |
(4) |
(5) |
(6) |
(7) |
(8) |
(9) |
TS |
2.541*** |
|
2.436*** |
|
2.235*** |
|
(0.590) |
|
(0.644) |
|
(0.698) |
|
TL |
|
13.404*** |
|
7.772*** |
|
4.499* |
|
(3.091) |
|
(2.309) |
|
(2.347) |
T_Sub |
0.216*** |
0.464*** |
|
|
|
|
(0.038) |
(0.080) |
|
|
|
|
T_Sub2 |
−0.001*** |
−0.005*** |
|
|
|
|
(0.000) |
(0.001) |
|
|
|
|
TS × T_Sub |
4.616*** |
|
|
|
|
|
(0.248) |
|
|
|
|
|
TS × T_Sub2 |
−4.418*** |
|
|
|
|
|
(0.567) |
|
|
|
|
|
TL × T_Sub |
|
4.494*** |
|
|
|
|
|
(1.178) |
|
|
|
|
TL × T_Sub2 |
|
−5.694*** |
|
|
|
|
|
(2.023) |
|
|
|
|
Grant |
|
|
0.149*** |
0.499*** |
|
|
|
|
(0.032) |
(0.042) |
|
|
TS × Grant |
|
|
1.281*** |
|
|
|
|
|
(0.083) |
|
|
|
TL × Grant |
|
|
|
1.514*** |
|
|
|
|
|
(0.284) |
|
|
Volume |
|
|
|
|
0.004 |
0.048*** |
|
|
|
|
(0.005) |
(0.004) |
TS × Volume |
|
|
|
|
0.849*** |
|
|
|
|
|
(0.068) |
|
TS × Volume |
|
|
|
|
|
0.495*** |
|
|
|
|
|
(0.186) |
id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ar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r2_a |
0.879 |
0.651 |
0.853 |
0.735 |
0.828 |
0.725 |
F |
122.380 |
33.124 |
108.290 |
53.179 |
90.876 |
50.743 |
N |
390.000 |
390.000 |
390.000 |
390.000 |
390.000 |
390.000 |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5.3. 稳健性检验
前文在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时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总收入的比值衡量供给效率、发展型消费与总消费的比值衡量消费结构、消费贡献率衡量消费升级、货物运输量衡量物流业发展,为进一步验证实证分析结构的可靠性,现采用高技术产品主营业务收入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供给效率、借鉴李荣杰等人的做法采用恩格尔系数衡量消费结构、用电子商务销售额衡量消费升级、用公路里程数衡量物流业发展,代替之前的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5.3.1. 主效应稳健性检验
在表7中,由模型10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 5.379, p < 0.01),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 7.812, p < 0.01),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 8.689, p < 0.01),假设A1得到验证,产业结构升级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综上,主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结果一致。
5.3.2. 调节效应稳健性检验
在表8中政府财政补贴一次项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 4.065, p < 0.01),政府财政补贴二次项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显著(& = -2.822, p < 0.01),存在倒U型关系;由模型14可知,政府财政补贴一次项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 4.510, p < 0.01),政府财政补贴二次项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显著(& = −6.008, p < 0.01),假设B1和B2得到验证,综上,政府财政补贴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构与前文检验结果一致。由模型15可知,科研成果质量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 1.243, p < 0.01);由模型16可知,科研成果质量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交互项之间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 1.386, p < 0.01),假设C1得到验证,科研成果质量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构与前文检验结果一致。由模型17可知,科研成果转换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 0.729, p < 0.01);由模型18可知,科研成果转换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交互项之间的系数为正且较显著(& = 0.366, p < 0.05),假设D1得到验证,科研成果转换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构与前文检验结果一致。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of main 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表7. 主效应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变量 |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绩效 |
(10) |
(11) |
(12) |
TS |
5.379*** |
|
|
(0.964) |
|
|
TL |
|
7.812*** |
|
|
(2.699) |
|
TS × TL |
|
|
8.689*** |
|
|
(1.510) |
id |
Yes |
Yes |
Yes |
year |
Yes |
Yes |
Yes |
r2_a |
0.686 |
0.662 |
0.688 |
F |
47.779 |
43.043 |
48.189 |
N |
390.000 |
390.000 |
390.000 |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Table 8. Robustness test of regression results of adjustment effect
表8.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变量 |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绩效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TS |
2.751*** |
|
2.492*** |
|
2.345*** |
|
(0.583) |
|
(0.656) |
|
(0.693) |
|
TL |
|
11.893*** |
|
6.800*** |
|
3.499 |
|
(3.029) |
|
(2.328) |
|
(2.245) |
T_Sub |
0.159*** |
0.434*** |
|
|
|
|
(0.037) |
(0.079) |
|
|
|
|
T_Sub2 |
−0.001** |
−0.005*** |
|
|
|
|
(0.000) |
(0.001) |
|
|
|
|
TS × T_Sub |
4.065*** |
|
|
|
|
|
(0.245) |
|
|
|
|
|
TS × T_Sub2 |
−2.822*** |
|
|
|
|
|
(0.560) |
|
|
|
|
|
TL × T_Sub |
|
4.510*** |
|
|
|
|
|
(1.154) |
|
|
|
|
TL × T_Sub2 |
|
−6.008*** |
|
|
|
|
|
(1.982) |
|
|
|
|
Grant |
|
|
0.119*** |
0.455*** |
|
|
|
|
(0.033) |
(0.042) |
|
|
TS × Grant |
|
|
1.243*** |
|
|
|
|
|
(0.085) |
|
|
|
TL × Grant |
|
|
|
1.386*** |
|
|
|
|
|
(0.286) |
|
|
Volume |
|
|
|
|
0.011** |
0.049*** |
|
|
|
|
(0.005) |
(0.004) |
TS × Volume |
|
|
|
|
0.729*** |
|
|
|
|
|
(0.068) |
|
TS × Volume |
|
|
|
|
|
0.366** |
|
|
|
|
|
(0.178) |
id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ar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r2_a |
0.894 |
0.700 |
0.863 |
0.758 |
0.848 |
0.774 |
F |
141.855 |
40.781 |
117.609 |
59.921 |
104.899 |
65.368 |
N |
390.000 |
390.000 |
390.000 |
390.000 |
390.000 |
390.000 |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通过以上检验可知,主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完全一致;在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中,除了假设D1的显著性水平(p < 0.05)较前文(p < 0.01)有差别外,其他结果均一致,显示出本研究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4. 异质性分析
前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产业结构升级确实能够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但由于中国国土覆盖范围广,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差异大,要素禀赋以及各种政策规制千差万别,所以本文分别从地区和时间两个维度对研究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详细结果见表9。
根据不同城市的空间地理位置的差异将其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对模型19和模型20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交互作用对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p < 0.01),但东部地区的回归模型系数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说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对东部地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作用更大,且是西部地区促进作用的三倍多。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从沿海地区起步,导致东部地区具有区位和政策优势,经济基础较强,凭借科技教育发达、劳动力丰富、交通便利等优势条件,充分发挥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水平等领域均落后于东部地区,生产要素分配不得不倾向于东部地区,导致中西部地区长期陷入了产业结构落后的困局,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相应地弱化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促进作用。
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9.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
地区异质性 |
时间异质性 |
国内国际异质性 |
(19) 东部 |
(20) 中、西部 |
(21) “十二五” |
(22) “十三五” |
(23) 国内 |
(24) 国际 |
TS × TL |
12.917*** |
4.159*** |
5.325** |
12.103*** |
16.012*** |
−2.696 |
(3.329) |
(1.025) |
(2.174) |
(1.909) |
(1.925) |
(2.261) |
Id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ar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r2_a |
0.629 |
0.758 |
0.265 |
0.290 |
0.526 |
0.574 |
F |
14.332 |
42.767 |
9.274 |
9.990 |
25.674 |
30.490 |
N |
143.000 |
247.000 |
150.000 |
150.000 |
390.000 |
390.000 |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十二五”规划中提到该时期是我国摆脱国际经济危机影响和走出国内经济调整迈向新繁荣的时期,是我国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而在“十三五”规划时期,我国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列为十个目标任务之一,加大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视程度。基于此,本文将从“十二五”和“十三五”这两个时期进行异质性分析,对比分析表9中的模型21和模型22可以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交互作用的系数都为正且显著,“十三五”时期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明显大于“十二五”时期,说明不管是“十二五”时期还是“十三五”时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都会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十二五”时期由于基础设施和政策不完善以及科技创新水平不高等原因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双循环的促进作用不大且不够显著,但随着时间推移,国家对产业结构升级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自主式科技创新水平的进步、政策及基础设施的快速完善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充分彰显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国内国际双循环显著的促进作用。
分别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由模型22和23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交互作用对国内经济循环的影响系数为正且显著,促进作用明显,但其对国际经济循环没有促进作用。其主要原因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直接推动了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对国际循环具有间接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加快产业链升级,缓解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供给不足问题,迎合消费升级的同时创造新的需求,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的过程又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经济循环的发展,使得我国以更高的规模经济效能、产业层级和更强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并反哺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加快二者相互促进,最终形成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6. 结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均发生了重大改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首要目标就是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而扩大内需、缓解供需矛盾、提高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的主要路径选择就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此,本文在深入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个维度构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2010~2022年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及变化特征,并利用固定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效应,得出如下结论:(1) 我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存在地区不均衡特征,东部地区明显强于西部地区,且国内循环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国际循环发展水平也较高。(2)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提高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地区异质性来分析,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对地理位置优越的东部地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作用强于西部地区;从时间异质性来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三五”时期产业结构升级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促进作用强于“十二五”时期;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国内经济循环的影响系数为正且显著,促进作用明显,对国际经济循环没有直接促进作用。(3) 科技创新作为调节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激励作用。具体为技术研发初期的政府财政补贴、科研成果质量和科研成果转化率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双循环发展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但政府不能长期的对技术研发企业基于资金支持,过度的财政补贴反而会负向调节前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对构建把内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9]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一方面,减少低成本、低质量、低附加值的同质化产品的生产,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提高产品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满足消费者的中高端需求,有效缓解供需矛盾,扩大内需,加快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另一方面,大力发展5G、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我国及时迎合国内外市场需求,形成稳定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增强在国际分工合作中的竞争优势,摆脱我国产业链低端锁定的困局,为更好地构建国际循环铺路。
第二,鼓励自主式科技创新。引进式模仿创新让我国长期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难题,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必须通过政府调控和企业培育等手段解决该难题,加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提高科技创新的质量,强化科技创新成果转换机制。一方面,政府应综合运用财政、产业、人才等政策引导并激励相关企业进行自主式创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最大可能地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相关企业应及时调整创新团队管理模式,吸引高科技人才,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提高科技创新成果质量的同时,要将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产品生产的过程中,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回报率。切实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形成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第三,加快省际交流合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从前文可知,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积聚特征,各省份的双循环发展水平易受到相邻省份的影响。因此,东部地区各省份之间应加强交流,相互学习,更好地发挥经济双循环高水平地区的示范带头作用的同时,还要起到辐射带动中部地区的作用,努力发展中部地区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第二梯队。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各相邻省份之间更应该加强合作交流,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形成“马阵跨井”和“板链拉动”的态势,在中东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下,克服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双循环发展的阻碍,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各地区协调发展,取长补短,快速提高各地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