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使某种东西拥有类似人的能力的一种新型技术，为人类社会发展、工作学习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也对教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人工智能为人类提供便捷服务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反思教育哲学在人工智能发展时代的生存性、合理性问题以及寻求其解决路径。
2.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哲学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以及人工智能设备在教育领域的大量使用，使得教育哲学渐渐向数字化教学转型。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在教育哲学当中，不仅有利于教育哲学技术发展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得教育哲学向深度化革新成为可能。
2.1. 人工智能与教育哲学的交汇
所谓教育哲学，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基本问题的一门学科，它综合了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及其他教育学科的知识对教育的基本问题用哲学的观点给以理论上的说明”[1]。也就是说，教育哲学即将哲学理论运用于教育科学之中的一个分支，是对教育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现实表征。人工智能作为刚兴起的新的技术，主要研究方向在于人工智能的软件技术开发以及智能运用的体系、方法和程序[2]。作为带领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调整的动力引擎，人工智能带来了新的技术产业、新的商品、新的就业形势，同时促进了教育领域的智能化以及现代化的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日益为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所关注”[3]。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使得教育哲学的变革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与研究的焦点。
目前，人工智能涉及到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无论是生态环境、医疗保障、以及国防领域等都有人工智能的身影，尤其是在教育哲学领域的运用的成效更为明显，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网络与现实相结合的智能教学情况。如香港科技大学基于Chat GPT研发了一款聊天机器人，学生可以使用聊天机器Chat GPT来辅助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帮助，可进行管理、监控、分析学习情况，定位学习路径和学困点，提供实时反馈和个性化资源，并为教师提供学习报告”[4]。其二，人工智能技术便于为教育主体规划学习路线。即为不同的学生制定一套适合自己的高效的、合理的学习计划，如美国蓝图教育科技公司正尝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基于以往类似的学习数据为学习者制定学习计划。其三，模拟现实教学活动。模拟现实教育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行，可以使得教学形式、内容变得丰富多彩，突破传统教育中受时间、空间、内容等条件的限制，为学生营造良好的上课景象。
人工智能促进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与方法论等方面发生改变，同时也使得教育哲学技术发展成为可能以及教育哲学深度化变革成为现实。
2.2. 教育哲学技术发展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教育哲学技术发展成为可能。从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论来看，海德格尔在就技术采取哲学追问时，认为应该把“技术”当成是工具性和人类界的全局布置。实用主义者杜威则把“哲学”当成是“技术”，觉得哲学理应成为社会改良的手段。在此意义上可知，“技术”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指教育的形式、手段、方法以及各种非人的物器的产品、教学中介以及设施等，同时也代表着动态的技术创新、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教育哲学技术指的是对教育的去蔽、敞开以及建构，是对教育的手段技术，它主要表现为教育的主导者通过教学内容的知识点、言传身教的技巧等对受教育者进行知识传授，培养他们高尚的品格、磨炼他们的意志、以及锻炼健美他们的体格的过程，因此，教育哲学技术具有教育学生、培养情感以及美学欣赏等特征。教育哲学的技能观强调教学手段的教育人的功能，反对单纯的工具的教学手段，教育哲学认为，在教学领域当中，教育的手段首先就是为了人、培养人的过程，是教育者通过各种中介、设备、形式等教育人的过程。教育哲学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认为，任何教学工具设备的选择、使用都应该要始终恪守培养人的价值取向，并且反对那种纯技术的教学摆设，违背育人理念的技术教学手段理应被抛弃，比如一整节课堂上仅仅播放PPT、播放电影等。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这种纯技术的教育手段被革新，取而代之的是以育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教育哲学的新的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教育者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而是运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在课堂上呈现丰富的教学内容，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人工智能技术纳入教育哲学使得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承载知识的载体从教材、教案、传统教科书等演化成音频、多媒体等。在教学过程中，这堂课的教学设计是否能让学生产生兴趣、能否让他们积极参与到课堂当中以及是否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等都是衡量这堂课的教学设计的关键所在。人工智能时代使得教育哲学技术发展成为了可能，技术不仅是一个名词层面上的技能、手段等，更是一个动态意义的过程，是“进行教育的技术”[5]。表现为教育的主导者使用各种技术、工具、手段等知识进行传播以达到培养学生的目的的过程。其目的主要在于表明教育具有技术性，“以便让人们意识到教育也是一种技术性实践”[6]。
2.3. 教育哲学深度化变革成为现实
人工智能的兴起与发展使得教育哲学的深度化变革成为现实。教育作为培育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推动教育的革新。虽然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也有弊，但无论对它持有什么态度，科技发展的浪潮是无可抵挡的，在人对科技进行发明创造以及使用的同时，科学技术也会反过来影响人，塑造人，并对人以及人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人的发展不仅仅是身体体格上的变化，还有精神心智上的成熟。正如杜威所说的，“唯一真正的教育是通过对于儿童的能力的刺激而来的”[7]。真正的教育应该在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成长发育的同时促进人的精神上的成熟，丰富人内心的精神世界，磨练人的精神品质。受教育者的心理状态以及体格培育应该成为教育领域极度需要关注的重点。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人只有借助一定的社会前提才能够获得发展，恰恰教育就是能通过知识的传播、灌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身心健康的社会性实践活动。为了能够达到它帮助受教育者获得发展的这一目标，教育需要通过一定的工具与形式手段把各种优秀的文化精华汇集在一起，并通过体系化的形式将其运用于人身上，促进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技术水平的发展，促进教育哲学进行深度化变革。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教育哲学的作用以及有效性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人工智能的教育哲学应用，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哲学深度化变革成为现实，其内在机制即“赋能”。无论是智能眼镜作为人类视觉器官的延伸，还是类脑仿生芯片及类脑机器人等新一代技术产品对人体其他生理机能的拓展，都表征着人类本质力量的延伸与拓展。教育哲学家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一个过程，在人们的交流与来往当中都具有教育的特征。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教育哲学的发展中理应是促进人们之间来往交流的形式与道路，强化交流的途径，所以，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哲学的发展则为表征教育哲学深度化革新成为了现实。站在价值观的立场上看，人工智能对教育领域的推动作用可以帮助教育哲学的革新、促进人的教育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教育哲学对于人的培育、本真状态的敞开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教育哲学革新也会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而获得实现。
3.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哲学的现实困境
人工智能设备投入教学领域在促进教育哲学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即造成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地位被剥夺，智能工具的滥用造成了教育价值观失衡以及教育伦理的丧失，人工智能造成人们现实交往欲望的异化，人们沉浸在虚拟的社交网络里，离现实的交往活动越来越远，同时也造成社会教育不公平的现象。
3.1. 人的教育主体性地位的丧失
人工智能在促进教育领域的发展的同时也给教育带来了挑战，使得人这一教育主体丧失了主体地位，变成了客体对象，而使物这一教育的客体获得了主体的地位。当下教育背景，很多人工智能技术都被广泛应用于教学场景当中，如运用技术对学生出勤情况进行检查、学生课堂表现分析、学习情况分析等，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镜头底下，不敢逾越半步，这在某种程度之上就实现了学生的“自我禁监”。从这些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来看，它给学生带来的不是自我管控或者管理，而是把学生当成一个“物品”去进行观察，一个随时可以进行“监视”与“解析”的物品。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受教育主体地位逐渐丧失，沦为一个随时随地被监控的物品。与人这一主体沦落为客体地位的处境相反，“物”这一客体在人工智能投入教育领域开始，就逐渐从“客体”变成了“主体”。这不得不与马克思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思想认知背驰相远，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9]。换言之，人可以通过类本质即实践活动获得自己的主体地位，但是人工智能并不能拥有社会性的实践能力，它本质上是属于人造物品，既然是物品，那么本质上还是属于被观察的对象即客体，但目前的情况则是，这一客体已经“获得”了主体的地位。
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丧失所带来的后果是人的个体化在人工智能进入教育领域的同时也在逐渐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是个体化的前提，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在这个资本主导的社会，人们都是能够被资本榨取利益的客观存在。同质化的东西扼杀了“我”与“我”之间的不同，取而代之的是以被同质化的“顾客”形象。学校作为培育学生成长的摇篮，已经变成了一种“批量产出货品”的工厂。在个人方面，学生以前能在受教育中获得的质疑能力以及理性能力正在逐渐被破坏；在群体方面，人们不再对未来抱有期望以及在对象身上很难获得情绪价值。随着知识可以被随意变卖，学习者变成知识的支付者，教育哲学也会逐渐变成非人化的形象，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个体化特征也会随之丧失。
3.2. 教育哲学育人理念的价值观失衡与教育伦理的丧失
人工智能进入教育领域带来的挑战除了使得人的教育主体地位丧失以及去个体化之外，还会使得教育哲学育人理念的价值观失衡。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们很多问题都能在互联网上获得解答，但这种“解惑”实质上是智能工具掌握了主导位置，在无形当中使人逐渐依赖智能工具，不再进行独立思考从而丧失了教育哲学启发人的思考能力，造成了教育价值的消弭问题。一方面，在技术发展迅猛的背景下，人们通过智能手机帮助自己完成了本应该自己独立思考进行解答的作业，如百度、作业帮、学习通等软件，学生可以把题目拍下来上传到软件上，利用题目识别的形式为他们提供答案。庞大的智能搜题软件使得学生不再愿意独立思考问题，过度地依赖搜题软件无形当中助长了他们的惰性思维。这使得学生们产生轻视独立思考能力的现象，使得教育育人理念的价值观失效。当智能机器从客体地位变为主体地位时，就容易使学生滋生懈于思考的思想，进而形成“躺平、佛系”等不好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一些家长也会过度依赖智能机器，将教育孩子当成是学校、老师的责任，忽视孩子的教育活动，或者是面对孩子的教育培养，经常使用“小度”“小爱同学”等智能机应付式教育。智能机器的过度使用使得教育哲学的育人价值观失效，并使得教育适得其反。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了教育哲学育人理念的价值观逐渐丧失，人们也开始质疑教育哲学存在合法性，即教育哲学出现了存在合法性危机。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也导致了教育偏向于娱乐化，造成教育者陷入教学失责的局面。尼尔·波兹曼指出，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但在技术媒介的作用下人们逐渐成为娱乐的俘虏，人们不再理性地思考，而是完全沉浸在娱乐文化中[10]。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满足他们的需要一味地追求低级的感官享受而滥用人工智能，则教育已然变成一种泛娱乐化的行为。此类行为偏离了教师在其教学职责中理应秉持的理性情感与道德准则，构成了教学责任缺失的明确表征，而且严重背离了教育伦理的追求。
3.3. 人工智能影响现实交往的异化与社会教育公平的实现
一方面，从人与他人的关系看，人工智能机器造成了人与他者的异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的疏离。马克思认为，当一个人同自身相异化时，相应地，他也会同他者相异化。在教育哲学领域，这种与他者相异化的典型表现就是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关系相异化。教育机器人可以模拟人类与学生对话沟通，为学生提供教学辅导，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投入使用在为受教育者提供很好的教学服务与教学环境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减少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流时间，也就是说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间现在被第三方“客体”所取代。倘若这一关系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人际交往中的道德冷漠。道德冷漠作为一种不良的道德情感，会不利于社会交往关系的和谐发展。在日常交往方面，智能设备的广泛使用使得大家足不出户，日常的交流沟通都选择通过社交媒介进行，交往机器人作为虚幻的交往对象代替了现实的真实的交往对象。如虚拟对象游戏“恋与制作人”可以根据玩家的想法、设计、需求等基于海量数据随时调整交流对话形式，对不同的对象提供不同的情绪价值与服务。可以预想的是，当人与机器真正发展到一体化时，人就会下意识地忽略交往对象的非人属性，并且会越来越沉浸在这种虚拟的状态当中，从而与现实的真实的人际交往活动越来越远。在这样的虚拟环境下，人这一交往主体逐渐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与人面对面地进行交往沟通的想法。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会造成他者教育利益受损，影响社会教育公平的实现。罗尔斯指出，社会公正是社会组织中的重要道德[11]。教育公平作为社会正义在教育领域的拓展，强调在社会存在不公正现象的背景下，应致力于确保每位受教育者都能尽可能地享受到教育公正的权利。然而，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地区、阶层之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占有与使用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造成了贫富地区、阶层之间无法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也就必然会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等多个方面对学生的教育权益造成损害，进而加剧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4.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哲学的出路探究
对于教育哲学所面对的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我们需要反思与总结，为应对教育哲学遇到的挑战寻求出路，首先人作为教育的主体，人工智能作为辅助教学的客体，我们需要强调教育主体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地位；其次，强化教育者专业知识水平、哲学认知水平以及育人价值观认知的提高，坚持教育哲学的育人价值指向；最后，从教育哲学出发重新将关注的视角放在人的现实世界、精神世界，寻求解决社会教育不公平的现实路径。
4.1. 强调教育主体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地位
重申教育主体的主体性地位是目前教育领域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教育本质性而言，智能工具在教学过程中充当的是辅助教学的客体作用，并且会加入到教育主体的主体性地位以及独立性的构建。人的教育教学活动离不开智能工具的辅助，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该树立教育主体地位的主体观，摆脱过于沉浸使用智能教学工具的行为，确定人的教育主体地位，避免将人当成“客体”来对其课堂表现、学习状态、面部表情等进行分析，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建立良性的人机关系，避免主客颠倒。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首先体现在这个国家公共存在的合理性，国家对本国成员的教育是让他们属于自己国家。国家作为教育的发起者，是教育哲学的主体，同时也是最高的主体。而国家是由属于它的内部成员构成的，由此可以推出，其内部成员即人也是教育的主体。在智能时代，要发挥学习者的主体性作用，首先就是要使学生避免对智能教学工具上瘾，运用教育哲学的教学方法论、教学理念等启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分析、解决问题，梳理自身的学习主体意识。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独立性是教育哲学理念的核心内核之一。教学机器人在为学生提供以答疑解惑、虚拟的学习环境时，也使得学生对学习机器人产生依赖。智能机器与人的关系透射出黑格尔曾提出的“主奴关系”，就是说人的自主意识出现两种不同的形式，即“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12]。也就是说，奴隶通过自己的技能来服侍主人，并且随便被主人使唤、操作，但是，因为这个主人没有这个优势，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就必须要依靠奴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言之，作为“主人”的学习者实际上没有获得“独立意识”，反而是依赖奴隶的意识。通过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看学习者与教学机器人的关系，学习者在依靠教学机器人获得丰富的教学资源的同时何尝不是在依赖它，如此，学生避免不了养成下意识依赖的习惯，甘愿被教学机器人代替“选择”或“计划”未来，由此成为不被喜欢的寄生虫。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会逐渐丧失自我学习意识，变得跟工具一样没有情感，并且丧失独立性。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重新确立学习者的独立自主性，避免沦落为丧失独立自主性的无情工具。
4.2. 坚持教育哲学的育人价值指向与敦促德性良知重回教学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13]。在人工智能时代，怎样才能推动教育哲学育人功能的最大化发展是教育哲学的价值指向。一方面，教育哲学育人需要依托教育者工作的切确落实，树立教育哲学的育人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伦理教育的德性良知亟待回归到教育者、受教育者的理性当中。
教育者应以坚定的思想信念引领育人的价值取向。从教育哲学的学科地位上看，它不仅是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哲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教育哲学的方法论、认识论以及知识论都是对教育领域其他学科的成果的总结、反思与创新，它能对现实生活中的教育问题给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因此，教育者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教育哲学的学科理论基础上有利于形成系统的、坚定的教育育人价值取向。同时，要坚定教育哲学育人的价值观不仅在于教育者，同时也在于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在通过思维训练的过程中养成反思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对目前的人工智能机器的使用现状能有自己的独立性、批判性思考，能够就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自己的理解与回答。
伦理教育的德性良知亟待回归到教育者、受教育者的理性当中一方面在于教育者持有教育良心，另一方面在于重塑学生的道德修养。对于教育者而言，要提升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尽司其职、爱戴学生的内在道德修养。这意味着不仅要求教师要加强外在的师德教育的培养，也在于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学会反思与总结，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运用仅是辅助型的，而非主要型，切莫本末倒置被技术所奴役。对于受教育者而言，重新塑造受教育者的道德人格，通过强化学生对虚拟社会道德规范的认知教育，持续增进其道德认知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坚定其道德意志的稳固性，并清晰界定学生在虚拟社会中的道德责任范畴。
4.3. 教育哲学需要回到现实、落实社会教育公平
教育哲学存在合法性问题既是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大量投入使用造成的后果之一，同时也是其未能进行自我认知的原因之一，教育哲学回到现实是其进行自我认知的前提。教育哲学不仅是对教育领域的关注，同时也是对人的经验世界以及精神世界的关注。教育哲学只对经验世界的关注则会造成研究客体的存在合法性危机，而只研究人的精神世界则会造成教育哲学处于飘浮无根的虚幻境地。如果说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维果斯基提出的“内化论”是为了搭建一个中介连接经验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话，那么现象学的“交流”“沟通”“复原”等就是为了在经验世界与价值世界中建起互通的媒介。由此可知，教育哲学只有复归现实的世界，其才能真正表征人们的真实想法，教育哲学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确证其存在的合法性特征，这样才能就教育哲学的存在找到其存在的意义。
教育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发展性与超越现状的前瞻性。正如费赛说的，未来是变化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推动形成发展的未来时，教育哲学的作用也不可以忽视。教育哲学在人工智能时代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现实社会中人们耽于眼前的利益，没有就未来多种可能进行选择，因此失去了对未来进行多种选择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哲学需要回到现实世界，在人工智能时代论证其存在的意义。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普及造成了师生道德关系的疏离以及他人教育权益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的产生。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不当使用扩大了城乡智能教育鸿沟，带来了地区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不公平[14]。因此，为实现社会教育公平，首先不仅需要教育者将教育公平内化为道德伦理品格，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教学时也要持有谨慎的态度，将促进教育公平当成人工智能技术作用于教育领域的内在动力，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着重于促进教育公平，特别是要强化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的能力，确保在教育利益产生冲突时，能够公正、合理地协调各方利益主体的关系。而且还需要发挥政府的社会职能。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归根结底在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理应制定相关的扶助型教育政策，通过政策支持和经济帮助，尽可能地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现实需要，提高落后地区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教学的机会。
基金项目
2024年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校级项目“人民至上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问题研究”(2024XKT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