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迅速且规模宏大，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民生状况的改善产生了深远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已明确规划，旨在2035年基本达成城镇化目标，并着重强调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性。
然而，城镇化步伐的加速亦伴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显著增长，特别是流动人口的数量持续增加。在此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趋势日益显著，大量未成年子女随父母由农村迁往城市，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弱势群体——流动儿童。
流动儿童特指那些在家乡或父母务工城市出生，但未取得当地城市户籍，留在父母务工城市生活和学习的农民工子女。近十年来，我国流动儿童的数量呈现出波动性增长的趋势。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估算，截至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的规模已接近1.3亿，这一数字超过了全国儿童总数的40%，其中流动儿童的具体数量为7109万，意味着平均每四个儿童中就有一名是流动儿童。此外，鉴于流动人口基数的不断扩大，可以预见，流动儿童的数量在未来仍将持续增长。不同于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儿童的流动儿童其面临的问题已不容忽视。
然而，当下社会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从社会结构看，在宏观流动现代性冲击的背景下，个体经历着由规则解构与个体化进程所引发的不确定性，时间被切割导致了瞬时性的加剧，以及现代社会对于符号的追求，导致个体主体性的丧失，这些都不断威胁着个体的安全感与认同感的获得(齐格蒙特·鲍曼，2012)；另一方面从流动儿童本身出发，其作为城市外来务工者的“携带品”，频繁且被动的迁徙经历会导致个体经历持续的自我解构、重新建构与再次重构过程，这一过程进而加剧了认同危机的深化(刘文博，2021)。
流动儿童能否融入城市生活，不仅影响其人格与价值观的形成，还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繁荣发展。因此，探究如何促进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在流动人口研究领域，身份认同被广泛认为是社会融合的最高层次融入(杨菊华等，2016)，标志着外来流动人口在心理上实现向当地社会的真正转变。研究表明，若流动儿童未能建立起积极的社会身份认同，将对其心理健康状态及社会适应能力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甚至因此容易引发反社会倾向(史秋霞，王毅杰，2009)。如此，针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的难题，探讨有效的介入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挖掘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形成原因，借助核心自我概念，探究如何强化流动儿童的核心自我以协助其完善身份认同，更好地融入社会。
2.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理论基础以及现状
2.1.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国内学术界通常与自我认同同义，其核心要义在于个体对特定社会文化的归属与认同。这一概念主要聚焦于探索个体的本源性问题，诸如“我何以为我”、“源自何方”以及“归向何处”(陶家俊，2004)？塔吉菲尔(Tajfel)指出，身份认同是一个多维度且错综复杂的心理过程，它不仅涵盖了个体对自身归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自觉认知，还深入触及了个体对该群体所蕴含的情感价值及归属意义的深刻理解(Parcel, 1978)。Jenkins进一步强调，身份认同的建构根植于主体自我同一性与客体差异性这双重认知基础之上，这一认知架构构成了区分“我们”与“他们”的根本基准(Jenkins, 2000)。社会认同理论作为探究身份认同概念的重要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于相关领域的研究。Tajfel (塔吉菲尔)提出，个人的社会群体成员资格及其所属范畴是其自我概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们往往致力于获取并维持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以此来增强个人的自尊感。该理论详尽地剖析了社会认同构建的三大核心要素：社会类化、社会比较及积极区分。具体而言，社会类化指的是将对象、事件及个体进行归类处理，从而明确界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清晰边界；社会比较则着重于将自身所属群体与其他群体在社会地位、资源分配等方面进行横向对比；而积极区分则是在社会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并强调本群体的独特优势与特征，通过积极地将本群体与其他群体相区分，旨在提升群体成员的自尊感与群体凝聚力(Brown, 2000)。
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在群体层面展现出多元性，这一多元性源于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导致他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被归类为“农村人”、“外地人”或“打工子弟儿女”等先赋性或社会建构性身份(雷鹏，2012)。然而，随着家校社区逐步适应城市生活规律及制度，个体主观上可能产生“本地人”的身份认同。在这种多重身份的主动选择或被动接纳中，流动儿童面临着如何选取适宜“身份”及其相应行为模式的问题。一旦完成群体选择，他们便积极地在认知、情感及行为层面认同内部群体，并在群体内部寻求正面的社会认同，以此赋予并维护自身身份的内在价值。
2.2. 核心自我
自我概念源自心理学，其含义有精神层面的ego以及反身性的self区别，随着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不断演进，自我的社会属性日益受到关注并得到深化探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自我是个体基于反身性(reflexivity)进行的规划，其发展根植于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认知变迁之中。伯基特(Burkitt)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自我的社会性维度，引入了“社会性自我”的概念(费梅苹，杨瑛，2023)。社会性自我指的是个体在日常实践中，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与关联而逐渐塑造形成的自我认知。对社会性自我的探索，实质上是在一个由他人共存、历史积淀与文化塑造的复杂世界中，对“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刻反思与回答(伊恩伯基特等，2012)。
2.3.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现状
随着家庭迁移现象的日趋明显，一个日益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逐渐浮现。相较于成年迁移人口，这一儿童群体正处于身份认同塑造的敏感阶段。频繁的地域流动不仅迫使他们经历身份认同的频繁解构与重建，更使这一动态过程显著加剧了其认同危机的严峻性(刘红升，靳小怡，2018)。鉴于这一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有学者对南宁市流动人口集聚的一个村子的200名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37%的儿童对自己身份存在明显困惑，其余大部分人对自身身份认同不明确，处于身份认同困境(李婉秋等，2019)。同时，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来自农村地区的流动儿童，通过对其就读学校的深入调研，以期全面评估其身份认同的现状。综合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关于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普遍共识：他们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感普遍较弱，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特征，大多遭遇了身份认同困惑(沈悦等，2023)。
3.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形成原因
3.1. 文化形塑的隐形冲突
文化认同是认同的核心，当民族、国家和个体内部文化解体，同一性也不复存在，在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看来，对人的心理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诸如语言、信仰、传统、观念及族群等要素均应纳入个体认同的范畴(林丹，2016)，因此，文化对于个体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同时，个体的行为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结构和客观条件的影响，对于流动儿童而言，他们的关系是深受其流动前的家庭文化背景和原籍地文化环境的影响(陈彬莉等，2021)。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由此两地文化冲突在无形中为流动儿童在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设置了重重障碍。
从物质文化层面来看，进城务工人员的经济收入普遍低于城市居民，这一经济差距在日常消费中尤为显著，使得流动儿童能够直观感受到与城市同龄人之间的鸿沟，进而加深了他们对城市的疏离感。从制度文化层面剖析，流动儿童若要融入城市生活，就必须逐步挣脱部分农村制度文化的束缚，积极接纳并适应城市制度文化。然而，这一文化融合的过程复杂且漫长，需要时间与持续地努力，对于多数流动儿童而言，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综上所述，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频繁遭遇文化冲突，导致他们产生文化边缘化的感受(张春妹，张璐，2021)，进而削弱了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并加剧了其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的迷茫与困惑。
3.2. 制度限制的资源排外
身份困境的根源常常可追溯到户籍制度，这一制度被广泛认为是导致流动人口面临身份困境的核心要素。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探讨户籍制度如何在身份认同领域产生排斥作用。具体而言，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排斥”的运作机制，显著地限制了特定人群对城市资源的获取途径，从而使得流动人口在享受权益与待遇方面难以与本地居民达到平等状态(魏立华，丛艳国，2006)。这种制度性排斥使得流动人口在求职、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从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了流动者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距离。
制度性不公待遇不仅加剧了流动人口的边缘化感受，还深刻引发了他们对自身社会身份的疑虑。户籍制度主要体现两个部分，户籍地和户口类型。户口类型将“农村人”从一种社会分工推向一种社会表征身份，该身份容易让儿童在社会互动中遭受排挤对待，不断解构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尽管户籍制度正处于改革进程中，但制度性排斥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造成的深远影响仍不容忽视。
3.3. 儿童个体特征的差异
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其被环境洪流所裹挟，流动行为、户籍制度以及文化资本对流动儿童影响，儿童自身无法改变。但儿童个体对于环境、身份的适应与接受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流动人口的异质性增强，认同分化在流动群体内部日益显著，不同个体间的认同差异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因此，探讨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不应局限于宏观层面，而应深入考虑流动个体的特质差异。
个体的年龄、学习潜力、性格等特征均被证实对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指出，随着学龄的增长，流动儿童在社会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也随之增加，尤其是初中生相较于小学生，其身份认同的困惑更为显著(郭亨贞，朱玉娟，2021)。这种趋势可能与青春期的到来有关，初中生在自我同一性的探索和角色定位上面临更多挑战，主要表现为自我认同与角色混乱之间的冲突。青春期的流动儿童通常自尊心较强，对外界评价敏感，却不愿轻易展露内心，导致他们对身份相关的情感评价偏于消极，社会身份认同状况不容乐观。泰弗尔认为，认同是基于范畴化形成，并在群体成员与外群体的比较中得到强化(Tajfel, 1979)。此外，由于父母职业的不稳定性、频繁更换居住地、语言和教材的差异，流动儿童在学业上遭遇重重障碍。研究表明，较强的学习能力有助于流动儿童更好地适应学校环境，从而促进积极的社会身份认同的形成(江亦瑶，沈倩倩，2018)。
4.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具体介入策略探索
4.1. 全社会“全儿童”友好政策建构
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是复杂、受诸多因素影响的，主要体现在儿童自身、学校和社区三个影响方面(李洋，永春，2019)，个体的身份认同是在同社会互动过程中建构完成的。同时，“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也对政府在流动儿童相关政策的改革与发展中的责任提出新的要求，更加迫切要求政府转变其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社区和学校需要实施包容性的政策实施策略，为这些儿童提供特别定制的政策倾斜和教育支持，以弥补他们在生活方式、教育质量、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等方面的不足(方媛，姚佳胜，2020)。家庭环境会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产生影响(刘杨等，2013)，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家庭因素，将家庭视角融入流动儿童政策中，以更好地支持儿童的成长和发展。
此外，培养“多元文化价值观”至关重要，政策应鼓励各级政府、社区和学校实施包容性教育，通过教育活动和公益活动，教育城镇居民和学生认识到流动人口的平等地位，促进相互尊重和理解，消除歧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全社会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全体儿童友好”的环境，这意味着所有儿童都能在包容、多元和开放的氛围中成长。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可以促进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相互认同和融合，为所有儿童创造一个平等、安全和支持性的成长空间。
4.2. 强化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发展核心自我
促进流动儿童的核心自我发展和身份认同，首要任务是构建其连贯的自我叙事。自我研究的叙事取向注重在对生命故事的叙述中理解和建构自我，如何建构自我成为如何叙述生命故事的问题(汪新建，朱艳丽，2010)。尽管自我叙事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表达形式，但叙事是自我理解和认知不可或缺的。为了全面阐释和理解自我，个体需借助叙事手段，构建一个连贯且统一的身份认同。鉴于此，针对流动儿童，我们应引导其回顾个人成长轨迹，探究与结构性情境互动中的发展策略，从结构维度及主体策略层面深入剖析其积极的发展要素。进一步地，应协助儿童记录个人历程，促使他们逐步挖掘成长经历中变化的深层含义，认识到自身对这些变化的积极作用，并最终形成以自我为核心的叙事体系。
其次，为了实现流动儿童形成内外在统合化声音的能力，应激发其内在的发展潜力。这一过程的实现依赖于儿童对自身成长与发展的积极态度，这种态度能够积极驱动其行动能力，进而为增强其主体性奠定坚实基础。具体而言，该过程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需协助儿童深入探索其成长历程中的积极性发展因素。通过这一过程，服务对象能够更为清晰地认知自身的发展潜能，明确自身所具备的优势与资源。其二，帮助儿童建立积极的心态，为其未来的发展积蓄力量。积极的心态不仅能够促进儿童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坚韧不拔，还能够激发其内在的创造力与适应力，从而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最后，提升其行动能力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是增强其主体性的核心所在。具体策略包涵：应有效整合各类资源，服务对象能够获得更为全面和有力的支持，为其行动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构建富有挑战性的情境，激发服务对象的探索欲望和创新精神，进而推动其行动能力的不断提升。
5. 小结
尼采说，“谁看不见自己的影子，谁就会在别人的影子中迷失。”流动儿童身处“流动社会”，更经历流动行为，儿童主体性在这种冲击下丧失，易陷入身份认同困境，自我认知模糊。身份、文化、角色等认同，究其根本来自于个体对“自我”的认识与认可，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困境是对自身因流动导致对身份的困惑，是自身扮演角色在社会空间中的模糊。具体来说，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是由文化形塑的隐形冲突、制度限制的资源排外和儿童个体特征差异造成的。因此，对于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的介入，应倡导全社会“全儿童”友好政策建构，要加强儿童核心自我，强化家庭、学校和社区对于流动儿童的支持，构建儿童个体连贯的自我叙事、激发其发展潜力和增强其行动能力，最终使得流动儿童个体，明确自身身份，呈现出个体内外在统一且自信的状态，积极地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