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旅行故事，简言之，就是以旅行作为表现对象或发生背景的故事[1]。旅行必然要在特定的空间当中进行活动。关于旅行，《辞源》中将其定义为“外出远行”，这意味着旅行者要到一个远离本地的陌生的空间环境中进行活动。定义里“远行”一词既强调了空间当中距离的远近，即作长途的旅行，也意味着旅行者即将面临与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接触，并面对旅途中未知的风险和变数。根据其出游的身份而言，旅行的主人公覆盖了官员、书生，或是商贾等不同人物，但多以男性群体为主。同时，旅行不仅和人们“衣食住行”方面与涉及“出行”的这一项基本生活活动密切相关，在中外文学史上，围绕着旅行还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从西方神话《奥德修斯》的海上漂流奇遇，《金驴记》中的动物旅行故事、《堂吉诃德》假扮骑士的旅行经历，再到中国以游行为线索的帝王行纪《穆天子传》、描绘旅行空间中殊方异物的地理博物体小说《十洲记》、记述旅途奇闻的《阳羡书生》等，旅行不仅成为故事情节得以展开的线索，也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特的故事类型。
故本文拟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结合空间叙事的特征，主要探讨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中以僧人为主人公的旅行故事及其叙事。
2. 《庐山远公话》产生的文化语境及其故事演变
旅行故事的生成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而《庐山远公话》源自以佛教说经为主题内容的敦煌变文，故在此有必要首先对敦煌变文的生成背景和作者身份，以及《庐山远公话》的文本故事流变等进行简要梳理，以便更好地理解《庐山远公话》作为一篇宗教旅行故事文本叙事目的及其意图。
2.1. 《庐山远公话》与敦煌变文
《庐山远公话》是敦煌变文中以宗教旅行展开空间叙事的典型文本，其产生的语境自然不能脱离敦煌变文产生的文化语境，敦煌变文是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一批数量庞大的写本之一，敦煌文献几乎是手抄本，只有少量的拓本和印本，而佛教经卷图文类占了敦煌文献的一半以上，绝大部分流落海外。其中，“敦煌写本是唐五代讲唱故事类作品的总称，包括各种变文、缘起、讲经文、话本、词文、押座文、故事赋等”[2]。变文即属于讲唱文学的一种。
从语体特征上看，主要是韵散相间，“文本中可以讲的部分是散文，可以唱的部分是韵文”[3]，还有一些变文被认为是狭义的用来配合图画进行演唱。
从故事类型来看，“这些讲唱文学一般又依各作品的主要内容题材，将之分为讲述佛教故事的讲经变文与讲述历史、传说人物故事的讲史变文，讲经的表演者是僧人，讲史则是由民间艺人进行表演”[4]。但并非从一开始这些变文就包含了这两种类型，应该指出的是，敦煌变文虽然是在敦煌发现的，但并不意味着其书写的地点就是敦煌，这些变文的成书也就不是一时一地，又因为其属于讲唱文学，从口头讲唱到文本抄定，又同一故事经由不同的人、不同时代的讲唱，也会发生诸多变异。所以，现在看到的敦煌变文中的佛经故事再到世俗故事。
从演变上看，应该先是讲唱文学在寺院流行后，其题材主虽然宣传佛旨，但随着艺术的成熟，内容逐渐从演说佛经的范围扩大到世俗故事、历史传记等其他方面的题材，诸如《秋胡变文》《孔子相托相问书》《燕子赋》等。
从作者身份来看，敦煌变文既然属于讲唱文学，并为后世话本等白话小说提供借鉴，就说明敦煌变文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集体创作，这里所说的集体创作并不是说有很多人参与书写文本，而是说变文大多本自佛经或者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这些无论是在经书还是民众的口耳相传中，早就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集体记忆，又因为讲唱的需要，这些故事自然不是民众陌生的，故事中的人物也多是历史上有人物原型加以捏合虚构的，《庐山远公话》等敦煌变文中的主人公正符合这些特点。
正因为这些故事天然的集体记忆，加之讲唱的经济动机，一个故事如果在寺院大受欢迎，不仅会吸引大量听众增加寺院的香火，也可能被具有商业头脑的民间艺人拿去改编，或转写用在庙会上出售，即使这只是一个假设，但是雕版印刷术至迟在唐五代已经开始运用，经济动机和娱乐动机刺激了变文的通俗化发展进程。虽然从敦煌变文的文本中，我们的确可以明确找到书写者的痕迹，标示着是僧侣一类的人，试看《破魔变》最后的“居净土寺释门法律沙门愿荣写”[5] (p. 537)；《茶酒论》由“开宝三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院弟子閻海真自手书记”[5] (p. 423)，但这些书写者并不表明他们就是最后的作者，譬如后者本是乡贡进士王敷撰，知术院弟子閻海真则是负责手记。美国学者梅维恒也认为“变文作者的名字总是无法肯定的，因为创作的口头性和集体性使任何各人都不能定义为某一变文的作者”[6]。
就敦煌变文中的话本《庐山远公话》来看，其被收录在由黄征、张涌泉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整理较完备的《敦煌变文校注》中，原编号分别为斯2073，末记“开宝五年张长继书记”，开宝五年即公元972年，“据此可知其为北宋初年的抄本。该话本的产生与流传应在这以前”[7]，而正如前所言“张长继”作为《庐山远公话》文本的写定者，并不表明其真正的作者身份。
2.2. 《庐山远公话》的文本故事流变
《庐山远公话》是敦煌变文中以“话”名篇，围绕东晋名僧远公的出家之旅为线索结撰故事。远公即东晋慧远，梁慧皎《高僧传》卷第六有《晋庐山释慧远》传，记述雁门慧远年少十二即从舅氏游学过许昌、洛阳，又于太行恒山沙门道安处求法，并随师南游，为避战乱，与师分手，和同门弟子数十人居于荆州上明寺。后欲往广东罗浮，先至浔阳，访得卢峰，遂栖止于此几十年不离卢峰，虽应桓玄、晋安帝征召也未曾出山，终圆寂庐峰，寿83岁。
而《高僧传》除记录远公因念经感得水中龙蛇降雨以解浔阳亢旱的神异事迹外，其他事迹大多平实可信，然而话本中不仅为故事增加了一个被拐为奴因果偿债的佛教结构，还增添了山神造寺、谭龙化身听经、辩法论难和进见皇帝，证果归天等诸多奇异情节，更有意改变原传中慧远的旅行经历。从传记中不难看出慧远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在庐山，话本却把洛阳和长安搬演为慧远活动的主要舞台，这种空间地点的转换不仅使慧远的主要活动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为新的故事情节的发生提供契机。
也就是说讲唱者把慧远活动的背景的迁移，从长江流域迁到华北、西北，即洛阳、长安这些地方绝不是偶然的。正如日本学者中钵雅量概括一样，“这大概是因为作品的说唱者和听众全是在这些地区居住或多次到这里旅行过，熟悉这一代地理的缘故。说唱者用起熟悉的地名来较为方便，听众听到熟悉的地名时也更感兴趣”[8]，且说明敦煌变文不仅是敦煌而且是“整个大共同文化区域的产物”，并指出“在唐代，从华北经过陕西、甘肃到西域的交通道路很发达，人和物资沿着这条路往来频繁，相反，很多人也从西域来到中国，其中不少人在长安和洛阳定居……”[8]。
因此，在唐代这些地区可能形成一个大的共同文化区，商贸往来、人口的流动促进了这些故事的口头传播，也使故事的面貌发生改变。但不可否认的是，敦煌变文的每个作品既然是产生于这样一个大的共同的文化区。它们不可避免的具有这些地区全体通用的普遍性质，而“这些地区相当于后世的官话通用区域，人们能用口语沟通思想”[8]，所以，《庐山远公话》中的叙事语体中讲唱色彩和口语通俗化的痕迹也较为明显。
另外，敦煌变文《叶净能诗》也是一个空间故事搬演的大合集，且同样是以一个道教徒身份叙述的宗教旅行故事。据相关学者考证，叶净能亦是一个杂取了唐后期明崇俨、叶法善、罗公远等著名人物身上诸般事迹的人物箭垛，“将当时及历史上的种种历史传说连缀、捏合于叶净能一人身上……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各地艺人在传唱中将本地流行的故事加了进来，从而形成了《叶净能诗》故事头绪绪多、地点变化跨度大的一个原因”[9]。但正如上面所言，《叶静能诗》同样是一个大文化区的产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流行于钱塘江斩杀恶蜃、玄宗四川观灯、陕西华岳神娶妻的故事不仅被统一安排在叶净能身上，而且是以叶净能的宗教之旅展开，故事主要活动背景是以长安为中心。正是叶净能旅行到了长安之后才一一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
在这里，《庐山远公话》不啻于《叶净能诗》，两文在创作手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空间的相似性不仅成了话本讲述的文化语境，更是提供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利用空间的转换，而不是时间的过渡成了故事得以展开的线索。
3. 《庐山远公话》中的空间旅行叙事特征
小说空间是一个包含了静态和动态的范畴，从地理空间中呈现出来的自然风貌到人文建筑及其布局构成了小说空间的静态内容；动态空间主要指小说的空间叙事，即“小说是如何通过空间的转换来完成故事情节以及小说在叙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共时性和空间感”[10] (p. 171)。这里主要探讨《庐山远公话》中的动态叙事空间，僧人远公从参道庐山、遇劫流亡再到徙转洛阳的三次空间转换，分别对应着远公的修行、流浪漂泊和赎罪之旅，空间的变更也伴随着旅行主人公身份的转换，并通过空间的流动推动了人物塑造和情节故事的转变。
3.1. 庐山参道与修行之旅
《庐山远公话》中，在简单交代了远公的身世背景后，便讲话头对准远公的修行之旅。旅行首先成为远公修行的缘起，对僧人而言，旅行不仅可以历练自己的心性，更是一种访道参僧，增加见识的机会。而这一旅行又是在修行求法，欠债报偿的因果框架之下进行。于是远公就遵从旃檀和尚的嘱咐，带上涅槃之经前往庐山修道。
叙事空间也从远公落发为僧的寺庙转移到庐山，庐山作为叙事的地理空间，不仅成为远公的修道之所，同时还是神灵的栖止之地，山精树怪共处此山。
然而，不同于六朝小说中旅人出行常为山中的精怪所害而衍生出的除魅故事。这里的神灵不但有着明确的统属关系，如坚牢树神听命山神，负责巡山，发现远公在香炉峰旁结庵念涅槃经，感得山神点校神兵鬼将敕令为远公造寺。山神作为一方地域空间的守护者，也是神异力量的拥有者，有权利对远道而来的闯入者施以惩罚，而远公此时还未修成正果，宿债未偿，尚处于游历的重重考验之中。
故山神的存在即构成了远公栖身庐山的威胁因素，因此，面对入山的远公，山神的第一反应是警觉，随即派遣当值树神巡山打探，探听出远公的真实身份才打消对远公的戒备，并知晓其念涅槃经能为山中祈福禳灾的功德后，遂敕令神兵鬼将连夜为远公造寺。至此，远公凭借修道的诚心化解了游行旅程中的第一重危机，山神也从构成远公威胁的角色转变成远公修道途中的助力者。
随后，叙事继续围绕着远公在庐山之后的活动展开，时间成了可有可无的因素。自远公出发之日明确标明“是时也，春光阳艳，薰色芳菲”的节候，远公何时到达庐山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日期，虽然在描绘庐山景色时用到了“万岁之藤萝，桃花弄千春之色”，可以判明仍是春季，但此类描写景色的程式化韵语可以用于描述任何一处名山大川生机勃勃的景色。叙事场景是围绕着空间的变换进行转移，地域空间的转变是识别故事情节的核心。所以，某一地域的叙事场景的详略也可以看出故事的叙事重心所在。
“说这慧远，家住雁门，兄弟二人更无外族。兄名慧远，捨俗出家，弟名慧持，侍养于母……”
“行经数日，便至江州。巡经巷陌，歇息数朝，又乃进发”[5] (p. 252)。
在上述所引两段文字里，可以看出雁门和江州作为引出故事的引子，不过是简单的地理标示的媒介，讲唱者省略了在雁门发生的远公数十几年的成长经历和到达江州以前的旅行时间里发生的种种事件，比如远公在旅途中作何经停，历时几何、所遇何事，讲唱人都一笔带过，只是运用了相对概括性的叙述作为点染以涵盖长距离的时间跨度，可谓“事繁文简”，而对到达庐山后的山间景色，远公念经感应，山神如何造寺、谭龙化身听经、远公制作疏抄等事迹，则使用了较长的篇幅对这些数月内发生的事件娓娓道来，作相对客观的场景呈现。前一种空间叙事形态则称为“概要”，后一种称为“场景”，正是古代说话艺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讲唱技巧。
而这种叙事方式的相互配合，也调控着话本的叙事节奏，“概要往往语言简略，叙事节奏较快；场景往往描写详细，叙事节奏较慢；所以，场景的画面感和共时性都很强，自然也就有着明显的空间性”[10] (p. 260)。通过详细叙述远公的庐山之行，把远公这一游行僧人和在庐山的空间活动中引起的神人相助等奇异效应的情节有机集合，更加印证并塑造了远公这位转世的得道高僧来历非凡的僧人形象。
3.2. 遇劫危机与漂泊之旅
白庄劫寺是《庐山远公话》的主干情节之一。首先，旅途“遇劫”也是古代远游的旅行者通常要面临的人身危险之一，旅行故事中的“遇劫”往往成为制造情节的戏剧冲突和转折点。在《庐山远公话》中，白庄劫寺是继远公入山之后遭遇的第二个危机。正是白庄劫寺开启了远公的流亡之旅，远公从此脱离了潜心修道的正轨，和白庄这样一群强梁伙徒过着“逢州打州，逢县打县”的流浪漂泊的生涯。然一如前述，远公的修行之旅是在佛教的因果框架之下进行，所以远公的流浪之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其冥冥之中注定要遭逢的劫难。而作为一个渗透了佛教内涵的宗教旅行文本，颂佛无疑是其要展示和宣扬的核心要义。虽然佛祖并不一贯作为变文当中的主角出现，但佛的力量却是无处不在，佛的慈悲和法力也总是在有形无形当中施加影响，如远公拟作涅槃疏抄时为了试探佛的意旨，虔心发愿，而发生看似掷笔不落，经疏水火不烧的违背常理的现象，背后却是佛祖利用无形的超自然力量对远公祈祷的回应。
此次，佛又通过梦境的形式现身远公流浪途中，时刻对远公的漂泊之旅予以点引，指导远公脱离流亡，偿还宿债的途径，坚定远公忍辱修道的向佛之心和信心。正是在佛的导引之下远公更加坚韧道心，并知晓自己被劫的宿世姻缘，消却埋怨和失落，开始偿债的行动，于是主动向白庄提出把自己发卖到洛阳崔相公门首为奴。
远公从庐山造寺到被劫过上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涯，再到进发洛阳偿债，帝释化身引导从而进入崔宅，这些行动的完成既是在佛的指点之下，又推动了故事的空间转换，促成了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
从叙事的角度看，白庄劫寺完成了叙事上的空间过渡。一方面，在进入庐山这一自然地理空间后，文本并没有横生枝节等打乱叙事节奏的叙述行为，这是由于佛教变文作为一种口头讲唱文学，相对于传统书面文学可以利用倒叙、插叙交代因果，口头讲唱的语言具有即时性，繁复的叙事结构会干扰听众的记忆，“任何对情节的隐藏和颠倒，在演出时都有可能混淆听众对故事的理解，构成接受上的困难”[11]。这种面对面的在场演出的存在制约着变文的叙事方式。因此，佛教变文也根据这一纵向叙事的原则，按照故事在空间和时间上发展的自然顺序交代故事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也“排除了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展示两种以上情节的可能性”[11]，正如之后话本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套语一样，当多个故事纠结在一起时，说书人总要按照先后顺序，说完这头再说另一头，使多条线索依次并行不悖地推动情节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庐山远公话》中，当叙事空间发生转变后，人物的中心活动也随之转变，但这种转变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有一个先后逻辑的铺垫。变文总是先叙述远公在庐山的行动，再转叙盗贼白庄的活动，并把两件事串联起来，过渡到“遇劫”这一情节。正是远公入庐山造寺，制作疏抄，宣讲经义，开讲数年后招致四方听众如云，施利转多。由于远公的讲经活动的影响和传播，为寺庙带来的香火不断引起了寿州群贼白庄的注意，为了盗取财物才发生了“劫寺”的举动，二者在叙事上存在明显的逻辑顺序，后者正是前者所引发的结果；在情节连接上也更加紧凑，没有插入游离于故事时间流程外的其他叙事。而白庄的劫寺活动打乱了远公正常的生活秩序，为下文流转洛阳之旅提供转折。
3.3. 流徙洛阳与赎罪之旅
洛阳是城市空间的象征，也是远公从流亡之旅过渡到赎罪偿债的旅途的终点，这种空间的转换也暗示着身份和权力的转换。当远公跟随白庄辗转来到洛阳之时，已经从庐山讲道的体面僧人而成为供人驱使的贱奴，身份的落差常常带来心理上的落差，但是这种心理落差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早在此前未入洛阳，跟随白庄这一群好杀行恶的匪人时，远公作为一个僧人却不能阻止恶徒行凶，还要目睹其每天的打打杀杀，远公在数年的随从之中面对暴徒强权的无能无力和长期朝不保夕的生活，也逐渐滋生出对这种流亡生涯的疲惫之感，而旅途艰辛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种生活和缺乏志同道合的旅人的孤独一并消磨着远公的精神意志，然只能“朝游山野，暮宿山林，身挂短褐，一随他后”，虽“思念空门”，却“无由再入”。故在旅途之中难免流露出这种情感，而这一情感的生发是伴随着旅途奔徙之中四季的流转，和空间景物的变换有机融合在一起，反映出远公情感的心理变化特征。如：
“忽因一日，在于山间，白庄向东岭之上安居，远公向西坡上止宿，是时也，秋风乍起，落叶飃飃，山静林疏，霜沾草木，风经林内，吹竹如丝，月照青天，丹霞似景，长流水边，心怀惆怅。”[5] (p. 256)
这一段空间景物的描写虽然用的是韵文，但是已经不是单独的脱离文本背景去对山间的景物作纯客观的描述，而是和人物的心境有机结合在一起，山间秋气侵人的夜晚，万物显得空静寂廖，环境的描写更加映衬出远公心境的惆怅和落寞。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场景中，山岭并非被动的、供人物活动的空间背景，而是通过展示空间之中的景物对人物之个人体验的激发，揭示远公的内心世界。
同时，这种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对远公修行之旅的心态历练，坚定的道心往往是僧人修行的必要条件之一，促使僧人在旅行途中克服重重阻碍，完成修行途中的自我救赎和成为僧人修道能力的证明。
但即便远公在佛的指引下愿意自发进入洛阳被卖偿债，但是这种身份的落差带来的压抑仍然使远公倍感偿债任务的艰巨，在进入洛阳贩卖人口的牙人市场，更是表现出忧虑。
“是时远公心怀惆怅，怨恨自身，知宿债未了，专待卖身以偿他白庄”
所以，帝释化身成崔相公家使，指引牙人把远公卖入崔相国家中。由此，远公得以成功卖身偿钱。慧远的活动空间又转入崔宅，更名善庆，并在崔相公宅讲经打动了主人，遂在崔相公这一人物的牵引下，得入洛阳福光寺，凭借精深的佛理与道安论法并使众人折服，直到此时，善庆才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自愿为奴的原因，重获自由之身，完成了赎罪和修行的双向旅行。
在这里，洛阳的寺庙作为僧众讲筵的公共活动空间，具有了公开性和透明性，远公在寺庙与道安论法才能产生轰动性的效应，为接下来震动京师、朝廷诏请的情节合理铺垫；同时寺庙作为佛教的圣地，远公在此与道安论难亮明身份，结束为奴生涯，也为远公此次的修行之旅带上神圣的色彩，使之具有宗教合法性。
4. 《庐山远公话》的空间旅行叙事意义
最后，《庐山远公话》不啻为一篇以远公生平为主进行记叙的传记故事，而远公在历史上亦实有其人，从中可以发现佛教变文在演变题材上的历史化倾向，但《庐山远公话》虽然有史传的渊源，但又并非严格遵循史传编年的线索记述人物的活动。
在《庐山远公话》中，时间中的事件是模糊的，而空间中的事件却务必清晰，口头文学的讲唱特性则保证了空间叙事的连贯性和清晰性，采用线性叙事结构，淡化时间的叙事因素，围绕空间的转换安排和组织情节，在空间场景和景物变化中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景物与人事的密切结合，弥补了史传当中通过人物言行和动作展示心理活动的单一，韵散结合的特性使《庐山远公话》的叙事和抒情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其通俗的叙事语言和明显的虚构特性也彰显了《庐山远公话》起自民间讲唱的文学渊源与以史书传记为主流正统叙事文化的区别。
而《庐山远公话》中体现出来的空间化的叙事思维正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由于其受到史传传统的影响相对较弱，又是一篇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旅行故事，因而故事大多不是以时间为轴心来展现事件在时间中的流动，而是以空间变化来记叙人物的行踪和推进事件的转变。
僧人的旅行在空间中展开，纵观《庐山远公话》全文，主人公的人物活动以空间旅行进行展开，从雁门出发，拜师旃檀，庐山之旅，白庄劫寺、最后发卖洛阳，远公的每一处活动都伴随着空间的转变，空间的“转场”也牵动着情节的变化，引发叙事的矛盾冲突和转折。旅行即构成了叙事的一个主题，而旅行又是在宗教背景下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旅行使远公进行了一场自我的修行救赎任务，从庐山被劫到最终返还庐山证果，完成了旅行的回归。而修行过程中的种种磨炼和神迹显现成为虔心向道的例证，因此，远公的旅行成了一种象征上的宗教仪式，完成了对僧人身份和佛法神力的证明。
综上，敦煌变文中《庐山远公话》中的僧人旅行不仅开启了一种研究宗教旅行和空间叙事的类型，也为尝试敦煌变文中的叙事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角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