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长期以来，译者风格研究得到有益探索。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对比被广泛应用于分析译者风格差异以及阐释其背后成因的研究中。然而，当前的译者翻译风格研究主要是借助语料库技术分析译文的基础数据，如词汇密度、标准化类符形符比等，大多满足于对局部译者风格具体表象的描述，尚未对于译者风格的整体印象进行必要的提炼与归纳[1]。计量指标单一，且缺乏关联性[2]，对于综合考虑译者总体风格较为不利。而Biber提出的多维分析法有助于弥补以往译者风格研究的缺陷，能从多维度分析译本的语域特征，对于译者风格的研究有着较强的适用性。
《三国演义》写于元末明初，由罗贯中先生所著，是一部经过艺术加工、讲述三国时代社会变化的长篇章回历史演义小说。该小说展现了魏、蜀、吴三国的政治与军事斗争，并最终得以统一，由司马炎建立晋朝的故事。该著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同时还被列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因而对其译本的研究也具有一定价值。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已对该书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不仅有大量对原作内容与思想的研究，还有对具体翻译策略的研究，如研究文化翻译策略归因[3]、英译本的传播路径[4]等，还包括语料库翻译学方面的研究，如研究译者翻译风格[5]、译本显化[6]、人称代词英译研究[7]等。在《三国演义》的现有翻译版本中，罗慕士译本与邓罗译本受到大量关注，口碑较为突出，本研究拟选用该两位译者的译文版本进行译者风格研究，并利用Biber提出的多维向分析法，将译本的语域差异考虑在内，以期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对译文所体现的译者风格进行分析，了解两位译者风格的共性与个性，并阐释其背后的成因。
2. 文献回顾
Mona Baker是进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第一人。1995年，她与研究团队首次创建了翻译英语语料库TEC，进而开展了语料库研究，并开拓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译者共性等翻译研究新路径。从宏观上看，按研究内容划分，译者风格大体分为“源文本型”(S型)与“目标文本型”(T型) [8]，前者关注的是译者规律性处理译文的方式，强调原文语言特征在译文中的表现，对应双语平行的语料库研究模式；后者关注译者的整体翻译风格，强调同一位译者在其所有译文中表现的共性特征，多采取单语类比的语料库研究模式[9]。译者风格研究也有将“源文本型”与“目标文本型”相结合的类型，借助语料库量化分析不同译者版本的译文所呈现出的文本特征与差异，结合源文本分析其使用的翻译策略，并分析其背后的成因。从微观上看，译者风格研究已发展出描写翻译学、叙事文体学与计量语言学三种研究视角。其考察参数主要涵盖形式类参数、语言类参数、叙事类参数与综合类参数[10]，前三类参数主要代表了译本的局部特征，研究数据较为丰富，而综合类参数内容较少，可见现有研究缺乏对译本整体特征的关注度。赵朝永也对目前的译者风格研究的局限性进行了总结：首先，用于考察的指标较为固化，缺乏创新；其次，指标间的相关程度低；第三，忽视参照目标语规范的语域变异[11]。
Douglas Biber于1984年在其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多维分析法(Multidimensional/Multi-feature Analysis)，又称多维度多特征分析法，1988年，该论文经整理后以《口语及书面语间的语域变异》(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为书名出版，其中所介绍的多维分析法被广泛运用于语料库话语分析，尤其是其中的语域变异研究中。语域变异研究需要对众多与语域可能存在相关性的语言特征进行归并，从而概括出若干核心话语功能维度[12]。多维向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比较各类语域在多种维向上的功能差异，对语域进行多角度、多功能的描述[13]。其在语料库研究中的运用并不少见，学界已有大量结合多维分析法的实证研究，例如商务英语语域特征[14]、《庄子》两译本语域特征对比[15]等。结果表明，多维分析法在多译本风格对比研究中有着较强的适用性，能够综合分析译者风格的整体特征，从语域特征的视角进行更深层次的量化研究。
3. 多维分析法
1988年，Biber分别于书面语语料库LOB (Lancaster-Oslo-Bergen Corpus of British English)与口语语料库LLC (London-Lund Corpus of Spoken English)选取了17类与6类不同语域的文本，共计481份，统计了67种语言特征出现的频数及每千词标准化频率，根据其共现情况归纳出七种维度，分别是：维度1，交互性与信息性表达(Involved vs. Informational Production)；维度2，叙述性与非叙述性关切(Narrative vs. Non-narrative concerns)；维度3，指称明晰性与情景依赖型指称(Explicit vs. Situation-dependent Reference)；维度4，显性劝说型表述(Overt Expression of Persuasion)；维度5，信息抽象与具体程度(Abstract vs. Non-abstract Information)；维度6，即席信息组织精细度(Online Information Elaboration)；维度7，学术性模糊表达(Academic Hedging)。由于维度7的数据较为单薄，与其他几个维度相比有着更低的参考价值，故在实际运用中常不考虑在内。本文将多维分析法运用于译者风格研究，有助于以更全面的视角从整体上看待译者的翻译风格以及成因。
4. 研究设计
4.1. 语料来源
《三国演义》的英译史长达200多年，其中的英文译本有节译、全译、编译、缩译之分[4]。目前而言，《三国演义》的英文全译本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1925年由邓罗(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翻译的首部全译本[16]、1994年出版的罗慕士(Moss Roberts)译本[17]以及2014年出版的虞苏美译本。由于虞苏美译本在是否为“邓罗译本基础上的校译本”上存在争议，本研究选用《三国演义》中文原版以及邓罗与罗慕士的译本作为语料来源。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搜集到的罗慕士译本中有少量章节缺失，因此篇幅会较短于邓罗版全译本，但不会对研究译者风格造成较大影响。
本研究语料有以下特点：首先，可比性强，两份译本均是基于同一原作的译本，同时译文出版时间相隔近半个世纪，具有较强的历时性差异；第二，代表性强，两位译者均为知名翻译家，邓罗为英国人，有极强的语言天赋，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耗费了20多年的光阴，翻译出了第一部《三国演义》英文全译本；罗慕士为美国汉学家，他的翻译工作受到多位中国翻译家协助，其译本在西方有着热烈反响。
4.2. 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Andrea Nini于2013年研究开发的语域特征分析工具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Tagger 1.3.3 (简称MAT)。该软件内嵌Stanford Tagger词性标注工具，能够在后台批量提取和统计67个语言特征并进行后续的因子分析，有着比Biber自主设计的多维分析工具更为便捷的操作流程，并基本能够复制Biber提出的多维分析全过程。
本研究遵循以下步骤：首先，运用Emeditor对搜集到的语料进行清洗和降噪；接着，将整理好的文本导入MAT中，直接运用第三个功能，同时进行词性标注及多维分析，将计算出的数据用excel进行存储；第三步，将计算出的数据以可视化图表展现，分析显著性差异维度，再根据先前所得出的z-socre文本，得出造成显著差异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译文实例分析译者风格差异的成因。
4.3.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解决以下问题：
(1) 《三国演义》邓罗译本与罗慕士译本是否存在语域差异？
(2) 影响语域差异的语言因素具体是指哪些？
(3) 导致语域变异的原因具体是什么？
5. 研究结果
经过MAT软件的分析，从整体维度趋向上看，邓译本与罗译本均在维度1为低值，在维度2上为高值，故均属于“普通叙述说明”(general narrative exposition)语域，该语域一般通过叙述的方式传递信息，通常包括带有非文学色彩的文本，如新闻报道、传记等。这一结论与原文作为历史演义题材小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符合原文特征。
5.1. 邓译本与罗译本维度差异对比
Figure 1. Dimensional features of the whole register in the two translation versions
图1. 两译本整体语域维度特征
如图1所示，邓译本与罗译本在维度1、维度5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维度1上，两译本的信息性均强于交互性，罗译本有着更为显著的信息性，说明罗译本的信息负载量更大。在维度2上，由于原文为小说体裁，两译本均有着较强的叙述性，有着大量对过去事件的描述，在此方面，罗译本略强于邓译本。维度3上，两译本均偏向属于情境独立性文本，即文本中的指称更为明晰，不会受到语境的干扰。维度4上，两译本均有着大量的显性劝诱表述，其成因为原作中有着大量对话，而罗译本的显性劝诱程度略高于邓译本，说明罗译本中人物情感更为强烈鲜明。维度5上，二者表现出较大差异，邓译本信息抽象性程度较高，而罗译本偏向于有着较弱的信息具体性程度特征。维度6表明，二者均具有较低的即席信息组织精细度，说明两译本的文字均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经过了斟酌考量，而罗译本的数值更低，说明罗译本的文字的精细程度比邓译本更高，词汇更为丰富。
5.2. 影响差异的语言特征
在以两个译本各自为单个语料库的前提下，将6个维度的67个语言特征综合来看，可以得出一个z-scores数据文本，其中数值大于2的，为对语域差异产生显著影响的语言特征，即“interesting variables”。结果如下：
Table 1. Interesting variables in the two translation versions
表1. 两译本影响显著的语言特征
语言特征 |
邓译本 |
罗译本 |
ANDC |
2.15 |
0.69 |
NN |
2.49 |
3 |
PHC |
2.04 |
2.44 |
[PASTP] |
1 |
3 |
[WHQU] |
2.17 |
3 |
由表1可知，邓译本与罗译本中造成显著影响的语言特征各有四个，其中，有三类为两译本均有的突出特征，分别是：其他名词(NN)、联合短语(PHC)、特殊疑问句(WHQU)。除此之外，邓译本在普通并列(ANDC)上较为突出，罗译本则有着较多的过去分词短语(PASTP)。下文将从显著差异的几个维度上结合实例予以分析。
5.2.1. 维度1的语域差异对比
维度1代表的是文本的交互性与信息性。由上文可知，两译本在其他名词以及联合短语上均具有较高的数值，即该两种语言特征在文本中较为突出。其他名词是指除名词化与动名词以外的词，其中也包括名词复数(NNS)以及专有名词(NNP and NNPS)。一般而言，其他名词数值高，意味着其所用词汇较为丰富，信息含量大，译文内容也较为精炼。这也印证了两译本在维度1信息性强的特点。
例1：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
邓译：Domains under heaven,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ivision, tends to unit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union, tends to divide. This has been so since antiquity. When the rule of the Zhou Dynasty weakened, seven contending kingdoms sprang up, warring one with another until the kingdom of Qin prevailed and possessed the empire. But when Qin’s destiny had been fulfilled, arose two opposing kingdoms, Chu and Han, to fight for the mastery. And Han was the victor.
罗译：Here begins our tale. The empire, long divided, must unite; long united, must divide. Thus it has ever been. In the closing years of the Zhou dynasty, seven kingdoms warred among themselves until the kingdom of Qin prevailed and absorbed the other six. But Qin soon fell, and on its ruins two opposing kingdoms, Chu and Han, fought for mastery until the kingdom of Han prevailed and absorbed its rival, as Qin had done before.
就该例而言，两译本均忠实地展现了原文信息，体现了自身作为信息型文本的特点。其中，罗译本的信息负载量略大于邓译本。如在翻译“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时，邓罗仅仅将胜利者“汉”摆了出来，而罗慕士将“并入”的过程描述得很清楚：“until the kingdom of Han prevailed and absorbed its rival, as Qin had done before.”与原文开头的“分久必合”相呼应，表现出了更强的信息详细程度。这种语域上的特征与两位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译文受众有一定关联性，邓罗的全译本最初是在1925年由上海别发洋行而非英国本土出版社出版，说明当时英国出版商对该译本并不感兴趣，这也印证了早期汉学重视古籍而忽视其他作品的倾向性[18]。所以，邓罗译本的受众主要分为两类群体，一类是受过一定外语教育的中国民众，他们大多对于本国名著《三国演义》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对信息的详尽程度要求并不高；另一类是在华的西方侨民[19]，受早期汉学倾向性的影响，他们对中国小说缺乏了解，而过于详尽的译本反而会影响他们的阅读体验与阅读兴趣。罗慕士的全译本正式推出于1994年，当时的中国正努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同时美国汉学研究兴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罗译本的受众主要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读者，因此译文多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尽可能保留原文的语言特点，同时，为了帮助译文受众了解中国文化，译文补充了一些背景信息，使其信息负载量较高于邓译本，这也符合了其在维度1呈现的语域特征。
5.2.2. 维度5的语域差异对比
维度5指的是信息抽象与具体程度，文本中的被动句与连词越多，抽象程度越高。两译本在此维度上呈现出的是相反的趋向，有着明显的语域差异。
例2：此易事耳。来日可令精壮之兵，饱食轻装，尽藏于东南房屋内，却教百姓假扮军士，虚守西北。夜间任他在东南角上爬城，俟其爬进城时，一声炮响，伏兵齐起，操可破矣。
邓译：“The countermove is plain. You issue an order for our best and bravest soldiers to fill their bellies, to take only the lightest outfit and conceal themselves in the houses near the southeast corner. Then disguise the townspeople as soldiers and send them to pretend to defend the northwest. Tonight we will let the enemy climb up the walls and enter the city and, once they are fairly within, give the signal and the concealed soldiers will rush out upon them. We may even capture Cao Cao himself.”
罗译：“That’s easy enough,” Jia Xu replied. “Call up your best men tomorrow. Feed them well, equip them lightly, and hide them in the dwellings near the southeast. Then on the northwest, station civilians disguised as soldiers. Come nightfall, let Cao Cao climb the southeast corner. When his men are all inside, sound the bombard and spring the ambush. Cao Cao will be captured.”
邓译本与罗译本在句子长度上存在差异，邓译本句子偏长，且出现了大量的连词“and”用以衔接，这与上文的计算结果“邓译本具有明显的普通并列(ANDC)这一语言特征”相符合。而罗译本则选择用短句的方式减少了连词的出现频率。邓译本中连词的频繁出现加重了原文信息的抽象程度，也让整段话逻辑更加紧密。相比之下，罗译本的短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信息的重复，令关键信息更为突出，使译文向信息具体化靠拢。罗译本的句式简洁精炼，更为符合原文的语言特征。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从两位译者的个人能力和工作条件进行分析。就个人能力而言，邓罗翻译《三国演义》主要出于自己的兴趣，而由于缺乏知识储备和相应的资料，邓译本相较于罗译本显得更为繁杂，有时还会出现误译。同时，就邓罗的工作环境而言，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极为动荡，乃至于其第一份全译本手稿遭到焚毁，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份译本是他第二次翻译的结果。所以，邓译本的产生受工作条件与个人能力的双重限制。相比之下，罗慕士接受过专业的中文教育，于1966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博士的学位，具有一定的中国文化知识储备，同时，罗慕士所处的工作环境较为安定，使其能够专心工作，而没有安全上的顾虑。另外，罗慕士的翻译工作还受到了海内外专家的帮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罗译本的翻译质量。
6. 总结
对《三国演义》的邓罗译本与罗慕士译本进行多维分析之后，发现两译本均属于“普通叙事说明”语域。二者在维度1 (交互性与信息性)及维度5 (信息抽象与具体程度)上具有显著差异。邓罗译本与罗慕士译本均属于信息性文本，而罗慕士译本所展现出的信息负载量程度远高于邓罗译本。邓罗译本的信息抽象程度较高，而罗慕士的信息具体程度较高。造成两位译者风格差异的原因与两位译者所处时代、个人能力、工作条件等有着紧密联系。
多维分析法有助于进行深度量化研究，在多译本译者风格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本文仍有不足，如对语料的多维分析不够深入，未能给出充分的数据解释单一维度的语域特征差异。对此，笔者也将不断地学习并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