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到云博买了本子后，工作人员告诉我还有13分钟闭馆，紧张的呀，也不知道有没有少盖重复盖，娃娃老开心了。”小佳在她的小红书账号上，记录了带孩子去云南省博物馆“集章”的心情。除了云南省博物馆，小佳的社交账号上跟随着她们一家的旅行足迹也收集了全国各地博物馆的印章图样。虽然小佳一家到达云南省博物馆时快要闭馆了，可每个集章处排队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小佳四周挤满了拿着笔记本的学生、和他们一样带着小孩排队的父母、照相记录的年轻人们。小佳展示了她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准备好的集章攻略，三处文创商店分别分布着69枚免费印章，需要自己准备好一本空白本(或者自行消费的笔记本)排队盖章，印章的图样分别都是博物馆中的重要馆藏，小佳一家拿着集好的馆藏纹样本在博物馆的游览过程中顺着寻找实体展品，中途我们也能发现许多游客也在寻找印章纹样上的古藏，举起纸上的纹印和馆藏合影，讲解员也会重点停留于这些重点藏品前为伫足的游客讲解它们的“前世今生”。记录于书本纸页之上的印章，伴随着游客们的社交媒体足迹，构成了游客们各自独特的电子文化记忆。
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不断创新发展，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新型出行模式——博物馆“集章式”旅行。印章作为具有文化属性的中介，搭建起了集章爱好者与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之间的深度感知。青年群体围绕“集章”活动，展开了线上与线下的互动，其互动形式、传播效果和价值功能都表现出独特的特征。本课题从文化记忆视角关照这一群体性的互动现象，将集章行为看作一个具有整体性过程的文化实践，探析“集章”现象的生成机制和文化意涵。在此基础上，深入观察“集章”过程如何在青年群体线上、线下两个空间的共同参与中，以博物馆印章为重要介质实现关于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的转化[1]，试图在新时代文化强国进程中，为最大程度地唤醒当代青年民族文化认同感给予学术视角的支撑。
2. 文献梳理
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为丰富，大部分研究取径集中于探讨当前文博发展的数字化实践现状，认为数字化的媒介体验拓宽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能够服务于基层文化需求的社会功能，例如学者桂榕提出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新媒体应用与研究在数字遗产基础理论及深层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探索方面仍有发展空间，可以加强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遗在内的遗产全方位数字化科学保护管理为基础，以强化社会公众层面的数字遗产宣传教育和参与体验,使文化遗产融入大众生活为关键内容[2]，同时这部分学者也强调数字化传播在提高文化遗产可及性、促进保存与记录、增强公众参与等方面的积极影响[3]。另外一部分学者主要探讨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与传承传播研究，博认为物馆作为本土文化宣教窗口承担着社会文化功能，非遗展览利用现代数字技术辅助能够实现有效展示和文化阐释[4]。但在以博物馆数字化为对象的研究实践中，国外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实践较早于国内，一类研究集中于数字博物馆的概念辨析以便对该类研究的主体范畴进行划分，同时探讨当前全球博物馆数字化的实践应用[5]。相较于前者对于遗产本体与数字对象、数字媒体的理论辨析[6]，另一类学者探讨了新媒体浪潮下文化遗产所代表的文化体系的开发需要考虑其本体性与地方实践，根据地方性文化信仰、语言和价值体系进行文化遗产开发的内在价值重构[7]；另一类研究活动集中于博物馆等文化遗产机构的社会教育与服务模式的发展变革[8]。1998年，“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概念出来后，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兴起，欧洲虚拟博物馆(European Virtual Museum)、谷歌艺术计划(Google Art Project)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在20世纪后期开展了“全球数字博物馆计划”[9]。
而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快速渗透下，原指上下班“考勤打卡”一词被赋予了全新语境，“打卡”行为也有了新的文化意涵。中央民族大学的孙宝新从汉语言的角度对“打卡”的传统词义和新义进行了分类归纳，总结了关于“打卡”的六种意义：包括支付方式、记录方式、习惯方式、参与方式、游览、宣传。在现有的研究中，通常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某一种具体的打卡行为，具体分为两类：一部分学者将打卡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塑造“城市–人–媒介”的连接方式，关注外部群体通过媒介朝觐和在网红城市打卡实现城市刻板印象再生产，内部群体则以打卡小众景点的方式回应家乡城市的网红化演变过程，最终与外部群体产生明显的文化界限[10]，促进地方意义的生成。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到公众媒介实践中的仪式化行为，例如对网络打卡学习的社交功能和效果进行了研究，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反思了移动通信新时代下社交化学习反映的问题，为当下的网络文化和在线社交化学习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思路[11]。
同时，学术界对文化遗产及其文化记忆搭建功能也有诸多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博物馆的空间生产是透过作为文化符号的藏品的历史累积与展示实现的，是一种由社会公众参与和主导的文化实践行为[12]，重点关注博物馆物质性的藏品所承载的文化讯息及其被受众读取的过程。也有学者聚焦于“以文化教育为宗旨、以传播知识为目标”的实践策略，将泛娱乐化传媒生态下的媒介产品作为重要的审美教育载体和文化记忆建构媒介，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内容整合，同时以独特的文化编码形式契合了大众的审美心理结构。
而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认为遗产本体作为文化身份本身、价值观由创造者的文化态度、学科价值及策展实践等因素塑造和建构，同时国外学者关于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问题也聚焦于遗产背后的价值、伦理观念、权力话语和利益；其中，土著、少数族群及特殊群体的非遗保护及利用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这部分的探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例如强调数字遗产应在承认民间传统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宗教团体、土著和少数族群，创造双向传播的信息渠道，理解和鼓励关于集体记忆的各种文化表达形式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13]等。
同类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以特定群体为对象关注打卡群体的心理形成机制及行为背后的文化意涵，博物馆的“集章”打卡在特殊动机下完成的文化传播的闭环，丰富了其实践内涵，更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文化价值。在既有研究中对于博物馆传播和文化记忆建构的研究大多基于宏观效果的层面，多从决策者视角讨论对于博物馆空间及其文创产业如何进行改造，以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尝试从特殊的视角进入实践过程涉及的多重空间，聚焦“集章”行为与文化记忆的分析研究还较为薄弱。而“集章”爱好者的实践活动与个体记忆建构之间的关联性探讨还不够充分。本课题将从“集章”爱好者的视角切入，将自己置身于集章爱好者们不同空间互动的各个环节，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田野个案，重点探究“集章”群体实践活动的具体过程、心理机制、行为特点、文化意义，呈现该群体博物馆“集章”行为的整体性与特殊性，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当代青年群体记忆建构的独特路径的讨论，最终尝试探寻激发当代青年群体民族意识与文化血脉的现实路径。本文通过对博物馆“集章”群体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深入“集章”群体的线上、线下互动过程，探究“集章”行为与个体记忆建构的关联性。同时也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社会职能转变提供了方向指引，尝试为全面践行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时代号召进行路径探索。
3. 研究过程与方法
云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1年，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面积150亩、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达16,500平方米，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自建馆以来，云南省博就集文物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服务于一身，是云南省最大的文物收藏单位，同时也是云南省可移动文物最大、最具实力的研究机构和文物鉴定机构[14]。作为云南省的文化重地，这里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展示了云南悠久而厚重的历史文化，也展示着世界一流的文化艺术，是人们了解云南历史、领略世界文化的重要窗口，立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致力于优秀文化的传播，全力打造国内一流、西南领先、在南亚东南亚有重要影响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在这里，有三处共68个非消费印章可供游客进行盖章留念，全部集齐并完成博物馆的游览需要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为了解青年群体在云南省博物馆的集章情况，研究者跟随游客在“物理区域和数字环境”中移动。一方面，采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观察和理解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的集章足迹以及相关网络话题，小红书、抖音、B站成为主要的线上研究调查点。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之间，在社交媒体平台搜寻到近1300个与“#博物馆集章”“#博物馆参观护照”“#云南省博物馆盖章”有关的话题，统计和分析了约1000个小红书博主的推送笔记。随“集章”笔记一同发布的图片、文案、话题、短视频，发布后的点赞、关注、转发、评论情况也成为观察与分析的重要材料。根据笔记话题讨论的热度和图片文字内容受喜爱程度，选出打卡对象16名(9名女性，7名男性)，其中，2位云南本地人，14位从外省来到云南省博物馆参观的游客。他们之中既有普通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也有生活类网红博主、博物馆爱好者以及专业摄像师和视频制作者。同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跑章”人的生活背景、集章目的、游览体验、笔记内容制作和展示的过程进行在线调查。云南省昆明市政务平台以及地方媒体发布的相关旅游活动资讯、宣传内容也是重要资料。
另一方面，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博物馆参观者和集章人，亲身体验博物馆游览和印章收集的整个过程，同时与其他游客一同跟随印章纹样进行藏品游览，并感受印章收集对于博物馆感知和自身文化记忆搭建的意义，以及成为“跑章人”的具体方式。进而将研究者移动中的拍摄作为理解和体验集章环境的重要手段，具体感受集章体验中的重要环节，比如印章的纹样、设计、藏品摆设、拍摄方式等空间的影像，最后按照游览顺序为这些影像编码，创建一个属于研究者视角的印章收集过程的影像记忆库。
4. 青年群体印章收集与空间互动的实践过程考察
4.1. 从线上到线下：参与式文化下的跨媒介叙事到社会互动达成
随着社交媒体的盛行，参与式文化成为青年群体文化交流的主流。这一文化趋势使得青年人更加愿意通过数字媒体参与各类文化活动，其中包括博物馆的“集章”活动。在参与式文化的大背景下，青年人通过以博物馆和博物馆印章为主要链接的社交媒体推文，开始了他们的“集章”之旅，分享他们的博物馆探索过程。同时通过平台应用的数字地图功能，用户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搭建属于自己的路线导航图，引导观看自己笔记的人按个性化的“本人路线”探索博物馆藏品。他们在数字化的环境中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呈现了自己的博物馆见闻和集章过程以及印章图样。例如，他们可能通过拍摄照片展示感兴趣的展品，录制视频分享观展心得，或撰写文字记录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这一线上的跨媒介叙事体验使得他们的博物馆参与更具个性和创造性。
线上的“集章”活动并非孤立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发了线下社交。在线上平台，青年人通过评论、点赞等互动方式相互交流，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博物馆社区。这种虚拟社交的种子在线下得到了生长。当一群有着相似博物馆兴趣爱好的青年人相遇时，线上的互动转化为线下的面对面社交[15]。他们可能组织线下聚会，一起参观博物馆，分享线上的见闻。这一社会互动的达成不仅加深了参与者之间的联系，也使博物馆“集章”行为融入更加广泛的社交网络，为参与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化社交体验。
4.2. 从线下到线上：身体在场的交流到“集章”仪式下的自我认知
博物馆“集章”活动本身是一种身体在场的交流，通过线下博物馆的实体互动的而获得的独一无二的现场感。传播仪式观强调社会活动的仪式性质，即通过特殊的符号、动作和场景，塑造参与者的特殊经验。在博物馆“集章”活动的现场，这一仪式性质得以体现。首先，参与者在博物馆空间中的互动是一种仪式性的体验。他们不仅仅是单纯参观者，更是通过“集章”行为参与到一种象征性的仪式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收集章，实际参与到博物馆的文化传承中，而不仅仅是观赏。其次，博物馆作为传播仪式的场景，为参与者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体验。博物馆的展陈、陈列、导览等元素都被设计成符合特定仪式的形式，参与者在这个场景中经历的每一个步骤都有着仪式感。这种现场感使得参与者更容易沉浸其中，体验到博物馆的文化庄重和神圣性[16]。
线下博物馆互动的现场感强调了参与者对文化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是通过仪式性的行为和场景共同塑造的[17]。这种仪式性的身体在场体验，使得“集章”活动不仅仅是文化传播的形式，更是一种文化仪式，为参与者创造了独特的文化记忆。博物馆“集章”活动的特殊仪式感使得参与者在线下体验的同时，对自身的文化认知产生积极的变化。参与者在“集章”仪式中，透过集章的行为，加深了对博物馆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引发了对自己文化认同的思考。这种体验使得“集章”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更是一场自我认知的仪式。
4.3. 从介入到闭环：网络社群内的文本生产到组织活动下的记忆建构
线上社交媒体平台是一个文本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场所。首先，通过文字描述的个体叙述，参与者在线上平台创造了关于博物馆的独特记忆。这些建构出的个体记忆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被社会化，逐渐形成了共享的社会记忆。例如，一个参与者可能通过文字分享自己在博物馆的感受，这个文字既是他个体记忆的呈现，也会引发其他参与者对相似体验的回忆和共鸣，从而共同建构起一种共享的社会记忆。其次，照片和视频作为图像文本通过视觉形象地展现了参与者在博物馆的体验。这些图像不仅仅是个体的博物馆回忆，更是一种可视化的共享记忆。其他参与者通过观看这些图像，仿佛可以亲临其境，共同感知博物馆的文化氛围，进而共同参与到社会性记忆的建构中。从记忆建构理论的角度看，网络社群内的文本生产是参与者个体记忆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呈现。这种社交媒体上的文本共建过程不仅是对个体博物馆体验的记录，更是社会性记忆的塑造[18]。这一过程中的互动与共享，使得博物馆“集章”活动成为一个具有集体记忆特征的社会文化仪式。
博物馆“集章”活动往往不仅仅是个体行为，更涉及到组织层面的协同活动。通过传播仪式观和记忆建构理论的结合，可以深入理解组织活动如何促使记忆的形成与共建。线上组织活动是社会性记忆建构的重要环节。博物馆“集章”组织者可能在线上平台组织座谈、知识竞赛等活动，这些互动不仅加强了参与者之间的联系，也是对博物馆文化的深度探讨。这些组织活动的文本产出成为共享记忆的一部分，通过对活动的记录和整理，形成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社会性记忆。其次，线下组织的博物馆活动也是记忆建构的重要节点。通过参与线下活动，青年人不仅在现实场景中深化了对博物馆的体验，也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例如，组织者可能策划博物馆导览、文物解说等活动，通过这些线下互动，参与者的个体记忆得到了强化。同时，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成为一个共同记忆的来源，通过实际的共同体验，线下组织活动在社会性记忆的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综合而言，组织活动既是社会性记忆建构的催化剂，又是个体记忆的深化节点[19]。通过线上线下互动，博物馆“集章”活动在社会性记忆的形成与共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参与者创造了更为深刻的文化体验和共享记忆。
5. 结语
青年人“印章收集与空间互动的实践过程”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体验，包括线上线下的跨媒介叙事、身体在场的交流与“集章”仪式下的自我认知、以及网络社群内的文本生产到组织活动下的记忆建构。这一实践过程既是对传统博物馆体验的创新，也是对个体文化认同的深刻探讨。在城市中的各大博物馆，作为承载这一特殊打卡行为的线下空间，赋予了这一实践行为以不同于“网红打卡”的文化价值，而以博物馆“集章”为爱好的“跑章人”们更将这一互动行为由线下博物馆空间延伸到了线上，以共享“跑章指南”的形式完成了文化记忆唤醒与信息文本生产的闭环。同时，上述的研究过程以参与者的行为作为视角，往往也存在着对于“印章”作为“媒介物”本身的忽略，作为使百年前的文物、藏品重新焕发社会生命力的形式，再次赋予了历史以魅力。这一研究方向的缺失，也希望在日后的探索中加以补足。围绕着收集印章而形成不同空间流动的轨迹，使得“集章”的文化属性更附加了强烈的艺术特质和文化意涵，更是数字化环境中“技术怀旧”何以成可能的具象化表达。历史文化在虚拟空间以文创、印章、冰箱贴等形态拥有了数字生命力，既是当代青年群体对于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回应，更是青年群体对于当下媒介技术某种向往的隐喻。揭开印章纹样面纱，看到藏品背后故事性的“慢体验”，让我们看到“文化强国”这一宏大叙事之下个体如何完成意义生产的具体过程。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24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青年群体博物馆‘集章’行为与记忆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4Y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