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为反对人道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一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彻底决裂。这一观点不仅基于他对马克思晚期思想的解读，还与他对断裂说、症候阅读法等概念的探索密切相关。深入探讨阿尔都塞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与他其他核心思想的联系，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学术立场的内涵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
国外关于阿尔都塞的研究具有显著的国际性，许多重要著作对其思想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例如索尔·卡兹的《理论和政治：路易·阿尔都塞》、今村仁司的《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易安·穆列·布唐的《路易·阿尔都塞：一部传记》，以及论文集《阿尔都塞的遗产》《意识形态文集》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阿尔都塞的思想，包括其思想发展历程、结构主义特征、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地位。然而，这些研究多为概览性分析，主要关注阿尔都塞理论的整体框架及其意识形态理论等热点领域，对其“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命题缺乏专门且深入的探讨。大多数著作仅将此命题作为其理论立场的一个表述，未能充分挖掘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现代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国外关于“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研究多以批判为主。批评者普遍认为，阿尔都塞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将个体视为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被动产物，忽视了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意志。例如，1972年，英国共产党哲学家约翰·刘易斯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文章，称阿尔都塞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为“急性教条主义”，并预言其思想“患者活不久”([1], p. 35)。刘易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在于“人创造历史”，而阿尔都塞的理论割裂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亚当·沙夫在《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2], p. 97)中批评阿尔都塞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时走向极端，忽视了人道主义的历史性和唯物主义基础。他指出，阿尔都塞错误地将人道主义等同于个体主义的唯意志主义，未能充分重视“社会的个人”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
国外学者对阿尔都塞的研究虽较为全面，但在研究取向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一方面，学者们重视阿尔都塞在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领域的贡献，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理论中的独特见解；另一方面，对“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一命题的专题化研究则较为薄弱，相关论述大多停留于简单提及或宽泛的语境之中，未能深入探讨其理论价值及其与阿尔都塞后期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此外，对于该命题对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传统的潜在影响，也鲜有系统研究。这种研究不均衡性使得“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命题的重要学术意义未被充分揭示，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分析。
国内对阿尔都塞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入，虽起步较晚，但迅速发展。“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争议，尤其是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支持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重要反拨”；批评者则认为阿尔都塞误解了马克思思想，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性，以结构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国内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命题的历史背景、内涵特征及其在阿尔都塞思想体系中的地位。1983年，薛民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发表《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理论》([3], p. 110)，概括了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采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将重点从马克思个人转向思想产生的环境；二是以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特征，认为马克思的科学性排斥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三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理论否定与实践必要性的关系。这三方面成为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方向。
同国外研究相似，国内对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研究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仍需深入探讨以下问题：其思想的历史背景与实际语境的统一性；理论反人道主义与其晚期思想的内在连续性；以及其思想对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潜在影响。这些研究方向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阿尔都塞思想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本研究旨在探讨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观点，通过文本分析、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深入剖析其内容、论证方式及其与阿尔都塞晚期思想的联系，从而推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
2. 认识论基础：断裂说
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理论为他提出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命题提供了重要基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反人道主义”性质作了定位。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理论受到他导师加勒东·巴什拉的影响，但他做出了更深入的发展。阿尔都塞说“任何科学的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这种区分的表现形式是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质的中断’，用巴什拉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的断裂’”([4], p. 159)。换句话说，科学的产生必须经历与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此时“总问题”和研究对象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种断裂现象不仅适用于各种学说的发展，也适用于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认识论断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认识论断裂”发生的前岸，而“断裂”的标志，就在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阿尔都塞以这两部著作作为界限，把马克思的思想分为两个时段，即1845年断裂前的“意识形态阶段”和1845年断裂后的“科学阶段”，这两个阶段是对立的。在意识形态阶段，马克思思想由探讨自由、理性以及自我意识转向研究人及人的生存、人的本质与人的解放。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寻求“自我意识的自由”，他在结论部分写道：“哲学的使命就是要使那些被束缚的东西自由，把外部世界转化为人的世界”([5], p. 108)。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提出扬弃异化劳动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本质“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解决方式，它显现了人的本质”([6], p. 120)。进入科学阶段后，马克思转而关注社会系统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科学概念体系，用以解释社会现实。他在《资本论》中通过“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内在矛盾等理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总问题。他写道：“经济结构是社会的真正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7], p. 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逐渐用“异化”取代“分工”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并将人、人的本质、异化等抽象概念替换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具体的物质性概念。他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动力”([5], p. 88)。正是在这些理论转型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与旧有哲学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标志着他思想的成熟。
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思想存在“认识论断裂”的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本人承认思想发生了理论转折。阿尔都塞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到“把我们过去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表明其与早期人道主义立场决裂。他批判费尔巴哈以“人”为中心的本质主义，强调社会关系和历史实践的重要性，转向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探讨。
其二是1845年前后，马克思的“总问题”(理论框架)发生变化。早期马克思关注异化和人的解放，体现人道主义色彩；而1845年后，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哲学，超越其框架，转向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阿尔都塞强调：“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这一观点表明，“总问题”的变化是判断马克思哲学转变的关键依据。
最后，马克思早期思想受德国哲学思潮影响，尤其是唯心主义和人道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概念体现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随着理论成熟，马克思逐步摆脱这些限制，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例如，在《神圣家族》中，他从物质条件和社会历史角度重新分析社会现象，标志思想从人道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通过以上三点，阿尔都塞揭示了马克思思想从批判旧哲学、超越费尔巴哈到摆脱德国哲学影响，最终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断裂过程。在阐述马克思思想中的“认识论断裂”时，阿尔都塞特别强调这一断裂并非瞬间完成的，而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个断裂期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一直延续到1857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这一时期是马克思思想的成长阶段。在《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以及《工资、价格和利润》等著作中，马克思对过去的哲学进行了长时间而系统地清算，并在此过程中进行了理论创新。他逐步形成并确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概念和术语体系，开辟了与旧哲学不同的新理论领域。然而，旧的“总问题”由于其复杂性和顽固性，对新思想的产生持否定态度，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干扰其成长。新的“总问题”要从旧框架中脱胎换骨，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不仅需要在理论上与旧观念进行长期的斗争，还需要不断进行理论生产，构建出自身的完整体系，才能最终达到成熟的形态。阿尔都塞强调，“我们今天仍然身处在由那场断裂所标志并打开的理论空间中，像开辟了我们知道的其他两块大陆的其他断裂一样，这场断裂开创了一个永远都不会结束的历史”[8]。
要清晰理解“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必须从“认识论断裂”入手，因为“认识论断裂”是阿尔都塞理论框架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区分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的重要依据。阿尔都塞通过“总问题”的变化揭示了马克思思想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转变，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早期思想深受人道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以主体、本质和异化等概念为中心，停留在抽象的哲学思辨层面。而随着“总问题”的转变，马克思在晚期科学时期摒弃了人道主义立场，转向对社会关系和历史实践的科学分析，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因此，“认识论断裂”不仅揭示了马克思思想从人道主义到科学的分期，还为阿尔都塞提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基础。通过运用结构主义方法，阿尔都塞进一步探讨了人道主义与主体性的理论根源，试图从认识论层面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种联系表明，理解“认识论断裂”对于深入研究“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
3. 理论铺垫：症候阅读法
症候阅读是阿尔都塞在受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启发下提出的一种阅读观念和方法，是其结构主义阅读方法的主要形式。弗洛伊德通过分析人们的梦境，和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话语来揭示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通常是无意识领域的秘密。拉康的语义的精神分析则据此认为没有说出的东西是和己经说出的东西同样重要的。
阿尔都塞借鉴了弗洛伊德的梦境解析，同时结合了拉康的语义精神分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阅读方法。所谓“症候阅读法”，就是通过“在话语的表面的连续性中辨认出缺失、空白和严格性上的疏忽”([9], p. 6)，来发现理论深处的总问题。在阿尔都塞看来，症候阅读是一种批判性阅读。一种知识的生产，包含了观察方式与提问方式的变化，即与“总问题”(problematic，或译“问题式”“问题域”)有关。他认为，“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逐一地进行‘症候’阅读，即系统地不断地生产出问题式的揭示和生产使我们能够看到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以暗示的形式和实践的形式存在的东西”([9], p. 26)。换句话说，这种方法能够揭开文章表象背后的本质意义。
简单来说，症候阅读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读者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不仅要看到这篇文章表面的意思，还应结合作者的背景、历史语境、对某些问题的沉默，以及文字之间的空白或缺陷等方面。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文章的“症状”，通过分析这些“症状”，读者能够揭示作者想要传达的更深层次的概念和思想。症候阅读法注重隐含内容的分析，旨在揭示那些“隐而未见”的部分，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理论的精神本质。阿尔都塞认为，在解读马克思的著作时，“不该用直接的阅读方法来对待马克思的文本，而必须采用根据症候阅读的方法来对待它们，以便在话音的表面连续性中辨认出来缺失、空白和严格性上的疏忽”([9], p. 12)。不仅要关注表面文字，还要通过对各种“症候”的分析，揭示马克思思想的深层理论结构。
阿尔都塞对症候阅读法最典型地应用在他对《资本论》的解读中。《读<资本论>》作为阿尔都塞的重要著作之一，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在阅读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时所采用的方法。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首先通过自己的理论框架重新解读了前辈如亚当。斯密的作品，采用了一种筛选性的阅读方式，记录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并总结斯密的贡献与不足。马克思并非看到了斯密或李嘉图忽视的内容，而是对那些“被看到但未被正确理解”的事物作出了独到回应。阿尔都塞强调，新理论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借用既有概念的过程。他形象地比喻道：“新概念并不是全部整齐地排成一排通过检阅，有些概念会姗姗来迟，有些概念则要穿上借来的衣服通过检阅，他们只有在稍后才能穿上合体的衣服，因为历史还没有生产出裁缝和布匹”([9], p. 57)。因此，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理论时，不得不借用黑格尔的某些术语，这导致文本的语义与实际对象之间存在差异。阿尔都塞认为，正是通过症候阅读法，才能揭示这种差异，并让文本中的沉默与空白之处“发声”。通过症候阅读法，读者能够发掘出马克思文本中的深层含义，尤其是那些因理论或语言局限而被“遮蔽”的部分。这种方法不仅揭示了《资本论》中的概念空白，还使得马克思未明言的内容在更广泛的哲学背景中得以补充和阐释。
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本解读方式，帮助我们深入剖析理论的内在结构。他提出的“问题式”概念，为理解文本的深层逻辑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这种阅读方式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具有积极意义。它要求读者从整体的视角来解读文本，注重不同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避免对理论的片面化或割裂式理解。此外，“症候式阅读”方法还为阿尔都塞提出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法，阿尔都塞重新审视并解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将马克思思想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他认为，正是在科学阶段，马克思的思想表现出了一种“反人道主义”的特质。
4. 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评价与启示
阿尔都塞“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重新定义了人类主体性，还对人道主义思潮提出了深刻的批判。阿尔都塞的立场促使我们反思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传统人道主义的局限性。因此，阿尔都塞的思想在当代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然而，在其理论的广泛影响背后，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4.1. “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积极意义
4.1.1. 对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解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尔都塞的理论在西欧及拉美国家引发了广泛关注，甚至被视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这一现象的产生，源于阿尔都塞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入剖析，特别是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扩张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与政治实用主义的质疑。对于那些厌倦了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乏味解释的人来说，阿尔都塞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面对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挑战时，阿尔都塞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他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不仅反驳了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也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应对新问题的过程中得以传承和发展，阿尔都塞的理论反思了社会结构的现状，对现代社会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剧，马克思理论的内涵不断丰富。在此过程中，理论的活力与生命力以及理论是否能够应对现实问题，主要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身的创新与发展。而阿尔都塞所采用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创新，通过采用症候式的阅读方法，阿尔都塞试图探索马克思理论中的总问题，尤其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他独特的阅读方式，使得他能够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文本，从而为读者提供了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新途径。这种方法不仅仅是对文本的简单重复，而是通过跨越历史和哲学的界限，重新审视和解析思想内容。
4.1.2. 对人道主义思潮的批判
阿尔都塞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直接回应了20世纪中期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政治与文化变革加剧的背景下，这一思潮逐渐渗透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人道主义思潮表面上高举尊重个体尊严与自由的旗帜，实际上却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复杂且深远的消极影响。在理论层面，一些学者提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关于人性或人的本质的学说；在政治层面，对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促使一些人倡导“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呼吁以恢复人的尊严和自由为目标，甚至否定现有制度。此外，还有人利用人道主义作为工具，攻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实践，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与人性相悖的体制，要求推翻现有的社会主义秩序。在这种氛围下，欧洲一些共产党组织出现了思想混乱的趋势。
面对这种理论和政治的双重挑战，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主张，试图揭示人道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潜在威胁。他特别强调，人道主义化的倾向容易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矛盾，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导致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分裂。这种倾向不仅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量，还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偏离其关注社会现实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内部复辟资产阶级人本学方面，阿尔都塞的理论具有积极意义。他深入分析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演变，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哲学人道主义之间的区别，这是合理且正确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应基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而非空洞的“人”的概念。通过这一批判，阿尔都塞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试图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理论与人本主义唯心主义之间的界限。
综上所述，阿尔都塞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环境中，阿尔都塞的思想促使我们反思如何在个体自由与社会整体发展之间找到平衡，以确保社会主义在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的同时，始终关注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中找到真正符合人类尊严与价值的发展道路。
4.2. “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不足之处
阿尔都塞的理论创作和症候阅读法，表面上意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防止其沦为纯粹的道德或人道主义的教条。然而，他在试图去除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科学主义，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革命性和与人的解放密切相关的核心精神。这种“反人道主义”不仅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影响了其理论的广泛适用性和实际价值。
4.2.1. 解读方式的不合理
阿尔都塞通过“症候阅读法”试图揭示文本深层结构，发现作者未明言的意图和思想潜力。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将其视为一种独立于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理论体系，意图超越“无辜的阅读”，摆脱人道主义和道德化解读。然而，这种过分科学化的解读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阶级性，使其逐渐远离推动社会革命和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仅在于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更在于其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实践性。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为基础，最终目标是为了消除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然而，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偏向使马克思主义变得抽象和冷漠，削弱了其阶级性和党性，未能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和革命性。
在20世纪70年代，阿尔都塞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理论中的一些问题，并在自我批评中尝试进行修正。他承认，症候阅读法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文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症候阅读法必须特别注意其适用范围，结合文本的指向性和特殊性，避免盲目套用。阿尔都塞的初衷是通过这种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著作，澄清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并揭示马克思思想中的深层次问题。症候阅读法旨在帮助读者准确把握马克思文本的潜在思想问题，避免表面化的误解。阿尔都塞强调，通过症候阅读，读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思想发展，进而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深度。
症候阅读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性解读文本的方式，帮助我们挖掘文本中的“空白”和“矛盾”，但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革命性，就可能导致理论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它揭示社会矛盾和规律的科学性，更在于它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自由提供了理论武器。因此，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我们应当警惕过度理论化的陷阱，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和革命性的关注，理解其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联系。
4.2.2. 表达言辞的偏激
阿尔都塞在其哲学体系中提出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旨在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界限。他通过使用“反”而非更温和的“非”，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并非建立在抽象的“人性”或“人道主义”基础之上，而是通过具体的社会条件、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激烈的表述试图突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历史性，同时区分它与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然而，这种极端方式可能引发误解，让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不存在人文关怀。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目标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并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人类解放，这本身体现了对人的关注。阿尔都塞的激烈表述强调科学性，可能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关怀精神，特别是对“人的解放”的深刻诉求。阿尔都塞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的历史作用，偏向极端化，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逻辑。他对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的批判，主要停留在否定层面，未能进一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精神的辩证发展。
但阿尔都塞的批判并非毫无价值，他在后期的反思中逐渐认识到，马克思早期对“异化”等概念的探讨并未完全消失，这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再思考提供了基础。这种反思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并非通过单纯否定人道主义来实现其科学性，而是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人道主义的合理内核。通过这一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展现出自身的继承性与发展性，表明绝对地否定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
因此，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启发，推动了对科学性与人道主义关系的深层次讨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对辩证法的理解存在局限性。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时，需要超越绝对化的表达，更注重揭示其科学性与实践性、理论批判与人文关怀之间的辩证统一。
5. 结语
本文分析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命题在阿尔都塞思想中的延伸，可以看出阿尔都塞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与“认识论断裂”、“症候式阅读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层层递进、相互支持的理论框架。他首先通过“症候式阅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读马克思思想的方法，借此揭示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认识论断裂”。这一断裂不仅反映了思想上的分歧，还确立了成熟马克思以“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立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成为了贯穿阿尔都塞理论体系的一条重要主线。
总体来看，阿尔都塞使用“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来反抗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思潮，过于激烈的表述可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被误解。偏激的语言未能准确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革命性，反而可能导致理论的片面化。作为哲学家，阿尔都塞应意识到，过于极端的表达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使理论脱离其实践基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应避免单一化和极端化的表述，保持对历史、社会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与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