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陈子昂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诗歌作品以其雄浑豪放的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备受赞誉，《登幽州台歌》是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登幽州台歌》的英译本有10多个，本文选取了中外译者的5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Herbert Allen Giles译本、Burton Waston译本、孙大雨译本、许渊冲译本和翁显良译本。中西文化差异，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当然也会呈现不同，呈现出的译者主体性差异明显，则中外译本形成的认知路径与过程更别具差异。
关于《登幽州台歌》的英译研究，按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两大类：译本研究，包含单个译本研究和多译本对比研究；译者研究。关于《登幽州台歌》的研究视角多样，主要有系统功能语言学[1]、互文性理论[2]、角色·背景理论[3]等视角，研究内容包括译本质量评价、翻译风格以及具体的翻译策略研究等。唐丽君和叶珍珍[4]在《许渊冲“三美论”视角下〈登幽州台歌〉英译策略分析》一文中展开了翻译策略分析。胡晨飞在角色·背景理论下对英译本的认知文体学进行分析，认为原诗与译诗是角色与背景的关系。综上所述，暂未有学者从识解理论的四个识解维度剖析英译本形成的认知过程，以深化对原诗的理解。本文旨在通过识解理论的四个维度，进一步探析所选英译本的认知路径形成过程，旨在为古诗翻译实践提供更多参考，以期在翻译实践中更好地传达原作的内涵和情感。
识解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验证了其对中国古诗翻译的解释力。识解理论为翻译的主观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翻译实践和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性[5]。
2. 《登幽州台歌》原诗与译本概述
原诗：
登幽州台歌(唐·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此诗句式参差不齐，既不属于六绝，也不是七绝，采用了长短不一的楚辞体，前两句五个字，音节比较急促，传达出诗人生不逢时、郁郁不平的情感。后两句诗每句六个字，增加了“之”和“而”，音节比较舒缓，表现出诗人无可奈何，独自嗟叹的情绪。前两句描写的是时间概念，诗人认为一个人的一生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自己却时运不济，怀才不遇；后两句描写的是空间概念，诗人面对茫茫的天宇和原野感觉到自己在天地间的渺小，无限的感伤与悲痛[6]。笔者认为吴晓俊教授[7]高度概括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的价值，即“其以雄浑的境界、宏大的艺术图景、悲凉的生命意识、庄严的宇宙意识、崇高的悲剧性，表现出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超然存在的力量与价值”。
本文选取了中外译者的5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Herbert Allen Giles译本(以下简称Giles译)、Waston译本(以下简称Waston译)、孙大雨译本(以下简称孙译)、许渊冲译本(以下简称许译)和翁显良译本(以下简称翁译)。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是前英国驻华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斯终其一生都在为广泛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而努力[8]。Waston是20世纪的汉学家，在翻译中国诗词时重视西方读者的接受度，而不拘泥于逐字逐句的翻译。
3. 基于4个识解维度的对比研究
“识解”是认知语言学中一种关键的认知方式是区别于其他语言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5]。Langacker [9]认为，为了表达或思考，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同一情景，并通过“意象”来解释这种认知能力。后来，为了避免与认知心理学中的“意象”概念混淆，Langacker采用了“识解”一词来替代“意象”。认知语言学的识解论认为，语言的理解是通过认知过程中的各种认知机制来实现的，包括语义理解、语用理解、推理和推断等。识解论的研究内容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包括词汇理解、句法理解、语义理解等。在词汇理解方面，识解理论研究了词汇的激活和选择过程，以及词义的组合和推理过程。在句法理解方面，识解论研究了句子结构的分析和解释过程。在语义理解方面，识解理论研究了语义的构建和推理过程。
传统的文体学分析往往只注重从音韵、节奏、形式等方面考察原诗与译诗，而忽略原诗和译诗在创作与赏析中的认知过程。认知文体学由认知语言学发展而来虽然目前尚欠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它的一些理论和概念却为我们从认知角度重新阐释中国古诗、赏析其英译文本提供了平台[3]。学者们对识解理论的维度划分各有观点，本文采用Langacker 对识解维度的划分：详略度、聚焦、视角和突显，逐一开展探析。
3.1. 详略度与诗意传达
Langacker [9]认为，详略度指的是“某一情景被描述的精确度和详细度”。详略度即在描写的过程中对事物或者情景描写的详细程度。情景描写的详略度(具体程度)是指说话人用不同的细节对同一情景进行描写[10]。详略度越高，便意味着对这客观事实的描绘愈加精致，识解的视野也随之收窄，能选用的诠释方式有限，最终的解读结果趋于单一；反之，详略度较低时，描述则愈显粗略，留给解读的空间更为广阔，方式也更为丰富。在某种程度上，详略度能映射信息呈现的深度与广度，如同诗歌翻译中，细腻的语言与简约的表达各自开辟了不同的解读空间。
原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Giles译：My eyes saw not the men of old;
And now their age away had rolled.
Waston译：Behind me I do not see the ancient men,
before me I do not see the ones to come.
孙译：Descrying nor the ancient of long yore,
Nor those that are to come in the future far,
许译：Where are the great men of the past
And where are those of future years?
翁译：Men there have been, --I see them not
Men there will be, --I see them not.
原诗中“前、后、古人、来者”均为详略度低的词汇，属于比较笼统模糊的词。详细表达的是时间的短暂，而不是“古人、来者”到底是怎样的身份。而Waston译本中，“古人”的选词为“the ancient men”，再有甚者将“古人”翻译为“ancient emperors”，都把“古人”一词的详略度拔高，使得传递的信息多而杂乱，影响了原诗简洁的风格，且破坏了原诗语言的模糊性，从而削弱了诗歌雄浑豪放的气势。许译本将“古人”翻译为“the great man of the past”，其中“great”一词将“古人”的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但还是拔高了详略度，留给读者的阅读空间变小，目标读者无法获得与原诗读者一样的阅读感受。保留原诗语义的详略度。
3.2. 聚焦与情感差异
聚焦涵盖了前景、背景、组合以及辖域四个方面[9]。笔者选取辖域和背景来探析聚焦和情感差异。语言单位在理解中往往需要调用多个认知域。认知主体根据语境、文化背景和语言单位所涉及的内容，调动相应的认知域，以实现完整理解。例如，“幽州台”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点的描述，它唤起的是历史背景下的燕昭王、黄金台和贤才招纳的意象。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需要通过在原文与译文之间搭建合理的认知域，将原文中隐含的情感和意象准确传达给读者。然而，不同译者由于文化、语言差异及个体理解的不同，可能无法完全复现原文的认知域，进而导致情感传递的偏差或变化。
原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Giles译：My eyes saw not the men of old;
And now their age away had rolled.
Waston译：Behind me I do not see the ancient men,
before me I do not see the ones to come.
孙译：Descrying nor the ancient of long yore,
Nor those that are to come in the future far,
许译：Where are the great men of the past
And where are those of future years?
翁译：Men there have been, --I see them not
Men there will be, --I see them not.
通过对这两句的辖域维度上进行识解，“古人”与“来者”不仅指代时间维度上的“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更隐含着对理想君主和贤才的寄望与失落。以下为多个英译版本的分析：
Giles译本将“the men of old”直译为“古人”，带有时间上的历史感。然而，第二句中的“their age”偏向描述时间的消逝，而未能充分体现屈原对“贤明君主”的期待与失望。情感上表现出一种客观的历史陈述，但缺乏原诗中的悲愤与怅惘。Waston译的较为忠实，但句式结构冗长，削弱了诗句的简洁感。尤其是“the ancient men”和“the ones to come”虽然准确描述了时间维度，但未能聚焦“古人”和“来者”指代贤明君主的隐喻，情感表现上稍显平淡。
孙译在词汇选择上力求优美，译为“the ancient of long yore”略显冗长，不如其他版本简洁有力。许渊冲的译本在结构上简洁自然，用“the great men of the past”替代“古人”，成功传达了原诗中的意象和情感。这里“those”作为代词，与“great men”形成呼应，既维持了诗的简洁，又传递了屈原对理想君主的期待与失望之情。这一处理成功地在辖域的选择上实现了最优的识解。翁译本更具口语化，但与原诗的距离较远。“Men there have been”缺乏对“古人”深层次的文化意象和情感内涵的表达，使得情感张力弱化。
关于背景信息的处理与传达，根据Langacker对“背景”的概念解说，背景其实就是有助于认知客体理解的背景知识。背景知识是认知主体在与客观世界互动过程中，通过长期积累所获得的。由于个人经验、社会经历、理论基础及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背景知识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因人而异。但由于中外译者背景不同，对中华文化熟悉度不同，以及对目标读者习惯的考量，会影响译者的认知选择[11]。例如以下关于原诗标题中“歌”一词的翻译：
原诗：登幽州台歌
Giles译：Regrets
Waston译：Song on Climbing Youzhou Terrace
许译：On the Tower at You Zhou
孙译：Song on Ascending the Youzhou Terrace
翁译：I See Them Not
标题中的“幽州台”是指幽州(现北京大兴)的城楼，即燕国时期燕昭王所建的黄金台，用于招纳贤才。“台”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形式，可能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对应的概念。“歌”在此处为名词，指我国古诗的一种体裁，其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原诗标题本身不仅表达了一个具体的事件(登台)，还传递了失落、慨叹和历史沉思。因此，译者在处理这一标题时，需同时传达文化信息和情感基调。以下分析几位译者对这一标题的处理。
Giles译本将题目翻译为“Regrets”虽在情感上贴合了诗中的失落与叹息，但这种处理忽略了原文的诗歌体裁以及具体事件“登台”。该译本在表达情感上准确，但丢失了原诗的场景和形式感。Waston译本较为忠实地保留了“歌”的体裁与登台这一情景。许译简化了标题，省略了“歌”一词，使得标题更加简洁，但也因此弱化了体裁的表现。这种处理使标题更符合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但在情感表达上有所减弱，这种处理方式表明译者在平衡原文忠实性与目标读者接受度之间的权衡。孙译本忠实地保留了“歌”这一体裁，并使用“Ascending”一词表示“登”，更符合诗歌语言的庄重感。然而，“Terrace”仍然未能完全传达“台”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特殊意义，读者可能无法从标题中感受到其文化内涵。翁译本直接将诗的核心情感提炼为“看不见他们”，虽然传达了诗人的失落感，但完全脱离了原诗的具体场景和体裁。此处理使标题更具口语化，但丢失了诗歌的形式感和文化背景。
从以上译本的比较可以看出，不同的翻译在处理“歌”与“幽州台”时，所调动的认知域和对背景的理解各不相同，导致情感传递的差异。部分译者未能深入理解“台”这一古代建筑的文化意义，导致使用“Terrace”或“Tower”来替代，这在西方读者的认知域中可能缺乏对应的意象。
3.3. 视角与文化适应
Langacker [12]认为，视角包括视点和焦点，视点即观察一个情景时所处的位置，可以通过有利位置(vantage point)和取向(orientation)来进行理解。视角指的是认知主体在观察某一对象时所采纳的观察角度。实际上，视角的选择是对认知参照点的确定。本案例通过五个不同的英译本展示了翻译中视角与文化适应的选择。视角涉及译者如何处理诗中情感表达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以及文化背景在翻译中的呈现。
原诗：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Giles译：I weep—to think I shall not see
The heroes of posterity!
Waston译：Thinking of the endlessness of heaven and earth,
alone in despair, my tears fall down.
许译：The sky and earth forever last;
Here and now I alone shed tears.
孙译：I muse on the eternity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all alone, grieve mutely with tears for my lorn star.
翁译：The world goes on, world without end.
But here and now, alone I stand—in tears.
此句的“念”是人的内心活动，“涕”是人的身体器官，这一切的载体都是人，“念”与“涕”都可表明这是从第一人称的视角。诗人陈子昂在原诗中采用第一人称视角，通过“念”和“涕”等词汇表现自我情感。然而，诗的整体情感跳脱于个体经验，升华至天地永恒的宏大情境，转而用天地、宇宙这些苍茫的空间视角来表达孤独感和时代的无力感。就如张莹[13]在文章中评价原诗“揭示了那种普遍的时代痛苦”，这也正是这首诗流传千古，奉为经典的精髓所在。
通看全篇，不难发现全诗的写作视角为第一人称视角，但原诗并未出现一个关于第一人称的代词，说明写作视角也是详略度低的信息，但无名氏译本增加主语“I”来满足了译入语语法规则，这属实是破坏了原诗的气势和情感。Giles译本舍弃原诗的哲思，将视角集中在“heroes of posterity——未来的英雄”，更注重情感的现代化处理。Waston译本保持原诗孤独感的第一人称叙述，但弱化了原诗中的“天地”这一宏观视角，更直接地用“my tears”表达个人情感。许译本：通过对“天空与大地”的永恒描述，保留了天地的宏观视角，但语句简练，突出当下的感受。孙译本巧妙运用“muse on”展现深思与孤独，强化了悲哀和个体命运的宿命感。翁译本巧妙地将时间的永恒性与个人当下的孤独相结合。
3.4. 突显与意象重构
根据Langacker [12]的识解理论，语言表达中的图形/背景结构至关重要，概念表达的突显可以通过名词性和动词性表达分别勾勒事物或过程。这一理论揭示了翻译中如何通过选择不同的射体和界标，实现侧显与意向重构，以达到特定的翻译目的[10]。因此无论从语义结构还是语法结构，都要足够渲染出生不逢时、郁郁不平的情感，以及天地苍茫下的无限感伤与悲痛。而每位译者在对诗歌意象和情感的理解上存在细微差异，导致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和突显效果。以下将探讨不同译者如何在语义和语法结构中突显原诗情感，以实现有效意象向重构。
原诗：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Giles译：I weep—to think I shall not see
The heroes of posterity!
Waston译：Thinking of the endlessness of heaven and earth,
alone in despair, my tears fall down.
许译：The sky and earth forever last;
Here and now I alone shed tears.
孙译：I muse on the eternity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all alone, grieve mutely with tears for my lorn star.
翁译：The world goes on, world without end.
But here and now, alone I stand—in tears.
Giles的译文将焦点集中在诗人的哀伤和遗憾上。此译本以诗人的泪水开篇，突出了因无法见证未来英雄的悲叹，将“未来英雄”作为突显意象，而诗人自己的存在感则被弱化。这种处理使得读者注意到诗人对历史和未来的无奈感。在Giles的译文中，焦点放在诗人无法见证未来英雄这一遗憾上。“weep”作为情感的核心动词位于句首，强化了诗人的悲痛情绪，而“posterity”则形成了隐含的背景。通过这种处理，Giles突显出诗人对未来的向往和现实中的失落感，使得情感的表达更加直接而浓烈。
Waston译本将天地的无限性和个人的绝望作为突显，强调了人与宇宙之间的对比关系。他的译本通过动词“thinking”和“tears fall down”将感伤的过程加以动态化，突出诗人在思索宇宙永恒时所感受到的深深无助。同样，“天地的永恒”仍是突显意象。Waston选择以“heaven and earth”作为射体，并通过“endlessness”构建出一个宏大的时空背景，从而突显了诗人面对无尽宇宙时的孤独与绝望。在这一表达中，“tears fall down”描绘了情感过程的动态变化，使诗人的悲伤逐渐显现出来。这一译文意向重构的重点在于人与宇宙对比中的孤寂感。
许译本将“sky and earth”置于句首，突显了天地的永恒，并通过“here and now”将诗人自身的存在对比性地呈现为短暂的瞬时状态。这种图形/背景的处理强化了个体在浩瀚宇宙中的渺小感与无助感，同时通过“shed tears”进一步加深了诗人情感的表达。
孙译本通过“eternity of heaven and earth”作为宏大背景，进一步借助“lorn star”这一新意象强化了诗人的孤独与悲痛感，将诗人比喻为迷失的星辰，突显了译者内心深处的无助与绝望。这种意象重构增加了译文的诗意，使其传递出更强的个体悲剧色彩。在这个译本中，“grieve mutely with tears”突显了诗人的情感在静默中的深沉，意象重构使得译文在传递原诗情感的同时，增强了其诗意表达。
翁译本以“world without end”作为主语结构的核心，形成宏大的背景；而诗人孤立于“here and now”的状态被置于句末作为侧显，进一步强化了情感的强烈和瞬时性。翁译在句首选择“world without end”作为突显的背景，突出了世界的永续与无尽。与此对比的是诗人瞬时的存在和他的泪水。这种突显结构将个体的短暂与宏大的时间维度对比起来，增强了诗人孤独的感伤与无奈。
通过对上述五个译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个译者在语义与语法结构中的突显选择与意向重构策略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维度上突显了诗人的情感表达。在Giles的译文中，突显的核心是诗人的遗憾，而Waston译本和许译本则通过天地的永恒与个体的短暂形成鲜明对比，突出诗人的孤独与感伤。孙译本进一步使用“lorn star”这一意象，深化了个体的悲剧性，而翁译则通过宏大背景与个体存在的对比突显了现实中的无奈。
4. 结论
译者在传达陈子昂的孤独和悲凉时，选择了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Giles译本更趋向西方表达，其他译本则根据诗的哲学意味和情感，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原诗的宏大背景。视角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每个译本的情感传达和文化适应程度。西方译者更突出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中国译者则试图还原原诗的天地观念和孤独感。最终，译者呈现的视角也反映了他们对目标文化的理解和适应。
通过对多译本分析，在翻译过程中，认知语言学的“辖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原文与译文之间差异的有力工具。译者在翻译时，若能充分调用原文的认知域，便能更好地传达出原文中的情感与意象。许渊冲的译本在这一点上表现突出，其成功之处在于通过恰当的词汇选择，不仅在结构上保持了诗的简洁性，还准确传达了屈原的情感诉求。由此可见，聚焦于辖域的识解，不仅有助于提高翻译的质量，还能更好地传达原文中的情感与文化内涵。
这五个译本在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上各具特色，但都试图重构原诗的情感和意象。每个译者通过选择不同的突显意象，将原诗中的不同情感传递出来，以期达到不同的审美效果。Giles译本突显诗人的遗憾，Waston译本和许译本则侧重于诗人与天地之间的对比感，孙译本通过“lorn star”进一步深化了个体的悲剧意识，而翁译则聚焦于世界的延续与个体的短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译者对原诗意境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他们对翻译策略的不同选择。通过这些突显与意向重构的分析，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翻译过程中如何传递诗歌的情感与意境。
从语言学视角研究汉诗英译，可为英译本提供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国内外读者更好地理解汉诗原文，继续传承好中国古诗文化[14]。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识解理论对《登幽州台歌》的英译本进行了探究。通过四个维度的应用，即详略度、背景、辖域、视角和突显，译者对原诗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时也为译诗的质量提升找到了方向。笔者通过案例对比研究，验证了识解理论对于诗歌语言现象的解释力及其对于诗歌研究的应用价值——能够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和传达诗歌的内涵和情感。在今后的研究中，笔者将进一步探索识解理论在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应用，以丰富对文学语言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