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庸》，作为中国古代的经典之作，深入探讨了道德品质与性情修养，其核心理念“中庸”与“诚”为理解儒家思想提供了一扇窗口。这部著作共33章，每一章均围绕维系社会基础的三大关系：亲子、夫妻以及统治者与人民间的纽带。朱熹，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对《中庸》推崇备至，认为它“提挈纲维，开示蕴奥”，在教育、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庸》以其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哲理赢得了全球学者的瞩目。这部作品的翻译历史已超过三百年，并对西方的教育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早在17世纪，学者们便开始尝试将其翻译成其他语言。至今，《中庸》的英文全译本已有数十种，包括James Legge的1861年译本、Hung-ming Ku的1906年译本，以及1963年陈荣捷的译本等[1]。
翻译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鉴于传统典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其翻译和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本研究选取了James Legge和Hung-ming Ku的《中庸》英译本，基于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从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两个维度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旨在进一步丰富《中庸》的英文翻译研究以及译者行为批评的学术探讨。
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周领顺学者在翻译学界经历“文化转向”之后，于2010年提出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这一理论以其独特的“本土化”和“跨学科”特色，在国际和国内翻译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深远影响。该理论强调，翻译的复杂性不仅源于语言文字的转换，更受到诸多非语言因素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凸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2]。此批评模式专注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行为，不仅审视文本本身，也探讨译者行为与翻译品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追求通过一个综合的批评途径——涵盖过程、主体、行为及文本——来融合翻译的内部与外部批评，以期对译者行为的合理性进行一个全面且公正的评估[3]。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展现了一种动态且连贯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求真”与“务实”作为两端，彼此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求真”着重于译者对原文的深入理解，追求内容的精确传达；而“务实”则强调译者对目标读者和社会环境的考量，采用多样的策略以满足读者和社会的期望[4]。译者行为的合理性取决于译者如何在求真与务实之间做出平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动态关系。因此，译者在追求原文忠实度与译文实用性之间的平衡上不懈努力，以期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5]。
作者、译者和读者共同构成翻译活动的三大主体。其中，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具有思想和意志的独特个体，因而译文中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译者一定的主观性。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特别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审视不同译者对同一作品的译介与诠释。本文在对理雅各和辜鸿铭二人英译本进行考察时，将两位译者看作具有意志的独特个体，承认其作为“语言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从“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两个维度着手进行对比分析，结合“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对其进行研究。
3. 《中庸》译者行为比较
3.1. 译内行为
周领顺指出，“译内行为”的核心在于“文本求真度”，聚焦的是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关注点主要放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5]。换言之，译内行为即译者作为“语言人”为实现原文和译文的对等呈现所做的工作，此时译者追求的是最大程度上再现源语所负载的意义。本文将从词汇、句法、修辞三个层面对比分析理雅各《中庸》译本和辜鸿铭《中庸》译本的译内行为及其译本效果。
3.1.1. 词汇层面
例如，在《中庸》“居易”一章中，作者将君子和小人对待机遇所采取的态度进行了对比，指出君子心境平静，耐得住寂寞，而鄙俗之人却表现得非常浮躁，总是心存侥幸。辜鸿铭和理雅各两位译者在对“君子”进行翻译时，所选用的词汇各有特点。原句中的“君子”指的是有良好道德的人。基于这一意义，辜鸿铭将其译为“the moral man”，辜氏选择的是一种能够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彰显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该词从侧面反映了孔子所强调的德行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与《中庸》全书以及儒家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理想表达。而理雅各则将“君子”译为“The superior man”，这是对“君子”内涵的另一种诠释。理雅各作为西方传教士，根据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把中国古代“君子”这一特殊群体看作是杰出、优秀的代表，这样的理解固然不无道理，但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君子应“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思想内涵并没有能够传达给读者，在两种语言的转换以及意义的对等方面尚缺乏全面深刻的考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辜鸿铭的译文大多以儒家文化中最深层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入手，重点突出《中庸》所强调的道德情操和性情修为，将原文中最为本质的内涵传达给了读者，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中偏向“务实”一端。而理雅各的译文则更侧重于对文本的直接阐释，尽量保留原文的形式与内容，较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情景，直观简洁是其显著特点，更加重视“求真”。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对原文文本以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的不同理解，同时也体现出不同译者独特的翻译风格，其个人翻译习惯在译文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3.1.2. 句法层面
《中庸》一书集中体现了“德”“诚”“仁”等反映儒家特色的价值观念，对君子道德品格和修养展开了诸多论述。例如，书中提到：君子即使遇到挫折和困难，也能坚持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原文的大意是：君子不埋怨天命，也不责怪他人。这句话强调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自我修养的精神，即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不抱怨命运，不责怪他人，而是要自我反省和努力。这反映了儒家所倡导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提升的思想。原文由两个并列铺排的句子组合而成，各小句字数相同，句式整齐，节奏分明，具有旋律美。在逻辑语义关系上，呈现方式也较为简单，前后两个小句分别论述了君子在不同的情况下为人处世的态度，体现了古汉语简练浓缩及重意合的特点。在译文的句式组织上，理雅各将其译为两个并列句，用“In a high position”首先阐述君子对“上”即上天的行为和态度，然后用“In a low position”与前句形成并列结构，指出君子对“下”即普通人的态度，体现了原文两个句子之间的平行关系及其内在关联，这与原文的句式排列如出一辙，原文与译文之间字与字、词与词的有明显的对应关系，理解起来相对简单，便于读者把握句子大意。而辜鸿铭则运用“either A nor B”这一结构将原文中的两个小句串联起来译为一个独立的句子，即“He complains not against God nor rails against men.”。他在翻译时直接将目光指向原文中最核心和最本质的内涵和概念，对两个动词“complain”“rail”进行否定，凸显出君子从不埋怨他人的道德品格。尽管与原文句式结构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翻译方式使得西方读者能够快速透过表面直接看到原文的核心思想和意蕴，有利于提高译文的思想性以及文化传播的效果，体现了“务实”的译者行为指向。
《中庸》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需要译者对其进行充分挖掘。从译文的句式风格来看，理译本在语义的表达方式上较为保守，希望尽可能做到和原文句式相统一以呈现出原作的原貌，在对原文的阐释上往往是“点到为止”，力求用最直观的方式来实现最大的“求真”效果。辜译本更加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对原文的解读更加全面、深刻，多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有利于读者把握原文的本质和作者的真实意图，对于在海外普及中国文化、促进学术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同时这也体现出译者在双语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极高造诣。
3.1.3. 修辞层面
修辞因其意象、结构、用词等方面的复杂性而在典籍翻译中具有特殊地位。《中庸》作为中国古代体现儒家思想的一部重要典籍，善用修辞是其语言的一大特色。例如，在阐述中国古代的祭祀文化时，原文提到了“鬼神之为德”，表面是在谈“鬼神”，实则是一个大比喻，借祭鬼神之事来说明道理，其中心谈的是一个“诚”字，旨在向人们强调祭祀鬼神的重要性，体现了中国人对神灵的敬畏和对祭祀活动的重视。在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不仅是对神灵的敬仰，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团结的一种方式。在对“鬼神”这一文化意象进行翻译时，理雅各将其译为“spiritual beings”，几乎是一对一的英译，这种翻译方式和原文结构、句式极为相似，体现了译者对原文结构的忠实和对细节的精确表达，表现出很高的“求真”度，但缺乏对原文中文化意象真实内涵的诠释和再现，即“务实”度较低。辜鸿铭的译文则比较生动、形象，在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上可谓“出神入化”，不仅点出了原文中“鬼神”的物理特性，即“spiritual force”，而且还在后面用单独的句子加以解释，告诉读者“鬼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我们身边影响着我们，突出了祭祀时的严肃氛围，让读者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对译文进行了创造性的加工和表达，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有助于读者获得流畅的阅读体验，同时也体现了译者充分为读者进行考虑，希望减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阻碍，这是译者在尽可能保证“求真”的情况下，同时实现“务实”最大化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3.2. 译外行为
“译外行为”是指译者针对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借译文对原文意义的调适行为，其行为目的是向译入语社会“务实”[6]，即在最大程度上使译文在译入语社会中得到认可和接受。本文下面将针对文化适应与转换行为、目标读者考量行为展开讨论。
3.2.1. 文化适应与转换行为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其本质和特点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文化因素进行考量。译者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不仅需要进行语言层面的转换，即承担上文所提到的“语言人”角色，而且承担着“社会人”身份，要关注语言背后独特的文化内涵，进行文化适应与转换，使得译文能够符合读者的期待和习惯，促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真正的沟通和交流。
例如，在对“尊为天子”进行翻译时，辜鸿铭将其译为“In dignity of office he was the ruler of the Empire.”，而理雅各的译文为“his dignity was the imperial throne”。原句中的“天子”是典型的汉语词汇，带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文化、宗教文化以及浓厚的社会色彩和政治意义。例如，古汉语中“天子”指的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即君主或皇帝。之所以称为“天子”，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皇帝是“天”(即宇宙的最高主宰)选定的统治者。皇帝被认为是“天”的代表，负责传达和执行“天”的意志。理雅各直接将其译为“the imperial throne”，体现了“天子”在中国古代的重要地位，但表达比较隐晦，没有能够向读者解释清楚“天子”一词的真正内涵。而辜鸿铭将其译为“the ruler of the Empire”，“ruler”一词比较清晰地传达出了“天子”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意义，并成功转换为读者轻松易懂的意象，既做到了“求真”，也体现了译者的“务实”。理雅各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存在一些偏差，其译文大多只呈现出了原文意义的一部分。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原文中的汉语单词改编成相应的英语单词，而没有完全理解原文，解读不够全面和完整，在“求真”和“务实”方面均有待提高。这个例子充分展示了文化适应与转换行为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译者需要深入了解两种文化的表征与内涵，适时调整表达方式，灵活处理可能使读者感到困惑的文化因素，进而实现作者和读者之间顺畅的沟通和交流。
3.2.2. 目标读者考量行为
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架构起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一端是作者，另一端是读者。只有原文作者想要传达的意义成功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才能说译文的质量基本合格。只有受到读者青睐的译作，才是比较理想的译作。读者因素作为“翻译外”的重要因素，是译者作为“社会人”必须考虑的因素[7]。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一定要有目标读者意识，始终把读者放在心中。译者应对目标读者的特点，如语言习惯、文化背景、知识水平、阅读需求等加以考量，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和兴趣，以期达到良好的接受效果，在“求真”的基础上实现着眼于读者和社会的“务实”。
例如，辜鸿铭和理雅各两位译者在针对原文中“富有四海之内”进行翻译转换时，就体现出他们对“目标读者”不同程度的考量。辜氏将其译为“In wealth all that the wide world contained belonged to him.”，而理氏的译文是“his riches were all within the four seas.”。“四海”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里带有极强的文化色彩，指的是古代中国对国家的泛称，包括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泛指整个国家或整个世界，强调的是一种极为富有和繁荣的状态。在对上述概念进行处理时，辜鸿铭采用的是意译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四海”译为“the wide world”，力图揭示文化概念后面的深层内涵，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这表明译者充分考虑到目标读者的需求，并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帮助读者获得良好的阅读体验，体现了译者为读者和社会服务的意识，即“求实”的体现。理雅各则直接进行直译，即“the four seas”，尽管在“求真”度和对原文的忠实度上表现得更好，但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及其背景的西方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和不解，影响了译文的接受效果，可读性不强，因此“务实”方面存在不足。上述案例启示我们，关注目标读者的需求和期待对于提高译文的接受度、避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出现理解上的障碍至关重要。译者必须仔细分析目标读者的认知背景、阅读偏好等相关因素，在翻译中加以综合考量，生成的译文才能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可。
4. 结语
本文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基础，依托“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从微观层面即“译内行为”到宏观层面即“译外行为”，对理雅各英译本和辜鸿铭英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整体来看，两位译者的译文各具特色，在遣词造句以及意义阐释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与他们各自的身份背景和文化环境息息相关[8]。理雅各作为西方传教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对前往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抱有极大的热情。他渴望了解中国，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原文的情景，因而其译本多采用直译策略，呈现出与原文风格高度一致的特点。而辜鸿铭是一位出生于华侨世家，拥有丰富海外留学经验的中国学者。他所处的时代恰逢中华民族面临重大危亡之际，因此辜氏希望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展现给西方世界，促进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及中华文化。其译本采用了意译和归化为主的策略，使得译文更加贴近目标语言的习惯，易于被西方国家的读者所接受。辜译本在竭力保持原文精髓的同时，兼有务实性强的特点，在“求真”与“务实”的平衡上表现得略胜一筹。
两位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时而倾向于连续统左端的“求真”，以忠实于原文为基本导向，力图保留原作的结构特点和语言风格；时而倾向于连续统右端的“务实”，特别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希望译文能够在读者群体中入脑、入心，实现良好的社会反响。总之，两位译者都通过在追求译文的“合理度”上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和策略，力求达到“求真”与“务实”的平衡。
基金项目
吉首大学2023年度人文社科类校级科研本科生项目：中国教育家精神在世界的译介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