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主体性已成为翻译学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许钧将译者视为狭义的翻译主体，作者、译者及读者视为广义的翻译主体[1]。查明建和田雨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2]。我国译者主体性研究由最初文学翻译主体的探讨[3] [4]，翻译主体地位的确立[1] [5]，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制约因素[6]，逐渐深入到不同的理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如文化视角[2]，阐释学视角[7] [8]，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9]，主体间性理论视角[10]，顺应论视角[11]，概念整合理论视角[12]和翻译生态学视角[13] [14]。随着翻译技术的应用，翻译主体性的变化也引起了关注[15] [16]。这些研究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认识译者的主体性，但因侧重于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理论阐释，多数文献缺乏结合具体的译本和译者进行针对性的对比分析，从而使研究论据支撑不足而显得泛泛而谈。
鉴于此，本文以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为例，通过对比分析，从广义修辞学视角探讨译者主体性。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修辞认知是一种主体化的认知行为[17]。修辞认知既可以指一种深层的认知机制，又可以指这种机制产生的外在语言表现[18]。译者对原文中的修辞认知要通过翻译映射到译文中，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尽可能地将原文修辞认知的审美价值再现，这就要充分调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主体性。冯全功和胡本真认为译者对修辞认知的充分调用能够增强译文的文学性及其作为独立文本的价值[18]。
本文以《荷塘月色》三个英译本中的辞格翻译为例，运用广义修辞学理论探讨辞格翻译中译者主体性。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文学性高，极大彰显了修辞的语言效果，作者联想丰富，文中运用了诸多比喻、比拟、排比等修辞格，这些辞格赋予了文字丰富的美感和新颖鲜活的表现力，增添了语言的艺术感染力，深受读者喜爱，成为中国现代借景抒情散文的经典。王椒升、朱纯深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等翻译大家分别在1985、1992和1999年将其译成英文，他们的译文在《中国翻译》和《英语学习》上刊登后，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译学界的推崇。鉴于《荷塘月色》的文学价值及其三译本的广泛接受性，本研究选取三译本中对原文辞格的翻译处理实例，探讨广义修辞学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2. 广义修辞学理论下译者的修辞行为
2.1. 广义修辞学理论
20世纪80年代，当代西方哲学概念术语“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开始进入中国学术视野，中国修辞学研究出现了从“狭义”到“广义”转型。广义修辞学的提出打破了狭义修辞学研究的局限，使修辞学研究不再严格限定在语言学范围内，而是突破语言的局限，开始关注语言与人、与社会文化等人文世界的关系。广义修辞学认为修辞活动中的“主体间性”是在表达者和接受者的主体间关系中实现的[17]。广义修辞学重视主体间关系，提出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三个层面分层描述，认为修辞表达者和接受者这两个主体间的双向交流贯穿这三个层面。广义修辞学构建了以三个层面、两个主体为核心的修辞理论框架，谭学纯[17]将此理论涉及的概念、术语及其关系用表1显示如下：
Table 1. The concepts, terminology, and relationships in general rhetoric
表1. 广义修辞学的概念、术语及其关系
概念结构 |
一级概念 |
二级概念 |
三级概念 |
概念术语 |
广义修辞学 |
修辞功能三个层面 |
修辞技巧 |
|
修辞诗学 |
|
修辞哲学 |
修辞幻象/修辞认知 |
修辞活动两个主体 |
修辞表达者 |
话语权/表达策略 |
修辞接受者 |
解释权/接受策略 |
修辞功能的第一层面修辞技巧是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即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是话语层面的一种生动形式；修辞功能的第二层面修辞诗学是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即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影响、甚至支配文本层面的章法；修辞功能的第三层面修辞哲学是修辞参与人精神建构，即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影响、甚至支配话语主体的活法[17]。修辞表达者在这三个层面拥有话语权/表达策略，相对应地，修辞接受者在这三个层面拥有解释权/接受策略。
2.2. 基于广义修辞学理论的译者双重修辞行为
修辞与翻译都是促进人类交往和沟通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语言行为，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可以从修辞学的角度来阐释。刘亚猛认为对源文本的跨文化阐释不仅要求译者把握源文本的语义结构，尤其要求译者吃透其修辞结构，他提出“翻译是一种双重甚至多重修辞行为”[19]。基于广义修辞学理论，可以说译者既是源文本修辞的接受者又是翻译过程中译文本修辞的缔造者，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扮演着修辞活动的两个主体(修辞表达者和修辞接受者)，从这个角度讲，翻译是一种双重修辞行为。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解读源文本时，原作者是修辞表达者，译者是修辞接受者；译者在将源文本翻译到目的语文本时，就成了修辞表达者，相对而言，译文的读者则是修辞接受者。译者在这样一个双重修辞行为中，拥有对源文本的修辞解释权和目的语文本的修辞表达权，译者主体性则体现在他对源文本修辞的解读、修辞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目的语中对原文修辞的处理上，具体到翻译文本上，译者主体性就体现在译文话语构建和文本构建方式上。
3. 辞格翻译——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陈望道认为“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20]。胡范铸提出“交际主体根据自己的角色定位、交际意图、交际环境与对象的不同，运用合适的语言形式以有效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的行为，这就是修辞”[21]。本文研究的修辞仅限辞格修辞。辞格是把相同类型的生动话语片段从修辞的角度进行抽象，概括出各种有一定特点的言语格式，如比喻、夸张、拟人等[22]。冯全功和胡本真[18]认为这些辞格都属于修辞认知的范畴，而且文学翻译中修辞认知与概念认知有三种转换模式，即原文修辞认知在译文中转换为概念认知(如把“花容月貌”译为beautiful)、原文修辞认知在译文仍体现为修辞认知(如把“花容月貌”译为a face like moonbeams and flower)以及原文概念认知在译文中转换为修辞认知(如把“跪在地下乱颤”译为trembling like a leaf)。这三种认知转换模式在《荷塘月色》三译本的辞格翻译中皆有体现，以下结合实例，从广义修辞学提出的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三个层面分层探讨辞格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3.1. 辞格翻译中的修辞技巧——译者主体性在语言形式上的体现
根据广义修辞学，修辞技巧是修辞功能体现的第一层面，是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即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是话语层面的一种生动形式[17]。在辞格翻译中，译者作为修辞接受者首先要解读原文的修辞技巧，识别其在语言体系中的语音、语义、词汇及语法上的构建特点，这样译者才能作为修辞表达者用目的语建构其理解的修辞效果，即表现在目的语里的修辞化“说法”或“写法”，这一过程正是通过译者“解读–再构建”这一主体性过程才得以完成。
辞格翻译中的修辞技巧解读和再构建是译者主体性在语言形式上的体现。翻译中，译者解读源文本辞格时，要分析原作者所运用的词汇单位和语法单位，解读其交际目的，在目的语中选择同义、近义或相关的词汇和语法手段再现源文本的交际目的，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翻译择语。本节我们主要从语言层面——翻译择语的角度，结合具体的辞格翻译实例，探讨译者主体性在语言形式上的体现。为方便起见，下文举例中将朱纯深、王椒升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对《荷塘月色》的翻译分别简称为朱译、王译和杨译(参见[23]-[25])。在对原著中辞格的翻译择语上，三个译本可谓各有千秋。例如：
(1)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朱译：All over this winding stretch of water, what meets the eye is a silken field of leaves, reaching rather high above the surface, like the skirts of dancing girls in all their grace.
王译：On the uneven surface of the pond, all one could see was a mass of leaves, all interlaced and shooting high above the water like the skirts of slim dancing girls.
杨译：As far as eye could see, the pool with its winding margin was covered with trim leaves, which rose high out of the water like the flared skirts of dancing girls.
对原文明喻辞格的翻译，三个译本都采用直译将原文明喻辞格译出。但对原文叠音词“曲曲折折”、“田田的”、“亭亭的”的处理上，三译本却不尽相同。汉语叠音词，又称迭声词，即同一词的重复，读起来朗朗上口，不仅在语音上起到修辞效果，还可以摹状、拟声、绘色等，是典型的表现手段辞格。但相比于汉语，英语叠音词的使用频率极低，多见于口语和歌谣中。汉英语言的这一明显差异必然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进行变通、调用合适的修辞认知转换模式处理原文辞格，也就是说，两种语言的特点、习惯影响了译者主体的认知活动，从而导致作为双重修辞主体的译者(原文修辞接受者和译文修辞表达者)在翻译中对原文辞格处理不同，这反映在话语建构方式即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的差异上。
汉语叠音词“田田的”在原文的修辞效果体现在语音和摹状上，朱译为“a silken field”，王译为“a mass of”，他们的翻译择语尽管没法体现原文“田田的”语音修辞效果，但却体现了摹状特点，朱译不仅用“field”同义对应汉语“田田的”，还用“silken”来加以修饰形成比喻，即将原文叠音词体现的修辞认知在译文中转换为比喻修辞认知的模式，旨在语义上求真，在修辞上求美；王椒升则用与“田田的”近义的英语短语“a mass of”与之对应以在语义上求真，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文则创造性地用“trim”一词转换原文“田田的”修辞认知来协调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同理，“曲曲折折”在原文的修辞功能也为摹状，是“曲折”一词的叠音，同义于“弯曲”“弯弯曲曲”，是状态词(《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六版2012：1070)，在朱译和杨译中都对应“winding”，王译中对应“uneven”，从修辞效果来看，“winding”“uneven”都无法体现汉语叠音词的音韵效果，但从语义描述的状态来看，前者在语义准确度上要优于后者。另外，原文将出水很高的荷叶比作“亭亭的舞女的裙”，三个译本在对“亭亭的”翻译择语上不同的处理导致了译本中意象再现的不同，彰显了译者修辞认知转换的细微差异。“亭亭”通“婷婷”，形容人或花木美好(《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第六版2012：1300)，“亭亭的舞女的裙”朱译为“like the skirts of dancing girls in all their grace”，“in all their grace”对应“亭亭的”，虽然意思贴切，但放在句尾让人觉得它是用来修饰舞女而非舞裙；王译“like the skirts of slim dancing girls”里用“slim” 对应“亭亭”来修饰舞女而非舞裙，而且“slim”不足以表现原文“亭亭的”一词的内涵；杨译“like the flared skirts of dancing girls”里“flared”也不语义对等“亭亭的”，但用其喻指荷叶宽大伸展的样子却较为形象。
总之，受两种语言特点、用法习惯、译者审美追求等因素的制约，译者主体性在语言层面体现在辞格翻译中的修辞技巧上，也就是说译者主体性外显在话语建构方式即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上，物化在话语层面的择语上。
3.2. 辞格翻译中的修辞诗学——译者主体性在辞格重置上的体现
广义修辞学里，修辞功能的第二层面修辞诗学是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即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影响、甚至支配文本层面的章法[17]。辞格是修辞表达者为达到一定交际目的的语言行为，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辞格是作者追求一定文风的重要语言表现形式，是文本建构方式的体现。译者在对原文中辞格解读的基础上用目的语将其重新建构的过程要靠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才能完成。
这一过程涉及到译者的语言文化意识和审美创造性。一般情况下，翻译时译者在译文中尽量再现原文的辞格，就能有效保持原文的风格。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共有十四个譬喻，其中只有一个为暗喻，表现为“本体”不出现，仅用“是”给出“喻体”；其余十三个皆为明喻，给出“本体”并用“像”、“如”、“仿佛”、“宛然”之类的“喻词”点明“喻体”。暗喻和明喻这两种辞格在英汉语言中都存在并且都有一定的言语格式，汉语的喻格“甲像/如/仿佛/宛然乙”可对应英语的明喻表达句式“A is like B”、“A is…as if B…”、“A is…as B…”等；喻格“甲是乙”可对应英语的暗喻表达句式“A is B”。这样看来，译者在翻译时只要找到两种语言对应的辞格表达式就能再现原文本的构建风格。但事实上语言、文化的差异使得辞格的翻译远不止这么简单，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源文本的修辞接受者和目的语文本的修辞表达者，其文化意识、艺术创造、美学标准等主体因素都会作用于其修辞认知和修辞幻想，译者可能会在译文中选择与原文一致的辞格，也可能变通进行辞格重置，如将原文的明喻译为隐喻，或将原文辞格通过意译去掉，或在译文中设置新辞格将原文的语义译出等。辞格重置反映了翻译中修辞认知与概念认知的三种转换模式，体现了译者主体因素作用于原文辞格翻译处理的修辞诗学建构。例如：
(2)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朱译：Here and there, layers of leaves are dotted with white lotus blossoms, some in demure bloom, others in shy bud, like scattering pearls, or twinkling stars, or beauties just out of the bath.
王译：The leaves were dotted in between the layers with white flowers, some blooming gracefully; others, as if bashfully, still in bud. They were like bright pearls and stars in an azure sky.
杨译：And starring these tiers of leaves were white lotus flowers, alluringly open or bashfully in bud, like glimmering pearls, stars in an azure sky, or beauties fresh from the bath.
原文用描述人身姿和神态的词“袅娜”、“羞涩”来描写荷花，辞格为拟人，“正如……又如……又如”连用三个明喻构成排比，即博喻又称连比，将荷花比作“明珠”、“星星”和“美人”，从三个不同角度设喻荷花，一唱三叹，不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还能加强语意，增添气势。因为拟人、明喻辞格在英文中存在，三个译本在翻译中都保留了这两种辞格，又因为英语中没有通过重复喻词对应于汉语“正如……又如……又如……”形成的博喻，三个译本都将原文的博喻重置为一个明喻，由喻词“like”引出并列的喻体以补救原文的修辞效果。但在辞格具体处理上，三个译本却不尽相同：朱译运用“…, or…, or…”并列结构将三个喻体引出，从而使原文三个小句构成的排比结构在译文短语一级的并列结构中得以保留和体现，同理，原文小句“有……的，有……的”平行结构朱译将之对应于“some in…others in…”构成短语平行结构加以体现原文的排比；另外，朱译还特别注重原文的叠音词，在译文中进行辞格重置力图补救原文的修辞效果，朱译“layers of leaves”借助音律和头韵对应原文“层层的叶子”，结合原文语义在译文中加词“scattering”、“twinkling”以通过两词的结尾“-ing”构成尾韵对应原文的叠音词“一粒粒”“星星”；杨译借助标点符号和连词结合的结构“…, …, or…”将三个喻体引出，也使原文三个小句构成的排比结构在译文短语一级的并列结构中得以保留和体现；王译仅用一个连词结构“…and…”引出原文荷花的两个喻体“明珠”和“星星”，却将另一个喻体“美人”略去，弱化了译文的修辞效果；另外，相比朱译，后两个译本对原文叠音词在韵律上、摹状上追求的修辞效果没有体现，对原文排比的处理在结构上表现不够规整，弱化了原文追求的文字节奏感。
由此可见，原文与译文及原文不同译本之间所体现的修辞差异是由辞格翻译中译者对辞格的重新设置造成的，而译者对辞格的重置是由其语言文化意识、修辞认知、审美追求和创造等主体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译者主体性通过翻译中的辞格重置外显在译文文本建构方式上，影响了译文修辞化的“说法”或“写法”。
3.3. 辞格翻译中的修辞哲学——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诠释
在语言、文化与认知等诸多制约因素中，译者的修辞认知是影响辞格翻译的最主要因素，因为译者作为源文本修辞的接受者拥有其解释权，作为译文本修辞的表达者拥有其话语权。广义修辞学提出的修辞哲学反映修辞参与人精神的建构，体现其修辞幻想和修辞认知，因此在辞格翻译中，译者的修辞哲学可以用来诠释其主体性的发挥。例(1)中，“田田的叶子”朱译为“a silken field of leaves”，“field”对应汉语叠音词“田田的”以体现其摹状的修辞功能，并用“silken”加以修饰形成新的比喻修辞格，对此朱纯深[23]在其译注中明确指出这一辞格的重置旨在“着重捕捉触觉和空间印象”。很明显，这是译者在辞格翻译中作为修辞参与人的精神构建，体现了其修辞幻想，反映了其艺术创造和美学追求。同理，如下例：
(3) 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朱译：…looks very nice tonight, although the moon light is not more than a thin, greyish veil.
王译：…it had a cheerful outlook, though the moon was pale.
杨译：…but tonight it was quite clear, though the moonlight was pale.
原文不存在暗喻修辞格，只有一个叠音词“淡淡的”描述月光，朱纯深在译文中增设了一个暗喻辞格以在语义和意象上弥补叠音词“淡淡的”营造的修辞效果，因为朱纯深[23]认为迭声词的频繁出现是原文的文体特色之一，译文应该在修辞上有所体现。相比朱译，另外两个译本用“pale”对应原文“淡淡的”，这样处理，译文虽然在语义上比较准确，但却忽略了原文本中的叠音词营造的韵律美和意象美。又如下例：
(4) 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
朱译：…like a streak of lightning，straight across the forest of lotuses.
王译：…which, with the suddenness of lightning, soon drifted to the far end of the pond.
杨译：…while in a flash the scent was carried away.
原文“像闪电般”是明喻修辞格，朱纯深不仅将其直译了出来，还增设了暗喻辞格将诸多荷叶比作深林(the forest of lotuses)，同时，朱译中的“streak”、“straight”的两词形成头韵，这表明译者不仅注重追求再现原文的意境美，还努力再现原文频繁运用叠音词营造的音韵美；王译将原文“像闪电般”的明喻辞格用短语“with the suddenness of lightning”转换成暗喻以保留原文的修辞意象；杨译则为了表意，直接采用意译删减掉了原文的明喻修辞格。
由此可见，译者对原文辞格的翻译处理是由其明确的翻译动机决定的，是其翻译价值观的充分体现，而背后真正的驱动因素则是译者的修辞哲学，其修辞认知和修辞幻想最终决定了辞格翻译。
4. 结语
本文在对广义修辞学理论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广义修辞学视域下译者的双重修辞行为。从译者的双重修辞行为来看，在辞格翻译中，译者既要解读源文本修辞格，又要用目的语将其表达出来，这是一个交际目的性极强的解码——编码过程，这一过程除了受到两种语言、文化的制约，还受到译者的文化意识、艺术追求、创造等主体性因素的影响。论文通过对比分析《荷塘月色》三译本中的辞格翻译实例，从广义修辞学提出的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三个层面分别探讨了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理据，希望有助于从译者主体性出发，更好地认识翻译及其实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北省高教学会“十四五”规划课题“立德树人任务下大学英语教材二次开发研究”(项目编号GJXH2024-282)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