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叙事疗法作为一种源于心理学的治疗模式在其发展应用过程中逐渐由心理学领域转向社会学、社会工作领域，其独到的“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的主导思想，借助解构问题故事，发掘故事背后深层含义的实施技巧对于个人问题的缓解和解决具有较强的促进意义。本文检索了近10年国内外关于叙事疗法具体应用的相关文献，以期丰富叙事疗法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方法，增强叙事疗法应用与社会工作的有效融合与接续发展。
2. 叙事疗法的内涵外延
叙事的概念源于叙事学。叙事学最初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分支，二十世纪后半叶，叙事的基本隐喻开始进入心理治疗领域，近年来获得较大反响。然而，叙事学研究与叙事研究不同，因为它的概念体系没有涵盖叙事的广阔范围。再者对叙事的理解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解；另一种是从语言的诗意象征维度的理解[1]。
叙事(narrative)，顾名思义，就是叙说事件的主要内容，囊括了三方面的涵义，即故事(事实、情节)、话语(叙说所使用的符号载体)和叙述(行为)。依据治疗师与来访者的交流，让“问题故事”变成“期待故事”，并由此延伸和细化出叙述者(叙述主体)、受述者、叙事语法等叙事概念和理论[2]。而叙事疗法是在叙事基础上通过来访者带来的故事来探索人生经验的方法。在合作中，治疗师帮助个人探索自身故事及其丰富的意义和主题，这些都是故事的结构。个人被鼓励用他们的语言来讲述故事，这些故事带有特殊的意义。在此过程中，新的勇气和拥有积极力量的故事被创造出来[3]。人们在与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元素的互动中，构建起生活体验并赋予意义，最终将其内化为自身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影响人们对自身和体验的理解[4]。
因此，叙事疗法颠覆了传统心理学认为自我是一个精神实体的观点，强调自我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叙事建构过程；强调构建意义、追求价值和创造生命的独特性。目前，叙事疗法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心理疾病的治疗。第三人称叙事方法或自我退缩的视角与“问题外化”技术相一致，可以帮助个人消除负面情绪并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5]，其内涵在不同学科发展中也增添了新的属性。
叙事疗法作为后现代主义心理治疗的重要部分，其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受到后结构主义、社会建构论和福柯思想的影响。后结构主义中“消解中心”的主要观点及对“意义”和“自我认同”的独特看法深深影响叙事疗法。使其以叙事建构方式、多元化的解释形式、自我认同注重个人特点的效果发挥，将自我置身于生活中，以回忆、联想和思考的方式回顾已经发生的故事，借助具体谈话过程强调自身未曾关注的重要作用，结合个人特征，让人们看到自身潜在的力量和能力，敢于突破常规去质疑已经成型的客观事实[6]。对于社会建构论而言，叙事疗法借助其提出的关于知识、态度、语言、理解和话语五大方面的基本观点[7]，进一步形成了符合叙事特点的必要准则。第一，注重发挥个人力量，进行个人故事网络的构建；第二，加强人际关系的网络建设，发掘他人对自己的正向影响；第三，重视叙事语言作用，发挥语言多维内涵；第四，注重不同地域文化特色，尊重不同类型地域文化；第五，用话语调节内心变化，在探究生命故事发展中，注重个人心境转变[8]。再者，米歇尔·福柯对“主流知识”即权利及人有内化文化中“主流故事”的习惯，使人们会忽略其他故事的意义和可能的观点论述[9]，让叙事的哲学建立在鼓励人们敢于发起挑战的基础上，将人们压制到主流意识形态权利中，采用不同类型的叙述方式，发掘推翻“主流故事”的“例外故事”，从而获得独到和新颖的见解，为个人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10]。
3. 叙事疗法的发展脉络
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步入后现代工业社会，其文化思潮也由现代主义转为后现代主义。法国哲学家奥利塔德表示，后现代的精髓在于“去中心”和“多元化”，即反对理性专断和科学强权，注重思想文化呈现平等并存的发展态势[11]。在后现代主义科学理念和哲学精神指引下，部分心理学工作者受到后现代境遇的影响，运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思考方式、学术论断和策略研究，尝试解构传统的科学主义理论观点和心理学系统。丹麦心理学家苛费尔表示，后现代思想将知识看作开放性的多元主张，强调知识的合法性要通过实际应用具体展现[12]。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科学中，叙事和生活故事的内涵逐渐受人关注，不断融入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研究中。叙事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临床心理学的干预研究，产生了叙事心理学[13]。
伴随叙事心理学的传播与发展，该理念对心理治疗领域形成了较大冲击，其中包含家庭治疗模式在内的整个心理治疗行业。部分治疗者开始多方位反省和批判家庭治疗中对问题定义方式、治疗师与来访者关系、治疗预期以及介入问题等具体技巧。叙事疗法就是在这种思潮中萌生的成效显著的治疗取向，它升华了布鲁纳在社会学中倡导的人性化叙事主张，替代了传统家庭治疗理论中机械式的控制论隐喻，对传统的家庭治疗系统发起反叛。1990年麦克·怀特在《故事、知识、权利——叙事治疗的力量》一书中，详尽阐述了有关叙事疗法的观点和方法。该书强调：叙事疗法是治疗师在倾听来访者故事过程中，探寻故事中被忽略的积极片段，选择恰当引导方式让当事人进行问题外化，以达到故事重建的目标[3]。
20世纪90年代初，麦克•怀特应邀到香港举办讲座，2000年后叙事治疗在香港推行。同年，Freedman和Combs的《叙事治疗：解构并重写生活的故事》中文版在我国台湾翻译出版。经理论研讨和临床实证，学者们普遍认为该疗法适合在有华人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应用。总的来说，叙事疗法打破了以谈话为主的常规应用模式，在建构主义认识论指导下开辟了替代性路线，广泛应用于家庭治疗领域[14]。直到2019年，周爱华与香港21家社会工作机构合作对多名慢性病患者及其照顾者在经历中风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时践行叙事疗法，为该疗法在社会工作介入老年群体的应用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4]。至此，叙事疗法的应用领域由传统的家庭治疗向社会工作领域延伸，成为社会工作领域解决相关问题的一种重要治疗方法。与此同时，该疗法的内涵随着社会工作的加入，融入了“助人自助”等价值理念，体现了叙事疗法随时代变化而呈现社会工作元素的新特点。
4. 叙事疗法的实践模式及应用
针对叙事疗法的实践应用模式，在不同领域开展了丰富研究，注重运用不同模式解决某一突出问题，从而获取有效成果。
叙事疗法将家庭治疗看作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家庭成员可以解构有问题的故事，讲述和复述喜欢的故事，最终达到有效解决家庭内部问题、实现家庭的和谐与友善发展的最终目标。叙事疗法应用于家庭治疗领域，关键在于见证结构的建立与启动。
见证结构的建立：为帮助遭遇困境的夫妻或家庭解决他们的矛盾与问题，从而进一步完成故事的讲述、复述和见证，最终需要建立一个必要的结构[15]。具体来说，该结构由问题家庭成员和叙事治疗师组成，采取家庭成员讲述问题故事的形成，其他家庭成员处在反思或见证的位置，用心聆听该家庭成员的表述。当问题故事讲述完成后，邀请见证人为故事讲述和意义形成做出贡献，该贡献是对故事的客观复述。该过程让家庭成员了解彼此的故事，发展充实自己喜欢的故事。
见证结构的启动：在启动该结构时，治疗师可采取非正式的方式让家庭成员参与其中，治疗师只需与一个人进行交谈并观察其他家庭成员的表现即可。若出现家庭成员未参与或中途打断的情况，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解释环节，征求家庭成员的配合。在整个见证结构中，运用不同的叙事技巧，让来访家庭发现内部成员的优势，实现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勾勒和重构，以达到解决家庭矛盾，奔赴美好生活的目标(具体模式如图1所示)。
Figure 1. A model diagram of the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therapy in the field of family therapy
图1. 叙事疗法在家庭治疗领域应用的模式图
该模式在处理家庭亲子关系矛盾中，运用叙事疗法的外化、相对性影响提问、识别独特结果等技巧缓解冲突点，达到减少亲子冲突的目标[16]。美国学者Helps S的研究也证明了叙事技巧有助于促进家庭关系的成长[17]。随着叙事疗法在处理家庭矛盾的研究不断深入，运用叙事技巧挖掘家庭中儿童的故事可以帮助整个家庭的治疗工作[18]。在处理家庭婚姻关系矛盾时，“问题外化”和“寻找独特结果”的实践，解构了当事人受婚姻主宰制的主流性别叙事，有利于婚姻品质提升和家庭幸福感增强[19]。
目前叙事疗法在医学领域主要应用于脊髓损伤患者[20]、肺癌患者[21]等术后康复治疗过程中。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患者术后康复情况对比，来证明叙事疗法应用于患者心理康复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应用上主张医学治疗与叙事技巧相结合，一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分组测试。将患者划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结合患者自身病情和心理状态进行量表作答。与此同时，两组成员均进行相同程度的医学治疗和病理照顾；第二阶段，叙事实践。伴随医学治疗进入术后恢复阶段，医学专业人员需进行叙事疗法的学习与培训。经过前期对患者在生理、心理、社会层面的需求分析，对照组的患者采取常规治疗和常规人文关怀，而实验组则进行叙事疗法的相关服务。第三阶段，定量分析和效果检测。将经过叙事实践的试验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再次填写相应的量表，通过与第一阶段的测试结果对比，从心理水平、生活质量、病情恢复情况等方面的结果显示进行定量分析。第四阶段，得出结论并肯定叙事疗法的有效性(具体模式如图2所示)。
叙事疗法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模式主要是应对灾后救援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22]。在考虑当地文化背景前提下，参照叙事疗法的工作技巧和应用成果，将具体的实践模式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选取部分人群为代表，集中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第二阶段为实践阶段，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与特定人群共同开展集体化实践活动，利用实践活动逐渐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其实践活动可包含两种模式。
第一，提问模式。该提问模式主要运用叙事疗法的问题外化、例外事件、重组对话等影响性提问及邀请局外见证人、分享故事的体验和感悟、畅想未来的变化等反思性提问。目的在于通过大量的叙事问题提问和访谈聊天，启发该人群表达对当前问题的看法，转换思维方式并发现之前从未关注或是被忽略的一面，最终帮助分享人关联和总结应对问题的知识和经验。
Figure 2. Application model of narrative therapy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treatment
图2. 叙事疗法在医学治疗领域的应用模式图
第二，结构化集体活动模式。该模式是叙事疗法实践技巧与集体化活动的有效结合，综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俗背景，以叙事隐喻方式帮助人们总结和积累人生困境的知识与经验。
实践阶段结束后，在双方协商下形成特定的心理健康教育文件。例如，在面对灾后幸存者时，通过与幸存者的沟通交流主动探求紧急情况下自身采取的自救方法等，或者推荐一些灾后自救的相关视频供大家学习参考。开展活动，启发该类群体积累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最终促进更多人受益(具体模式如图3所示)。
Figure 3. Application model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图3. 心理健康教育应用模式图
在社会工作领域，当前研究主要将叙事疗法融入实务研究中，借助具体的介入活动，帮助案主摆脱困境。例如，在面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时，叙事疗法注重对服刑矫正人员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发挥服刑矫正人员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帮助其勇敢面对社会的现实环境，重振心理建设[23]。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叙事疗法作为介入流程的重要部分被应用于解决家庭暴力、医学治疗、心理健康等问题。例如：在处理儿童家庭暴力问题中，采取叙事疗法与小组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安抚儿童心理，恢复受伤儿童的家庭关系[24]；在介入癌症患者的医务治疗中，以叙事疗法作为干预实践的基础，在具体个案中让患者回顾自身的患病经历，梳理出对其产生的影响，帮助患者修正疾病的认知偏差、转变扭曲的家庭关系、减缓经济压力等困境，让患者增强自我认同感，提升生活质量[25]。
综上，叙事疗法在研究领域上均取得了相应成效。从最初的家庭治疗到现在的社会工作应用，体现了叙事疗法作为具体的实践疗法，具有较强普适性，其独特的叙事治疗过程能够让来访者快速融入，主观上易于接受。但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应用方式相对单一，仅仅出现实务的研究形式，将叙事疗法的技巧融入具体介入活动中，缺乏统一的应用模式，如何将叙事疗法与社会工作理念和价值进行有效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应用模式实现，借助叙事疗法实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宗旨，是今后的重要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