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到灯塔去》是由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著的意识流书籍，然而，由于书中所涉及的女性主义思想以及意识流写作手法在当时的中国并未十分盛行，此书在中国并未引起轩然大波。这也导致少有翻译专家高度关注女性主义的概念，尽管外国学者为实现真正性别平等的目标而提出了新思想，但在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展缓慢。但总的来说，对实践分析的研究并不多。相反，在理论层面进行了许多研究。在这一章中，作者将介绍本文的背景、本文的意义。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势不可挡，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翻译领域日益受到关注。《到灯塔去》的出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正是这种成功，驱使中国的翻译人员，特别是女性译者，开始寻求新方式以更加清晰、正确地表达和阐释女性主义的观点。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许多女性翻译家崭露头角，如Sherry Simon、Lusie Von Flotow等，她们所提倡的翻译理论可以总结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出这一理论是为了消除性别偏见，作为女性主义理论和翻译研究之间融合的产物，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对不同译本进行分析，以消除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并帮助翻译为女性说话，以提高她们在传统父系社会下被压抑的地位。她们的大部分翻译方法通常用于翻译实践研究的译本分析。补充、前言、脚注和劫持彰显了她们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改进和升级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2. 《到灯塔去》及其译本简介
《灯塔》于1927年出版，此书不仅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生涯的重要，也成为英国小说进步的转折点。作为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享有盛名。此书在出版之初，就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194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去世。但她的著作《到灯塔去》在文学界熠熠生辉。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一书中所展现的哲学和写作的复杂性令人叹为观止。这部小说从多个角度进行展开，极富诗意并且优雅地在时间和人物之间转换，并且描绘了拉姆齐一家及其朋友之间相处的生动场景。小说对代表女性气质的拉姆齐夫人和代表男性气质的哲学家拉姆齐先生的刻画，并试图为他们二者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思想和心理寻找合理的解释。《到灯塔去》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如对莉莉这一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在伍尔夫的女性主义主张中，莉莉正是她自己的化身，她与拉姆齐夫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她把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寄托在艺术身上。”[1]小说中，“男性化的、逻辑严密、线性发展的外在情节描述让位于女性化的、散漫细致的心理情感描写。”[2]伍尔夫有她的歌颂对象，有她的诉求，也有她的发声模式。
《到灯塔去》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被译成了中文，相继有多个译本出版，其中王家湘和瞿世镜的译本(以下简称王译和瞿译)是认可度较高的译本。两部译本都忠实通顺，但语言风格却各有特色。瞿译善用四字成语，注重语言的流畅性和可读性。王译注重女性意识的体现，不仅在译文中传达了作家的女性主义写作意图和思想表现，也有意无意地表达了自己的女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她的翻译体现了女性主义翻译倡导者的翻译观：“语言是实现女性解放的表现形式之一，译者在翻译时应该体现自己的主体性，要用特殊的语言体现女性形象，为女性发声，使世人看见并听见女性的声音。”[3]
3.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直至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才被引入中国，随着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译员希望从深层次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推动中文翻译的快速发展。为深入了解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发展，需要对译者在翻译中所处位置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探究。一方面，传统的翻译观对译者主体性施加了诸多限制，使得译者在翻译活动中面临许多限制。翻译行为可以被视为以源语言为导向。但此种翻译观无法满足译者作为整个翻译过程的主体的需求。有些词用以形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例如“翻译的仆人”、“戴着镣铐的舞者”、“翻译机器”等[4]。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边缘地位。在“文化转向”之前，翻译理论以源文本为主。当时的翻译研究只强调原著作者和原文的重要性。翻译作品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甚至是二流的，“因此不值得太多的认真关注”[5]。受这种翻译态度的影响，译者的传统角色被定位为作者的“仆人”，衡量一部译作的好坏，最重要的标准是：是否忠于原文，译者往往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即他们缺乏独立性和主观性。
另一方面，与译者主体性相关的新理念不仅与以上因素有关，还与现代翻译理论密切相关。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是将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活动。归化翻译策略多年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种逐字翻译理论要求翻译者是“隐形的”，换句话说，将原始文本翻译成“隐形翻译文本”。在这种情况下，翻译者应该遵循翻译的规则和标准，而忽视自己的主观性。虽然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但被置于次要地位。
朱虹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引入中国，但直到2000年后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开始，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介绍和女性主义翻译思想的初步探索上：廖七一认为，尽管女性主义翻译存在一些缺陷，但它使人们意识到特定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将影响人们的观点及其翻译过程[2]。葛校琴指出，翻译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其过程非常复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干预参与过程的同时，重写对话[5]。刘军平对翻译、女性、作者、文本、翻译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透彻的分析[4]。简而言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方面主张翻译是基于原著的再创造，另一方面，在翻译过程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视且强调译者的身份意识。从2005年到2007年，翻译领域的学者开始研究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文学作品及其相关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翻译的情况与一直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的情况相似，即翻译是作者的“奴隶”，女性跟随男性。通过这种方式，女性和译者之间情况的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出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可能性。女性主义翻译不仅旨在改变翻译的男性主导文化，还以女性自己的方式体现出语言特征。在讨论翻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女性主义翻译不仅仅抨击了父权制的语言主导地位，还有助于建立妇女的主观性。女性主义翻译采取的主要策略是补充、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干预主义的方法，旨在揭示男性主导语言表达和翻译规范的证据。女性主义翻译的重点是维护女性译者的身份，修改翻译的修辞，阅读和重写现有翻译。
4. 译者主体性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的注意力才开始放到翻译的主观性，后来当Susan Bassnett和Andre Lefevere提出“文化转变”的想法时，学术界才更加重视译者主体性，这引起了人们关注翻译在翻译现实中所起的作用。在过去的三十到四十年里，翻译学者曾对翻译的主观性进行了各种研究，其中包括Susan Bassnett (1980)、Theo Hermans (1985)。Susan Bassnett在《翻译研究》的序言中认为，应该强调翻译者的作用[6]。Douglas Robinson在问“谁翻译”、“谁是翻译的主题”和“是否被允许成为主题，具有主观性”等问题时，Douglas Robinson强调了“翻译的自负或个人代理”[3]。其他理论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译者的可见性以及译者的主观性在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背景下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关系。
由于翻译活动涉及实际执行该动作的人，即翻译人员，所以译者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在翻译工作过程中，翻译的主观性对翻译者来说似乎更重要。查明建和田雨认为，译者的主观性的基本特征是指译者的“积极文化意识”、“人格”和“审美创造力”[7]。译者的主观性可以通过翻译文本中采用的单词选择以及翻译策略和方法来反映，这将显示出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和渲染。许多享有很高声誉的中国学者也就译者的主观性这一主题撰写了文章，如查明建、杨武能、刘军平等人。他们的想法相互重叠交织，超出了外国学者定义的范围。根据之前对译者主体性主题的研究，本文以《到灯塔去》的两个中文版本为例，试图研究对翻译角色的传统观点，并重新考虑翻译的主观性。
4.1.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体现
如果在翻译实践中不采用与翻译理论和译者主体性相关的论点就容易站不住脚跟。王家湘和瞿世镜两位译者的中文版《到灯塔去》是高质量的作品，其中充分展示了翻译实践中表现出的译者主观性。译者采用适当的分层法、合理的省译法、必要的增译法和其他文学技巧。这篇文章采用了译者翻译的一些例子，目的是使得更多读者享受作者所创造的审美之美，并建立对作者主题角色的认识。更多的文化意识以及文化自信能够使人们重新定义，并且理解译者的角色。译者通常是翻译实践的主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注意力的焦点应该置于译者主观性。
4.1.1. 句法层面
不同的翻译人员将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因此，不可避免的是，两名译者在语言学和句子结构方面会大不相同。翻译者的特征将在句法模式和修辞格的差异之间显现。如以下例子。
例1. Also her beauty offended people probably. How monotonous, they would say, and the same always! They preferred another type—the dark, the vivacious. Then she was weak with her husband. She let him make those scenes. Then she was reserved. Nobody knew exactly what had happened to her.
王译：可能她的美貌也让人不舒服。多么单调，他们会说，总是一个样子！他们更喜欢另一种类型——肤色较深，活泼愉快。而且她在丈夫面前太软弱了。她听任他当众发脾气。再说她太沉默冷淡。谁也不清楚她怎么了。
瞿译：也许她的美貌也会令人不快。他们也许会说：总是那副模样，多么单调！他们喜欢另一种类型的美——深暗的肤色，活泼的性格。她在她的丈夫面前太软弱了。她让他大发雷霆，不加制止。她是沉默寡言的。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她有过什么经历。
在原始版本中，出现了两个连词和一个名词。根据严复的“达”和“雅”的翻译原则，王的翻译版本保留了原文的氛围，这种做法避免了僵硬，但仍能够与源文本一样具有逻辑性和流畅性。王在翻译中添加了一系列副词和连词，使翻译的段落读起来像中文文本。“更”到“而且”和“再说”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这表明这个过程正在逐步进行。节选的翻译段落强调Ramsey夫人相较于代表传统封建世界的丈夫，更软弱和主观。Lily作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中的现代女性角色，她毕生致力于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不遗余力地摆脱婚姻束缚，全神贯注于她的绘画生涯。
例2. One glided, one shook one’s sails (there was a good deal of movement in the bay, boats were starting off) between things, beyond things. Empty it was not, but full to the brim. She seemed to be standing up to the lips in some substance, to move and float and sink in it, yes, for these waters were unfathomably deep. Into them had spilled so many lives.
王译：你滑行于各种事物之间、之外，你抖动船帆(海湾里热闹起来，船只开始起航)。生活毫不空虚，而是充实得要溢流出来。她似乎深深地站在某种液体之中，在其间活动升沉，是的，这儿的水深不可测。里面倾入了这样多的生命。
瞿译：你抖动一下你的船帆，从各种事物之间滑行过去，把它们远远地抛在后面(在海湾里出现了频繁的活动，许多小船在扬帆出海)。海湾不再是空荡荡的，而是充溢着生命。她似乎深深地站在某种物质之中，在其中运动、漂浮、沉没，是的，因为这些水域是深不可测的。已经有这么多的生命倾注到这激流中去。
作为原著作者，弗吉尼亚·伍尔夫只用了四个单词“between things, beyond things.”但在译文中，瞿世镜将其翻译成长句，他还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这使得原文本的含义僵化，无法吸引读者的兴趣。然而，王家湘的译句更短，它不仅表达了原作者写作的思想，而且带有一种深刻的哲学色彩。弗吉尼亚·伍尔夫用“to move and float and sink”来展示她在意识中漂走的精神状态。在翻译版本中，王家湘只使用四个字的中文短语“活动升沉”。当瞿世镜跟随单词的原始顺序，并根据直译原则将它们翻译成三个带有标点符号的单词。通过分析这两个版本，可以发现王表现出更好的逻辑和语言处理能力。它消除了女性作为男性没有良好逻辑能力的传统偏见。王的良好逻辑能力可能像原作者一样来自女性的自我敏感和理解能力，因此她们能够深入作者的内心，更准确地揭示角色的内心世界。从整个短语到整体上，读者可能会发现王将她翻译的主体放在“life”一词上，但瞿将翻译聚焦于在“bay”上。两位译者对原始文本有不同的理解。事实上，“life”一词包含许多与人们的出生和死亡有关的主题。这个词是哲学研究中永恒的主题。即使是苏格拉底等著名哲学家也无法让每个人都保持观点一致。在这个选定的短语中，王将“the bay movement”翻译为“生活毫不空虚”，这表明女性理解单词的能力更好。
4.1.2. 词汇层面
在词汇层面上，两位译者也是不同的。他们在词汇使用方面存在许多差异，这表明女性译者倾向于女性主义和女性的自我意识。两位译者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他们的性别意识。在“信、达、雅”的原则下，王家湘的女性意识体现在将原文单词转换为对男性具有讽刺效果的翻译单词，以减少传统父权制的统治。然而，瞿世镜代表男性翻译，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重男轻女意识，这种意识与其他男人观点一致。
例3. How that little round hole of pink heel seemed to flaunt itself before them!
王译：那个破洞里露出的一小块圆圆的粉红色的脚跟似乎在向他们炫耀自己！
瞿译：那个小小的圆窟窿里露出来的粉红色的脚后跟多么扎眼！
“Flaunt”是指炫耀性地展示某物的行为。这相当于“show off”，即“炫耀”的含义。在这里，王忠实地将其翻译为其原始含义。可以将王的翻译版本视为一个经典的例子。在她的翻译中，采用了拟人和讽刺的修辞手法，前一种修辞手法是将人类特征、情感和意图用于非人类实体，这种手法通常用于描绘生动的场景。在这个节选片段中，它使“hole of pink heel”更为生动，实际上，它代表的是脚后跟的主人，并代表了主人的内在意识。讽刺通常用于表示嘲笑或传达蔑视。在这个节选片段中，它表明了对Minta的讽刺，Menta是小说中的角色之一。然而，瞿将其译为“扎眼”，相比于王的译本来说更差一些。
例4. It must have been his mother, he thought, sitting on a low chair, with his father standing over her.
王译：肯定是他母亲，他想，她坐在一张矮椅子上，他父亲高站在一旁。
瞿译：那个人肯定就是他的母亲，他想，她坐在一把矮脚椅子里，他的父亲在他的身旁俯视着她。
在中国文化中，“高”和“矮”是一对反义词，它们的意思彼此相对。这两个单词经常用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对话。“low”在汉语中的意思是“矮”。瞿将短语“a low chair”翻译为“一把矮脚椅子”，并将“stand over”翻译为“站在身旁俯视着她”。他的翻译方法可以被视为一种夸张。然而，在王的译本中，她直接将这两个短语分别翻译成“一张矮椅子”和“高站一旁”。两位译者都使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将两件事放在对立中来显示或强调差异。“高”和“矮”的应用显示了王作为女性的意识，这让读者处于小说的氛围中。读者可能会与Ramsey夫人产生共鸣。Ramsey的位置比她丈夫低。对比手法在原文段落中强烈揭示了这种性别不平等。虽然在这句话中，王的翻译可能不像瞿那样优雅，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她的翻译版本传达了女性意识，符合原著小说的主题。
5.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比分析
一般来说，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补充、前言和脚注，劫持。其中，前言和脚注通常被视为一个整体。这两种翻译方法都用于修改原文作品，以充分表达原文含义。劫持主要由女性翻译使用。下一章将从上述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中分析王和瞿的翻译版本。
5.1. 补充
补充弥补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这需要译者采取干预主义举措。补充旨在弥补语言之间的差异，并呼吁女性主义翻译进行干预。虽然在传统翻译方法的系统中，增译的翻译方法可能类似于补充。然而，从其内在含义的角度来看，它们彼此不同。传统的增译法只是用来保持原始文本的完整性。但是，女译者通常用补充来表达女性意识的觉醒。补充是一种翻译方法，用于补偿和附加一些源文本中不存在但可以传达翻译女性意识的额外信息。以下选定的节选片段就是一个示例。
例5. There they were (it might be Mr. Carmichael or Mr. Bankes who was sitting with her father) sitting opposite each other in their low arm-chairs.
王译：他们都在那里(可能是卡迈克尔先生或班克斯先生，又老又呆板)，面对面坐到矮扶手椅上。
瞿译：他们在书房里(可能是卡迈克尔先生或班克斯先生和她父亲在一起)，在低矮的扶手椅里相对而坐。
专业读者可能会注意到王中文译本中出现了“又老又呆板”的短语。与原文相比，原作者不会写一些关于此类形容词的内容。显然，“又老又呆板”是由译者补充的。与整个原始上下文相关联，可以找到一些关于译者添加和补充这些短语的线索。这个部分的描述与夫人Cam Ramsey有关。Ramsey先生的女儿，她比其他孩子小。她确实讨厌这两位先生。卡迈克尔和先生班克斯，他们是Ramsey先生的朋友和客人。拉姆齐。在小Cam的眼里，只要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他们就会参与如何治理国家的空洞理论，这对小女孩来说似乎毫无用处和无聊。王在翻译这个短语时想到了这一点。她理解了Cam的感受，并试图通过处理补充和添加的方式让读者有同样的感觉。中文短语“又老又呆板”清楚地说明了这两个男性角色的衰老和单调无聊。通过这种方式，读者可以轻松地与Cam在这部小说中的感受产生共鸣。此外，这表明了王对父权制词的不太喜欢和贬低态度。
5.2. 前言和脚注
主要应用于女性翻译的作品中，前置和脚注被认为是女翻译使用的常规操作。他们使用这些策略是为了使原始段落的意图和含义尽可能完整。Simon认为，女性主义翻译人员通常采用序言来解释源文本的意图，并概述他们在翻译中使用的策略，以便翻译的读者能够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个完整的想法[8]。与Qu版本的前言相比，Wang更重视小说中体现的女性意识。两位翻译不做任何注释。一些页面的底部几乎没有给出的术语解释，但除此之外，两位翻译没有对小说进行任何注释。
5.3. 劫持
这种翻译方法由Flotow提出，劫持作为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极具争议，因为这种方法指的是对源文本的占有和改编。然而，这种占有和改编可能会导致原作者意图和目的的扭曲和彻底改变。Simon认为，“劫持是女性主义译者对意图不一定是女性主义的文本的盗用”[9]。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劫持是对源文本的重写和操纵。因为翻译人员必须改变或扭曲源文本的原始含义，这不仅是为了实现翻译者的目的，也是为了展示角色对女性意识的内心觉醒。王家湘经常在她翻译的作品中使用劫持的方法，将原始单词翻译成相反的单词或使用具有贬义的单词，她翻译的单词总是带有讽刺气氛。所有这些例子都显示了译者强烈的女性意识。
例6. He clean forgot all the little rubs and digs of the evening…
王译：他完全忘记了那晚所有琐碎的嘲笑和挖苦……
瞿译：他完全忘却了那天黄昏所有的摩擦和刺激……
在英文文本中，“rubs”一词的意思是将某物在表面上来回移动，同时用力按压。“dig”是指意图惹恼或惹恼某人的言论。瞿根据“忠诚”和“表达”的原则，将这个短语“rubs and digs”翻译成中文“摩擦和刺激”。在王的翻译版本中，她把这个短语翻译成“嘲笑和挖苦”，中文意思是嘲笑和看不起。这种处理翻译的方式表明，王对原文有更好的理解，以及她将外国文化驯化为中国文化的能力比较强。总体而言，女译员经常使用劫持方法，以实现推翻父权制世界的主导地位和提高妇女传统弱势地位的目标。Simon清楚地表明，劫持是处理女性主义哲学的最合适方式，特别是当原作者的意图不是女性主义时。
6. 结语
通过对本文示例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瞿和王的中文版《到灯塔去》在彼此的倾向上略有不同。还有许多其他差异没有在本文中提到。例如，在标点符号使用方面，瞿更喜欢直接简短的表达，他比王使用更多的标点符号。说到性别意识，他有明显的男性意识，指的是男性的本能反应或主动性意识形态来展示他们的男性特征，这可以从他的版本中多次出现的“男人”的称谓中看出，他努力展示男性在哲学工作中应用的知识渊博、有能力，以及他对独立女性的罕见赞扬。因此，翻译的性别对翻译的影响更大。通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分析翻译的应用，并比较翻译文本的具体示例，可以得出结论，许多翻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存在着差异。本文得出结论，从忠诚的角度来看，王的翻译版本更忠实于赞美女性或略微批评男性的句子。然而，对于这些句子，瞿的中文版本可能会选择一些贬义词来描述女性，或将原文单词改为男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男性本性的看法。从译者主观性的角度来看，王家湘对女性的身份有更清晰的理解，她更有可能通过修改原始文本和其他手段来强调女性本身具有的美德和意义。此外，王家湘还结合上述两种翻译方法，使文本更加突出对女性的关怀。但实际上，此篇文章仍存在着诸多限制，比如可能缺乏对衍生文本的调查研究，或者是女性译者可能会过度改写原文文本，这些角度仍值得其他学者和译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