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信任作为一种问题意识出现在现代社会。在社会学的层面上讨论信任问题，主要着眼于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失范现象。根源在于社会变迁中信任依存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安排出现了断裂，原有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体系失去了合理性和有效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伴随而来的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等进程加速，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社会信任问题自90年代引入中国学界以来，逐渐成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从最初的经济学视角，研究范围不断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吸引了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参与。然而，社会信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整体的学科，能够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系统地分析社会信任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卢曼认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产生和维持受到复杂的社会规则和互动模式的制约。这些互动既受到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更广泛的社会系统的影响[1]。对于社会学家而言，研究信任机制的形成与运行总是在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得到解释的，因而对中国社会信任问题更具有整体性的解释力。
中国社会学对信任问题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99年以前，相关研究相对较少；2005年后，研究成果显著增加，并持续保持活跃态势。本文将借助最前沿的人工智能驱动的分析技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信任研究的主题演变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其发展脉络。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方法在“信任”文献研究中的运用现状
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可视化技术在科研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尤其在处理大规模文本数据方面展现出强大的能力。通过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研究人员可以快速提取关键信息、发现研究趋势，甚至预测未来发展方向。在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
我国信任研究领域的文献可视化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际信任、政治信任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尽管已有学者采用关键词共词分析、绘制聚类分析图、多维尺度图等方法进行研究[2]，但这些方法存在一些局限性：关键词共现关系并不能直接反映强相关性[3]；高频关键词未必代表研究热点，可能导致矩阵数据失真；多维尺度图的空间构型难以清晰展示连接关系；而最小生成树和路径网络图的简化选择可能导致网络图过于简单。此外，传统分析工具(如SPSS、BICOMB、UCINET)无法对时间信息进行采样，只能反映整体情况，无法展示研究的动态发展历程。
相较而言，CiteSpace [4]作为一款专门用于学术文献可视化分析的软件，具有更强大的功能。通过对大量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CiteSpace可以探寻学科演化的关键路径和知识拐点，并通过可视化图谱直观展示学科发展趋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尝试使用CiteSpace分析人际信任[5]和政治信任[6]等领域，但这些研究大多仅基于关键词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而忽略了被引文献信息。因此，这些研究在对领域发展进行动态追踪和预测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从人工智能应用的角度出发，传统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包括CiteSpace，存在以下局限性：单一软件、升级周期长、无法灵活运用人工智能最新成果，以及可视化效果受限等。为了克服这些不足，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先进的通用OpenAI ChatGPT平台，结合关键词突发引用分析，对社会信任领域的共被引用节点网络进行深入挖掘和可视化展示。这一研究思路有望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范式。
2.2. 研究方法说明
从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角度看，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OpenAI研发的生成式ChatGPT系列模型，尤其是最近发布的ChatGPT-4，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ChatGPT-4作为GPT系列的最新迭代，在理解、生成文本、翻译语言、编写不同类型的创意内容以及回答你的问题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它不仅可以进行自然流畅地对话，还能够执行更为复杂的指令，例如协助科研人员的研发工作、生成研究假设、甚至模拟实验。ChatGPT-4的推出，标志着人工智能在辅助科研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科学文献研究角度看，美国情报学家Henry Small最早提出的文献共被引(Co-citation)概念，为量化评估文献间关系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通过构建文献共被引网络，可以深入剖析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为学科发展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采用参考文献的引用情况进行聚类分析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1) 识别核心文献与研究热点：高被引论文通常代表该领域的核心文献或研究热点。通过分析共被引频次，可以快速识别出对学科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献。
2) 揭示文献间的内在联系：经常共同出现在参考文献中的文章，往往具有相似的研究主题或方法。通过共被引分析可以揭示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建学科的知识图谱。
3) 追踪学科发展历程：参考文献的时间印记与引用论文之间的时间关系，可以清晰地反映学科的发展轨迹，帮助研究者了解学科的演化过程。
4) 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发现研究空白，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路。
在文献研究理论基础上，我们充分利用ChatGPT平台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优势，以及CiteSpace在文献计量分析领域的强大功能，对社会学信任研究的参考文献进行深入挖掘。通过对海量文献的共被引关系进行聚类分析，可视化呈现出不同研究主题的聚合态势，为学者提供更直观的学术研究参考。
2.3. 数据来源及操作步骤
为深入探究我国信任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热点，本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为基础，以“信任”为核心关键词，检索时间范围为1998~2023年，学科限定为“社会学”。经筛选，共获得399篇相关文献。提取文献题目、摘要和关键词等元数据，并将其转化为CiteSpace v6.1R2可识别的格式。
通过CiteSpace的计量分析，构建了包含7605个引文、710个引文节点和2800条链路的知识图谱。随后，利用ChatGPT提供的先进算法对该图谱进行深度挖掘，以揭示信任研究的主题演进、热点变迁以及学派流变。最后，运用最先进的可视化技术，将分析结果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我国信任研究的发展脉络。
3. 中国社会信任的社会学研究主题
高被引文献相当于学术研究的“风向标”，多次被同行引用的事实，反映出其研究成果在该领域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通过对共被引文献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清晰地呈现不同研究主题的分布，为深入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提供有力支撑。本文采用词云图的方法呈现出中国社会信任在社会学研究方向的主要研究主题。实现词云的理论基础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文本挖掘和信息可视化技术。文本挖掘技术用于从原始文本数据中提取并处理出需要呈现的关键词和类别，并计算出它们的频率或权重等信息。信息可视化技术则将这些提取的信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可视化呈现，形成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词云图。通常，这些单词以非线性顺序排列，并以不同的大小和颜色显示，以使词云具有直观的视觉效果。词云经常用于总结文本数据并确定文本中最常见或最重要的主题或关键词。很多专用的文献分类检索软件还不能根据用户需求定制词云图。而这一限制可以利用ChatGPT方法轻松突破。
通过ChatGPT推荐的算法，我们可以利用以下的算法源代码(见图1)，加入合适的参数和字体生成词云图，从而揭示研究主题之间的相对关系。
Figure 1. The user interface of ChatGPT: recommended algorithm
图1. ChatGPT推荐算法的交互界面
生成研究主题的词云图如下(见图2)。图中，聚类标签的字体大小与该聚类所包含的成员数量成正比。换言之，成员越多的聚类，其标签字体就越大，直观地反映出各聚类的规模差异。
Figure 2. Word cloud of clusters in social trust research topics
图2. 社会信任研究主题聚类词云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信任的社会学研究前10的聚类依次如下：人际信任、政府信任、关系认知、社会信任、社会因素、信誉信任、社会资本、儒家文化、社会流动和一般信任等。从图可以看出，人际信任处在中心位置，与之交叠的有儒家文化和社会信任，其余类别之间关联和重叠不明显。总体而言，信任研究的主题表现为以下4点。
3.1. 关于信任的不同维度的研究
社会学领域普遍将信任视为社会结构和制度的产物。学者们主要从人际、政府和社会等维度来分析信任的形成与变化。
人际信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学者们认为，人际信任的程度取决于双方既有的关系基础和交往经验。杨中芳等学者(1999)将人际信任定义为“一方能够履行对方所托付的责任”[7]。李熠煜(2004)则认为人际信任是后天形成的[8]。随着社会转型，原有的熟人信任模式受到冲击。建立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社会流动、市场化等因素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方法包括调查测量和行为实验。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在中国语境下，政治信任往往与之密切相关，表现为公众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状态。因此，在学界研究中，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常常交织在一起。
研究发现，中国公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存在显著差异，张厚安(1993) [9]等学者最早发现了这种现象。李连江(2012) [10]将其定义为“差序政府信任”，即公众对更高层级政府的信任度往往高于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后续研究如胡荣(2007) [11]、高学德和翟学伟(2013) [12]等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
1) 文化心理因素：吕书鹏(2015) [13]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威权心理可能会强化公众的差序政府信任。
2) 理性选择因素：许多学者认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更多地基于政府的执政绩效。政府能否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以及其执政目的是否符合公众期待，都会影响公众的信任程度。如马得勇(2012) [14]、孟天广(2017) [15]和胡荣等(2018) [16]的研究均表明，经济发展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此外，传播媒介也对政府信任产生重要影响。卢春龙等(2015) [17]的研究显示，新兴媒体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存在一定的冲击。政府信任不仅影响个人的政治参与，如郑建君(2013) [18]研究发现，政府信任程度会影响民众参与政治的方式；而且与社会稳定也密切相关，如柴玲和尉建文(2018) [19]的研究表明，政府信任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综上所述，政府信任与信任危机、政府绩效、社会矛盾等密切相关。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是当前政府治理的重要任务。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被认为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2000) [20]强调了风险与信任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对社会信任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社会信任：
1) 宏观视角：学者们关注快速社会变迁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翟学伟(2008) [21]认为，社会结构的断裂导致了传统信任模式的瓦解，需要重建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的信任机制。
2) 网络社会视角：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人际交往模式，带来了新的信任挑战。刘少杰(2020) [22]指出，网络社会中信任呈现出多元化和分化的特点。吴新慧(2020) [23]提出了“数字信任”的概念，强调在数字环境下的信任构建。此外，网络舆情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也备受关注，李燕凌(2017) [24]指出，网络舆情可能引发或放大社会冲突。
3) 群体差异视角：研究者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如农民、农民工、城市新移民等)的社会信任状况[25] [26]。例如，向南和乐章(2021) [27]、王毅杰(2017) [28]、雷开春和张文宏(2012) [29]等学者分别对农民、农民工和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信任进行了深入研究。
4) 社区治理视角：学者们关注社会信任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30] [31]。陈捷和卢春龙(2011) [32]的研究表明，社会信任对基层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社会信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复杂多样，既包括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包括个体层面的心理因素。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不同社会情境下社会信任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如何构建和维护社会信任。
3.2. 关于信任特质的研究
信任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焦点。关系的建立是信任的前提，而文化背景对信任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以往对信任的研究多采用西方二分法，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这种分类方式将西方个体主义的视角引入到对东方文化的解读中，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福山(2001) [33]曾提出，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主义，限制了中国人对外的信任，使其倾向于信任熟人和亲近的人。这一观点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研究以此为基础，将中国人的信任特征归因于特殊的社会关系。王飞雪和山岸俊男(1999) [34]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信任水平，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胡安宁和周怡(2013) [35]则明确指出儒家文化与普遍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这种将中国人的信任简单归类为“特殊信任”的观点受到了国内学者的质疑。费孝通(1948) [36]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按照心理情感的亲疏远近来排列的，这种“差序”决定了人们的信任范围。基于费孝通的理论，李伟民(2012) [37]、杨宜音(1999) [38]和彭泗清(1999) [39]等学者对中国人的信任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中国人对外人的信任是通过拟亲化等方式建立起来的，而这种信任与情感联系更为密切。翟学伟(2014) [40]强调，信任是一种文化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信任的理解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将西方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社会，必然会造成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基于这种认识，国内学者开始探索本土化的信任研究。杨中芳和彭泗清(1999)提出了基于社会义务的人际信任模式，翟学伟(2011) [41]则从关系的时空结构出发，构建了关系向度模型，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人际关系往往根植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如家族、宗族、社区等，这种关系网络为信任的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相较而言，西方社会更强调个体独立和社会流动性，人际关系相对松散。因此，中西方在建立和维持信任关系的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3.3.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为我们理解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波兰尼[42]的“嵌入性”概念和格兰诺维特[43]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强调了社会关系在信任建立和风险规避中的重要作用。帕特南[44]则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与政治民主化、政府绩效密切相关。
虽然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存在多样性，但学者普遍认为关系和信任是其核心要素。国内学者针对中国社会资本展开了广泛研究。邹宇春等[45]发现，中国城市居民对制度的信任高于对个人的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胡荣等[46]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并强调培育横向社团是提升社会普遍信任的重要途径。林聚任等[47]则从多个维度对山东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
罗家德等(2006) [48]通过对私营高科技企业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关系网络在维持交易秩序和促进合作中的积极作用。秦海霞(2006)通过对私营企业主的关系网络构建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在转型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行动选择策略和游戏规则[49]。邓燕华(2006)通过对湖南某村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关系信任是地下“六合彩”交易得以进行的根本保障[50]。
研究方法上，既有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的宏观分析，也有通过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式进行的微观考察。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信任机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案例。
然而，有的学者对将西方社会资本概念直接应用于中国社会提出质疑，认为将社会资本与关系研究混为一谈，可能会掩盖中国社会信任的一些独特特征[51]。
3.4. 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信任的研究，学者不应该脱离急剧的社会转型和频繁的社会流动这一结构性背景。社会流动带来的交往方式的转变，冲击了原有的熟人社会信任网络，导致信任危机频发。翟学伟[52]认为，这种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动，人们尚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新的信任体系。
学者们常采用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研究社会流动与信任的关系。格兰诺维特的强弱关系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这一领域。国内学者如边燕杰、张文宏[53]、李汉林、王琦[54]、渠敬东[55]等，都曾利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求职过程中的社会网络。然而，翟学伟[56]指出，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可能会忽略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因素。他提出了“关系信任”的概念，以更准确地描述中国社会的信任特点。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社会流动对信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高学德[57]发现，社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间接影响人际信任。吕炜等[58]的研究表明，快速城市化导致的人口流动是导致我国居民社会信任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聂伟[59]则发现，社会流动方向对信任的影响是复杂的。此外，人们对社会流动的主观感知也会影响其政治信任[60]。
针对社会流动导致的信任危机，学者们提出了多种重建路径。例如，通过复制熟人关系的信任模式，或者通过经济赋权和制度公平来建立对陌生人的信任[61]。
4. 中国社会信任的社会学研究发展脉络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析研究主题分布的脉络变迁，我们利用ChatGPT推荐的时间事件(time-event) Python程序算法(图3)，实现了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的时间线图。
基于上述算法，我们通过定制化样式，构建了一条清晰的时间轴(图4)，生动地展示了社会信任研究从左至右的演化历程。这条时间轴上的节点清晰地标示出了不同研究主题的出现时间和发展趋势。
Figure 3. ChatGPT’s recommended algorithm for time-event presentation
图3. ChatGPT推荐绘制时间线算法的交互界面
Figure 4. Time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topics in social trust
图4. 社会信任研究主题发展脉络的时间线图
图中清晰地呈现了我国信任研究的热点演变轨迹。从最初的人际信任、关系认知等微观层面，逐渐转向政府信任、社会资本等宏观议题。随着社会发展，信任危机问题日益凸显，相关研究也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人际信任作为研究基础，始终受到学者的关注。在2009年之前，中国信任的研究还非常零散，1999~2009年十年中，关于“关系认知”的研究形成显著的聚类，并对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提供参考借鉴意义。2009年起，政府信任成为研究热点，并发展至今。2011年，社会资本理论兴起，为人际信任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解释依据。2013年起至今，中国信任研究在人际信任、政府信任、社会信任等领域全面展开，构成中国信任研究的基本体系。
总体而言，研究主题脉络呈现以下特点：
1) 研究领域以宏观为主向微观延伸。中国社会转型初期，传统熟人社会所固有的信任基础遭到破坏，引发了广泛而深层次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而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宏观层面的政府信任到微观层面的个体信任，均面临严峻挑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将目光转向了信任问题与个体心理、健康、食品安全等微观层面的关联，试图从更全面的视角理解和应对信任危机。
2) 研究方法从理论转向实证。中国信任研究在前十年学者们致力于从理论层面探索中国信任的本质及生成机理，但其后的研究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呈现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不同面向，研究多为急救篇，这也跟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紧迫性、全面性有关。
3) 研究关注点兼顾社会结构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诱因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性层面，因此，社会结构的优化和完善仍是学者们分析信任问题的聚焦点和解决方案。社会结构性矛盾易引发公众对社会公平的质疑，滋生“公正失衡”的普遍心理，进而导致社会冲突频发[62]，因此，公众态度、信心、精神健康也成为近两年来学者关注的热点。
4) 研究视角从回溯传统文化、借鉴西方文化转向本土视角。前期，对中国信任问题的研究往往从传统文化出发，试图通过回溯历史、文化、经济和制度等方面来理解信任的形成与演变。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学者们开始尝试将西方理论本土化，以解释中国特色的信任问题。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往往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难以构建出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信任理论[63]。为了克服这一局限，亟需建立一套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从中国社会的独特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出发，对信任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5. 中国社会信任的社会学研究动态前沿
突发性引用是衡量研究领域活跃度的重要指标。通过分析引文或关键词的突发性增长，我们可以准确捕捉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新兴趋势。当一个研究方向或概念引发大量突发性引用时，表明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借助CiteSpace中的突发检测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确定中国社会信任研究的当前热点，并深入探究其发展轨迹，从而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
5.1. 突发性引用作者分析
文献突现检测有助于我们构建该领域的知识图谱，通过识别关键节点和路径，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演变关系。利用上文提到的ChatGPT推荐的时间事件算法程序，展示出文献突发引用检测到的中国社会信任社会学领域的几个最重要的专家，以及他们被引用的文献的发表年份(见图5)。
杨中芳教授于1999年率先从文化视角探究中国人际信任，其开创性研究为后续学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彭泗清[7]、王绍光、李伟民[37]等学者在随后几年相继发表重要论文，深入探讨了信任的建立机制、本质特征等问题，共同奠定了中国信任研究的理论基石。这些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人际信任和社会资本等微观层面的信任问题。
进入21世纪，研究者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宏观层面的政治信任。胡荣[16] [46]、高学德[12]等学者对农民上访、政府绩效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将政治信任推向了研究前沿。这些研究表明，政治信任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并与社会稳定、国家治理等重大议题紧密相关。
翟学伟教授在2014年发表《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重新审视了信任的文化根源，提醒学者们不要忽视文化因素在信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随着信任研究的深入，其概念内涵也日益丰富，跨学科研究日益增多。然而，如何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整合起来，构建一个能够全面解释中国信任问题的本土化理论框架，仍然是当前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
Figure 5. Time-event of citation bursts in social trust research literature (1999~2023)
图5. 社会信任研究文献引用突现情况时间线一览(1999~2023)
5.2. 突现关键词检测与分析
突现关键词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引用或共现频率显著变化的词汇。通过分析这些词汇的动态变化，我们可以准确把握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动态。图6所示的词云图直观地展示了高频关键词的分布情况。同理，我们也利用ChatGPT推荐算法生成了相关的词频柱状图(图7)。
Figure 6. Word cloud of keywords bursts in social trust research topics
图6. 社会信任研究主题突现关键词词云图
Figure 7. Bar chart of burst keywords in social trust research topics
图7. 社会信任研究主题突现关键词柱状图
为了全面把握研究主题的发展动态，仅仅依靠词频统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通过突现分析，深入挖掘关键词凸显的演化规律。为此，我们利用检测出的关键词突现的规律，生成了突现词的时间线图，具体如图8所示。
Figure 8. Time-event of burst keywords in social trust research
图8. 社会信任研究关键词突现时间线
由图可见，在2017年之前，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宏观层面对信任的探讨，突现关键词为“人际信任”、“普遍信任”、“和谐社会”、“信任结构”，其后，“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成为分析中国社会信任的热点，从2010年起，关键词为“农民工”、“大学生”、“社会组织”、“公平感”、“风险感知”等，社会信任研究的热点涉及不同群体、不同组织、个体心理感知等不同层面，这也意味着中国信任问题涉及面之广和复杂性。从2017年起，“社会网络”、“政府信任”、“政治信任”、“医患关系”、“医患信任”、“互联网使用”、“一般信任”、“信任重构”等成为近年来的热点突现词。研究热点既涉及关于信任特质和对策的探讨，如“社会网络”、“一般信任”“信任重构”等；也涉及领域性的信任问题，“政府(政治)信任”成为持续被关注的热点，而“医患关系”“医患信任”作为关乎民生生命健康最重要的领域，成为2019年以来信任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内容；还关注到“互联网使用”带来新的信任样态的变化，网络信任问题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6. 结论与展望
基于人工智能驱动的研究方法，我们对近年来中国社会信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虽然在过去20年间，中国社会信任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1) 缺乏整体性视角
现有的信任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一特定主题，例如人际信任、政府信任等，缺乏对不同主题之间关系的系统性考察。这导致研究成果呈现出碎片化特征，难以全面把握中国社会信任的复杂面貌。如Barber (1983) [64]和Lewis & Weigert (1985) [65]所强调的，信任是一个多维的社会现象，不能将其从社会、文化情境中抽离出来。
2) 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
许多研究者直接将西方信任理论套用至中国社会，忽视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往往导致研究结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1999年，杨中芳将信任本身的内涵及功能置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中进行了较系统的理论梳理和概括，后继以彭泗清、李伟民、王绍光为代表的学者对这一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2009年之后，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对构建信任分析框架进行理论探讨，学界更多借用西方分析框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验证中国信任现象和问题。有些研究断章取义地将西方值得借鉴的部分嫁接到中国社会中，径直套用现成的西方关于信任的类型并附带以实证的验证，由此造成无论数据本身如何，都免不了随意塞入现成的或颇显杂乱的信任分类体系，造成研究结论的片面化和重复性，无法展示中国信任的真实样态。在[66]中，我们通过梳理国外信任研究发展，力求厘清其研究脉络，避免对其过度依赖，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3) 本土理论框架的缺失
目前信任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背后，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站在一个理论高度对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并做出合理的说明，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要想中国信任的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首先要具有问题意识，然后在理论上澄清概念，并寻求各个概念彼此的关系，最终希望能在一种比较整合性分析框架上来把握对它的认识。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未来的中国社会信任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构建整体性理论框架：将信任置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重因素的互动中进行考察，构建一个能够解释中国信任复杂性的整体性理论框架。
2) 加强本土理论的建构：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出发，结合西方理论的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信任理论。
3) 重视跨学科研究：鼓励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参与信任研究，整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例如自然语言理解、机器学习等，对文献进行更精细化的分析，例如应用语义网络分析、情感分析等，揭示更深层次的研究主题和未来发展趋势，从而挖掘出深层次的信任模式。
4) 关注信任的动态变化：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推进，信任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因此需要关注信任的动态变化过程。
总之，我们从事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研究，不仅要学习借鉴西方的某种学术传统，更重要的是能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心态，既要识别西方理论和方法在多大程度和限度上“能”或“不能”解释中国社会的相关问题，又应该根据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转型中的社会特征来看问题，才能在其碰撞或交流中看到中国信任问题的症结所在，有的放矢地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对策。
基金项目
“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8BSH036)、“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中央高校业务费项目号：B210207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