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行”字有多种读音，属庚韵的[héng]、[xíng]；阳韵的[háng]；漾韵的[hàng]；敬韵的[xìng]，而最常见的当属庚韵的[xíng]以及阳韵的[háng]。对于日常的表达而言，“行”字属于何种韵部，元音为[a]、[e]还是[i]，抑或是声母的不同，似乎不是重要的事，只要日常交流顺利即可。但是，生活领域与学术领域的表达是相异的，与工作领域也是不同，每个领域都有习惯的、专业的表达，甚至形成属于自己领域的专业术语。正如笔者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单行[xíng]法？还是单行[háng]法？”。“单行法”是属于法律、法学领域的专业术语，对于其拼读自然不可马虎，尤其“行”字有四韵五音，常见的尚有两韵两音的情况。汉语音韵是一直在演变的，所以“行”产生了许多读音也属自然，但倘若其涉及到专业术语的拼读，就需要去谨慎考察，而非顺其日常，要回归专业，此须溯其传统，以正其音，方能回归专业，即“法言法语”。
笔者将溯源至汉语古音韵进行讨论，并且通过对比于日语与韩语“单行法”的“行”来论证汉语“行”之音韵。此外，笔者将讨论现代汉语下的“单行法”，通过“行”读作[xíng]与[háng]的适用情况及其分类与“单行法”的释义进行匹配，以判定适用于[xíng]还是[háng]。最后，我们就“行”的甲骨文之象形及其释义和当今释义进行对比，是否能够相互印证，以字形与字义来确定字音。于此而言，在溯其传统下，笔者依次从字音、字义与字形三者进行分析对比，正其音后，方能回归专业，即“法言法语”，而非流于日常。
2. 古汉语音韵下的“行”
就溯其传统而言，“行”的音韵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四韵五音，而是两韵三音，根据顾炎武《音学五书》所整理的先秦古韵，只有庚韵与阳韵，[1]也就是说，以顾氏所整理之古韵，其讨论的范围只有庚韵的[héng]、[xíng]与阳韵的[háng]；又据王力、董同龢、周法高以及李方桂的拟音系统，最初仅有阳韵的[háng]，这意味着，就溯其传统而言，笔者认为应读作“单行[háng]法”而非“单行[xíng]法”。
将“单行法”的“行”读作[háng]并非是新鲜事，日本的“单行法(単行法)”以平假名表示为“たんこう‐ほう[kang]”；韩国的“单行法(단행법)”若以罗马拼音表达出来则[danhaengbeob]。作为受到我国古代音韵影响的日本与韩国在“单行法”的“行”，其读音看似都各有差异，但事实上是异中有同，其甚至并不是不同，而是涉及到音韵演变与保留的问题。简言之，追溯其源头其实是来自于相似的音韵，笔者将于以下部分予以说明。
2.1. 论“行”之声母
从声母的角度来看，“行”字的声母在当代为[h]，是“喉擦音”，韩国与我国在“行”字的声母是一致的，而日语“行”的声母则是[k]，是“清软腭塞音”；前者发音部位在“喉部”，发音方法为“擦音”，后者发音部位则是“舌面后音(舌根音)”，发音方法为“塞音”，两者不管在发音部位还是发音方法看似都是不同，但却是异中有同。
就中国的“行”而言，其本身的声母在上古时期是属于“匣母[ɣ]”，并且是浊音，因为其发音方式为“擦音”，发音时气流通过声带会产生震动，所以为浊音，具体的时期是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乃至宋代时逐渐演变成为[ɦ]、[h]，由于受到浊音清化的影响，作为浊音的[ɣ]便无法维持。[2]此外，还受到韵头[i]的影响，声母发音部位受到韵母发音部位的影响，[2]导致原来的喉部发音变成了舌面前音，进而从元代以后至明清，从[h]逐渐演变成了[x]。
韩国音韵系统是受到汉语音韵系统影响的，由《训民正音》中“行(행)”字的音韵可知一二。《训民正音》：“ㅎ如虚字初发声。”[3]并且“ㅎ”是次清音，[3]而《训民正音》的成书年代为明代，在《训民正音》尚未成书之时，韩国仍旧通过汉字来表述韩语音韵。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所以，汉语对朝鲜的影响，不排除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更遑论明代以前韩语音韵仍以汉字进行标示。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朝鲜歌谣《箜篌引(공후인)》：“公无渡河[kuŋ/miwo/dʰag/gʰa]，公竟渡河[kuŋ/kiaŋ/dʰag/ɡʰa]。堕河而死[dʰiwəd/gʰa/ȵiəg/siər]，将奈公河[tsiaŋ/nat/kuŋ/gʰa]。”(공무도하 공경도하 타하이사 당내공하)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纪录《箜篌引》的人是东汉蔡邕，在其《琴操·九引》当中，而蔡邕生活于公元二世纪，意味着这首歌谣早在公元二世纪前就已经传入中国，于此而言，早在韩文尚未出现前，这首歌谣就应当传唱于中朝。据考古发现，距今五、六十万年前朝鲜半岛便有人居住，尔后，殷商遗臣残民迁至朝鲜，即所知的“箕子朝鲜”。战国时期战火纷繁，燕国、齐国、赵国人民也避火迁至朝鲜，[4]秦汉时期亦有迁徙归化之民。所以，该歌谣早于二世纪出现并不无道理，其音似古亦可证其古朝鲜语言深受古汉语影响。
据此而言，作为对韩文以汉字标示之人，其对于汉字音韵无疑是有一定了解，隋唐以后中华文化对于东亚各国的影响，实际上也象征着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ㅎ”的发音是对应于元代以后的“匣母[h]”，并且保留至今。而笔者于前述也论证过汉语对于朝鲜的影响可追溯到先秦两汉，那么，其保留元代以后的“匣母[h]”，实际上也表示在此之前也可能经历过演变，即[ɣ]→[ɦ]→[h]。所以，就“单行[háng]法”而言，其实就与韩国的“单行法(단행법)”的“행”声母相一致。但是，倘若是“单行[xíng]法”，虽然是受到韵头[i]的影响，由[h]逐渐演变成[x]，但是就传统古韵及受我国传统影响的韩国而言，应当读作“单行[háng]法”。
日语实际上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在日语当中的“单行法(単行法)”以平假名与片假名表示为“たんこうほう[kang]”。当中的“行”即“こう(カウ)”，其日语汉音为[kang]，但是其声母是[k]而不同于汉语的[h]，其为见母。有意思的是，日语的“行”字有三种读音，除所言的汉音“カウ”[kang]，还有吴音“ギャウ”[giang]和唐音“アン”[an]，[5]除了唐音是零声母外，汉音[k]属于见母，吴音的[g]则是属于群母，那么这便存在一个问题，声母[h]与[k]、[g]两者的联系难以建立。
但实际上，笔者于前述有所提及，匣母的演变为[ɣ]→[ɦ]→[h]→[x]，[x]与[k]、[g]两者尚有联系，两者皆为舌面后音，有意思的是[ɣ]也是属于舌面后音。显然，汉语当中匣母的演变从[ɣ]→[x]，而这样的演变传入日文之后便成了[k]与[g]，虽然发音方法前者是擦音，后者是塞音，但是发音的部位却都是舌面后音，而这也表示，日文中“行”的读音之所以有[k]、[g]并不是没有原因。笔者不讨论日本人发音方法与中国人有所区别的原因，仅论其音韵本身，而就匣母[h]读作如见母[k]、群母[g]的例子在中国并非不存在。匣母字“含”石陂、厦门白读[gəŋ]、[kam]1，源自*g-的“啗”，[7]“洪”字声母甚至在福安方言中除了[h]，还有[kʰ]，[kʰ]声母也出现在“杭”字的建阳方言(潭城镇城关话)。也就是说，[h]与[k]以及[g]实际上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并且这种联系多半保存于方言当中，汉语方言是研究古音的活材料，特别是那些能够较好地保存古语特点的方言。闽方言从汉语分化出来的时间点较早，也最能保留古音特点，[8]上述所举“含”与“洪”就是属于闽方言，除了“杭”这个字是属于吴语。而我们在讨论日语当中的汉音、吴音与唐音时，实际上也是有受到汉语方言的影响，在李新魁《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一文当中所列举的例字中有“行”一字，李氏认为上古晓匣与见母是合而不分的，所以在当代其他方言读作晓匣的，其实在古代都是划归于见母。李氏所举“行”字于汕头、福州与厦门，分别读作[kia]、[kiaŋ]2、[kia]，与日语当中的汉音是一致的，汉语语音在公元三世纪左右传入日本，形成吴音，八、九世纪又有汉音传入。也就是说最早在汉代的时候已经与日本有所来往了，《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9]；《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光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10]3
回到日语当中的“行”字，其吴音为[giang]、汉音为[kang]，既然吴音与汉音分别于汉代和唐代传入日本，其势必也会受到当时的那个年代下的汉语语音影响，而正如李氏之研究，“晓匣”归“见溪群”，那么便有理由说为何作为汉语方言以及受到该影响的日本会读作[giang]、[kang]。此外，[g]为浊音，[k]为清音，汉语语音当中的浊音清化也能见于日本的吴音与汉音。而日本的“行”字还有所谓的唐音“アン”[an]，据张升余《关于日文汉字“行”字的唐音考察》一文，张氏认为日文当中的唐音其实是所谓的“中世唐音(宋音)”，[5]也就是说，唐音还要晚于汉音的传入，可能是中唐左右。唐代的匣母为[ɣ]，但同时在近晚唐的时候，匣母与喻三、喻四混合，致使匣母的发音逐渐弱化成无声母，[12]所以在唐代的时候匣母其实是处在一个过渡的情况，也较为复杂，即[ɣ]、[ɦ]、[0]，也就是说，日文当中“行”字的唐音呈现0声母，也是与晚唐、五代的匣母有所联系。
据此而言，日语当中的“行”字的聲母，无论是汉音[kang]、吴音[giang]还是唐音[an]，其实都与匣母的[h]有所联系，在匣母的演变当中[ɣ]→[ɦ]→[h]→[x]固然没有问题，但通过汉语传入日本进而形成汉音、吴音与唐音可以看出在这样的规律之外，其实还有其他不同的演变过程，并非是单一方向的演变，甚至也不是某个时代下就都为[ɣ]、[ɦ]、[h]、[x]，更多的是同时存在、交错融合。正如日本与韩国都保留所谓的古音来读“单行[kang]法”、“单行[haeng]法”，而我国则读作“单行[xíng]法”，同一个时代下却有不同的读法。但也诚如笔者于前述所言，就传统而论，甚至受到汉语语音影响的日本和韩国都是遵循传统，笔者认为应当将“单行法”的“行”读作[háng]，而非[xíng]。
2.2. 论“行”之韵母
2在闽南方言对“行走”一词中的“行”，其闽南语的读音便是[kiann5]。参见董忠司总编纂：《闽南语辞典》，台北：五南图书出版2002年版，第614页[6]。
上述主要围绕在声母的部分进行论证，但是汉语音韵的构成不仅是声母，还有所谓的韵母，所以笔者将于本段论证“行”的韵母应为[ang]，而非[ing]。“行”字有[xíng]的读音并非是偶然产生的，是受到其他韵部的影响。东汉时(公元1世纪~2世纪)，“英、凶、明、京、行、兵”等字由阳部转入耕部[eŋ]，如东汉时期的京[i̯eŋ]、行[eŋ]、兄[i̯ueŋ]，和“生、平”等字合成庚韵，而这个庚韵在东汉又和“耕清青”相通，[6]在庚耕清青同用的情况下，就可能存在混淆的状况，如果又是同为喉音声母，如清韵的轻，青韵的经、形、刑。
“行”的[i]韵头并非突然就出现在“行”字的字音当中，也不是从原来的[háng]演变而来，笔者认为是受到其他字的音韵所影响，正如笔者所言是受到东汉时期“英、凶、明、京、行、兵”等字由阳部转入耕部[eŋ]的影响，耕部的“耕”字本身的韵脚至今仍是[eŋ]，[13]而阳部“京”字在五代时为[i̯ɐŋ]，宋代[iŋ]，但是在元代时又为[i̯eŋ]，明清以后至今则都是[i̯ŋ] [13]也就是当前所读的[jīng]，所以从“京”字来看“行”字的[xíng]，其便不是通过音韵演变而来，而是受到其他字的[i̯ŋ]所影响。笔者亦于上述提及，同为喉音声母的字，如清韵的轻，青韵的经、形、刑，这些字在当代与“行”[xíng]的韵母一致，甚至“形”与“刑”二字的声母与“行”是一样的，而这两个字在五代时的韵母为[iɐŋ]，宋代即以后为[iŋ]。[13]这意味着，至东汉以来，当“行”字被划入耕部，与庚耕清青同用的时候，“行”字便会受到庚耕清青当中的京、形、型等字的影响，进而逐渐形成[i̯ŋ]的韵。王力在《汉语史稿》一书指出，行[xíng]的韵头[i]可能不是中古以后产生，而是上古的韵头[e]演变来的。[2]笔者并不否认王力的观点，因为“行”字确实在中古以前，至少在东汉时被划入耕部[eŋ]，又根据王力于《汉语语音史》所整理的“行”字韵母，从先秦到当代的韵头演变为[e]→[ɐ]→[ə]→[i]，至现代才为[iŋ]，看似有其自然演变过程，而非突然产生。但笔者认为，其也不是单纯地由[e]所演变。然而，倘若不是单纯地、自然地演变，那其它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受到庚耕清青的影响。所以，王力在《汉语史稿》当中将“行”[xíng]作为一种“富有启示性”的例子，而不是作为一种自然的演变去进行讨论。[2]“行”字本身的韵母，在先秦到隋唐以前变化不大，但隋唐之后到明清的声母以及韵母都是较为复杂的。简言之，官话与方言的交杂，以及与其他韵母的同用，致使出现了[xíng]的读音，4就传统而论，或是说不受到影响、最原始的，并且就流畅度和当代常用的，其实应读作[háng]，而不是受到影响下的[xíng]。
以“行”字的韵母为视角再回推日本的“行”字音韵，日本“行”字音受到不同时期的汉语所影响，分别是汉代、唐代以及中世唐音，因而形成吴音[giang]、汉音[kang]以及唐音[an]。前段笔者提及，汉语语音在公元三世纪左右传入日本，形成吴音，而东汉时，即公元1世纪~2世纪这期间，“行”字由阳部[aŋ]转入耕部[eŋ]，那吴音的韵母应该是[eŋ]而不是[aŋ]，但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出，在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末，“行”的韵母实际上有[aŋ]以及[eŋ]，纵使公元1世纪~2世纪这期间，“行”字由阳部[aŋ]转入耕部[eŋ]，并与庚耕清青同用，但这与唐音的状况是一致的，汉语语音不是固定值，也就是说不会存在“一个时期，一种韵母”，只能说在“某个时期，某种的韵母是趋势”，无论对于汉语方言抑或是对日本之影响。所以，纵使汉语语音是在公元三世纪左右传入日本，并且形成吴音[giang]，而当时“行”字的韵母呈现转入耕部[eŋ]的趋势，但[aŋ]并没有被弱化，而是并存，所以吴音为[giang]并不是不可能。前面也援引李新魁所举的“行”字方言于汕头、福州与厦门，分别读作[kia]、[kiaŋ]、[kia]，福州方言韵母为[iaŋ]，与吴音的韵母[iaŋ]是一致的，其也是保留阳部[aŋ]。从吴音到汉音再到唐音，从汉语的角度即从东汉时期到了唐代，中间实则经历过了较为复杂的时期，但笔者仍围绕在不受到影响的[aŋ]进行论证，或者说影响不大。王力在《汉语语音史》中所汇整的“行”字韵母，先秦与西汉为[eaŋ]、[eɑŋ]，东汉时期转入耕部，从东汉至南北朝持续了一段时间都为[eŋ]，隋唐时期至宋为[eɐŋ]，元明清三代则演变为[əŋ]。[13]其涉及到[a]、[ɑ]、[e]、[ɐ]、[ə]这些元音，当中唯一是至今还存留，并且是常见的仅有[a]，而这也是源头，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作为闽方言的汕头、福州与厦门，其“行”字的元音也是[a]，日文当中的汉音[kang]以及唐音[an]，元音也为[a]。所以，虽然“行”字的韵母演变过程较为复杂，可能又受到其他韵部的影响，抑或是元音都变了，甚至最后出现[iŋ]，但我们将韵母演变排序出来，并筛选出至今普通话与方言都有保留的元音，以及与日文当中的吴音[giang]、汉音[kang]以及唐音[an]进行对比，不难发现[a]其实是一直保留、沿用的。据此而言，“行”字就从日语的角度看来，及汉语元音的保留而论，“单行法”的“行”应读作[háng]。
从汉语、日语推断“行”字应读作[háng]，从韩语来看亦是如此。笔者于前述提及，韩文当中“单行法”的“行”为“행[haeng]”，“행”的声母为[ᄒ]《训民正音》当中称作“初声”，笔者于声母一章业已说明。除了作为初声的声母以外，还有中声与终声，这两者便是汉语当中的韵母，只不过中声是指韵母当中的“韵头”和“韵腹(元音)”，终声则为“韵尾”。“행”的中声为[ᅢ]，终声为[ᆼ]，即[ae]与[ng]。“行”字在汉语音韵的演变当中有两种音韵[eaŋ]与[əŋ]，“행[haeng]”涉及到上述所举两种音韵，笔者将“행[haeng]”之字音先拆分成以下两个相近的字音[hang]与[heng]，其韵母分别为[aŋ]与[əŋ]，而这两个韵母的元音为[a]与[ə]，而[eaŋ]与[əŋ]两个韵母，其元音也为[a]与[ə]。回到“행[haeng]”来看，其中声为[ae]，是相似于汉语元音的[a]与[ə]，而这两个元音中间有一个元音，即[ɛ]。其元音与汉语、日语的[a]都不相同，但是[ɛ]元音和[a]都是属于前低元音，只不过[ɛ]是前半低元音。此外，“행[haeng]”的终声为为[ᆼ]，即[ng]，是为鼻音，也就是说，无论是汉语、日语还是韩语，“行”都是属于“鼻音”。据上所述，就“行”的韩文“행[haeng]”，其音韵除了中声，也就是涉及到韵头与元音的部分有些许差异，但其仍为前低元音的范围，除此之外都与汉语和日语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就日语与韩语而言，其韵母都是与汉语韵母一致，皆读作[aŋ]。所以，从韩文的角度来看“单行法”的“行”，其应读作[háng]。
3. 现代汉语下的“行”
现代汉语下“单行法”的“行”，其读音自然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据上所述，“行”字的读音是在现代才分化成[xíng]，但是笔者于前述也说到在一个时期，读音并不是只有一种，更遑论现代的读音也是会受到近现代的读音所影响，即清末民初。当时“行”的读音应是[xíng]与[háng]混杂，而没有同现代一样区分何时读[xíng]、何时读[háng]。而于现代，“单行法”的“行”普遍读为[xíng]，作为“普遍”亦是影响汉语语音演变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一些地方的方言“行”字的读音是没有分化成[xíng]，仍然保留古汉语的语音。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普遍”不一定就是“正确”，特别是作为具体领域的专业术语，不应当是流于“普遍”而是回归“专业”。
清末明初时，也就是“单行法”一词开始出现的时期，当时“行”还是读作[háng]。当然，笔者于前述业已提及，同一个时代下不一定仅有一个读音存在，即便是在现代，“行”一字的读音由于表达情景、用处的不同而有[háng]与[xíng]的读音。那由现代汉语的角度去讨论，“单行法”的“行”是否也是读作[háng]？
根据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八卷本)》以及阮智富，郭忠新所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所列举“行”[háng]以及行[xíng]适用的情况：
行[háng] |
道路；行列；辈，班辈；排行；助词，用在名词或代词后表示复数；量词，用于成行的东西；数学名词；古军制，二十五人为行；行伍，行阵；首；器物质量粗劣不牢靠；行业；处所；连续贯穿；[15]店铺、商行；用长的针脚将棉絮等活计连缀起来；某种行业的知识、经验[16] |
行[xíng] |
行走；规律，道理；经过，经历；言，说；去，离开；出动，出行；出嫁；行装；行程；运行，流动；通晓；流通，流行；巡狩，巡视；做，从事；用，施行；赏赐，授予；降落；斟酒；量词，斟酒劝饮一遍；行为，德行；古代通史之官；兼代官职，大官兼管小官的事叫行；古诗的一种体裁；旧时官吏署“行”字于文案纸尾，表示照准施行；向下签发公文或命令；汉字的一种字体；日月星辰运行的轨道；先，往昔；成，成功；可以；能干，在行；副词，表示将要发生，相当于“且”、“将”；连词；通“形”，形体；围棋下子；佛教术语；[15]路程[16] |
但是，仅知道何时用“行”[háng]、何时用行[xíng]并无法得知当我们在表达“单行法”的时候应当读“行”[háng]还是[xíng]。此时，我们需要从“单行法”的释义去分析。由释义的角度推导至现代汉语语音的适用情况，才能知道其是读作[xíng]，还是[háng]。
就“单行法”的释义而论，《辞海》：“只规定某一事项的法规，只适用于某一地区的法规，或只适用于某些人的法规。”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是新中国成立来首次提及“单行法”的文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第十九项的规定，授权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的精神、根据实际的需要，适时地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在阮智富，郭忠新所编《现代汉语大词典 上册》指出“单行法”的“单行”为：“专行。”读作[dān xíng]或者是[dān háng]。[16]而早在清末民初时“单行法”一词其实就已出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第二条第三款：“各部院、各省所定各项单行法(单行法只立于一事之章程不属法典之各法而言)”[17]并且，宪政编查馆大臣和硕庆亲王奕劻在所呈请的《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奏则提及：“馆为应尽之务，查日本明治初年，曾设立宪法取调局。其现在内阁，则附设法制、统计局。馆既兼有日本新旧办法，自不得不明定执掌，以专责成。”5
据上述所列，所谓“单行法”的特性是根据实际，按人、事、地所制定的法。甚至在清代以前也有这种特性的法律制度，最早尚且能追溯到先秦三代，如《甘誓》《汤誓》《泰誓》《牧誓》等“军事动员令”、“征伐令”实际上也是一种根据“特定事项”而制定的法律制度，商代时的甲骨卜辞也多有纪载商王对外族征伐并因此调动军队的纪录，诸如这些都是属于“单行法”，纵使其不称作“单行法”。
于此，就“单行法”的释义与特性而论，与上述读作[xíng]以及[háng]的“行”进行匹配，应读作[háng]。如此言说是由于读作[xíng]的分类大多是属于行走类、行事类、运行类。而读作[háng]的情况，虽然适用的情况与读作[xíng]的情况相比数量较少，但是其分类多属于行业、专业类，作为军事类其实也是属于一种行业、专业，其具有“特定性”，而在上述所言“单行法”的特性，其便是有所谓的“特定性”，《现代汉语大词典上册》也指出“单行法”的“单行”为“专行”的意思，即制定专用于、特定于某人、事、地的法律制度。
行[xíng] |
|
行走类 |
行走；经过；去，离开；出动，出行；出嫁；行程；巡狩，巡视；路程 |
行事、动作类 |
用，施行；做，从事；行装；行为，德行；言，说；赏赐，授予；降落；斟酒；量词，斟酒劝饮一遍；旧时官吏署“行”字于文案纸尾，表示照准施行；通晓；向下签发公文或命令 |
运行类 |
规律，道理；经历；运行，流动；流通，流行；日月星辰运行的轨道 |
文学类 |
古诗的一种体裁；汉字的一种字体 |
术语类 |
围棋下子；佛教术语 |
其他类 |
古代通史之官；兼代官职，大官兼管小官的事叫行；先，往昔；成，成功；可以；能干，在行；副词，表示将要发生，相当于“且”、“将”；连词；通“形”，形体 |
行[háng] |
|
行走类 |
道路 |
行业、专业类 |
行业；某种行业的知识、经验 |
行为类 |
连续贯穿；用长的针脚将棉絮等活计连缀起来 |
地点类 |
处所；店铺、商行 |
军事类 |
古军制，二十五人为行；行伍，行阵 |
其他类 |
首；器物质量粗劣不牢靠；助词，用在名词或代词后表示复数；量词，用于成行的东西；数学名词；行列；辈，班辈；排行 |
但是，就“行”读作[xíng]的分类有所谓的“行事类”、“运行类”，实际上也与法律相关，如行使、运行；读作[háng]的分类，如上述所言之符合“单行法”的特性，即“特定性”。虽然无论读作[xíng]抑或是[háng]都可以与法律相联系，但是倘若限定于“单行法”的释义与特性而论，应读作[háng]。
日本与韩国在“单行法”的释义上与中国是一致的，単行法(たんこうほう)：“特定の事项について、独立して制定されている法律。少年法・建筑基准法など。”단행법：“법률 특정한 사항에 관하여 만든 법률”(单行法是針對特定問題或主題制定的法律。)实际上都是具有一定的特征，即按照个别的、独立的、特定的一个事项。并且“单行法”的“行”在日语与韩语分别读作“たんこうほう[kang]”、단행법[haeng]，与“行[háng]”的声母与韵母发音一致。此外，宪政编查馆大臣和硕庆亲王奕劻在所呈请的《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奏则提到关于章程的内容，其是依据日本的制度。那么，笔者认为，清末时“单行法”的“行”应该是与日语语音一致，对应于汉语语音，即为[háng]。
从读作“行”[háng]以及行[xíng]适用的情况进行观察，似乎不明所以。并且对于“单行法”也不清楚其释义以及特性，难以与其对应，但是明晰其释义以及特性以后，并且与读作“行”[háng]以及行[xíng]所适用情况的分类进行匹配，和相比于日语与韩语语音，便可以知道“单行法”应该是要置于[háng]的读音分类而不是[xíng]。前者作为直接证据，6后者作为间接证据。
4. 甲骨文的“行”
笔者于前述已有论证，无论“行”有何种释义，其实在传统汉语音韵上，亦或是从现代汉语的角度，都是读作[háng]。而“行”作为行列的意思，其实是源自于商代征伐外族时行军的对列或称行伍，笔者援引寒峰、温少峰、袁庭栋整理之甲骨卜辞进行分析：
從福，行來……遘7方？不獲？(北大藏骨)
辛未卜，行，貞：其乎永行，有遘？(粹五一一)
丙寅卜，旅，貞：其乎£行……，不遘方？(七集尺3)
癸未卜，王曰貞：有𧰽在行，其在左射，獲？
貞：勿用£行？叀裇用，𢦏8
方？于之不雉人？(甲一九零九)
……用𢦏方？叀㐭行用𢦏？……叀£行[用] [𢦏]？(甲五七四)
貞：£行£𢦏，不雉眾。(粹一一五八)
……義行，……方，有𢦏(京四三八三)
乙巳卜，出[貞]：王行逐[兕]？
乙巳卜，出貞：逐六[兕]，毕？(後上三零·一零)
貞：勿行出？
貞：行出？(乙七七七一)
6作为参考日本制度的《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作为“单行法”的读音应与日语语音相一致，对应于汉语语音的[háng]，其也属于一种直接证据证明“单行法”的“行”读音是[háng]不是[xíng]。《现代汉语大词典上册》也指出“单行法”的“行”亦可读作[háng]，但是其并未予以说明。其或可能表示(一) [háng]与[xíng]两个读音都是正确的。(二) 亦或是读作[háng]亦可，但有争议亦或是无证据表明为何可读。(三)使用古汉语的读音，从传统的读音而言，可读[háng]。
7
(一期：存一·一七四一)
(二期：存一·一九四三)
(三期：粹七一二)
(三期：後一三·五)。象兩魚相遇之形，以會遘遇之意。或增止、彳、辵等為形符，以明與行義有關。《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不確。引自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年版，第442頁。[18]筆者認為，倘若以“對交”釋之並無不妥，木材之“對交”、魚之“相遇”實際上都有兩物相對之義，也符合“冓”字之形。
8“𢦏”字的釋義有兵災、災害(多與自然災害相關)、方國名。《說文》：“𢦏，傷也。從戈，才聲。”，因從戈所以為“兵災”，倘若為自然災害，其會以火、水為形符，用以表示為何種災害。引自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3-1364页[18]。
弗用義行，弗遘方？
戍叀義行，遘方，又𢦏？(後下一·三五)9
根据寒峰、温少峰、袁庭栋整理之甲骨卜辞来看，可以整理出一些关键词，即“遘(方)”、“(不)獲”、“𢦏(方)/(有/又)𢦏”、“雉眾(人)”、“行逐(出)”、“(用)……行”，这些关键词有如下特性：(一) 与外族交会，并能有所获。(二) 与外族交会，并降兵灾于外族。实际上便是征伐外族。(三) 除原本军队外是否还需其他民众。(四) 伴有军队的、众人成队的向外追逐或是单纯出巡。(五) 选用特定驻军。而第(五)点实则为诸多特性的共通点。也就是说，无论是与外族交会、征伐外族、结队结众出巡、追逐，商王不会是只身一人前往。甚至，我们可以从这两句卜辞来看“貞：£行£𢦏，不雉眾”、“貞：勿用£行？叀裇用，𢦏方？于之不雉人？”寒峰释作“要不要陈列众人”，即在基础问题“要不要某军队去征伐”上，再询问是否需要额外的人马，这就表示“行”是表示“成群的”10、“有行有列”的兵士人马，纵使以最为简易的“出行”之释，都有其内涵。所以，再观察“行”字的甲骨文时有人认为是“道路”、“十字路口”之形，又或以此衍伸为行走，但笔者认为，“行”字或可象“阵列”之形，该“阵列”并没有额定的人数，所以在甲骨文当中所呈现之“行”为
，四个方位没有封口，而甲骨文并不是没有用以表示“边界”的写法，如
(囿)：“从囗，从艹。象苑中有草木之形。”[18]又圂：“絭豕之所。”[18]可以假想，作为道路的四方虽无边无际，但或可能有田地、住房，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边界可描绘，又或是说是四方区域，但倘若释作“阵列”，除了没有额定人数(无边无际)外，也是以商王为中心的四方阵列，其形也似。
此外，作为军队阵列，并且是经过卜筮后能够外出征伐的，有一个特性，即“特定化”。“单行法”的特点是，根据实际，按人、事、地所制定的法，商代外出征伐的特点则是，根据商王特定的征伐需求，并经过巫师卜筮，派遣某特定的军队行伍，到特定的外族或是某地、某国；又或可释作，商王的一道特定的军令，这种军令是独立的、特定的。笔者尚且称作一种“军事行动的法律规定”这种规定是与殷商本身的法律，即《汤刑》相异的，此尚与当代单行法特点一致。若仅是单纯日常出巡，没有特定的方向、目的，其“阵列式”的队伍也不是特别指定的，但所谓“阵列式”的队伍也是由一部分/群人所组成，作为与法典相异的单行法，并不是汇编成册，而是单独的、零散的，所谓“阵列式”的队伍也是单独的一群，甚至是散于四方的队伍。
据上所述，“行”字作为“行列”的释义实际上是源于军队出外征伐，更深入探讨，“行”字的甲骨文象“阵列”之形，无论是作为出外征伐的特定军队，或是为了特定的外族而派军队征伐的“军事命令”、“军事行动的法律规定”，抑或是单纯一阵列的队伍出巡等等，其特性都与当代的单行法一致，都是具有单一化、特殊化的法律制度。至此，笔者藉古代汉语音韵与现代汉语中“行”的读音适用情况和分类，两者的相互证成，再推论至“行”的字形及其原始释义。究其释义而论，根本上有所谓的“特定的”意涵，再观察读作“行[háng]”的分类，即行业、专业类，其也具有“特定的”意涵。所以，作为“特定事项所制定的法律制度”，即“单行法”的“行”应读作[háng]而非[xíng]。此为从“甲骨文的字形和释义”与“当代行[háng]的适用与分类”进行相互印证而得之结论。
5. 结论
汉字的字形、字音与释义并不是各自分家的，“汉字”本身其实就包含着字形、音韵与释义，三者相互联系而非对立。从“行”字来看即是如此，虽然本文围绕于“行”的音韵进行论证，但不意味着字形与释义是与之分离的，恰恰通过释义与字形的论证，证实汉字的字形、音韵与释义是相互联系的。就本文的“行”字而言，行的甲骨文像“商王位于中心，四方有军事阵列/行列”之形，并且多数时候是有“特定事项/命令”的，与归类于读作[háng]的行业、专业类之分类也相一致，此为字形与释义的联系。“行”的古音韵为匣母阳部开口二等韵，作为二等韵的字，其音仅次于一等韵的“洪大”，是为“次大”，这样的比喻尚且对比于“商王位于中心，四方有军事阵列/行列”，实际上就有“阵列浩大”、“旗鼓震撼”之景的假想，也就是说，汉字的音韵，特别是韵母的部分往往与汉字本身的释义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读作[háng]的“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与这种具有“特定性事项”相关，此由“军事行动”演变而来。因此，从古代到现代，“行”的“字形与释义的联系”以及“字音与释义的联系”，正好印证了“单行法”的“行”应读为[háng]而非[xíng]，也印证了汉字的字形、音韵与释义是相互联系而非对立的。
NOTES
1在闽南方言对“含”一字的发音，尚存在[kam5]的读音。参见董忠司总编纂：《闽南语辞典》，台北：五南图书出版2002年版，第568页[6]。
3在王丹的《日语训读与上古汉语字音对应例析》一文当中提及关于其认可沼本克明关于训读中的“词汇借用说”的观点，即日语训读中的某些读音直接来源于上古汉语(3世纪以前的周秦古音)，笔者对词观点也持认可态度。笔者据史所载判定其有受到汉代音韵的影响，而汉代的音韵本身可能尚存周秦古音，因此与沼本克明的观点并未冲突。王丹：《日语训读与上古汉语字音对应例析》，载《语言研究》2021年第3期，第62-69页[11]。
4从秦汉至清代，“行”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读作[háng]，由于官话与方言的交杂，以及与其他韵母的同用等诸多混肴的情况，使得其读音产生的具有[i]韵头的读音，因而受其影响，致使[háng]的读音产生了[hiáng]、[híng]这种读音，最后演变成[xíng]。爱新觉罗瀛生在《谈谈清代的满语教学》一文当中指出，在清末时，旗人已经不只是仅习得满语，当时也重视汉语的教学，因而培养出不少精通满汉语文的人才。但其也指出，辅音方面，由于关内满语受汉语影响而失去纯正，出现“汉音满语”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入关时间过久，受到汉语影响过深，如满语的ki、gi、hi在《清文启蒙》中特意提出“咬字念”并注解“咬字者，舌尖下贴，舌根上贴也”。但因入关日久，受汉字注音的影响而使此三个音在一些人口中渐渐变为汉语的“欺、基、希”。清末的名师授徒无不力正其误，强调“咬字念”。至于“欺、基、希”在清末日益传开，那是一部分人没学好，是另一问题，而老师确是时时纠正。实际上，对于“行”读作[háng]以及变成[hiáng]、[híng]在当时无疑也是会受到满语的“咬字念”影响，而对于“汉音满语”的问题，也会使得旗人对“行”的读音有误读、混肴的情况。这种影响时双向的，都会使得“行”的读音从[háng]变成[hiáng]、[híng]，再变成[xíng]。无论如何，这种变化都不是一蹴可及的，所以单行法在清末传入中国时，当时的对于“行”的读音大抵还是维持[háng]或是[hiáng]、[híng]这种音变后的读音。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清代的满语教学》，载《满语研究》1990年第3期，第43-49页[14]。
5有意思的是，“单行法”的传入是在清末的时候，而当时的“行”仍然是读作[háng]，此外，《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是学习日本的，这意味着单行法从日本传入我国时是会受到日本读音的影响，而日本的读音又是受到中国传统汉语音韵、方言的影响，那么从当时中国的读音以及受汉语影响的日本读音来看，单行法在传入中国的当时，“行”应读作[háng]。清宪政编查馆编：《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清末民初宪政史料辑刊 第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357页[17]。
9甲骨卜辞(1)~(8)为寒峰整理，(1)為第一期卜辭、(2)~(4)為第二期、(5)~(8)為第三、四期；(9)~(11)为温少峰、袁庭栋整理，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 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28-2230页[19]。
10在武树臣《寻找最初的德—对先秦德观念形成的法文化考察》一文指出，“德”字的偏旁“ㄔ”代表十字街口、道路、市井或都邑，总之是人群聚集的场所。虽然，本阐述是说明该字偏旁的“ㄔ”，但“ㄔ”是“行字”省其右而成，而就所谓的“人群聚集的场所”实际上也就蕴含着“人群聚集”、“聚众”之意，不仅仅是指涉“场所”。参见武树臣：《寻找最初的德—对先秦德观念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122-132页[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