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对心理忧虑的研究表明，商品的质量信息往往会导致消费者后续进一步的担心和忧虑[1]。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健康和营养的关注度提高，低温食品被认为能更好地保持食物的营养价值，因此成为大多数消费者更愿意选择消费的商品[2]。虽然低温食品评价较高，但低温食品生产过程不透明，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标签可能会有欺骗性或者信息不完整性，因此消费者仍然处于信息劣势。同时消费者自身掌握信息不足，也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消费者心理忧虑。有学者认为部分低温食品容易落入信号失灵区，导致低温食品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效率损失[3]。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低温商品的有效信息传递后往往也会让消费者对商品产生不同方面的担心和忧虑。例如，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和消费者对乳制品安全的担忧，虽然后续在奶制品市场规范、国家政策保障和质量安全监管后，消费者仍然表现出更多的担忧。类似的例子出现在药品[4]、房地产[5]，以及其他行业。然而，尽管实例丰富，研究人员却并没有在信息对称角度，对商品市场中消费者忧虑的真实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消费供需中这种“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忧虑”关系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有助于发展消费经济间更全面的信息对称所产生的消费心理模型[6]。先前关于信息不对称与对称的研究对心理忧虑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7]。例如，研究人员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心理忧虑源于商品信息的感知失调[8]，并确定了影响信息对称性带给消费者心理忧虑的重要因素，如信息不对称感知、消费商品传递的信息超载以及消费者自身的信息敏感[9]。本研究通过整合信息对称性感知和环境视角，来研究信息对称性影响消费者心理忧虑的内在机制。我们的问题是，商品信息不对称和对称的类型属性构成如何影响商品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的忧虑敏感性，以及环境嵌入性如何影响这种关系？我们使用相对探索的概念来捕捉信息不对称的类型属性构成，该概念定义为商品信息中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对称之间探索性认可的比例[10]。正如信息对称性忧虑文献中概念化的那样，保障性信息对称面向辅助性产品内容，这些信息主要包括商品外观或标签提供的商品类别、地址、服务热线、宣传信息等要素[11]。而探索性信息对称则是核心性产品内容，包括商品的质量安全、功能成效、营养保存等要素[12]。
我们认为，在商品信息对称性的类型属性中，探索性信息对称比例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信息敏感能力，从而增加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的心理忧虑感知。然而，出现心理忧虑涉及神经感知和神经敏感。随着探索性信息对称比例的增加，对内心感知的进一步调节以及神经敏感的刺激的程度可能会到达一个阈值，在这个阈值上，消费者的神经敏感高于神经迟钝就会刺激消费者的心理忧虑。因此，我们提出信息不对称与消费者的心理忧虑表现出斜S型关系。
为此，本研究通过使用行为实验法等，深入理解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决策过程和心理反应，并通过构建研究模型，从理论层面阐释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行为和消费意愿的影响，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来减轻这种不对称对消费者的影响。
2. 文献梳理和关键词分析
在对国内外有关信息不对称、食品特征、神经敏感、消费感知、心理忧虑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研究信息不对称对消费心理忧虑影响的文献梳理逻辑流程如下图1所示。
Figure 1. Documentation of food information concerns
图1. 食品信息忧虑文献溯源图
2.1.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13]。随着社会劳动力分工和生产环节分工，这些客观的生产和消费现状使得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现实经济活动当中[14]。徐文成认为由信息不对称所诱发的标签欺诈行为会破坏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信任，进而阻碍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消费[15]。周雪峰认为食品等行业信息的披露和网络媒体人的评价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16]。
2.2. 心理忧虑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有基本的认知，如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微生物污染等，但随着信息节奏的加快和宣传报道的偏差，食品安全仍然存在很多隐患，这些食品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引发了消费者的各类担忧，包括内在信息忧虑，外在信息忧虑和潜在信息忧虑。
2.2.1. 外在信息忧虑
食品标签是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获取产品信息的重要途径，它提供了关于产品成分、营养成分、过敏原信息以及其他重要细节的关键数据。食品标签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帮助消费者区分不同的产品并制定食品购买决策[17]。运用绿色包装设计的理念，对食品包装的材料、结构以及视觉元素进行绿色效能设计可以减轻包装对消费者的忧虑与冲击[18]。
2.2.2. 内在信息忧虑
食品质量安全信息具有隐匿性、分散性和多维性[19]，尤其是当涉及到食品添加剂等专业知识时，消费者往往感到迷茫和不安，食品生产企业不合规行为又加剧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忧虑增加[20]。一些不良食品企业可能会隐瞒添加剂的成分，而消费者只能通过包装上的标注对食品进行判断，便产生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21]。食品添加剂的安全信息不对称在中国消费者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22]，负面信息的快速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影响大量人群的观点和态度，从而产生所谓的“网络外溢效应”，影响了社会公众做出购买决策[23]。
2.2.3. 潜在信息忧虑
消费者通常误将食品添加剂视为导致疾病、过敏反应或其他症状的有害物质，并由此产生心理恐惧和抵触情绪[24]。由于食品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趋向复杂性，其隐含的不确定性风险让社会公众产生了心理忧虑[25]。现代食品工业也是一把双刃剑，也会带来了微生物造成的食源性疾病、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转基因等隐性风险[26]。食源性疾病是指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有毒有害物质(含生物性病原体)等致病因子所造成的疾病，包括常见的食物中毒以及化学性有毒有害物质所引起的疾病[27]。
2.3. 信息敏感
近年来有关食品安全的井喷式报道，潜在地扩大了公众对食品风险的认知以及对食品信息的过度敏感[28]。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仍然存在交易成本高、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食品安全等多方面的问题[29]。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食品行业产业链过长，单纯依赖于政府监管和企业的自我约束很难保障食品安全[30]。国际贸易过程中，差异性越大的产品、距离越远的贸易，对信息不对称等的交易成本越敏感[31]。在现实生活还存在着食品信息中是否存在一些譬如“食物中毒”“致癌”“致死”等敏感词，这些敏感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都加重了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上的忧虑。
2.4. 关键词分析
2.4.1. 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中国知网(CNKI)、维普、万方、EBSCO、ACM等数据库检索文献，以信息不对称、信任、产品危机、焦虑敏感、食品安全、预制菜等检索词为主题，其中筛选了信息不透明、支付意愿、焦虑敏感指数；信息行为、认知融合、焦虑敏感等消费者行为因素；文献检索截止时间1995年至2024年，最终获取了1851篇文献，其中1232篇中文文献，619篇英文文献。
2.4.2. 文献历时分布
文献的发文数量和发文时间是对研究领域发展趋势作出判断的重要依据，本文检索文献统计图2中数据可以看出，2008~2019年，文献研究在整体上处于平缓的发展阶段，平均数量达到两位数；2019~2023年研究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其中2023年中文发文出现了高峰，达到600篇以上；2023年发文环比增长率高达400%。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信息不对称、信息敏感和忧虑感之间的底层逻辑研究的关注度日益提高，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多。
Figure 2. The number and age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documents
图2. 国内外文献数量及年代分布
2.4.3. 研究关键词
通过CiteSpace的高频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可以得到食品信息相关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热点。
1) 国内外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运用CiteSpace软件生成了关键词共现图谱，图3(a)共涉及284个节点、54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135，图3(b)共涉及290个节点、909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217。国内研究中最大关键词节点为信息不对称、食品安全、焦虑敏感、敏感个人信息，而信息不对称、信息焦虑、影响因素、食品安全、焦虑、生育忧虑等关键词较为突显，说明国内信息不对称影响消费者忧虑侧重于外在因素导致消费者忧虑的研究。国外关键词共现分析。国外研究中最大关键词节点为information asymmetry、food safety、evolution、behavior、attitudes，而food safety、quality、information asymmetry、behavior、attitude等关键词较为突显，说明国外信息不对称影响消费者忧虑的侧重消费者行为及其心理研究。
2) 国内外关键词聚类分析
中文关键词聚类分析，Q值为0.6748说明分类形式合理，S值为0.8848表明相似形式合理。观察到图3(a)中分为8个重点研究群组，最大的两个聚类分别为#0信息不对称和#1食品安全，从紧密程度来看，#5 奶制品、#1食品安全二类聚类联系较为紧密，表明信息不对称、信息敏感、忧虑的相关研究突出“奶制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热点。国外关键词聚类分析，观察到图3(b)中分为10个重点研究群组，最大的两个聚类分别为#0food safety和#1scale，同时“maternal worries”“adaptation”“aggression”“information”“raliability”“evolution”等关键词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Figure 3. Co-occurrence map. (a) Domestic co-occurrence map; (b) Foreign co-occurrence map
图3. 共现图谱。(a) 国内共现图谱；(b) 国外共现图谱
Figure 4. Clustering map. (a) Domestic clustering map; (b) Foreign clustering map
图4. 聚类图谱。(a) 国内聚类图谱；(b) 国外聚类图谱
综上所述，从图3和图4的共现图谱及聚类图谱分析可知，在1995~2024年期间，国内外信息不对称研究的热点和学者都越来越多，研究呈现也多样化(4大层次)和复杂化(10个聚类群体)，其中主要以信息不对称、食品安全、焦虑敏感和数字化转型等为主。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在信息不对称模式下的食品价值感知和信息敏感研究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但对信息不对称、信息敏感、心理忧虑内在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化。文献梳理和关键词分析后，研究发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方面。一方面，国内研究侧重信息影响消费者忧虑、外在因素影响消费者忧虑[32]；国外研究侧重于消费者行为及其心理研究[33]。另一方面，国内将消费者心理作为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加入模型中，较少有将敏感和心理同时放入到模型中，特别是从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双重感知角度探究信息对消费者神经和心理的影响。所以，不同情境下有效信息知情程度与价值有效判断的关系，以及信息价值评估的差异性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忧虑程度，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信息敏感、感知忧虑方面内的研究不足。
3. 实验研究方法
3.1. 实验研究概要
3.1.1. 研究概要
三项研究检验了我们的预测。研究1~2考察了不同情境下有效信息知情程度与价值有效性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3考察了信息价值评估如何影响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忧虑程度。研究中数据分析使用SPSS软件进行，研究3中所有报告的统计检验均为双尾检验，通过捕捉变异性(即评价者之间对信息价值判断的变异性)，我们没有发现平均价值评分与价值标准差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研究一：随机信息知情度与价值有效判断(在现实生活中)，以西南某校区学生(N = 114)预测试样本和西南其他校区学生(N = 320)正式样本，开展方差同质性和正态性假设检验。
研究二：预设信息知情度高低与价值有效判断(在模拟情景中)，以西南某校区学生(N = 40)样本，开展方差同质性和正态性假设检验。
研究三：信息价值评估如何影响消费者忧虑(在现实生活中)，从盒马生鲜、永辉、沃尔玛公司招募了326名曾经因某项信息而导致糟糕购买经历的居民，开展独立样本t检验、非参数曼–惠特尼U检验、G*Power敏感性分析检验。
3.1.2. 研究模型
根据文献综述和研究内容，提出以下理论模型假设图，如下图5所示：
Figure 5. Theoretical model hypothesis diagram
图5. 理论模型假设图
3.1.3. 研究重点
随着食品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中国消费人群在吃的各个方面的消费习惯都产生一定的变化。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形下，质量安全问题被人们广泛关注，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迎来新境遇、新转变[34]。食品质量与安全不仅存在于生产过程，同样也存在于食品流通过程中，由于流通过程管理不善或物流设施不健全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事件时有发生[35]。为此，本课题聚焦于消费者和生产者以及中间商之间的低温食品信息不对称问题，探寻各个环节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给消费者带来的心理影响。通过课题研究理论结果和应用结果，给冷链行业和食品行业、低温制品行业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帮助。这个中间传递环节和过程调节环节成为消费者心理忧虑和低温食品推广的研究重点(见图5)。研究重点一：信息不对称影响了消费者忧虑心理；研究重点二：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心理忧虑产生影响，以及信息敏感起到的调节作用。
3.2. 信息知情度与价值有效判断
1) 研究设计
在研究一中，针对有效信息知情度较少(相对于有效信息知情度较多)的低温食品，我们考察了信息价值有效判断是否存在更多差异。我们选取低温食品作为观察的对象。低温食品是指在生产、贮运、销售, 直到最终消费前的各个环节都必须保持在规定的冷链环境中的食品。是指以农产品、畜禽、水产品、果蔬等为主要原料，经前处理或进一步混配、调制后，在低温(10℃以下，冷却、冷冻、速冻等)工艺下生产, 并在消费者使用之前始终保持在冷链状态下贮存、运输、销售、配送的包装食品(或农产品) [36]，从食品种类分为面米制品、蛋奶制品、水产产品、果蔬制品、冷饮五大类[37]，同时在线下超市选取了符合规定的25个产品的信息样本(n = 182)。食品类别平均标准差及文本数据词云图参见图6和图7。
Figure 6.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of food category
图6. 食品类别平均标准差
Figure 7. Text data word
图7. 文本数据词
2) 研究方法
研究于2024年2月21日启动，我们从西南某校区招募了114名学生样本(Mage = 33.25, s. d. = 9.79；49%为女性)，参与者对预实验中确定的182个产品信息中的5~8个随机子集的价值进行评分，每个信息提供约30个评分。
知情程度。首先，我们进行了一次前测，让学生进行评分，以7分制(1 = 完全知道，7 = 完全不知道)对每个信息的知情度进行评分。知情度被定义为消费者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真实情况。我们从线下商店和线上商店上，收集了符合标准的25个产品的182个信息描述。每位参与者对3~4个信息子集进行评分，每个信息大约有5~8个评分。我们选择了被评为知情最多和较多的68个信息，以及被评为知情最少和较少的55个信息用于主要研究。使用G*Power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在α = 0.05的条件下，我们的样本量为320份有效数据，能够提供80%的功率来检测d = 0.25的最小效应。价值判断。接下来，我们要求学生对另外的测量题项进行评分。对于每项信息，参与者都会被问到：“在你购买以上产品时，以下产品信息所起到的价值或者以下产品信息对购买决策产生影响的效度？”，评分仍然采用7分制。评分数据同样符合方差同质性和正态性假设。
3) 研究结果
正如预测的那样，知情度少的产品信息(Ms.d. = 1.66, s.d. = 0.33)比知情度多的产品信息(Ms.d. = 1.49, s.d. = 0.23)在价值评级方面存在更大的差异，t(258) = 3.75，p < 0.001，d = 0.36，95%显著条件下的置信区间为[0.07,0.19]。同样与预测一致的是，信息知情度得分(在我们的前测中产生)与价值有效判断变异性之间存在正相关，r(258) = 0.166，p < 0.001，95% CI [0.14, 0.37]。结果支持第一个实验的结论，即不同情境下有效信息知情程度与价值有效性差异之间存在相关性。
3.3. 预设信息知情度高低与价值有效判断
研究1显示了我们对现实世界信息价值评价的预测效果，但没有控制信息知情度与其他可能影响价值有效性差异的因素之间的协变关系。研究2通过实验操纵信息的知情度，对知情度影响价值有效性差异进行了因果检验，从而解决了这一局限性。我们探讨了对抽象产品的评价，预测当一组产品在给定情境中被视为知情更少时，相对于知情更多时，其价值有效性判断的变异性更大。
1) 研究设计
我们从四川西南某校院选取了三个班的同学，要求他们观察特定的产品——产品标签被人为改变。他们将在以下三个产品中评估一系列产品信息的价值有效度。参与者在这种产品下，产品标签上的信息以不同的程度被告知。为了在这一背景下操纵知情度，首先，向参与者展示了知情度较多的A产品原型，然后要求他们在观察特定产品背景下判断另外B产品和C产品的价值有效度(即对于这个A产品，BC产品信息呈现的信息价值有多大？)，在向每位受试者展示的产品中，C产品与A产品的出自同一个品牌(当A产品作为假设原型时)，C产品的产品信息与A产品相似，因此在情境中的知情度较高。B产品则出自另一个品牌，B产品的产品信息与A产品不同，因此在情境中的知情度较低。
我们还根据不同的被试，将两个品牌中的某一个产品作为原型。因此，尽管所有参与者都对完全相同的产品进行了评分，但是其中一半出自品牌A，另一半出自品牌B，同时，通过随机分配观看不同品牌中的一个产品(作为该品牌的原型产品)，从而在未知产品信息的实验背景下，改变了特定产品的知情度高低。通过让参与者分别对A产品和B产品的产品信息进行打分，而不管他们看到的产品是哪个品牌的，我们就能研究出，当相同的产品在被认为具有较高知情度的特定情境中，与较低知情度的特定情境相比，产品的价值有效性判断是否具有更大的差异性。
2) 研究方法
研究于2024年2月28日启动。我们从四川西南另外某校招募了40名学生。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两个不同的条件中。一种情况下，参与者将A品牌的A产品，作为特定产品中信息知情度高的产品原型。另一种条件下，参与者看到的是B品牌的B产品，作为特定产品信息中知情度低的产品原型。然后，参与者从3个产品中随机抽取约15条信息进行价值有效评判，其中一半出自A产品，另一半出自B产品。
对于被评估的产品，参与者都会被问到“对于这个A (B)产品，产品信息呈现的信息价值有多大？”，并以7分制进行评分。对于以A产品为原型的参与者，A产品呈现的信息的评分被编码为高知情度，而B产品的评分被编码为低知情度。在所有条件下，3个产品分别作为高知情度产品(A和C)和低知情度产品(B)展示；因此，我们的样本量由约15条产品信息组成。使用G*Power进行的灵敏度分析表明，在α = 0.05的条件下，该样本量检测了d = 0.49的最小效应。数据符合方差同质性和正态性假设。
3) 研究结果
正如预测的那样，低知情度产品(n = 15; Ms. d. = 1.64, s. d. = 0.21)比高知情度产品(n = 15; Ms.d. = 1.35, s.d. = 0.31)的价值有效判断变异性更大，t (116) = 5.07，p < 0.001，d = 1.03，95%CI区间[0.18, 0.35]。在以A产品作为原型的条件下(n = 15)，这种效应是稳健的，F (1,114) = 11.08，p < 0.001，η = 0.01，95%CI区间[0.12, 0. 33])，而在以B产品作为原型的条件下(n = 40)，F (1,114) = 39.11，p < 0.001，η = 0.25，95%CI区间[0.25, 0.48])，在以B产品作为原型的条件下影响更大，F (1, 114) = 5.64，p < 0.017，η2 = 0.03。结果支持第二个实验的结论，即给定情境下，高(低)有效信息知情程度，其价值有效性判断变异性更小(大)。
3.4. 信息价值评估如何影响消费者忧虑
研究1和2显示，对产品信息知情少的(相对于产品信息知情多的)信息价值有效的判断存在更多差异。在研究3中，我们探讨了这种效应的一个结果，即消费者的感知忧虑。我们的理论是，对知情度低的信息的价值有效判断存在更多的可变性，可能会对这些信息造成障碍，因为可变性可能受敏感信息的影响，从而提高了评估者对产品的忧虑。
1) 研究设计
注：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高信息忧虑或低信息忧虑条件下。在高信息忧虑条件下，参与者的评分变异性较高，而在低信息忧虑条件下，参与者的评分变异性较低。
Figure 8. Manipulation stimulus
图8. 操纵刺激
我们从盒马生鲜、永辉、沃尔玛公司招募了552名曾经因某项信息而导致糟糕购买经历的居民。首先，我们现场告知参与者不同的信息和其信息有效价值(选取实验一中的知情高但有效价值低的信息和知情低但有效价值高的信息)。然后，请他们就他们对这些信息的忧虑程度进行评分。然后，参与者会读出这个信息的忧虑评级，从1星(最差评级)到5星(最佳评级)不等，将得到的评级按忧虑程度进行排序(图8)。然后，平均评分相同情况下，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两个条件之一(A组高敏感信息和B组低敏感信息)，A组参与者看到的是信息忧虑较高的图表(即更敏感的信息)；B组参与者看到的是信息忧虑较低的图表(即不那么敏感的信息)，参见图8。接下来分开让A组和B组成员对图表中的信息进行详细忧虑程度评分。紧接着，参与者选取了三个食品信息，以反映他们对该信息的忧虑程度。然后，所有参与者按照随机顺序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和知情程度进行评分。最后，作为操作检查，参与者会指出信息评级的相似程度。
2) 研究方法
研究于2024年4月21日启动，样本数据：Mage = 37.179、s. d. = 14.92；59%为女性；购买次数：M = 8.93，s. d. = 9.12。使用G*Power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在α = 0.05的条件下，我们326名参与者的样本量检测了d = 0.27最小效应。
忧虑程度。参与者选择了四个选项来捕捉忧虑程度：(1) “会使我购买该商品”，(2) “会使我选择替代产品”，(3) “会让我非常犹豫”，(4) “会使我不想购买该产品”。然后A和B两组的参与者选择最忧虑的三个食品信息。敏感程度。接下来，参与者按照随机顺序对该信息的敏感程度和知情程度进行评分。有三个项目反映了信息敏感：(1) “这个信息有风险”，(2) “这个信息有不对称的风险”，(3) “这个信息影响我的想法”。知情程度。(1) “这个信息很不寻常”，(2) “这个信息知道一点”，(3) “这个信息我知道”。最后，作为操作检查，参与者用7点量表(1 = 对信息的评价非常不同，7 = 对信息的评价非常相似)表示对信息的评价有多相似。
3) 研究结果
在预先登记的分析计划中，我们表示将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分析数据，以检验条件(高信息敏感与低信息敏感)对因果测量的影响。然而，数据符合方差齐性假设，但不符合正态性假设，因此我们使用非参数曼–惠特尼U检验来分析数据，而不是t检验。我们使用补充信息中预先登记的原始分析计划报告所有结果，结果与我们的预测一致。
我们的操作检查证实，在高敏感信息条件下(n = 326)，感知到的评分相似度(M = 4.12，s.d. = 1.07)高于低敏感信息条件下(n = 326)的评分相似度(M = 3.86, s.d. = 1.37)，z (1,323) = −2.07, p = 0.022、Cliff delta = 0.11，95% CI下detal估计值= [0.03, 0.25]。与预测一致，高信息敏感条件下的参与者比低信息敏感条件下的参与者，表示对该信息的忧虑程度更高。在低信息敏感条件与高信息敏感条件下，条件对信息知情度评分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我们对价值有效判断可变性的操纵并没有显著影响对想法知情程度的感知。通过信息敏感条件对信息忧虑有间接影响，b = −0.14，s.e. = 0.04，95% CI [−0.20, −0.03]，这表明对价值有效判断的变异性越大，信息忧虑越低，原因之一是变异性越大意味着风险越大，信息越敏感。
综上所述，不同情境下有效信息知情程度与价值有效判断具有显著的关系，以及信息价值评估的差异性显著影响了消费者的忧虑程度，信息敏感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4.1.1. 研究结果
实验研究1显示了我们对现实世界信息价值评价的预测效果，但没有控制信息知情度与其他可能影响价值有效判断变异性的因素之间的协变关系。研究2通过实验操纵信息的知情度，对知情度以及价值有效判断变异性的影响进行了因果检验，从而解决了这一局限性。我们探讨了对抽象产品的评价，预测当一组产品在给定情境中被视为知情更少时，其价值有效判断的变异性要大于当相同产品在给定情境中被视为知情不那么少时。在研究3中，我们探讨了这种效应的一个结果。我们的理论是，对知情度低的信息的价值有效判断存在更多的可变性，可能会对这些信息造成障碍，因为可变性可能受敏感信息的影响，从而提高了评估者对产品的忧虑。
4.1.2. 研究结论
本研究有助于食品信息对称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信息对称传递对消费感知动态的影响。虽然以前的研究对先前的信息传递如何促进消费者的进一步感知提供了重要的见解，我们通过调查在食品市场消费中，信息不对称是否会导致消费者的心理忧虑增加来作为研究方向。我们通过分析多种类食品中信息传递的来龙去脉，以及在短视频媒体环境下研究它们的信息超载和信息缺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除了信息共享的路径流转范式，即商品的质量信息往往会导致消费者后续进一步的担心和忧虑。信息不对称的类型属性构成可以导致新的信息感知路径–从信息感知的敏感到忧虑的过渡[38]。此外，商品的环境敏感嵌入可以改变这一转变过程[39]。
4.2. 启示
4.2.1. 理论启示
我们在三个方面做出了理论贡献。首先，我们的研究扩展了关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对称对消费者心理忧虑关系的文献。其次，我们扩展了先前关于信息感知的研究，这些研究倾向于关注成分类信息的不对称。第三，通过研究信息不对称的感知敏感性确定了“信息不对称–心理忧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4.2.2. 应用启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启示如下：(1) 企业应提供足够的产品和服务信息，以便消费者可以在购买前做出明智的决定。这包括产品的成分、性能指标、使用说明以及可能的风险。(2) 政府可以制定和执行法规，要求企业提供全面准确的产品和服务信息，并限制误导性广告。此外，建立消费者保护法律可以为消费者提供追索权，以应对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不良体验。(3)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个人信息的保护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消费者自身应提高警觉，主动寻找和学习产品的相关信息，不轻易透露个人信息，审慎签署合同和购买产品。
基金项目
2024年四川旅游学院川菜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项目资助(项目名称：调味智能化驱动川菜风味价值提升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CR24Y12)；2024年成都市文化经济研究中心项目资助(项目名称：智能媒介赋能天府文化家庭传承与创新，项目编号：CE202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