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玉器在汉代得以大发展。汉玉厚润精美，对于汉代玉器的研究众多。尤其在审美意义与象征价值上受到学者广泛的关注且成果丰富。对于汉代玉剑饰在20世纪已有中日学者进行深入的发掘研究，学者们通过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以考古学的方法等方法阐释了汉代玉器的形制用途与工艺，对汉玉剑具各部位玉饰的名称、佩戴方式及功能意义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玉剑饰中玉剑首的探讨也已有所成果，主要涉及玉作为剑具的重要组合部件，说明其结构，而对于单独玉剑首个体的个案深入探讨相对较少。因此，重庆涪陵小田溪M12出土玉剑首保存较好，通过对其个案造型艺术的研究，阐释汉代玉剑饰器物中蕴含的审美寓意与象征功能，窥探汉代世俗理想与宗法礼制的结合表现。
2. M12墓葬情况与玉剑首M12：112、M12：113造型分析
2.1. 时代与地理信息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的发掘以抢救性发掘为主，出土材料零散并且缺乏系统性，发掘者对于墓葬时代的判断定为战国时期。而宋治民、蒋晓春等学者认为小田溪M1~M3属于秦至西汉初年。从造型来看，重庆涪陵小田溪M12与M1、M2的随葬器物在组合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尤其是出土的各类铜器的造型基本一致。但与M3相比，均有很少见于巴人墓葬中的分体戟、铜框漆卮、盖弓帽，这些出土器物明显是来自于中原地区。因此，董小陈、陈钢等学者推测M12的时代与M1~M3比较接近，大约为秦代至西汉初年[1]。笔者趋向于M12为西汉初年墓葬。首先，M12出土了虎钮錞于(M12: 36) (图1)与铜钲(M12: 33)，在汉代墓葬中它们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再者，该墓出土的虎钮錞于与其他地区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錞于造型相似，例如柳州博物馆馆藏汉代虎钮錞于(图2)造型皆为扁圆肩虎钮直口式，虎钮昂首翘尾，四肢微曲，作起跳状，錞于腹部上部微隆，下部趋直。其次，M12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与青铜器皆具有较明显的汉代物质的时代特征，器物整体有着较为浓郁的汉文化气息，尤其是玉剑具这一中原文化特色鲜明的玉质器物。由此推测M12墓葬年代应为西汉时期。
作为目前巴蜀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巴文化墓葬之一，重庆涪陵小田溪M12随葬器物的种类丰富，数量颇多，其中多组玉组佩工艺精湛，造型精美。这一情况恰恰说明了M12墓主人拥有的实力背景与身份情况。值得一提的是M12出土的玉剑具组合，其规制等级较高，唯见于汉代诸侯王等级的高级墓葬中，由此看来，墓主也应属于巴蜀地区的高等级统治阶层。墓中出土的玉剑具不仅能够表现墓主所处年代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具有除了象征身份等级之外的特殊功能与价值意义。
Figure 1. The tiger-knobbed chunyu unearthed from Tomb M12 at Xiaotianxi, Fuling District, Chongqing (M12: 36)
图1. 重庆涪陵小田溪M12出土虎钮錞于(M12: 36)
Figure 2. The Han-dynasty tiger-knobbed chunyu in the collection of Liuzhou Museum
图2. 柳州博物馆藏汉虎钮錞于
2.2. 玉剑首M12：112、M12：113造型分析
重庆涪陵小田溪M12出土的两套由青铜剑身和玉剑首、后、珥、璏、珌5种剑饰的器物组合，皆为青白玉质地。其中玉剑后、珥、璏、珌造型规整简约，未见明显装饰加工，而两件玉剑首M12：112与M12：113存在以浅浮雕、阴线刻磋磨等技艺加工的精美装饰纹样。因此，本文集中探讨这件汉代的玉剑首的造型纹饰，由此为切入点发掘蕴含其中的时代风貌与社会文化内涵。
玉剑首M12：112 (图3)与M12：113 (图4)造型都是扁状圆台形，是剑茎顶端的玉饰。玉剑首(M12: 112)，直径4.8、厚1.4厘米，顶部正中微微凸起一圆平面，以环形阴刻浅槽分为内外两部分，槽内为圆环带相连的四组卷云纹，环绕着中心的小菱形纹。玉剑首底部为凹凸衔接柱状结构，凸柱上有凿刻的圆环，以及圆环上有三等均分位置的对称圆孔。
玉剑首M12：113与M12：112造型基本一致，直径4.5~4.6、厚1.4厘米，槽内为圆环带相连的四组卷云纹，顶部浅槽外满饰谷纹，匀称协调，玉剑首边缘微微凸起呈现为细环状凸沿。
Figure 3. The pommel of a jade sword (M12: 112)
图3. 玉剑首(M12: 112)
Figure 4. The pommel of a jade sword (M12: 113)
图4. 玉剑首(M12: 113)
玉剑饰作为对青铜剑具的装饰部件，一方面注重美观与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可作为时人理念的物质载体，在整体上提升了剑具本身的综合价值。玉剑具凸显了所有者的身份尊贵，拥有庞大的财富资源，并且也体现了时人对汉代以君子比德于玉的推崇与实践，兼有世俗与礼制的特点。在玉剑首上饰有谷纹、卷云纹、菱形纹、环纹等装饰纹样，增添了较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汉代时代特色在物质上的体现方式之一。
3. 玉剑首M12：112、M12：113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3.1. 稳定与统一的社会背景
器物某种程度上能反映一个时代各个方面，透过重庆涪陵小田溪M12出土的玉剑具可以窥见一个稳定而统一的持续发展的朝代，也是一个隐含着持续对武力为尊、推崇阳刚之气的时代气息。
在春秋晚期开始逐渐形成的由玉剑首、玉剑格、玉剑璏、玉剑珌四件套组合用来装饰宝剑的新形制玉器，至战国至汉代时期尤其盛行[2]。在此时期豪强贵族们为了标榜雄厚的财富实力和高雅的品德情趣，彰显个体的社会地位与身份，乐于在所佩之剑上饰玉。但因社会环境变迁，成套的玉具剑自东汉后逐渐消失。
而玉剑饰在汉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其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统一的政治背景分不开。人们在经历战乱的侵扰之后，急需安全的环境休养生息与繁衍后代。而汉代初期统治者在陆贾的建议下，实行“宽舒”“无为而治”和“宽和”的政策，奉行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颁布轻徭薄赋等一系列决策，以巩固统治恢复生产。在这些条件的催化下，汉代初期人口迅速增长，用玉人群的基数大，政策的宽舒与财富的积累让更多中间阶层也参与到佩玉的活动中，并与时人的生活情趣相结合。因此玉器的种类与数量也比东周而言有了提升，而玉器的增多促使玉剑饰的发展，其中附加的意义趋于丰富。正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下玉剑饰才得以迅速地发展。
在此时期中原王朝获得战争胜利，各地区间的交流日趋紧密，带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质的器物与元素往来传播。这点在属于巴蜀地区的重庆涪陵小田溪M12出土的青铜剑身和玉剑首、后、珥、璏、珌5种剑饰的器物组合中能够体现出来，玉剑饰作为中原礼制器物出现于巴蜀高级墓葬之中，可见中原礼制社会的制度与器物对西南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而少数民族的首领成为受中央管辖的地方权贵，也逐渐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礼制社会体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各地域和民族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传播交流日益密切，玉剑饰器物也随着时人活动传递流入各地。
3.2. 儒学与灵魂观念的发展
自春秋战国以来，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时代发展的迫使下，儒家文化扩展了玉器的功能，使得玉器除了祭祀、敬神之外，增添了人格与道德方面的象征功能。因此玉器成为宣传伦理教化和道德规范的重要物质载体，君子佩玉作为高雅德行与节操的象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君子佩剑的传统与佩玉风尚巧妙地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玉剑饰的发展。
此外，由于长期混乱的生存环境，使人在解决生存需要基础上，也迫切地急需心灵上的寄托与安慰。除了儒家等诸家受到关注外，道家元素与神仙信仰逐渐风靡于群众中，被广为接纳。尤其是“灵魂不灭”观念的促使了玉殓葬的发展，而“事死如事生”丧葬观使时人对墓葬的建造倍加重视。玉剑首作为陪葬品，不仅是作为墓主人的财产所有物，同时也是汉代丧葬观与灵魂观共同影响下所创造的产物，作为剑的装饰，需具备实用功能与审美价值，而其中也包含了社会思想与精神信仰的内在影响，是对汉代社会的综合体现。
4. 玉剑首M12：112、M12：113的艺术文化内涵
4.1. 云纹——生命元气与升仙信仰
玉剑首用以装饰青铜剑具，本为剑具的附庸，而以玉为材质，使之象征礼制的身份等级地位，勇敢善战的个性优势，兼具财富与高雅品德的综合文化素养，也是对社会崇拜武力的强调与暗示。在此类意义基础之上，放置于墓葬之中的环境使其增添了驱除邪祟，守护墓主安宁的地下生活的精神功能。
玉剑首M12：112、M12：113的装饰纹样也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首先两件玉剑首上皆饰有四组向内卷曲云纹，有汉代的灵动与浪漫气息，云气纹在汉代是一种普遍认定的吉祥纹样，也是汉代装饰纹样的主流，象征高升和如意，应用广泛，在漆器和丝织品上常见。
而卷云纹出现在剑具之上，其含义更注重于两点，一是为武力镇压邪祟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能源之气，而“云”与“气”联系密切，“气，云气也。”段玉裁注：“象云气之皃”[3]。由此可知，“云”和“气”互为一体，云纹本身包含着生机活力和生命内涵。其二，在民间神仙信仰、先秦以黄老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和方士求仙修身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发生转变，升仙逐渐成为终极追求，而云纹后来也成为了神人乘骑瑞兽升天的工具之一。在《庄子·天地》中记载：“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4]。可知，实际上云气纹就是对升仙信仰意涵的一种体现。而值得注意的是，云纹有四组，采取对称构图，皆向内心汇聚之势，实有源源不断，永恒相生之意。
4.2. 谷纹——财富与繁衍
玉剑首M12：113内圈卷云纹组合之外遍布谷纹呈环状，谷纹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有关，是人类农耕文明发展的产物，有着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的寓意。谷纹的形状是谷物发芽时候的样子，它象征着万物苏醒，勃勃生机的景象以及人们对农业丰收的期盼。而与云纹相结合表示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此外，在农耕社会背景中，占用农作物数量的多少实质上就是身家与财富的象征与表达，设置谷纹于玉剑首上，往往带有展示财富以及以武力守卫家族财富之意义。
谷类植物生命力顽强，繁衍迅猛，其中包含着对生命的歌颂，谷纹在玉剑首上出现也表达了时人对于子孙后代兴旺发达，永享无尽财富的期望。王洁和熊兆飞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龙形玉器纹样造型研究》中认为：“谷纹是龙纹的最简体造型。龙是水神的象征，将龙神与稻谷刻画在玉璧上，表现出在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对生命的赞美与弘扬”[5]。由此可以看出谷纹在古人眼里还是掌管气候雨水的龙神象征，这种对资源繁荣，生命不息的重视意识也在这件剑饰上得以表现。虽然谷纹作为玉剑饰的纹样其文化寓意有所侧重，但离不开避邪纳福，平安顺遂等美好愿望，这点也与剑饰依附剑具本体而存在的价值取向相切合，护佑主人安全顺遂。
4.3. 方圆结合与阴阳相合模式
玉剑首M12：112、M12：113两者造型皆为圆片状，而圆片中心雕琢了一个四边微微内陷的方菱形。除去作为玉剑饰的设计的实用合理性与科学性外，这种方与圆的结合设置与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存在内在联系，是地与天的沟通表现，而与云气纹组合则共同塑造出象征天界的整体环境。这一细节处理是时代背景下社会信仰习俗中追求长生升天的追求与强调。
阴阳哲学思想还通过以下两点巧妙的造型设计中得以体现。首先，静止的剑身与玉剑首主体和运动的连续云纹，剑具静而云气动，而阴刻技艺下的凹槽处与浅浮雕的凸起纹，凹凸在空间表现上相对，这无疑是一组静与动的巧妙对立与整合。在阴阳哲学中，静属阴，而动则是充满活力的阳属性，这也是阴阳哲思的在具体物质上的体现。其二，剑饰上表现的天地象征模式也带有特殊的阴阳意识。天圆地方理念中天为阳，地为阴，是天地阴阳的象征。这种思维表现的是时人认为阴阳相合能够相互转换化生万物的逻辑模式，是古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此外，阴阳相生也是繁衍万物的象征形式之一，这与谷纹中祈愿子孙兴旺发展的理念相应合，服务于时人的求顺遂美好之思想。
4.4. 崇玉文化与礼制社会的融合
汉代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文化得到了发展，统治者为维护治理的秩序，利用玉器的特性以牢牢控制局面，玉器因此兼具礼制与世俗的特征，玉器审美与文化也在汉代得以扶持发展。严格地说，所有的祭玉、葬玉、佩玉、瑞玉、饰玉、仪仗兵器都属于玉礼器。而玉剑首M12：112、M12：113的中部皆装饰一圈环纹，实际上与重要的祭天礼器——玉璧相关，是玉璧中空造型模式的一种转换变形。玉礼器作为礼制的集中反映，具有以下四大社会功能：一是服务宗教祭祀；二是彰显政治威仪；三是昭示社会等级；四是宣扬道德教化[6]。这些功能的基础之上还增添有世俗功能，以吉祥福瑞，驱邪纳福，后代兴旺等美好愿望勾连，以此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玉爱玉的阶层人士，使用者范围的扩大也促进了玉器制作业的发展，玉文化也日趋繁荣，并转而与维护礼制社会的功能相融合。因此，玉文化与玉器以及礼制传统秩序实际上处于相互推动影响的变换模式之中。
5. 结语
重庆涪陵小田溪M12出土的玉剑首M12：112、M12：113保存完好，为了解汉代的玉器造型艺术与文化提供良好的载体。通过以上对两件玉剑首的探讨可知玉剑饰在汉代得以流行，这与汉代稳定而统一的社会政治环境离不开，而儒家、黄老之学以及神仙世俗信仰等思想的发扬也为玉器的发展提供了助力，灵魂不灭的观念使得玉剑首的文化内涵深刻而丰富。
而对于重庆涪陵小田溪M12出土玉剑首不仅是对墓主身份等级的象征，其造型与纹饰蕴涵着对生命阳刚之气的尊崇，生命永恒的美好祈愿，也包含了对财富的永久占有和子孙后代兴盛的期望。其中还隐含着阴阳学说的哲学宇宙观念与长生升仙的社会世俗信仰。总之，玉文化的丰富与礼制社会的需求和民俗信仰的理想发展相互产生着密切影响，因此玉剑首M12：112、M12：113也是汉王朝雄健的时代审美特征与浪漫的精神信仰风貌的实物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