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又称作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英文中“Feminism”，起源于15世纪的法国，由西方的女性研究者们创立，主要是指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以所谓“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为现实政治基础、以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理论特征的哲学理论流派。尽管它们可能使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不同个性的名称，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社会经济结构视角，是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议题分析的共同的方法论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了两个重要的社会理论流派的结合，它不仅强调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压迫的社会根源，还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性别角色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2.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起源
2.1.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奠基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是两大左翼理论传统或流派不断交叉融合的结果[1]。一是占主流地位的女性主义理论，源自英国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强调妇女受压迫的性别根源，以及在信奉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追求男女平等。二是起源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到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2]。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存在主义等多个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分析和理解女性问题的框架和方法。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之前的女性主义思潮，它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认为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和发展，因此主张通过法律和教育的手段来推动性别平等。这种思潮在西方女性主义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英国作家简·奥斯丁在其小说《傲慢与偏见》中描绘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困境，批判了以财富和社会地位为前提的婚姻制度，强调了女性独立和经济自主的重要性。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则更加关注女性的身体和性征，认为女性应该摆脱传统的性别角色束缚，追求自由和独立。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批判了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结构，认为这些结构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和发展，因此主张通过革命和变革的手段来推动性别平等。这种思潮对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例如，美国作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其文章《走向平等的女人》中强调了女性的社会参与和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并倡导激进的女性主义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批判传统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存在主义等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探讨了女性的地位和权益问题。具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双重剥削，即性别剥削和阶级剥削。这种剥削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此需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解决女性的地位和权益问题。
2.2.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实践阶段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
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以玛格丽特·本斯顿的《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1969)以及玛丽亚罗莎·科斯塔的《妇女与社区的颠覆》(1972)为主。她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妇女指的是从事家务劳动，不被看重且在与家庭相关活动中负责生产简单的使用价值的而由此构成的一个阶级，妇女想要解放必须从家庭外获得职业机会的平等和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玛丽亚罗莎·科斯塔继续拓展了本斯顿关于妇女是一个独特群体、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在于其未被付酬劳的家务劳动的探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主要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入了家庭领域，聚焦于家务劳动的性质、价值与妇女受压迫的关系的讨论。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这一时期致力于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更自觉地结合。这一时期代表作品主要有海蒂·哈特曼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迈向更有进步意义的联合》、齐拉·爱森斯坦主编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视角》等，这个时期作品专注于如何将性别视角融入分工、阶级、异化、生产关系、“两种生产”等经典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以及父权制、再生产劳动等理论观点与研究视角的提出，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成果丰硕的高光时期。
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末，这一时期更多地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化理论研究的影响，探讨的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3]。这一时期代表著作有罗斯玛丽·亨尼西的《唯物主义女性与华语政治》和唐纳·兰德里、杰拉尔德·麦克莱恩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深受文化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第四阶段是20世纪末以来，生态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盛行，受新自由主义、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意识形态批判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主要理论武器。代表作品有艾瑞尔·萨勒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女性主义：自然、马克思和后现代》等。
3.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内容
3.1.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这本书中深入剖析了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出私有制的出现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私有制出现之前，母权制社会中，女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男性则处于从属地位。然而，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力的增加，男性逐渐掌握了经济大权，从而导致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下降。恩格斯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他强调了教育和劳动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让女性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和参与劳动，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他还提出了家务劳动的概念，认为家务劳动是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应该得到合理的报酬和社会认可。
朱丽叶·米歇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主要贡献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相结合。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同时，她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将女性视为一种非生产性的劳动力，从而剥夺了她们参与生产领域的机会和权利。为了实现男女平等，朱丽叶·米歇尔主张将家务劳动社会化，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创造利润的形式。她认为，只有让女性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和参与劳动，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同时，她还强调了组织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且，米歇尔意识到“只有将密切结合的四大结构改变，才能使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如果只是将其中一个结构改变，那么会被其他结构的加强所抵消”[4]，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本性原因，要想实现男女平等，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海蒂·哈特曼是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她的主要思想观点是强调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形成于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不仅受到私有制的剥削，还受到男性权力的压迫。恩格斯指出：“许久之前使得妇女于家庭内居支配地位的缘由是妇女受限于家务，而当下正是这样才确保了男性于家庭内居支配地位，即男性努力获取生活资料与妇女家务相比显然更加重要：男性劳动才是决定性的，而女性家务劳作无关紧要”[5]，由此可见，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女性逐渐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同时，她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将性别差异神圣化、自然化，从而剥夺了妇女的基本权利，认为只有通过意识形态变革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凯特·拉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她的主要思想观点是强调身体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到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压迫。同时，她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将女性的身体视为一种商品和消费品。凯特·拉森主张消除身体和心灵之间的联系，她认为，只有让女性掌握自己的身体和命运，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同时，她还强调了反对性剥削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反对性剥削的斗争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3.2. 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私有制
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这一观点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私有制社会中，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这些人控制了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分配。这种经济结构导致了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压迫，其中妇女是受害者之一。首先，私有制导致了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使得男性掌握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使得男性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女性施加了经济压力和剥削。在家庭中，男性由于掌握经济资源，往往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其次，私有制也导致了劳动市场的性别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市场被划分为“男性”和“女性”两个领域，男性通常在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则主要集中在服务领域和家庭领域。这种性别分化的现象造成了女性在就业和经济独立方面受到限制，使得她们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此外，私有制还为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强化提供了土壤。在私有制社会中，父权制意识形态得到了加强，男性被视为家庭的核心和领袖，而女性则被视为从属和次要的角色。这种意识形态通过教育和文化传统传承下来，使得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和被歧视的地位。
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要解决妇女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私有制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压迫现象。伊芙琳·里德倡导全体工人阶级的革命，她指出压迫女性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这一制度不能仅仅靠女性或者来自各个阶级女性的联盟来废除。它要求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包括男性和女性，共同为社会主义而奋斗。需要团结所有妇女力量打破男权社会制度，将妇女的解放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妇女联合起来，打破私有制度。
3.3. 妇女受压迫的重要原因——父权制
父权制意识形态是一种基于男性优越性和权威性的社会和文化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男性在家庭、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具有统治权和支配权，而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父权制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强化和传承，包括法律、教育、文化传统和社会规范等。
父权制意识形态在家庭中的表现尤为明显。在父权制家庭中，男性被视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和决策者，而女性则被视为负责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的角色。这种分工不仅将女性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还强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和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父权制家庭模式往往将男性视为家庭的核心和领袖，而将女性视为从属和次要的角色。资本主义工业化“把妇女推向边缘，从而使她们起到次要劳动力的作用，妇女和儿童一样被认为是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军，常常被用来充当工人库”[6]，这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人物艾斯·扬的著名观点，女人在家中从事无酬的家务劳动，为男性从事社会劳动提供有力却无形的保障。这种模式还往往将男性视为户主和决策者，而将女性视为负责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的角色。这种分工不仅将女性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还强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和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父权制意识形态也影响了女性的社会参与和职业发展。在许多社会中，女性被视为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或从事某些职业，这些限制往往基于对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偏见。这种意识形态导致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歧视和不平等待遇，限制了她们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独立。此外，父权制意识形态还与男性优越主义和性别歧视密切相关。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男性的价值和权力被视为高于女性，而女性则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这种观念往往导致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虐待和剥削，以及对女性身体和性别的控制和剥夺。
在妇女受压迫的其他原因中，阶级压迫、文化意识形态影响和生理和社会角色影响等，也是重要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了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出发，消除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的解放。
4.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发展如何突破困境
4.1. 推翻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为什么女性在精神境界得到极大提高、女性劳动充分社会化后，仍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呢？
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强调了男性对女性统治权的确立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财产私有化，二是家务劳动私人化。财产私有化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也是父权制最终取代母权制的根本动力，直接决定了女性被压迫奴役的地位。可以说，没有财产私有化就没有父权制，女性的家务劳动也不会被私人化。所以，女性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就必须废除财产私有制。同时，家务劳动社会化不足以保障两性之间的平等，只要私有制存在，女性就无法逃脱被奴役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是一种不具备交换价值的劳动，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低下。所以，如何解决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低下问题是消灭父权制的关键。也有一些女性认为家务劳动创造了新的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它可以让家庭中的男性从事社会服务。女性学家玛丽罗莎·戴·库斯塔提出，由国家为女性家务劳动发放薪酬，但由于一些现实问题被驳回。并且在现代家庭中，女性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还需要投身于社会生产劳动工作，相比于之前，女性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压迫。所以，在当今社会的夫妻双职工家庭，女性与家中男性合理分工家庭劳务，不仅有助于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髙，也有助于家庭气氛的和谐。而从社会层面上看，女性从事家庭劳务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是一个应当被女性主义者重视和研究的重点问题。
4.2. 从社会意识上加强引导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社会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在能力或价值上存在差异。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强调社会性别差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反对将男性和女性限定在传统的性别角色中。通过强调社会性别差异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可以引导人们认识到男性和女性在权利和利益上的平等和尊重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的重要方面。同时，教育是推动社会意识转变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要消除女性主义面临的困境，必须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应主张在教育体系中加强对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和教育，使人们从小就认识到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并培养人们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尊重他人权利和尊严的意识。为实现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解决女性受到压迫的困境造就良好的教育基础。此外，在媒体宣传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加强对女性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如增加女性主义相关的报道和节目，邀请女性主义专家参与访谈和讨论，增加对性别歧视等问题的曝光等，通过这些媒体平台，可以向广大公众传递女性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提高人们对女性权益的关注和支持。并且，社会是由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组成的多元化共同体。因此，要消除女性主义面临的困境，必须倡导多元文化。社会主张尊重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反对将某种文化或价值观强加于人。通过倡导多元文化，可以促进不同文化和性别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5. 结语
虽然当今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女性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精神上也更加独立，但是并不意味着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已经得到解决，而是更趋向于隐蔽化和内在化。在性别民主领域也不能局限于表面上消除男女性别差异，而是更应该关注内在实质的差异解决。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不是意味我们要消除差异，而是要尊重差异化。现代社会很多观点将女权主义“妖魔化”，产生了很多极端主义的女权主义，大多数人并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女权主义，反而是先让这些极端主义的女权主义占领思想阵地，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错误和可怖的主义，反而让女权主义运动和目的的实现更加困难。其实，女权主义的观点是要建立真正意义上平等的民主制度，而是希望男性所特有的压迫女性、剥削女性的行为能够被制止，从而使男女两性获得真正的平等，从而消除性别歧视。这不是女权主义者在向西方民主制度低头祈求某种赏赐，而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享有普遍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社会进步的标志。女性群体在政治活动中的广泛参与，以及性别平等观念的深入落实，可将西方民主政治的方向摆正，并且有助于西方民主制度良性延续发展，同时也对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