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苏轼经历颇为坎坷，一生陷于羁旅沉浮之中，曾多次被贬又回京复职。游金山寺时所作《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他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王水照先生曾精辟地总结：“这一句既是自嘲的反话，又是自豪的总结。”[2]自嘲其官宦生涯的起伏跌宕，自豪于贬谪时期的本心写作。黄州时期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乌台诗案”使苏轼蒙受不公正对待，身心皆受打击，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他诗风形成的关键期，此期间他选择遁入佛门，借佛理排遣、借佛理寻求出路，诗歌中的佛学色彩鲜明。
2. 黄州禅词的创作渊源
佛学是唐宋时期文人被贬后的主流选择，他们用佛学思想来排遣内心苦闷，并借此寻求另一种安宁的生活方式。苏轼成长于佛学浓厚的蜀地，后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清贫孤寂的生活中迫切地找寻到派遣的途径，将坐佛参禅作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同时他并非全盘接受并受佛法制约，更多的是持有一种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态度，对于佛法中的“四大皆空”和“消极出世”，仍保留一定的积极心态，这也使得苏轼词中对佛学有着自己的领悟和理解。
而醉心佛学亦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致。宋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人们多追求奢侈逸乐，以“主情”为主的词体满足了其私欲得以兴盛。以词体入仕，谋取官位声名。同时宋代皇帝大多重视佛教，大力兴建佛教寺，甚至于采用“试经制度”招揽佛僧，使得当时佛教盛极一时并逐渐世俗化。同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使得文人士大夫寻求佛禅慰藉借以逃避现实，和僧人广为交游，以禅入词，以禅入生活，当时禅悦之风盛行。参禅学佛逐渐成为一种热潮，众多僧人开始创作，进一步拓展了词体功能。他们将日常祷告的佛法引入词中，以词体形式直接或间接的叙述佛教故事。毫无疑问这种僧人词将佛法和词体合一，提高了言情词的艺术境界。如净圆法师《望江南》：“婆娑苦，身世一浮萍，蚊蚋睫中争小利，窝牛角上窃虚名，一点气难平。”两句道尽不慕浮云、不羡名利的佛家禅理。此外还有寿崖禅师和悟则禅师等僧人创作了大量此类词作以宣扬佛理。
除了僧人词之外，文人士大夫多坐佛参禅，作禅词、谈机锋，在词中引用佛语、禅明佛理。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在该时期的创作多和佛禅相关。如苏轼在元丰七年所作《如梦令二首》中“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3]以沐浴这一生活现象为基，阐明“物我两忘、超然若空、心静自然”的佛法哲理。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客观推进了当时禅学思想的盛行，形成一股文人作佛参禅的社会风潮。
其次苏轼生于佛教发达的四川，其自幼处于的眉州更是佛教文化圈。其父母、弟弟、妻妾全为礼佛之人。因此苏轼可谓自小受到佛家文化的熏陶。他少年时便习经学佛，并受王大年引导，常闭门不出钻研释典。曾自述：“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和寺院僧侣往来频繁。成都大圣慈寺住持宝月大师惟简曾请苏轼为其做记。由此可见苏轼以禅入词，大力创作禅意词似乎也理所应当。
如若说苏轼少年习佛为其禅词渊源的话，那苏轼于中年被贬黄州便是其禅意词创作的直接动力。元丰二年，因“乌台诗案”被贬，居于黄州期间十分困苦，一度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微薄的俸禄难以维持生计，以至于“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而作为朝廷罪人又不便与人来往，终日无人说话，心情压抑到了极点。再加上当时“文字狱”兴盛，不少文人因逞口舌之快而获罪，更遑论已为罪臣的苏轼，当时更是有口不能言、有笔不能落，一身的才学和谋略只得吞下肚子。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使得苏轼依赖于超然物外的佛禅，试图从佛教中寻求精神出路。他以“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4]]的反问表明了自己诚心归佛以寻求慰藉的人生选择。这是其思想上的又一进步升华，也极大地促成了苏轼禅词的大放光彩。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缺月”“孤鸿”无不是孤伶凄凉之景，而“我”亦是孤单的“幽人”，在万物静寂之中和孤单的大雁惺惺相惜，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孤鸿在沙洲中惊惶不已，我于黄州难觅知音。苏轼以“孤鸿”自比，诉说贬居生涯中的凄清落寞。
3. 以禅词释理的词学追求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众多“伤心事”，唯心向空门方可销。佛禅中的“随缘自适”、“超然若空”等思想帮助苏轼度过了艰难的黄州生涯，他以佛禅超度自我获得内心宁静和旷达自适的性情，并以此为基调写下了颇具佛理的黄州词，希望以词来净化心灵、体味佛学哲理，谋得生活真谛。王水照先生评曰：“苏轼黄州时期的一些名作都共同书写出翛然旷远、超尘绝世的情调，表现出旷达文化性格的初步稳固化。”[5]以词来阐释佛家哲理，是苏轼黄州期间的创新，也是他黄州词的独特特点，体现出旷达的词学风貌。
《金刚经》中有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6]人生只是大梦一场，所追求的名利仕途皆是虚无缥缈的浮云。即使几度被贬，可人生不就是这样浮浮沉沉的吗？只道是一场梦罢了。苏轼于佛法中明了人生如梦的理趣，而以旷达出之。在《西江月》中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来劝解宽慰自己世事无常，人来世间一遭多是身不由己。
苏轼黄州词中大量用“梦”这个意象来言说其佛禅思想。
“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君臣一梦，今古虚名。”(《行香子·过七里滩》)，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平山堂》)。
佛家注重心净，强调人生在世不染俗尘，无论遭遇何等事仍保持本心宁静，看待生死、看淡世间，以局外人心态坦然生活。即《维摩经》中所言：“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7]而苏轼追求的也无非是“净心”二字。在《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中“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近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中以“居士”自居，以搓澡这一生活现象写起，借搓澡人的口吻言说自己清空高洁的人生追求。
这种身心皆净的境界使得苏轼的词作中也多为自然本身之景和人本心之情。“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永遇乐》)明月倾泻而下，秋风拂人心脾。寂静夜色中鱼儿跳跃，露水滴落，动静相兼，可谓是一幅生色盎然的美景。也昭示了苏轼作此词时的内心宁静和超然物外。
佛禅中以“不二法门”为至高境界。《维摩经》中对此有详细解释：“生死为二，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是为入不二法门。”而所谓的“不二法门”便是无念无往，看破尘世。“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往处恒安乐。”[8]贪欲过多便会反噬，以至于扰乱本心，适得其反。而唯有保持初心不为所动方能进入至高境界。
被贬黄州于苏轼而言是一大磨难。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使他不得不寻求解脱，在其中他参悟佛法，领悟到随遇而安的处事哲学，提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观点。“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山路崎岖、春寒料峭，只有一身蓑衣和竹杖芒鞋不免让人心酸悲凉，可竹杖芒鞋比骏马轻便，蓑衣也更显自在。即便去时大雨滂沱，可谁知归来时不是艳阳高照呢？坦然前行或许会收获至宝，无念无往，便心定长乐。
苏轼读佛书、习佛经、悟佛理，以佛法参悟人生、排遣苦闷，达到超然物外、随缘而适的精神境界。并将其融入词体创作中，以禅入词，用词体形式宣扬佛理，将文学和佛学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了黄州词的境界。在他黄州期间的词作中有着大量与佛家思想有关，宣扬佛理的作品。
4. 以诙谐语言表旷达
在宣扬佛理时，苏轼并非是直接说教，而是采用幽默诙谐的语言，以一种游戏的方式进行宣扬，是典型的诙谐词，具有十分鲜明的苏轼词作特点。同时这更是对佛理宣传的有效形式。
苏轼自幼受佛学浸染，被贬黄州后因拮据久居佛寺之中，又因愁闷而真正皈依佛教以获得内心宁静。他常常坐佛参禅、抄经追思，以佛法度己，又将佛法寓于诗词书画创作之中。他在黄州创作的词赋中大都浸润着佛家苦乐随缘、淡然安命的法理，呈示着佛家至高境界中的谐趣。王水照先生曾总结为：“苏轼的邪谑来自于内心的圆融通达，来自于对人生以及世界的诗意体认，又是他真率个性的外化和实现。”[9]而这种圆融通达则得益于佛法典释。
苏轼承继了佛家“游戏三昧”的思想，以游戏人生、逢场作戏的心态过活，并常以诙谐的笔法出之。甚至于身处艰难的贬谪时期，扔保持积极乐观。使之词作也用幽默讽刺笔法言说心中坦然，或以回文、藏头等别出心裁的形式出之。
苏轼居于黄州时期，抑郁不得志，曾在词序和词题中直接标明“戏”、“戏作”等词，以宣泄内心愤懑。如两首《如梦令》中词中小序言明“戏作如梦令阙”。“戏作”一词，显示出苏轼当时戏谑玩笑的心态以及全词的笔法基调。两首词以“泗州雍熙塔下沐浴”这一生活细节，半开玩笑地说出“居室本无垢”道出自己不染尘俗、高洁独立的品格。其中“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不免带些俗语色彩和民间文学风味，极具趣味。冷成金先生在《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苏轼》中称赞此为：“此词以巧妙诙谐的手法，借用禅宗思想和禅宗公案来表现自己的高级人格。同时蕴含了直至心灵本体的审美的人生方式，苏轼所以能建立这样的人生方式，除了儒道两家的积极影响外，禅宗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10]冷成金先生此番言论深刻地剖析了苏轼为人乐观及其词中多风味的根由。这种根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关键、最为根本的是佛禅思想的影响。
贬于黄州时多有口不能言，苏轼便常常借用神话传说和典故，戏讽世事。如在《少年游·玉肌铅粉傲秋霜》中苏轼先摹画出了传说中紫姑神的形象。“玉积铅粉傲秋霜，准拟凤呼凰。”而后以“糠秕吹扬”四字，一针见血地指出紫姑神并非庇护凡人的神仙，而是愚弄百姓的姑娘。又笔锋一转“一点香檀，谁能借箸，无复似张良。”以汉臣张良的典故，呼吁人们改变旧有的习俗。全词将神话和民俗，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以戏谑的笔法指出移风易俗之用。点明了苏轼以佛家游戏三昧的口吻宣扬佛家伦理的良苦用心。
除内容上的谐趣外，苏轼在黄州时期还巧妙地用了一些形式上的创新来使词作更具趣味。如集句、回文等。集句是汇集前人或同时代人的优秀诗词而成一篇新作。苏轼擅长集数家词。如《阮郎归·梅词》中“暗香浮动月黄昏”来自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折花欲寄岭头人”一句借用陆凯的“折花逢驿使，赠与岭头人。”“江南日暮云”一句则化用杜甫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除集句外，苏轼在黄州时期也多用回文手法。首尾回环，游戏之味甚浓。如《菩萨蛮·回文春闺怨》《菩萨蛮·回文夏闺怨》等都以回文手法道出情思，谐趣横生。
欧阳修在《梅圣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而后工”说，即“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诗人愈加困顿，诗作愈加工丽。被贬黄州的不平待遇使得苏轼内心极度不安，因此依赖佛教以获得慰藉，精神得以洗涤，心态得以平和。这种平和心态使得他在创作中不免带有一些趣味，以一种寓教于乐的手法展现给读者，使其黄州词谐趣横生。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的双重压力，使得他真正全身心地皈依佛教、归诚佛僧、广交僧友，这种长期的佛学浸染，使得他的黄州词多蕴含佛法思想。而佛禅思想又使其多以游戏笔墨出之，黄州词作颇具谐趣。以禅入词、谐趣横生是苏轼黄州词的两大主要特征。
5. 结语
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都在持续被贬、遭际坎坷，而他却能在其中寻得独属自己的宁静，在禅学中参悟超凡的生活追求。黄州期间是苏轼最为困顿的时期，却依然能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诗篇，这与他参悟佛理有着重要关系，他将与现实人生有关的佛理通过通俗而又幽默的方式加以描述，让人了悟人生真谛，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同时也让我们更加了解了苏东坡的乐观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