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这种自信源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潜力，是对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道路自信的重申，也是对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和世界意义的宣示。国家文化公园是在民族复兴和文旅融合的复调背景下，由党和国家统筹设计、推进实施，为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弘扬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文化工程，是我国首创的新生概念。繁荣的文化事业和发达的文化产业提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有着怎样的建设意蕴、功能范式以及如何在新时代发挥国家文化公园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样式形成中的推动作用，并将其精准落实到文化建设的工作实践之中，是时代新难点和新命题。只有深度探赜才能明晰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初衷和长远战略目标，进而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有益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和学理依据。
2.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意蕴
国家文化公园的理念肇始于欧洲文化线路和美国遗产廊道，是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既有经验基础上，又结合本国文化特色和发展需求的取舍与腾越。“国家文化”是国家文化公园的理念重点，其实质是国家的“政治文化”，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通过系统阐释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内涵与建设意义，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向度建构起理论基石。
2.1. 国家文化公园的缘起与演进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国家文化公园逐渐由构想转变为现实，迎来发展热潮。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由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开展；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黄河加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行列；2022年1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关乎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民族复兴、文化强国、旅游发展的复调背景下，我国多地省份先后出台关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相关政策制度。例如：甘肃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出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保护规划》，围绕突出“万里长城”整体辨识度和中华民族精神标识主题，以加强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弘扬为主线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河南出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建设保护规划》，拟将河南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以黄河为轴线，以城市为节点，规划建设五驱联动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廊道等。无论是长城、大运河，还是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都注重挖掘和展现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突出国家代表性和地方特色，以打造具有标识性的中华文化符号。国家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纵向协同，体现了新时代保护、建设、开发和发展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与协调兼并、保护与利用并重以及突出文化内涵与特色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渊源，自相关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开展了广泛探讨，主要聚焦概念内涵、主要特征、时代价值、建设方向以及发展路径的探索建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基础理论研究起步较早，但从不同理论视角推动范式构建的努力仍在进行。在概念内涵方面，龚道德教授基于制度建设的视角梳理了国外历史、文化类“国家公园”的历史脉络，分析了中西哲学思想和文化遗产截然不同的特性。从国家、文化、公园三个方面进行解读，强调国家文化公园蕴含中华文化深刻内涵和重要文化特征，具有国家代表性[2]。孙华教授以文化区域限定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通过明确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外延、要素、特征、类型和价值等问题对国家文化公园概念进行明晰，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延续和传承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需求，依托重要的文化遗产资源向公众开放的公园形式的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场所和文化产品[3]。在时代价值方面，傅才武教授通过梳理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定位和背后的政策意义，总结出国家文化公园是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平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路径的价值内涵，把握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核，形成中华民族表征体系，对国家文化公园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讨论[4]。在建设路径方面，邹统钎教授提出构建本体结构与三生空间平衡发展的遗产文化结构、构建本底功能、直接应用功能与衍生价值多元发展的遗产功能体系、构建以权威话语为主、多元话语为辅的精神意义表征体系、构建和谐一体的景观格局与环境氛围、通过管理协调机制和相容性利用，以保障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的完整性的具体建设路径，从而实现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保护[5]。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深化实践要求学术研究以更深入、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探索统一规范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模式和路径以及推广运用更为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领域内研究的发展方向。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构无疑是从“国家”“文化”“公园”三个层面脉络中进行的话语建构。首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恒久彰显“国家”底色，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主导建设并对其实施总体性管理，强调在整合多元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禀赋的、国民高度认同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元素后彰显其整体性、持续性以及同一性的国家和民族意涵。“中国”是国家文化公园鲜明的精神文化符号和文化底色。其次，“文化”乃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精髓内核。文化是符号的排列组合，是表达意义的实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对我国包括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内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综合利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所孕育的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文化记忆的符号。最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根本定位是“公园”。公园限定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权属表达和空间限定。用公园的空间布局去统摄文化内容，对其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模式，是保护传承利用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区域，必须向社会公众开放，由全民共享。
2.2.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意义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园化的公共园区是依托我国重要文化遗产资源所打造的，是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生动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展开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战略决策，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文化系统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国家文化公园是根植于我国政治、文化、社会现实环境的大型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创新思想，发端于欧洲的文化线路、美国的遗产廊道以及中国的线性文化遗产三条理论源流[6]。是在国家自然公园、国家历史公园的基础上所探索出的一种侧重于“文化”公园属性的中国范式。当前，学界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定义分别从国家性、文化性、公园型的视角展开。邹统钎教授从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出发，他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为打造国家文化重要标志、坚定国家文化自信、增强国民文化认同，整合具有国家代表意义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以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为主要功能，实行公园化管理运营，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7]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我国文化领域深入推进的重大战略工程，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
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与活化文化遗产，实现文化传承。作为新时代标志性的文化壮举，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华文化鲜明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生动的历史见证。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目的是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同时也是探索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新模式。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整合各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生动再现中华文化的民族特性、价值理念，有利于保护与活化文化遗产，有助于充分肯定自身文化价值，树立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统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新的历史节点上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民族自信的重要表征和发展新向度。
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寻求精神文化需求与物质进步的平衡点，我国提出了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新概念，国家文化公园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中应用而生。新时代的生活是审美需求日益增长的生活，人们在追求生活的真实性和价值性的同时，也在努力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和审美素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代同频共振，及时回答时代之问，说明现实之困，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主动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精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又符合当代中国人审美且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主题，既满足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又引导受众体验中华文化之美，领悟优秀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推动人民生活需要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通过探索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兼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
3. 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范式
国家文化公园在自身与外界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时，呈现出政治引领、隐性教育、文化传承、公共服务等重要功能。是国家依托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磅礴的文化载体和不朽的民族精神，竭力建构与强化“国家形象”的文化载体，有效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文化多元性的持有与延续。
3.1. 政治引领功能
“政治教育又确实是一种政治手段，它为政治主体所利用，通过它来确立、调整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和方向，反复而有效地向政治客体灌输符合其利益的政治价值和观念，以达到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思想和心灵，维护既有政治秩序的政治目的”[8]。由于国家文化公园具有覆盖范围和受众群体广泛等特点，因而充分借助国家文化公园这一载体进行价值观教育，能够获得积极的政治引领效果，对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促进作用。“历史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9]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重要文化空间，也是当代中国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岁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发愤图强、锐意进取、守正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抒写了恢弘史诗。国家文化公园是理想信念教育最丰富的营养剂。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中始终体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引方向，反映和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价值观念，从而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实现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最直观的、形象的实物遗存，其中厚植的文化遗产反映了我国的历史起源、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国家价值观的渗透，蕴藏着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国家文化公园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宣传阵地，为促进文化认同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使大众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不懈奋斗，培养自觉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
3.2. 隐性教育功能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手段，是在受教育者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类型，通过多方位的潜移默化影响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文化浸润、感染、熏陶，既要重视显性教育，也要重视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实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10]营造文化沉浸式场景，是实现文化浸润的重要条件。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分布众多历史遗址、古建筑、历史文化名城等，它们作为文化载体，为参观者赋予更多的实物体验，为其了解历史文化提供多元、直观、鲜活的隐性教育素材以及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途径。隐性教育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分散在不同的教育载体之上，同时跨越了时空限制，扩展了不同的教育场域。国家文化公园利用有形的实物载体，通过“润物无声”的教育方式促使受教育者无意识或者潜意识接受教育内容，在悄无声息的过程中将内容传递给教育对象，为受教育者提供了满足教育需求的潜在途径和互动平台，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身教育需求，以平等身份充分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从而实现“外化于行”的教育目标。国家文化公园则是借助公园的具体形态发挥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寓价值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不仅能给参观者带来身临其境体验传统优秀文化的享受，还对其思想情感造成了冲击，并潜移默化地传达了价值观内容。“富含隐喻意向的国家文化公园，早已不是凝固的建筑、无语的物质实体，而是实现格式塔转化的‘会说话的载体’，源源不断地向人们言说历史事实、叙述意义价值、传递家国情怀，是可以与受教育者进行跨时空对话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11]
3.3. 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遗产包含着它所属的那个时期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代表着那个时期的文明程度，是那个时代文明的集体记忆的物质象征物和遗存物[12]。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和历史足迹的“活化石”、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国家文化公园依托我国重大文化遗产而建设，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曲折回环的长城、壮丽秀美的大运河、艰苦卓绝的长征精神、奔腾不息的黄河、气势磅礴的长江，皆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承载的是独具禀赋、璀璨夺目、独具匠心的中华优秀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最深厚、最多彩的文化记忆印记，发挥着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传承功能。横卧于北方大地的万里长城，历经战国至明朝2000余年修建，经过千百年风雨洗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纵贯8个省市，成功将南北方政治经济中心与其腹地沟通连接，蕴含着兼容并蓄、多彩荟萃的文化；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翻山越岭，跋涉大江大河，行程二万五千里，沿线留下的历史文化遗存，展现了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黄河，以“几”字形姿态盘踞在中国北方大地，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影响着周围的多元文化；长江发源于青海西南部，曲折东流，最后注入东海，是我国的第一大河，数百条支流辐辏南北，塑造了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从长城、大运河，到长征、黄河，再到长江，入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名录的无不涵育着丰厚的文化基因，绘制着别具一格的中华文化记忆图腾。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国家文化公园是文化认同型国家在全球化背景视域下强化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长远战略刚需的系统性反映。文化认同是构成这一民族国家结构的逻辑起点。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代表了中华民族最丰厚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记忆，包含了中华农耕时代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公园通过原生的文化记忆元素，链接起中华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文化发展印记和总体腾越趋势。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发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品格，成为迈向民族复兴伟大光明前景的重要依托。无疑，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为了提升国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豪与文化认同，从而建设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3.4. 公共服务功能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而言，201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就明确地界定“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13]此定义从供给主体、供给内容和需求主体的角度进行了界定。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为了保护文化遗产资源，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具有鲜明主题和明确范围区间的特定文化遗产空间，是回应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丰富和拓展。国家文化公园乃是惠泽民众的集成性文化工程，公共角色和公众力量是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极为关键的要素。国家文化公园于建设期间充分施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跨区域、跨部门的协调职责，即时向公众传递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动态，让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充分获得大众的认可、支持与积极参入。在建设进程中，善于听，更要听进去，知晓公众的合理需求，善于做，更要做得好，统筹兼顾民众的合理权益。国家文化公园是以国家为政治底色、以人民为主体，通过传统整合手段和现代创新方法，为公众亲身体验、学思践行国家文化公园提供新材料、新视角、新路径。形成线上与线下相贯通的国家文化公园资源展示空间，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也是全民共享的精神文化生活空间。人民作为“文化”与“公园”的主体，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自然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和管理方面必然面临一系列复杂矛盾问题，如统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平衡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利用之间的关系，处理本地居民与外地游客之间的关系，应对内部凝聚精神力量与外部扩大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等[14]。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生活为重点，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机制建构的投入比重，使得优质文化产品和优良服务品质供需良性互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设和管理国家文化公园，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通过丰富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从而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促使管理者重视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同时，更强调参与各方的平等对话、合作共建和尊重用户需求的多元参与性，确保其公共服务功能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实现与公众需求的更高度匹配。
4. 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向度
国家文化公园有着塑造国家形象、促进全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联系，势必关乎中国文化建设和文明复兴的大局。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逐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发展，虽然当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拥有重要发展机遇，但同时依然存在一些现实挑战。例如未形成全面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制机制；国家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创新性不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的区域发展不协调；数字技术赋能不充分等。当前，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发挥好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是新时代文化发展进路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文化的感召力和生命力在于服务人民、亲近生活、依托现实，须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创意表达、创新转化，加强历史发掘、科技融合、工匠培育，驱动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高水平、高效能建设发展。
4.1. 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更好统筹资源配置
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家文化公园功能的发挥。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生活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从而对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探析兴趣。后现代消费的风格更加注重个体的成长教育，而不是以往的物质主义享受。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5]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社会大众在这种社会形态中逐渐形成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审美取向。置身于现代多元社会思潮纷繁交错的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不断受到隐匿于文化环境中价值取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亟需营造风清气正、健康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以文化人，发挥文化在滋养心灵、涵育德行、引领风尚中的重要作用。国家文化公园则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文化纽带，坚守文化传承，消除历史隔阂感，须在当今社会寻找国家文化公园与大众需求的对接点，以优秀的文化应用成果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落地生根。
新时代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政府部门要做好统筹和顶层设计，发挥好国家主体的主导作用；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协调多方参与；统筹国家文化公园资源配置，实现国家文化公园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可持续发展。新时代应加强党对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建设的领导，明确各级政府主体职责，文化宣传等部门要通力合作，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规划开发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不断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加强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营造贴近人民群众生活，融入大众的国家文化公园文化传播创新格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地建设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文化景观；通过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强化群众可休憩、社会可发展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营造良好文化环境。
4.2. 构建有效发挥国家文化公园功能的话语体系
话语既是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手段，也是传播知识和沟通思想情感的手段。“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制约的”[16]。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深化。面对这种局势，竭力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成果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涵是一项紧迫任务。
国家文化公园正是在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创新的语境下提出的。其具象化展现中华文化符号，是培塑中国文化自信、打造中国文化品牌、以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文明互鉴的重要渠道，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一次生动实践，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辉煌宝藏的华丽篇章。构建新时代国家文化公园话语体系，要甄选优秀传统文化来充实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资源，提高其文化品性；甄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宝贵哲学思想、优秀道德规范、崇高人文精神；深入挖掘并阐释中国革命精神、宣传中国革命杰出人物、用好中国革命遗存资源；高擎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国家文化公园话语体系，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拓展其历史文化资源。建构国家文化公园话语体系时要立足中华文化之根基，将本土化与世界性相融通；将经济性与公益性相统一；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联结，体现中国智慧与世界情怀。做到“既要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智慧和话语力量，也要广泛吸纳世界学术话语的研究成果和前沿探索”[17]。
4.3. 利用网络空间拓展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阵地
在工业4.0时代，网络化、信息化赋能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机，我们要充分汲取科技文明和信息革命的成果，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利用网络空间拓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阵地，加强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发展，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真正实现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
当今世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网络空间发展成为多维度呈现国家文化公园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信息的重要场域。利用网络空间通过数字化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反映国家文化公园的精神内核，不仅实现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场景建设，满足大众的观赏需求，还能促进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使历史文化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和感召力。首先，整合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历史文化资源，建立一个具有强大后台支撑的国家文化公园数据库。在这个文化资源库里，可以通过检索查询任何有关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历史信息，还可以通过精准的数字工具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战略研判，引领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地区数字化发展。其次，利用三维建模技术、虚拟现实(VR)以及增强现实(AR)技术、数字场馆等创建虚拟的文化景观，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势互补和高效利用，再现国家文化公园所依托的历史文化遗产情境，让参观者最大程度提升数字化体验，身临其境地沉浸在虚拟仿真体验的文化场景中。最后，在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语境下，通过收集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地域的数字化信息，确保数字化赋能国家文化公园精准高效落地，从而在宏观层面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扩展以空间生产、文化扩散为主的在线产品，如相关影视文学作品，提升国家文化公园所蕴含的主流价值观对外传播的效能，进一步扩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阵地。
5. 结语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从传统农耕文明形态到革命文化形态再到工业和科技文明形态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根基历史叙事”，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不仅是族群集体记忆的“文化器皿”，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集中体现国家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厚植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的空间体系，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自主话语权，构建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文化治理的中国式理论逻辑梳理和实践探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助推文化繁荣的伟大文化工程。“山积而高，泽积而长”，文化建设离不开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未来将与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会贯通，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认同的国家文化记忆。擦亮国家文化公园的名片，绘制国家文化公园发展蓝图，展现中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信仰之美，向全世界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