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内涵
传统的翻译理论多以语言层面的等值转换为核心，强调语法、词汇和句法的对应。然而，这种过分关注语言形式的做法，忽视了翻译中其他多元化的因素，特别是译者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在这一框架下，译者被视为一个中立的语言转换器，忽略了他在文化选择、意识形态调整以及审美再造等方面的主动性。因此，传统翻译理论的局限性体现在它没有深入探讨译者作为创作者的角色，未能充分认识到译者的个人意图、经验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发生了显著的“文化转向”，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译者主体性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多个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安德烈·勒弗菲尔：他认为翻译不仅是对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对原作的“改写”。译者在这些意识形态、赞助行为、诗学因素下进行翻译活动，体现了主体性的发挥。谢天振提出了“创造性叛逆”的概念，认为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在忠实于原作和实现个人创造性目标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叛逆使得翻译成为独立的创作过程。查明建和田雨：两位学者共同认为，译者主体性表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为了达成特定文化目的而对文本进行操控的能力上。
其次，要弄清什么是主体性，才能深入挖掘译者的主体性内涵。主体性是人在劳动和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这种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个体对环境的认知和反应上，而且还表现在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对环境的改变能力以及自身的发展能力上。陈大亮把译者视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而不是原文作者和读者。他指出原文与译者没有对话关系，因为身处不同的时期和地方，文本的产生必然让原文作者和译者出现距离，翻译是不对称交流[1]。所以，主体性强调的是人作为自觉行动者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角色，不仅被动地适应了世界，而且主动地去认识、去改变、去创造社会的新现实。
主体性即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示出来的本质特性，也就是主体能动性的影响、改造、控制客体，最终令客体服务于主体的特性。雷芳认为，“译者主体性包括译者的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及实践改造作用。主体性等同于主体能动性。但不能忽略的是，主体作用于客体时，必然也会受客体的制约和限制”[2]。译者主体性即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充分尊重原作的情况下，为达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主体性的基本特征是译者本身所拥有的文学意识、人文品质及文化创造力[3]。
1.1. 文学翻译的过程
文学翻译是一个跨文化语言转换的过程，把小说、散文、诗这个过程不仅涉及到文字的翻译，也是不同文化之间重要的沟通和交流的方式。通过文学翻译，读者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接触到人类共同的体验和情感，从而在其他文化背景下，接触到艺术表现和思想观念。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打开了通往其他国家文化的大门，使文学作品得以跨越国界，将自己的理念和情感传播出去。翻译家钱钟书曾指出，优秀的文学翻译要避免生硬生涩，避免语言差异造成的生硬拗口，力求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这样的翻译才是最好的。这一规范强调译者对语言的把握，以及翻译过程中忠实再现原著的精神风貌。出色的译文既要使读者读懂文字的字面含义，又要尽量将原著的情感、韵律、文体传达出来。这就要求译者在保持原作艺术魅力的同时，巧妙地运用翻译中的语言，达到审美与语义的平衡。
而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和融合，这一点在文学翻译中，它反映了各个文化在相互影响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交流。通过文学翻译，促进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互理解，取长补短。文学翻译中译者的语言能力与文学素养与原著作者同等重要，都是文学实践的积极参与者，既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又要融入艺术价值，使译文既忠实于原作又富于表现力，通过自身的理解和诠释给原作注入新的生命，使之在目标文化中焕发光彩，所以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再创作过程。
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起着重要的作用，既有将原作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作用，又要在艺术上对原作进行再创造和再诠释。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运用自身的文化和文学素养，对原作的核心内涵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将作品的艺术意境与精神传达出来。它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要求译者在语言功底之外，还必须具备深入的文学理解和表现力，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通过翻译来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
1.2. 译者主体性的概念
I.A. Richards曾说过，翻译活动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复杂的活动。究竟谁才是这个最复杂活动的主体呢?许钧通过总结国内各方的观点，得出四种答案，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的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是翻译的主体[4]。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的翻译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要理解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含义，首先要搞清楚译者的定义，要搞清楚翻译主体是什么概念，翻译的主体是什么？对于译者主体性这一概念的定义，一般认为，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5]。译者是指负责将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个人，参与翻译活动。具体地说，就是指在翻译创造活动中，能够自觉地、有的放矢地作为翻译实践的主体的译者。这样的主动精神让译者可以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所取舍，并利用创意重新解读文本。当译者尝试翻译一部文学作品时，除了考虑语言特征，还需要挑战文化和思维的差异，主动解决可能出现的文化障碍和词语歧义等问题，紧紧依附于生成译文的文化环境[6]。
由此译者主体性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译者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文本的习惯性把握[7]，尽管翻译主体可以广义地涵盖作者和读者，但本文更倾向于将翻译主体特指译者本人。译者的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自己的选择、判断和风格，使得翻译作品成为他们对原文的个人诠释和表达，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艺术作品只有在被阅读和被观赏的时候才会取得具体的存在[8]。译者主体性表现为在翻译实践中的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活动，展示了译者的独特视角和艺术处理能力。同时，译者主体性也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来自原作的特点、文化背景以及读者的期待等，构成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应对的复杂环境。
2. 文学中的译者主体性的概念
在当今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显得尤为重要。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内涵的传递，承载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理解。而近年来，翻译研究领域经历了显著的转变，传统的语言等值理论逐渐被更为全面的文化视角所替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翻译活动中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译者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动性，成为文化再创造的参与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学术界对翻译研究的深入思考，也呼应了现代社会对跨文化交流的需求。
本文旨在分析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表现，探讨其对翻译质量和文化传播的影响。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实例分析，旨在揭示译者如何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通过个人的理解与创造，推动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
由此，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化，它更是一种深具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文化，是一种与语言和文字密切相关的艺术，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生活中通过不同的体裁表现出来[9]。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对源语言进行字面意义上的转换，而是要在保留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理解与创造。这种再创造带有译者个人的风格特征，同时也深受所在时代的文化、历史背景以及民族特性的影响。因此，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的沟通桥梁，更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一项艺术实践，要求译者在语言和文化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和交融。
主体性是社会实践和创造活动中涉及个体能动性和能动性的多维度概念。而主体性所具有的双重属性，则表现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个体(personal)。主体性在社会实践中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就在这种辩证统一的特征中显现出来。主体性在个体活动中以能动性(主观)与被动性(客观)相结合的方式表现出来。主体能动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使个体能够主动实践、主动创造、主动变革的个体的主动参与和创造能力。因此译者主体性是翻译再创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译者主体性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5]。
在文学翻译中，代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的翻译，翻译人员的主体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0]。传统翻译理论的看法是：译者要明确地反映原作或者作者，而不能掺杂自己的个性，要客观地进行翻译工作，保持译作与原文一模一样。然而多年来的翻译实践表明：译者个性的渗透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11]。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作者，译者不可能完全脱离作者的思想而进行翻译，因此，在翻译活动中，作者主体性对译者有制约作用[12]。译者的主体性具有多重特征，共同影响着翻译的质量和效果，如能动性、被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等。
首先，能动性(Activity)是翻译人员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直接影响翻译文本选择和制定翻译策略的主观表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灵活运用语言资源，创造性地处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包括文本的体例、上下文、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因素。译者的能动性使其通过个人的文化素养和语言能力，创造出具有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的翻译作品，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次，而交互性则表现为译者对客体对象的依赖，在翻译的选择上常常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历史背景的因素，也有原著的特色，更有读者对于目标的需要。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接受者的期望和需求，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
最后，目的性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特征，是指以特定的目的为特定的接受群体和文化需要服务的翻译活动。译者在做翻译的时候，往往把翻译的方向和目标定在目标读者的需要上，定在文化背景上，定在市场环境上。这样的目的性既使翻译活动有的放矢，又使翻译人员在翻译时能够进行有效的取舍和调节。翻译活动的目的是由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环境共同构成的。
3. 译者主体性在不同译文中的表现
自1813年首次出版以来，《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经典之作，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这部作品在国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特别是孙致礼、张经浩等人翻译的版本，更是成为了不少中国读者与Austin接触的重要方式。文学翻译其实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拥有熟练技巧的译者很可能以一种创新的方式去参与到翻译活动当中[13]。两位译者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创新表达注入《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以各自独特的翻译理念和风格。
例：As to Miss Bennet, he could not conceive an angel more beautiful.
孙译：至于说到贝内特小姐，他无法想象还有比她更美丽的天使。
张译：至于贝内特家大小姐，在他眼里美如天仙。
孙致礼：在他的翻译中，体现出一种对原作的尊重和忠实。他的翻译“至于说到贝内特小姐，他无法想象还有比她更美丽的天使。”保持了原句的完整性和结构，展示了他对文本的仔细解读。这种译法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动性，努力将原文的意思准确传达。孙的翻译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理解原句所传达的情感和意义。
张经浩：张的译文“至于贝内特家大小姐，在他眼里美如天仙。”则展示了他在翻译过程中更大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他通过选择“天仙”这一更具汉文化色彩的词汇，表现出其主动性体现在对目标语言的适应与改编上，确保译文在表达上更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这种主动性让他的翻译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意图，同时还增强了文本的文化内涵。
孙致礼的译文思路，概括起来就是“神韵合一”。他强调，语言表达和作品内涵的契合，在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这样的思路让他的翻译不只是生搬硬套地对单词进行生搬硬套，更重要的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能够抓住作品的本质。孙致礼认为，译文既要忠实于原文的字句，又要读懂原文传递的情感、文化气息，力求还原作品的大局观。
孙致礼在译作《傲慢与偏见》时，对奥斯汀的叙述风格和作品所处的文化背景尤为重视。力求将奥斯汀特有的幽默与讽刺在中文译本中再现出来，使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原作的韵味与魅力。同时，孙致礼在翻译时还注意尊重文化背景，在译作中加入必要的文化注释，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这种对文化背景的尊重和重视，使得孙致礼的译作不仅仅是一种文字上的转化，更是对文化精髓的传递，《傲慢与偏见》的译作在文化上的价值也因此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张经浩的翻译风格与孙致礼不同，更偏重于灵活多变的笔调。他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加工，力求使译文更加符合中国读者的习惯，更加符合中国读者的思维方式，他在翻译《傲慢与偏见》时，用的是表达方式，既符合汉语，又符合东方读者的思维。他深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力求用汉语传达原著的精髓。他擅长把一些英文表述转化成汉语中比较自然的语句，让译文既通俗易懂，又不失韵味。孙致礼和张经浩的翻译工作，既体现了各自的翻译理念与个人风格，也表现了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通过各自的途径将奥斯汀的作品引入中文语境。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相认识。两位译者虽然在翻译风格上有所差异。但都致力于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使作品在目标文化上得到更好的适应，从而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了解与融合。
综上所述，在孙致礼和张经浩两位译者的共同努力下，为使《傲慢与偏见》的中文译本更具文化意蕴与创新精神的情况下，《傲慢与偏见》的中文译本得到了很好的呈现给广大中文读者带来丰富的文学感受和认识中西方思想的融合与碰撞的奇妙之处。
4. 结语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译者为跨文化交流而工作。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历史遗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存在，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沟通的困难。因此，译者不仅是语言转换的工具，也是文化的传播者。译者需要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习俗，翻译的结果是译作，译作诞生于目的语语言文化当中[8]。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特点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为了使其更具说服力，本文对《傲慢与偏见》的两个汉译本进行了两方面的比较研究。张经浩的版本和孙志立的版本各有特色，孙的翻译更注重原文，并试图向读者传达不同文化的吸引力，而张的翻译旨在更接近目标语言，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