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如今，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正迎来崭新的历史节点，聚焦中国古籍的外译研究适逢其时。《周易》作为描述天地间万象变化的古籍经典，被誉为诸经之首，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部易书，其中前两部经书已经失传，现存在世界流通且可考的只剩《周易》一书[1]。《周易》所蕴含的宇宙观与中国古典哲学脉络，在全球视野下，由华夏大地诞生并发迹。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与崛起，《周易》以文字古籍的形式成型于中原大陆，又在以朝鲜半岛、日本岛、东南亚为延伸的中华文化圈广泛传播。《易经》最迟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岛，在亚洲文化圈广泛传播，并对文化圈周边地区的文化演进、政治变革、人文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部上古遗书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则由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发端，最早译入拉丁语[2]。直到20世纪，西方世界对《周易》的译介传播迎来了转折点，译者主体也逐渐由西方传教士转移到西方汉学家的肩上——旅居中国山东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首次推出《周易》德译本——I Ging, Das Bunch der Wandulungen，该书于1924年在德国耶拿出版。自此，欧洲各国基于《周易》德译本，分别转译为包括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等多国语言，开创了《周易》在西方世界范围译介传播的新局面。
为了厘清《周易》在全球的译介和传播路径，总结归纳其特点与规律，本文基于OCLC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系统1的WorldCat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检索《周易》在全球图书馆的馆藏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译者、出版社、出版年份、馆藏量等。基于数据分析，初步梳理《周易》作为中国群经之首、古籍经典在世界传播的范式，为中国古籍在大众传媒盛行的当代世界的译介传播，提供一种基于传播学的路径探析。
2. 《周易》与时空压缩的语言符号系统
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3]。而在帕默尔(F. R. Palmer)的汉字表意说中，汉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4]。汉字是象形文字，兼具表意文字的本质。《周易》以汉字书成，则是对宇宙运行规律所代表的概念的记录、阐释、再呈现。《周易》这一经书体系所描绘的，上至河图、洛书，下至四象、八卦，其本身就是一个压缩了时间、空间维度的语言符号系统，而《周易》的本质，即是汉字系统对这一套压缩了时间、空间维度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解压，同时包含“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首先，伏羲做先天八卦图，以图像的形式呈现。伏羲做的八卦卦象，仅仅由一条实线、一条虚线所代表的“阴”、“阳”排列组合而成，是为“符号系统”，即：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次，周文王、周公、孔子等先贤[5]在伏羲之后，以汉字补充，作卦名、卦辞、爻辞，是为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字系统”，两者共同构成了《周易》的语言符号系统。
《周易》也被称为“人类孩提时代的百科全书”[6]。这一套语言符号系统，语言“准确而清晰”、运用“重复”的叙事方式，以文字传递“一阴一阳之谓道”[7]，囊括了古人日复一日仰观天象、坐山观花，对于时间、空间双重维度的思考，折射了古人融于天地之间的自然观、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其思想精髓，即天地万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发展、变化之中，主张“从整体的角度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深刻掌握“变易”、“简易”、“不易”三者之间的关系[8]。在世界各地，由不同人类族群使用的古今文字系统并非相互独立、毫不相干，却是“一个有共同规律的人类文字系统”[9]。《周易》在世界范围的历时性译介传播过程，既是由汉字向世界不同语种转换的单线程转译过程，又是《周易》背后所代表的时空压缩语言符号系统，向“人类文字系统”的融合与回归，背后是中国哲学思想中“天人感应”的思想在现代世界不同语言中的呈现。
3. 《周易》译本世界馆藏数与传播概况
3.1. 译本世界馆藏数
为了厘清《周易》曾经在世界范围内翻译了多少语种、各语种的译本现存的馆藏数有多少，本文根据OCLC书目馆藏数据检索平台，检索已出版《周易》外文译本共13个语种，其中含亚洲语种3种，欧美语种10种，包括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匈牙利语、俄语、日语、韩语、彝语(中国藏族使用语言)等。(检索时间为2023年3月29日)
由图1数据，可知《周易》各语种译本的数量以日语、韩语为首，日语、韩语的译本数量分别都超过了1000本；其次是英语译本，译本数为40本。值得注意的是，在OCLC平台可查最新的《周易》东方译本，系2018年学者整理的赫章古彝语2文献合集。从世界馆藏数据上看，《周易》目前的世界传播存在语种多、译本量分散的“分化”趋势。
Figure 1. The number of global translations of Zhouyi from OCLC (1626~2023) (unit: volumes)
图1. OCLC平台检索《周易》全球各译本数(1626~2023) (单位：册)
3.2. 世界传播概况
《周易》在世界的传播可以分为东方世界、西方世界两个视角。《周易》在东方世界的译介传播，与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发散的中华文化圈密不可分。自古以来，朝鲜王朝与日本天皇政府便将《周易》体系内的易学、神学、占星学等内容奉为上学。《周易》不仅是上层统治阶层必学之经书，而且也是民间百姓每逢婚丧嫁娶、国事家事占卜之依据。而早期日本民间由于仅流行口语方言，不具备本民族文字，因而日本利用假名注音传入《周易》，流通的是“训读本”，这一时期的译本与之后出版的正式译本，如1966年由東京朝日新闻社出版、译者本田济所翻译的译本不同。在西方近代科学体系崛起之前，由《周易》所代表的易学，以及所衍生出的哲学法理，涵盖中医五行学说、儒释道、占星命理等思想，是为《周易》在东方世界传播的幕后推手，是用以指导古代人类生产生活、改造自然的重要工具。《周易》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自1626年的拉丁文译本，至2018年由俄罗斯Эксмо出版社发行的俄语译本，《周易》在西方世界的近代译介传播经历了三百余年的传播历程。OCLC平台可查最早的《周易》西方语种译本出现在1626年，由明清时期的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las Trigualt)主持，以拉丁文为汉字注音，经由杭州刊印，开始传入欧洲大陆，在华传教士“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模式，也由此开启了向“东学西渐”模式的转变，进而促成东西方社会在思想、哲学等文化意识上的交流互鉴。
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籍外译进程，历史悠久、工程浩瀚、学者众多。针对历年来东西方学界对《周易》进行的多次重译再版行为，赵爽基于扎根理论进行了动因研究，并指出译者是主体驱动、翻译难点是内生驱动、外在支持和背景是外在驱动[10]。时至今日，译者的主体驱动、翻译难点的内生驱动仍然是重要动因，发生变化的则主要是新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牵动下的外在支持和背景。在以西方主导的物质和科技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人类自身外在与内在的矛盾，一定程度上都呼吁中国古典哲学的回归，这不仅是中国国内环境使然，亦是国际环境所趋。
4. 《周易》在日韩的传播与影响
Table 1. Excerpts from Asian translations of Zhouyi (1966~2023)
表1. 《周易》亚洲各译本节选(1966~2023)
语种 |
译者 |
书名 |
年份 |
出版社 |
日语 |
本田済，本田済 |
易 |
1966 |
东京：朝日新闻社 |
戶田豐三郎 |
易經注釋史綱 |
1968 |
东京：风间书店 |
高田真治，後藤基巳 |
易経 |
1969 |
东京：岩波书店 |
赤塚忠 |
書経；易経(抄) |
1972 |
东京：平凡社 |
鈴木由次郎 |
易経 |
1974 |
东京：集英社 |
赤塚忠 |
易経 |
1974 |
东京：明德出版社 |
吉野裕子 |
易と日本の祭祀：
神道への一視点 |
1984 |
京都：人文书院 |
今井宇三郎，堀池信夫，
間嶋潤一 |
易経/Ekikyō/ |
1987~2008 |
东京：明治书院 |
韩语 |
申有均 |
新 交易 秩序 와 韓國 의 選擇 |
1995 |
首尔：韩国贸易经济 |
金章泰 |
조선 유학 의 주역 사상 |
2007 |
首尔：誓言范例出版社 |
주역 선해 |
周易 禪解 |
2007 |
首尔：汉江水出版社 |
丁若鏞；金在泓 |
周易 四箋 口訣 |
2007 |
首尔：伊霍族文化历史出版社 |
김 종록 |
달 의 제국：김 종록 장편 소설 |
2010 |
首尔：斗兽场出版社 |
彝文(中国少数民族) |
龙正清 |
赫章古彝文献合集 |
2018 |
成都：巴蜀书社 |
在地理空间视域下，《周易》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可以划分为东方译介、西方译介两个场域。其中，如表1所示，亚洲文化圈所持有《周易》译本，包括日语训读本、韩语译本，馆藏数量为各译本之最，分别为1184、1146本译本。
4.1. 《周易》在日本的传播影响
《周易》思想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在古代集中于日本明治天皇时期，其颁布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中规定：“不知易者，不得入阁”。757年，日本施行《养老律令》，规定《周易》为大学寮3的传授内容。《日本书纪》有载，在天武天皇时期设置，日本政府还设置有阴阳寮，主管占卜、天文、历法的观察，其职能类似中国古代的钦天监[11]。而日本所谓“阴阳道”、“阴阳师”，也是周易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物之一，逐渐演变为日本独特的阴阳道思想。《周易》的经传教授与传播，在日本天皇统治时期为官府所垄断，民间不得流通，而在日本坊间随处可见的街边相士，对于平民百姓亦是权威的代表。可见，《周易》思想对日本古代的影响深入政治体制、科学历法的制定。时至今日，尽管日本社会普遍深受美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日本的建筑、城市与房屋构造、交通、丧葬习俗等仍可见《周易》遗留的印迹。以日本东京地铁JR山手线为例，见图2，其构造形似太极阴阳图，即是《周易》思想融合于日本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一大缩影。
Figure 2. Route map of the Yamanote Line in Japan (Source: Baidu)
图2. 日本山手线路线图(图源：百度)
4.2. 《周易》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影响
《周易》思想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同样源远流长。古有朝鲜王朝将《周易》视作最高级别的经学思想，今有韩国将太极四卦旗定为国旗，甚至有韩国当权人士欲将周易风水学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古至今，朝鲜王朝的上层知识分子著作了诸多关于易学的著作，如权近(1352~1409)《周易浅见录》、韩继禧(1423~1482)《易学启蒙要解》、李滉(1501~1570)《周易释义》等[12]。周易思想对韩国的影响仍流传至今，如中医，中国传统医学体系对人体机能病变症状的诊断、寻根、治疗，其中同样包含易学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而堪舆学则是易理对人类居住环境的地理地貌进行勘察、选址、改造的学问，有“阳宅”“阴居”之分，以求人与环境达到和谐共生，因势利导。历届韩国总统的住所青瓦台，便是依照周易中的风水、堪舆学的指导建造而成。然而，历届居住青瓦台的韩国总统却几乎无一得以善终，为了破除韩国政界流传的关乎风水的“青瓦台魔咒”，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政府首次将总统官邸搬迁至国防部大楼，而将昔日的青瓦台设置为公园景点[13]。除此之外，周易作为独立学科在韩国高等教育界仍享有一定地位，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开设有专门的风水理论课程，以培养新一代的易学学者。《周易》传入日韩已有千年之久，其影响深入政坛与民间，且旷日持久。
5. 《周易》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
5.1. 拉丁语：掀开《周易》西方传播的序幕
《周易》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中，以拉丁语开始，在17至18世纪，由明清时期的耶稣会士金尼阁(Niclas Trigualt)拉开易学译介的序幕。拉丁语作为《周易》传入欧洲大陆的语言媒介，离不开背后的宗教力量和“东学西渐”的文化力量。其次，《周易》的西方译本中，英文版的数量最多，译者多为19世纪的汉学家，首位英文译者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格基(C. Mcclatitchie)，于1876年在上海由美国长老会出版首部完整的英文译本。而根据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平台(OCLC)记录，全世界馆藏数量最多的前三本英文译本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英国译者贝恩斯(Cary F. Baynes)翻译的The I Ching: Book of Changes；202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J. Smith)翻译的The “I Ching”: A Biography；1994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翻译的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这三本译本在OCLC世界图书馆的馆藏数据分别为：1347、1300、714。如下表2所示。
Table 2. Number of collections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Zhouyi (1876~2023) (unit: volume)
表2. 《周易》英译本馆藏数量(1876~2023) (单位：册)
译者 |
出版年份 |
出版社 |
馆藏数 |
麦格基 |
1876 |
上海：长老会书馆 |
1 |
理雅格 |
1899 |
纽约：多佛尔出版社 |
677 |
卫礼贤；贝恩斯 |
1950, 1967,
1971, 1981 |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1347 |
蒲乐道 |
1966 |
纽约：达顿出版社 |
101 |
弗兰克·马霍韦茨 |
1971 |
纽约州芒特弗农：彼得穷人出版社 |
82 |
雷德侯 |
1975 |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与外国区域研究所 |
81 |
韦达 |
1977 |
台北：文化研究所 |
69 |
华莱士·谢里尔；朱文宽 |
1978 |
伦敦：劳特力奇出版社 |
185 |
R.L. Wing |
1978 |
纽约：和谐图书出版社 |
1 |
R.L. Wing |
1982 |
纽约：海豚出版社 |
202 |
鲁道夫·利策玛 |
1988, 1994 |
沙夫特士伯里乡：元素出版社 |
126 |
吴经孺 |
1991 |
华盛顿：道教中心；夏威夷：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
175 |
布莱恩·布朗 |
1992 |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 |
258 |
林理彰译；王弼注 |
1994 |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
714 |
彭马田；杰·拉姆齐；赵晓敏 |
1995 |
伦敦；洛杉矶：桑森出版社 |
86 |
罗志野 |
1995 |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
1 |
理查德 |
1996 |
里士满，萨里：柯松出版社 |
157 |
夏含夷 |
1997, 1996 |
纽约：兰登书屋 |
200 |
华清尼 |
1983 |
马里布：道教炁神祠； 洛杉矶：道教与中医学院 |
23 |
黄克逊 |
1987 |
纽约：劳特力奇出版社 |
318 |
傅惠生 |
2000 |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
9 |
爱德华·A·哈克；史蒂夫·摩尔；
洛林·帕斯科 |
2002 |
纽约：劳特力奇出版社 |
150 |
史蒂芬·卡彻 |
2002 |
伦敦：维加出版社 |
67 |
黄士华 |
2004 |
罗切斯特：心灵传统出版社 |
128 |
刘一鸣；托马斯·F·克里利 |
2005 |
波士顿：尚巴拉出版社 |
82 |
吴伟(音译) |
2005 |
洛杉矶：力量出版社 |
81 |
理查德·斯特林·库克 |
2006 |
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南亚研究中心 |
1 |
罗杰·格林 |
2008 |
纽约：地铁图书出版社 |
11 |
杜·乔伊斯 |
2008 |
温哥华：刘超出版社(加拿大)有限公司4 |
2 |
玛格丽特·皮尔逊 |
2011 |
北克拉伦登：塔托出版社 |
135 |
司马富 |
2012 |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1300 |
闵福德 |
2014, 2015 |
纽约：维京出版社
纽约：企鹅出版集团 |
277 |
斯蒂芬·李·菲尔德 |
2015 |
威斯巴登：赫赫索维茨出版社 |
40 |
大卫·辛顿 |
2015 |
纽约：法勒、斯特劳斯与吉鲁出版社 |
188 |
杰弗里·雷德蒙德 |
2017 |
伦敦；纽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 |
72 |
莎拉·德宁 |
2019 |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 |
22 |
依据表2的数据，以及上文所述，目前世界图书馆藏数最高的《周易》英译本，是由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与贝恩斯(Cary E. Baynes)翻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译本，全球馆藏量为1347册。该社分别于1950年、1967年、1971年、1981年出版共4个英版本。普林斯顿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了由司马富(Richard J. Smith)翻译的英译本，为全球馆藏量第二高的英译本，共1300册。一个多世纪以来，《周易》英译的出版社大多为英国、美国的图书出版集团，国内仅存四家出版社：上海长老会书馆、台北文化研究所、东南大学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其译本的世界馆藏数量合计80册。《周易》英译的历史进程中，除了出版主体多为国外出版社，其译者主体也多为国外的汉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历史渊源更为久远的外国传教士。相较之下，主导《周易》英译的中国译者和中国学者有如凤毛麟角，如罗志野、傅惠生。罗志野于1995年经东南大学出版社发表《易经》英文译著；傅惠生于2000年发表了《周易 汉英对照》一书。从当代《周易》英译译介传播效果来看，更需要平衡中西方的翻译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以《周易》起源国和发源地的身份，定义《周易》英译的话语权。
5.2. 德语：《周易》西方传播的重要转折
到了20世纪，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出现将易学在西方的传播又推上一个新高度。《周易》这一时期在欧洲社会的译介传播，同样与其背后的宗教因素息息相关。德译本堪称《周易》在世界传播译介的转折点。如下表3所示，在《周易》德语译本之后，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等版本相继出现。《周易》开始由德译本转译为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各大语言，并在欧洲大陆、美洲大陆广泛传播。
Table 3. Excerpts from translation collections of Zhouyi in other languages (1626~2023) (unit: volume)
表3. 《周易》其他语种译本馆藏数量节选(1626~2023) (单位：册)
语言 |
译者 |
出版年份 |
出版社 |
馆藏数 |
拉丁语 |
金尼阁 |
1626 |
(杭州刊印) |
1 |
|
雷孝贤 |
1834~1839 |
巴黎经莫耳刊行 |
2 |
德语 |
卫德明 |
1958 |
苏黎世：莱茵出版社 |
1 |
|
卫礼贤 |
2001 |
贝尔吉施格拉德巴赫：吕贝出版社 |
3 |
意大利语 |
布洛菲尔德 |
1975 |
克莱斯：孟达多里出版社 |
1 |
匈牙利语 |
米哈伊·贝奥蒂；埃尔诺·赫特尼 |
1989 |
布达佩斯：哈特伊尔报纸和图书出版社 |
1 |
波兰语 |
奥斯卡·索班斯基 |
1992 |
华沙：奥斯卡出版社 |
1 |
法语 |
保罗·路易·费利克斯 |
1992 |
卡代扬：祖尔马出版社 |
1 |
|
潘·卢卡斯 |
1999 |
巴黎：友风出版社 |
1 |
|
卫德明(原译) 斯坦布卢默·杰奎琳(转译) |
2003 |
巴黎：梅迪西出版社 |
1 |
|
皮埃尔·弗尔 |
2006 |
摩纳哥：阿尔菲出版社 |
1 |
|
盛文 |
2009 |
奥齐耶：墨水水手出版社 |
1 |
|
科·文森特 |
2013 |
巴黎：马里普风水公司科莱特数字印刷 |
6 |
俄语 |
基里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萨维列夫 |
2018 |
莫斯科：埃克斯莫出版社 |
1 |
如表3数据所示，《周易》在西方的译介始于拉丁语，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传播，语种覆盖了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波兰语、法语、俄语。其中，最新的《周易》译本于2018年面世，由莫斯科的埃克斯莫出版社刊印。表3中的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如巴黎的马里普风水公司科莱特数字印刷，多涉及哲学、宗教、文学。按照时间脉络，《周易》在欧洲的译介传播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7~18世纪)，主要依靠传教士进行传播。第二阶段(19世纪)，《周易》主要依靠大批汉学家在欧洲广泛传播。第三阶段(20世纪)，以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德译本传播为主。第四阶段(20世纪下半叶至今)，《周易》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开始出现华人译者。由此可见，以点到线，《周易》的海外译介，经历了由拉丁语向英语、法语等欧洲主要通行语言，再经由德国卫礼贤德译本这一节点，实现了由点到面，在欧洲大陆各语种转译的传播路径。
5.3. 《周易》对现代科学体系的影响
如上表3所示，除英语之外，法语是《周易》译本数量第二多的译入语。这与17~18世纪在西方世界掀起的“中国热”、易学西渐息息相关，这一时期也是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崛起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伽利略·伽利莱、弗朗西斯·培根、伊萨克·牛顿等科学家横空出世，为现代物理、化学和数学的西方科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微积分和计算机系统的发明者，德国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从伏羲的先天八卦卦象中发明了计算机二进制，这是《周易》译介对西方现代科学产生的一大贡献。无独有偶，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 深受卫礼贤的《周易》德译本思想的影响，提出了“共时性原则”，以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派也同样推崇易学易理。而“共时性原则”亦是如今西方宇宙物理科学体系的重要思想，如量子纠缠、超导超流等新的物理现象，成为东方古老智慧与西方现代科学之间超时空产生的共鸣。以易学等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热”至今依然持续不断。尽管在西方学科占据世界顶层科技发展逻辑主流，以易学为首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偏于一隅的当下，《周易》在世界范围的译介仍具有现实价值。
Figure 3. Cover of Minf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released by Viking Press in 2014
图3. 维京出版社于2014年发行的闵福德英译本封面
随着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的发展，《周易》在西方的译介传播逐渐由欧洲大陆转移至美洲大陆，美国最新的译本是由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图3)，由美国纽约的维京出版社在2014年发行的英译本：I Ching: The Essential Transl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Oracle and Book of Wisdom。该书的封面融合了大量中国古典元素，如：凤凰、游龙、锦鲤、牡丹、祥云等纹样，借由《周易》译介，对中国传统与思想的传播具有当代意义。可以说，现代西方科学体系与中国传统易学易理是对宇宙万象背后同一客观规律的不同解释，两者对立而统一。
黄力之学者在谈及中国话语体系时，用到的词是“重构”，因为中国话语体系自古以来便存在，存在在无数中国典籍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水文、农耕手作、宗教哲学，里面包含着中国传统眼中的世界和规律[14]，即《易经》中所说的“天道”、“地道”、“人道”，这一历史悠久的中国话语背后蕴含的中国古典文学思想，在近代以来，随着战争和文化入侵而瓦解。如新文化运动大量引入西方翻译著作，带来西方思潮，开启中国近代化与工业化进程，某种程度上，却给传统的中国话语带来颠覆性的冲击。如此时代背景下，需强调反对所谓“全盘细化”、“拿来主义”、“去中国化”的重要性，更应该坚持古为今用、坚持文化自信、坚定当代中国古典文学与哲学思想的叙事重构。
6. 结论与讨论
面对起步晚但发展迅猛的现代西方科学体系，《周易》在世界范围的译介传播仍是一个值得长期研究的课题。关于《周易》，有一整套中国独有的学术话语体系，延伸出“山、医、命、相、卜”五大玄术。联系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我们要对本民族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并悦纳其中的优秀部分。北洋时期，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辜鸿铭面对来势汹涌的西方文化入侵，坚持唯有中国文化才能改变世界，反对学界对中华传统文化只弃不扬的论调。如今，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观之下，全球战争危机、环境恶化、粮食危机、核污染危机等现象层出不穷，而《周易》主张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则凝聚了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背景下的“中国方案”。今日，《周易》的学术价值值得各学界深挖细究，亟需更多中国译者耕耘其中，以自身的译介和传播力量重新拿回中国古籍的翻译话语权，重构当代中国翻译版图，以期实现中国古籍外译的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翻译美学视角下《伤寒论》模糊语的英译研究”(项目编号：XJ2024G065)阶段性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
1OCLC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即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属于覆盖范围相对较大的公益性组织之一，总部设在美国的俄亥俄州，成立于1967年。截至2011年底，加盟图书馆数量已达为23,815家——作者注。
2彝语，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中国藏族使用的主要语言。——作者注。
3大学寮，日本历史上出现的官职，属律令制体制，负责学生的教学和考试。寮内共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医、针6种学科。
4此为音译，该出版社原名为Vancouver: Chiao Liu Pub. (Canada) Inc.——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