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海德格尔提出了“世界图像”概念，而当下我们就身处于“世界图像时代”之中。“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1]。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宣传海报、品牌LOGO，网络社交中我们的头像“图如其人”，聊天对话框下收藏了各种各样的“表情包”代替了我们想说的话……人们渐渐发现，相比传统方式用文字符号传递信息，以听觉、视觉等感性符号作为交流的载体更容易被接受，而网络社会所流行的就是视觉文化。网络社会追求简单、直接、高效，通过视觉呈现方式传递信息就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但这种“一览无余”又是最表层的，当世界的万事万物以它被认知的样貌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我们尝试去认识世界却无法把握其整体。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所依赖的图像信息如潮水般翻搅着脑海，没有脉络的碎片不停息地裹挟着我们的思绪，表层信息的大量堆叠使我们的观看体验越来越沉重。
事实可见，国内主流社交平台微博、知乎、抖音、微信、小红书等都遭遇过大批资深用户的流失。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停留的时间变短，不再更新自己的动态，甚至不再参与到热点话题的讨论之中。为了鼓励老用户回归，有些平台甚至会给账号发放登陆奖励。但用户因倦怠而产生的间歇性中辍行为并不意味着网络时代的没落，反而证明了人对网络社会的依赖[2]。当依赖变成了上瘾，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了挑战，为夺回控制权，人们会主动与网络“断连”，用行动反抗网络社会“永远在线，永远连接”的生活方式。
不只是对数字媒体的过分依赖让人想要逃离，还有因网络上无价值信息泛滥而产生的倦怠与焦虑让人回避网络。美国学者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在《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一书中，表述了在网络社会遭受资讯成瘾、信息轰炸而产生疲惫、厌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状况，为应对这种与互联网“连接过载”的状况，他阐发了“三十天数位大扫除”的应对方法，即在三十天的时间内与网络“断连”，在这个暂停期内找寻对自己有意义的活动，待暂停期结束后再将网络技术导入生活之中，评估它们能够为自身提供的价值并规划日后的使用[3]。这种间歇性的“断舍离”意图理性重构人与科技的关系，破解荧幕的诱惑，夺回掌控权。为践行卡尔·纽波特提出的数字清理(Digital Declutter)理念，豆瓣小组“数字极简主义者”于2019年建立，至今已有两万五千余人在组内分享三十天“数字戒断”的体验，他们精简了使用的APP，限制APP提供的服务，甚至拾起非智能手机，就像《数字极简主义》一书的副标题所言，他们想在喧闹的世界选择过一种专注的人生(Choosing a Focused Life in a Noisy World)。
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网络社会就是现实社会在虚拟空间的延伸[4]，“现实的人”是网络社会的主体，网络活动就是社会实践。人的主体地位不会也不能让位于数字科技，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掌握主导权，使网络活动彰显人的本质，在网络空间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掌握话语权，提升自身吸引力，让信息技术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目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新征程的奋斗之路需要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增添动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以算法治理应对算法抵抗，以主流价值观规束信息技术，并增强自身实践的实效性，弘扬主旋律，为人们注入正能量，维护网络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因此，本篇主要探究“断连”的内涵，分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断连”行为的原因与该行为的发展走向，以及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应对“断连”提出自己的见解。
2. 什么是“断连”
现代科学技术在拥有众多拥趸之时，也召唤了卢德主义的幽灵在新世界游荡。20世纪末期，信息技术兴起，新卢德主义应时而生。科技的发展让新卢德分子感到恐惧与担忧，他们将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归咎于科学技术，因此主张全盘否定。其中有一位极端“狂人”希尔多·卡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在《工业社会及其未来》(Industrial Society & Its Future)中认为，工业化时代的人类，若非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机器控制，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5]。而这对于当今高度连接的互联网时代来说，更像是在警告“人类若非被高智能化的网络控制，就是被网络背后的少数精英控制”，人们越来越多地主动寻求“断连”。目前，学界已不再将“断连”当作个体行为，而将其作为一种数字断连现象(Anti-Connection/Digital Disconnection)，并关注其相应实践。
2.1. 数字断连
针对数字断连的概念，学界将其分为两类主体来讨论。其一是作为非技术使用者的被动断连。这类群体难以融入互联网，他们或生活在网络条件受限制地区，或缺乏互联网使用的相关技术，因而被排除在网络世界之外，被迫与网络断连。在方惠、曹璞的研究中，他们将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现状诠释为两种隐喻，即以“数字难民”隐喻与数字环境断连的老年人群，以“数字代沟”隐喻年长世代在数字融入程度上与年轻世代相比不占优势[6]。这类人群的断连是非自愿的无奈之举。
其二是作为技术使用者的主动断联。这类人群依照主体意愿，基于某些情境与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等断开连接，退出线上生活，使自身回归不被打扰、放松、自在的状态。这是对互联网“永远连接，永远在线”的生活状态的反抗，是一种“反连接”。如陈雪薇与张鹏霞的研究将断连看作个体反连接意识的强化行为，是个体出于抵制目的故意与移动通信设备断开联系[7]。但断连无法做到完全隔绝网络社会实践，绝对的“闭关自守”在高度移动连接的时代已不现实，身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可以在连接与断连中摇摆，而不可开怀旧主义的“倒车”。断连寓于连接之中，甚至可以说断连是为了更好状态的连接，“断连成为一种刻意减速的方式，为的是在加速社会中继续进一步加速”[8]。学者黄典林、刘晨宇、杨润苗将这种行为总结为“一种语境化的、具有可变空间的弹性断连”，认为断连以连接为前提并蕴含在连接之中，二者是相互构成、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9]。学者彭兰将断连看作一种情境性选择，指出“反连接”是个体的一种情境性需要，而非无条件切断连接、封闭个体的一致性行动[10]。
2.2. 数字断连实践
笔者将数字断连实践分为政治现象与文化现象两个方面。第一，作为政治现象的数字断连实践以“断连权”的形式存在。“断连权”的实践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它们将劳动者的断连行为合法化，并上升到保护人权的高度。如法国在2013年就关注到员工私人生活空间被侵占的问题，鼓励企业划定可以断开远程沟通的时段，在2017年正式赋予劳动者“断连权”，即员工可在工作时间之外忽略所有工作邮件及信息。爱尔兰也在出台的相关文件中赋予劳动者“断连权”，保护劳动者享有在非常规工作时间内断连的权益不受处罚，并首次将尊重他人的“断连权”作为公民的义务。2021年1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以立法形式赋予员工“断连权”的决议[11]。可以发现，“断连权”核心要断开的是劳动者与象征额外加班、随时待命，侵占了非劳动时间的数字连接，作为政治现象的数字断连实践归根结底指向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资本侵占了人的权利，导致了人主体性的丧失。
第二，作为文化现象的断连实践分为持续性断连与暂时性断连。持续性断连是指用户主动放弃使用移动设备与社交媒体的行为，如卸载应用软件，注销社交账号，弃用智能手机等行为，也包括拉黑、退订、取消关注、关闭朋友圈等对部分功能与服务的限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所说的持续性断连行为是人对某一领域的线上生活仅限自我的“放逐”。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生活在信息共享的时代，线上线下生活高度融合，故不可避免会接收到来自他人对网络信息的分享，即使人不再以虚拟的身份参与线上生活，但作为现实存在的主体仍有参与其中、受其影响的可能，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笔者总结为持续性而非永久性的断连。
暂时性断连是个体在数字空间的短暂离场与短暂失联，是间歇性的行为，表现为个体使用移动设备或社交媒体的频率及时间减少，但一段时间后用户会回归“复连”。如用户设置消息免打扰，屏蔽推送通知，在社交媒体中“潜水”，故意忽略移动设备或社交媒体的行为。此外，在陈雪薇、张鹏霞的研究中提出了“话语上的断连策略”，即个体通过暗示性或欺骗性的话语切断与社交媒体好友的对话连接，以礼貌性的、委婉的方式达到自身断连目的[7]。如假借“手机没电”的情境不予回复，或以结束性的说辞“嗯”“好的”“拜拜”等暗示聊天结束，网络上也出现了“表情包就是对话结束的标志”的说法。
可以发现，个体在使用移动设备或社交媒体中产生的负面情绪是数字断连实践最主要的动机。“断连权”的立法实践来源于工作与个人生活的冲突，信息技术的便捷运用，使得工作侵入了人的私人空间，给人带来压力与焦虑。豆瓣小组“数字极简主义”群体在分享断连体验帖子中，大部分都提到自己容易受社交平台杂乱无休的推送弹窗影响，从而倍感分神，注意力被电子设备支配，产生了虚度时光的“无效能感”[12]。学界还注意到因社交媒体倦怠而产生的断连。傅晟认为，社交网站上无用信息过载与用户对个人隐私的担忧与社交媒体倦怠有关，用户的疲惫、焦虑以及个人隐私被侵扰的不适让他们想要逃离线上生活，与网络断连[13]。因此，作为技术主体的人会采用持续性断连或暂时性断连的方式，向技术夺回自主权，维护个人身心健康。
3.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断连”的成因
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介涌入人类的社会实践，我们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以“永远连接，永远在线”为信条建构的新生活方式。但网络传播的多元化与媒介信息的多平台发布导致了“泛媒体化”，错综复杂的信息传递产生了“负整合能量”[14]，“过度连接”给人的身心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网络大众的思想道德准则与政治认同，笔者通过分析网络平台、用户自身、社会环境等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探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断连行为的成因。
3.1. 纷繁的网络平台分散了吸引力
信息技术的普及产生了多样化的传播媒介，但杂乱的信息传播载体促使用户想要断连。一方面，手机里多类多样的应用软件，电脑中花花绿绿的网站页面都极力抢夺着用户的注意力，用户身处信息流中“应接不暇”的同时容易导致感知的麻木与倦怠，从而滋生疲惫、厌烦、焦虑等负面情绪，反而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与此同时，海量信息的飞速传播吸引了越来越多“眼球”，但传播的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信息只是简单跟风后的产物，并不能真正起到德润人心的教化功能，信息投放亦是漫无目标，用户被无价值的信息“轰炸”反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另一方面，虽然网络平台多种多样，但平台之间缺乏协作与配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缺乏创新性整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网民的吸引力不足。目前虽然有很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但普遍处于没有合作交流、“各自为营”的状态，网络大众难以形成系统的认知，容易“半途而废”。并且，部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主题不鲜明，甚至有些网站长时间不更新，发布的内容早就失去了时效性，更谈不上吸引力。
3.2. 嘈杂的网络语境弱化了主旋律
首先，网络“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得所有人都可以是中心，那么所有人也都不是中心[15]。在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空间，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获取信息的渠道，每个人都拥有发声的权利，特别是Z世代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对于信息的“触觉”更加敏锐，甚至会比思政工作者了解得更快、更全面，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单向布道”的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了。“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形态也意味着网络大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与学习是自发、自主的行为，个体选择的多样性与意识形态方向的一元性之间存在冲突。并且在此过程中，真伪信息难辨，网络舆论与社会思潮交错，网民极易受到复杂多样的价值观影响，甚至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其次，数字媒体向我们传播的是一个图像化的世界，大量堆叠的图像信息刺激着我们的感官，霸占了我们的头脑，我们认知到的也只是世界全貌的一块块碎片。加之用户主要浏览的网络平台以社交属性居多，亲属、朋友、同事等组成了一个个“人际圈层”，人们置身信息的浪潮，却被算法造就的“信息环流”包裹，不断强化着网络主体的固有认知，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难度。
3.3. 复杂的社会环境消解了认同感
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向现代化、现代向后现代的双向转型之中[16]，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发展道路面临很多困难与挑战。当今社会出现了一些“断裂”问题，如意识形态的多元渗透，伦理道德的沉沦，价值观缺失导致的个人行为失范，理想信念危机等，这些负面现象产生的具体社会事件经网络发酵，给网络大众带来了负能量，也动摇着他们的政治认同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是网络大众，而网络大众就是现实生活中“现实的人”，网络上热点话题的讨论就是现实事件的反映，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必然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学生、公司职员大多在家线上办公、线上上课，个人的私人空间与工作空间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断连权”的话题在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成为讨论的热点。对于身在网络硬性条件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或被称为“数字难民”的老年人群，该如何对网络的弱势群体提供合理关切也是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触及公众真正关切之事而“自说自话”的教育引导是不接地气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热点事件发酵之时缺乏及时回应，网民负面情绪叠加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动更多人愤怒、无助、怀疑、倦怠，由此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断连，也就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状况。
4.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对“断连”的对策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对电视这种传播媒介进行了去魅性分析，并将场域理论普遍化。他指出新闻场域具有强大的扭曲力量，电视具有符号暴力特征，压制了主体的自由交流，“说到底电视不过提供了一种消化过的食品和预先形成的想法”[17]。而当代的网络场域又何尝不是争先恐后追逐“爆点”，结果却导致了内容的同质化，把网络主体的思想控制在固有思维的轨道。布尔迪厄针对法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媒介发展，提供了一种“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的策略，既然电视可以控制受众对于事件的认知并达到特定的目标，那么知识分子也可以将知识传递给大众，给人评判、选择的自由，将电视变成民主的途经。这种策略的借鉴意义在于，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网络来为网络解魅，最终达成与个体稳定连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目的。
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线上线下生活全面贯通，现实社会发生的事件塑造着网络生态环境，网络空间的动态也影响着现实社会人的举动。对于网络主体的断连行为，其虚拟与现实的双重身份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两个环境给出对策，同时也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提出了新要求。
4.1. 面向网络社会的对策
第一，对待网络主体的断连行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引领社会给予更多数字包容，同时在具体教育宣传中由大众传播转向分众传播。数字包容(Digital Inclusion)既包括对社会弱势群体、网络边缘人群、“数字难民”等给予更多关注，利用包容性的信息技术保障人们在信息社会更好参与社会活动[18]。针对断连的行为成因，数字包容还包括对他人延迟回复、禁用部分社交功能等回避线上生活行为的理解与尊重。数字技术让信息能够实时传播，人们不可避免地对他人实时回复抱有期待，“我们形成了关于信息即时发送与信息即时反馈的思维定式”[7]，给交流双方都造成了心理压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社会中营造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以情共情，尊重差异。其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更精准地把握受众特点，创新“供给侧”，以弘扬主旋律为中心提供各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清晰有效地分众传播。并且，利用圈层化的人际传播，在正能量的“信息环流”中着力于培育网民的思想道德素养，培育网络“大V”、意见领袖等强化网络大众的政治认同感，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第二，对于数字媒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建构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党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有明确的立场和指向；坚持人民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19]。因此在网络场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定党性与人民性的宣传工作导向，建构使人精神愉悦的、和谐清朗的网络文化氛围。
第三，对于信息技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以主流价值观引领技术发展方向。如在信息推送机制方面，不精准、无价值且“轰炸式”的推送易引发用户倦怠、烦躁等负面情绪，对于功能与服务的设置也不是多多益善，繁琐且商业化的体现方式不利于维护用户黏性。一方面，在技术设置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着力引领平台进行自我约束，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优化推送机制减少对个人生活的侵扰，其价值旨归在于让技术体现人文关怀，推动网络社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有赖于依托有效有序的技术载体，因此对技术层面的规束对于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
4.2. 面向现实社会的对策
根据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4年我国已有10.92亿网民，这意味着数字社会与现实社会高度贯通[20]。针对公众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尤其在网民宣泄情绪、表达诉求时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失语”。当前我国国情与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人民群众必然面临着社会预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所以在社会共识的凝聚过程中保障人民群众不断连，对于在新征程的奋斗之路上广泛汇聚发展动能尤为重要。相关部门与思政工作者在线上线下都要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给予公众知情权，澄清谣言与误解。并且，在回应中需注重提升话语魅力，彰显自身权威性与亲和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具理性思辨力的“精神食粮”，引领人民群众走近真理。用深邃的思想之光启迪民智，有助于提升网民整体网络素养；坚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有助于帮助网络大众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进而增强思想共识与情感共鸣，才能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都实现稳定连接，牢牢守住舆论阵地。
5. 结语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大部分人都过着沉默绝望的生活”([21], p. 59)，在这个过度连接的世界，网络技术的渗透前所未有，一部分人选择与网络“断连”，抵抗算法，消极地退场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正如梭罗对生活的乐观展望：“他们以为自己别无选择……但太阳升起又是新的一天，一切焕然一新”([21], p. 59)。人类与“新技术”之间的关系可以调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让人可以在数字符号喧闹的网络社会中，走出自我沉寂无声的生活状态，过一种有驭感的生活。人类的断连行为反映着技术与人的相互形塑，技术与人的关系将持续作为哲学探讨的热点，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与人稳定“连接”以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奏响主旋律，是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