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开辟了译学研究的新视角[1]。译学研究的转变经历了一次由本体到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跨越，从而将对于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研究置于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2]。
五柳先生高洁傲岸的隐者形象影响深远，后世文人深受启发[3]。国内目前研究《五柳先生传》的学者和文学评论者虽不在少数，但研究其英译的现象却并不常见，相关研究主要探讨英译这篇文章时的挑战和局限性(包括不等值性和不可译性)。“翻译活动是一种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4]，探究《五柳先生传》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无论是对中国文学的外译还是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国内目前有八个《五柳先生传》的英译本，其中方重研究陶诗多年，颇有“五柳先生”之风范，其译本不拘泥于词句，但求传递要旨[5]；罗经国本人不仅具有扎实的外文功底和雄厚的外国文学知识，而且在古文方面的修养也十分雄厚，因此，其译本在达到“信”的基础上，还兼顾了“达”与“雅”[6]；戴维斯(A. R. Davis)的译本“堪称学术翻译的典范，为陶渊明诗文在西方读者中的传播和接受作出了重要贡献”[7]。迄今为止，《五柳先生传》英译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较少运用定量分析方法。鉴于此，本文选定方重、罗经国以及戴维斯的译本为主要考察对象，以语料库为工具，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描述三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各自主观能动性的展现。借此，加强翻译家研究，深化翻译主体性探索，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研究[8]。
2. 研究背景
2.1. 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翻译主体’是谁”这一问题的认知不一致，但有学者认为“译者是狭义的翻译主体，而作者、译者以及读者是广义的翻译主体”[9]，这一观点也被广泛认可。因本文重点是研究译者主体性，所以本文中的“翻译主体”只指称译者。译者主体性体现于翻译的全过程，其主体性包括主观能动性、受动性以及为我性。作为翻译主体，译者的对象性活动的客体是原作，在完成翻译任务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因其“受动性”因素的影响，如两种语言的特点、习惯、所处时代语境、特定时代的翻译观等因素，使译者无法任意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最终译者的翻译活动由“为我性”决定，即翻译的目的性，任何文化翻译活动都有自己的目的。
现阶段，学界对“译者主体性”这一概念还未有个统一的定义，有学者将其界定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10]；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译者的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创造力[1]。虽各自说法不尽相同，但有关译者主体性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内涵还是一致的，均认为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作为主体的译者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
2.2. 《五柳先生传》英译和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
针对《五柳先生传》的英译研究，目前已发表的文献数量并不多，通过知网的数据显示，目前学界主要关注其翻译策略[11] [12]和翻译标准[13]；涉及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文献较少[14]。因此，《五柳先生传》的英译研究还可继续深入挖掘。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莫娜·贝克(Mona Baker)、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以及米瑞安姆·谢莱森格(Miriam Shlesinger)等等一批翻译理论家开始将语料库运用于翻译研究，对翻译的性质和特征进行描述[15]。目前国内已将语料库应用于各类翻译现象的研究，近30年(1994~2024)发表的4525篇文献中，借助语料库主要研究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有349篇(约7.7%)，研究译者风格和翻译风格的有131篇(约2.89%)，逐年递增。故而，语料库逐渐为翻译研究提供有力工具，使研究者能更客观、更科学地考察翻译的性质以及翻译过程的种种制约因素。
3. 语言层面的译者主体性
借助Lextutor在线语料库工具对方重、罗经国以及戴维斯译本的词汇和句法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所搜集到的相关副文本、定性分析三位译者在将译出语中的词汇和句法转为译入语的形式时各自所表现的主体性。
3.1. 词汇特征
笔者从两个方面来概括方重、罗经国以及戴维斯翻译的词汇和句法特征。首先，就形符数量而言，原文共216字，方译本形符数最少(245)，也最贴近原文形式；戴译本最高(284)，其中三条注释内容，便于西方读者详细理解文中文化负载词同时，又不影响正文形式；罗译本的形符数(281)虽居中，但与戴译本相差不大，仅3词，其中两条注释内容对文内特色文化词进行解释。就类符数量而言，戴译本却最少(152)，用词更考虑西方读者，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罗译本最多(165)，用词更为丰富；方译本的类符数(159)居中，介于二者之间。因此，方译本的类符–形符比最高(0.65)，罗译本的类符–形符比次之(0.59)，戴译本最低(0.54)。结合相关副文本研究，方重具有长达40余年的中西方文学作品翻译实践之路，为了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华文化深层的精神实质，在翻译原文词汇时作了灵活处理[16]，故其译文词汇使用最为丰富，详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among three versions from Token, Type and TTR
表1. 三译本形符、类符以及类符/形符比
译本 |
形符 |
类符 |
类符/形符比(TTR) |
方译本 |
245 |
159 |
0.65 |
罗译本 |
281 |
165 |
0.59 |
戴译本 |
284 |
152 |
0.54 |
(注：形符指单词数量；类符指单词类型；类符/形符比表示词汇使用丰富程度。)
3.2. 句法特征
在句子层面，虽然三译本的句数相同，均为19句(原作共13句)，但就平均句长而言，戴译本平均句长最高(14.79)，方译本平均句长最低(12.79)，二者相差2。这说明戴译本长句使用频率最高，方译本相对而言长句偏少；罗译本平均句长居中(14.74)，句长程度处于二者之间。就句长标准差而言，戴译本句长标准差(Std Dev)最高(6.60)，罗译本句长标准差最低(5.33)，二者相差1.27。这说明戴译本中长短句交替，句子差异最大，句长变化幅度最大，而罗译本中句长相对一致，变化幅度最少；方译本句长标准差居中(5.96)，句长差异处于二者之间。结合相关副文本研究，戴维斯是位严谨的学者，翻译基本准确达意，注释也十分详细，是典型的学术翻译，故戴译本中句与句之间长度变化幅度较大，详见表2。
Table 2. Comparison among three versions from SN, ASL and Std Dev
表2. 三译本句数、平均句长以及句长标准差比较
译本 |
句数 |
平均句长 |
句长标准差 |
方译本 |
19 |
12.79 |
5.96 |
罗译本 |
19 |
14.74 |
5.33 |
戴译本 |
19 |
14.79 |
6.60 |
(注：句长标准差表示一组句子平均长度分散程度。)
3.3. 译者主体性体现与分析
综合上述词汇和句法方面的定量分析结果，笔者结合具体翻译案例分析发现三位译者受各自的文化背景、所处时代环境等受动性因素的影响，在原作接受程度上有所不同，各自在词汇、句法以及语篇三个层面的处理方式不同，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也迥然不同。
3.3.1. 词汇层面的译者主体性
首先，就词汇层面而言，介于《五柳先生传》属于散文，是狭义概念中的“美文”，而词汇是体现“美感”的一大要素[13]。因此，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词汇的翻译显得十分重要。起初，方重“译陶，是为了不忍让我国古代一位伟大诗人的高风亮节被国外人士忽视，或甚至曲解”[17]，翻译时灵活处理，用词丰富。通过阅读《古文观止精选(英汉对照)》一书中的序言不难发现，罗经国的翻译目的性体现在“宣传我国优秀的文学、文化传统”[6]，因此他倾向于忠实原作、尽最大可能传递出原作的信息，并较好地保留原作散文的特点。受此目的影响，他的译本词汇数量更少且类型更为丰富，体现出古代散文传神达意的特点。与之相反，戴维斯在翻译陶渊明作品时，认为“文言文是一种笼统化的表达，要理解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境”，在翻译时需要译者先去理解并解决中国陶学所提出的问题[18]，其翻译目的“并不仅仅是将它们介绍给西方读者，而是向读者呈现自己对陶渊明的作品及其意义的理解与阐释”[7]。因此，戴译本中的词汇表达更为简洁明了，从而满足西方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
例如，原作中的“颇示己志”中的“己志”指“自己的志趣”，方重出于读者考虑，将其灵活意译为“to express what is in his mind”[19]，未直译出“志趣”二字内涵；戴维斯基于自身理解，发挥主观性未将语内意思完全体现，将其省译为“his own ideals”[20]，且“ideal”更侧重于“理想”。与之相比，罗经国的译本更忠实于原作内容，将其直译“his aspirations and interests”[6]，体现出了“志”与“趣”。此外，“赞曰”一词指“传记结尾的评论性文字，即赞语”，方重将其意译为“Envoy”[19]，相当于古诗词中的跋表明作者的心迹或体会；罗经国根据古代传记文体的特点，将其译为“The following is my appraisal”[6]，即一句完整的话，体现其受动性。与之相反，戴维斯则省译为“The Appraisal”，发挥自身主观性，未受原作行文特点的约束。最后，如原作中“姓字”的处理，方重依然采取意译的方式，将其灵活翻译为“his name”[19]；罗经国将其译为了“his family name”[6]，只体现了“姓”的含义；戴维斯则根据字面意义将其准确直译为“his family or his courtesy-name”。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姓”是表示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而“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显然，“family name”在西方文化中指“姓”不是“字”，因此戴维斯将“字”译为“courtesy-name”符合原作含义[20]。通过查证，本文发现戴维斯是悉尼大学研究东方语言的教授，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陶学研究。因此，基于他本人的文化背景和受教育程度，他选择将原作中的“字”输出为目的语中的表达；相反，罗经国省略了“字”，只译出了“名”，则是出于对于原作散文形式的一个尊重。因为“姓字”出现在原作中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该句在罗译本中完整表达为“Nobody knows where he came from or what his family name was”[6]，若将“姓字”完整译出，则需再添加一个“or”，这样就破坏了原句的句式特点。否则，就如刘意青所说，“罗先生那一代的学者在古文方面的修养都很深厚，但他十分谦虚，在翻译中不敢有半点含糊和失责”[6]，罗经国教授怎么会不知道“字”在古文中的含义呢？
结合三译本的词汇数据结果，方重出于保留原作行文特色并便于读者更好理解原作的目的，基本采用意译的翻译方式，用词量虽最低，但却灵活多样又不失本意。罗经国出于忠实于原作的目的，用词量大并丰富多样，以直译和省译相结合的方式灵活处理原作文化负载词。戴维斯出于自身学术研究与展现自我对陶学的理解，用词量最大但丰富度最低，主要以直译来处理文言文。
3.3.2. 句法层面的译者主体性
在句法层面，朱毅认为，作为古代散文，《五柳先生传》以骈句为主，句式整齐，节奏分明，音韵和谐，无需“累赘”的连接词[21]。其语言言简意赅，常出现省略主语的现象，全文共17个小句。因此，为了使译文实现连贯的功能、具有衔接性，符合译入语表达特点，译者在处理句子时，应既要满足译入语的句式特点，又应实现传意的目的。通过对比发现，方重使用分译的翻译方法，罗经国和戴维斯则更多使用增译和合译的翻译方法，因此，方译本平均句长值最低，后两个译本平均句长值相似，戴译本略高于罗译本。其次，戴维斯的译文句式更灵活多变，罗经国的则更符合原作句式结构，方译本时而遵循，时而灵活处理。
例如，在翻译“先生不知何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时，方重则分译为“The man cannot be identified. No one knows his name”[19]，调整译文词序，并适当增加主语，求得译者行为中“求真”与“务实”的平衡[16]；出于原作散文特点的尊重，罗经国将这两部分直接合译为“Nobody knows where he came from or what his family name was”[6]，通过增加连接词“or”将两个短句合并在一起，言简意赅地转递出原作信息，体现古代散文传神达意的特点；受其自身理解和目标语读者需求的影响，戴维斯将该句译为“We do not know of what place the gentleman is a native, nor do we know his family or his courtesy name”一个长句[20]，除增加了主语“We”之外，虽稍显冗余，但完整地将原文中的信息传递出来，以便西方读者了解原文所包含的内容。除此之外，在处理“好读书，不求甚解”一小句时，方重在译文中增加主语同时又遵循原句结构，将其译为“He takes delight in books, but is not concerned with details”[19]；罗经国不仅在译文中增加了主语还使用了合译的方法，将其译为“He reads casually without a need for thorough understanding”[6]；出于母语习惯，戴维斯也在译文中增加了主语，合译为“He delights in study but does not seek abstruse explanations”[20]。
结合三译本的句长标准差的数据结果，三位译者在翻译原作句子时，处理方式存在明显差异。方重灵活使用增译和译的方法，在还原原文逻辑基础上，遵循英文读者的写作习惯；戴维斯倾向于使用增译和合译的方法，长短句交错使用，句式丰富多变，符合其母语的使用习惯，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而罗经国则更多地使用合译的方式，长句偏多，使行文句式风格保持一致。
3.3.3. 语篇层面的译者主体性
在语篇层面，原作共两部分，第一段为叙，第二段为议。方重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译文进行灵活分割。他根据原文的思想内容将其分为了四小节：第一节概述五柳先生名号来由，第二节讲述五柳先生性情，第三节描述五柳先生生活状况，第四节为评价。译文调整之后，形式上与原文有很大出入，但某种程度上也让格式更加活泼，核心思想更突显[16]。相比之下，罗经国和戴维斯的译本则更循序原文形式。二者的译文均为两段论，唯一的区别在于注释数量差异。罗经国在正文后增加了对“黔娄”和“无怀氏、葛天氏”两条注解[6]；戴维斯在罗经国的基础上，还对“曾不吝情去留”这句增加了注解，共三条注释[20]。二者都是出于西方读者的考虑，以便其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
简而言之，方重并不拘泥于原作的字面含义和形式结构，重在表达其内在精神，其翻译目的是为让西方读者看得懂，不曲解其内涵。因此，方重在词汇、句式以及语篇三个方面，处理方式灵活多样，追求“求真”与“务实”的结合。罗经国为了宣传我国优秀的文学、文化传统，更倾向于忠实原作并较好地保留原作散文的特点；受此目的影响，其译本的词汇数量更少且，类型更为丰富，句式风格一致，受“受动性”因素约束较多，体现出古代散文传神达意的特点。与之相反，出于不仅向西方读者介绍陶渊明的作品，更是向读者呈现自己对陶渊明的作品及其意义的理解与阐释，戴维斯译本中的语言更为言简意赅，长短句交替出现，句式丰富，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空间更大，从而满足西方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
4. 文化层面的译者主体性
借助语料库所获得的客观数据以及搜集到的关于三位译者的相关副文本资料，分析其各自在文化层面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由于语言不同，各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而语言又是文化活动的载体；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差异进行处理是不可避免的问题[22]。奈达曾将翻译重点文化因素分为五类：生态文化、语言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以及宗教文化[23]。该部分主要探讨三位译者在翻译原作中语言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内容时所采取的转化策略，从而分析三位译者所体现的主体性。
在处理语言文化内容时，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为例，这一骈句不仅对仗工整还音律和谐，运用了叠词和对比的修辞手法，符合古汉语的语言特点。方重和罗经国为了保留该句的语言文化，分别译为“Not to be dejected though poor and humble, nor eager for riches and honor”[19]、“Neither be sad for being poor and lowly, nor be eager to seek riches and honor”[6]，其中关联词“not/neither…nor”的使用较好地对应原作中的“不……，不……”，“poor and humble”和“poor and lowly”均对应原文中的“贫贱”，“riches and honor”和“riches and honor”也较好地对应原文中的与“富贵”，从而使译文也对仗工整、节奏分明。因此，这一处的翻译表明方重和罗经国在处理原作中的语言文化现象时还原了原作的逻辑，忠诚于诗人。戴维斯则按照译入语的语言特点将其译为“One does not grieve over poverty and low position, one is not concerned about riches and high rank”[20]，增加了主语“one”，体现“英语是主语突显的语言”这一特点，符合英文读者的写作习惯。
其次，在处理物质文化内容时，罗经国亦是忠于原作内容。以“短褐穿结”为例，罗经国将其译为“His cotton gown is worn to rags”[6]，其中的“gown”在译入语文化中可指“外衣、罩袍”，这与当时原作所创作的时代背景下的服饰特点相似。方重则简单处理为“His clothes are ragged”[19]，避开表面形象而求取功能的相当。戴维斯则将其译为“His short coarse robe is torn and mended”[20]，其中的“robe”偏向于古代西方男子和皇室所穿的长袍，戴维斯出于读者接受度考虑，将其译为西方文化中熟悉的服饰。除此之外，戴维斯还将“箪瓢屡空”直译为“His dishes and gourds are often empty”[20]，该句译文无论是“箪”一字还是“箪瓢屡空”四字所表达的比喻义，都未将原作中的意思一一表现出来。“箪”是古代盛饭用的圆形竹器，而“箪瓢屡空”形容某人十分贫困、难以吃饱。因此，戴维斯受翻译目的和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故而只译出字面意思，未展现原作中的深层含义。
最后，在处理社会文化因素时，以“无怀氏”和“葛天氏”为例，方重意译为“one of those who have lived in the spacious days of yore”[19]，通俗易懂，避免目的语读者曲解原文。罗经国直译为“Wuhuai Shi”和“Getian Shi”[6]，再在译文最后加上注释解释这两个特定社会文化词，即“Wuhuai Shi and Getian Shi were two tribal leaders of ancient times. People were simple and honest under their rule”。戴维斯亦则将其译为“Lord Wuhuai”和“Lord Getian”[20]，虽然这两位都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但是“Lord”一词特指“(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因此显然带有西方文化的特色，其译文依然出于自身文化背景和西方读者考虑。
通过研究发现，在处理原作中的语言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内容时，方重的方式灵活多变，重在意义，这是因为他发现“尽管这些汉学家、翻译家对中国怀有非常友好的感情，……他们对于汉诗的理解和表达存在一些误译”[24]。因此，方重译文主要体现归化翻译策略。罗经国则主要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忠实于作者，针对特别独特的、仅存于译出语中的文化因素，罗经国采取语义补充和加注的方式，从而实现“向爱好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西方读者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介绍他们不太熟悉的散文经典”的目的[6]。与罗经国不同，戴维斯在二十多年的陶学研究中，对于中日等国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一味地接受，他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7]。因此通过分析发现，戴维斯在处理原作中的语言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内容时，出于自身理解和受众因素，为了建立自己对陶学研究的立场，“他还必须在自己的研究中采用各种‘操作程序’，虽然它们是一种负担，但却必要，因为翻译是这些操作程序的‘答案’”[18]。通过直译和注释的方式，戴维斯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归化策略去转化这些文化因素，整个译文体现了其朴实准确的翻译风格。
5. 结语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上的转换，由于语言不同，导致文化上必然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不仅受到其主观能动性的影响，还受制于其翻译目的和所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及读者对象等多个受动性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译者在处理同一原作时生成了不同的译本。通过使用Lextutor语料库去分析方重、罗经国以及戴维斯英译的《五柳先生传》译本，得出词汇和句子层面的一些定量分析数据，再结合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笔者发现，方重和戴维斯借《五柳先生传》的翻译，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以归化为主要翻译策略，遣词造句以及谋篇布局方面都更充分体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完成了从“它是”到“我是”的转化，符合读者对象的需求。但与戴维斯不同的是，方重的翻译方法又更为灵活，忠诚于原作的同时，又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感受，兼顾“求真”与“务实”的平衡。与之相对的是，罗经国则更偏重于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尽量遵循原文的语言结构，借《五柳先生传》的翻译，维护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保留了中国典籍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更符合当下的时代需求。
中国典籍是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重要文明成果，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面对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一时代需求的召唤，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结合信息化时代量化分析工具，积极探寻典籍英译的研究方式，是对传播中国好故事的一种新探索。尽管实践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期待在今后，相关研究能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