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序言
普遍认为，语言变异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语言变异研究领域的领袖和创始人——威廉•拉波夫认为：语言变异是“对同一事物存在不同的说法”[1]。后来的学者们根据这一经典定义，提出语言变异指语言使用者由于受到不同交际语境的影响，或者出于对所处语境的适应需求，在进行口语表达或者使用书面语时产生的差异于常规语言的现象。
语言变异的理论早期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社会心理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梅耶，他曾在《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一书中提到：要想了解语言的变化，就必须了解社会的变化[2]。之后，整个20世纪上半叶，对语言变异研究的主导思潮并非高歌猛进，广为接受。语言变异的研究者多次提到：19世纪末，虽然英国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弗斯提出要研究由多个限制性语言构成的语言变异系统，可是，语言变异的研究并没有受到语言学界的广泛认同，直到威廉·拉波夫于1963年和1966年发表了《麻省马萨葡萄园岛的一个音变历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a Sound Change on the Island of Martha’s Vineyard, Massachusetts)和《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层》(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这两项研究成果，语言变异的研究之路才慢慢展开。
本文将对语言变异先期被语言学界排斥，后由拉波夫为代表的研究者慢慢发展壮大，并在近年来引入认知角度进行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介绍其最终成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核心的过程，并阐述各个阶段典型性的研究方法。
2. 二十世纪早期语言学界对语言变异研究的排斥
语言学研究历史表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和转换生成语言学派在20世纪成为语言学的主流理论，并一度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内盛行，但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都对语言变异的研究表现出排斥和批评。
2.1. 结构主义对语言变异的观点
索绪尔(1916)主张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法规则系统和词汇系统，它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社会产物，不从属于某一个人[2]。言语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很少有同样的言语。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是语言。
语言变异的研究素材来源于言语，仅仅在被语言社团接受后才能成为语言体系的一个变体，因此，《普通语言学教程》除了开头对语言和言语的差异进行了描述，该教程几乎没有再提到过言语。索绪尔(1916)认为：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基本办法是分离出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因此要忽略所有不属于语言结构体系的部分，而语言变异被归属于言语，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这个言语现象对“语言”这门真正的科学显然并不重要。
2.2. 转换生成语言学派对语言变异的观点
索绪尔通过“语言”和“言语”二分法，将语言变异研究排除在语言学研究主流之外，之后，乔姆斯基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区分开来，这个划分进一步巩固了当时语言变异研究无法进入语言学主流研究领域的局面。
对语言变异的研究，乔姆斯基和索绪尔的观点大体一致。他认为语言研究的不应是人们的言语行为，而应是人们内在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语言能力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并理解新的句子。语言变异不属于语言能力范畴：语言能力是一种天赋假设，而语言变异与语言学之间并没有理论的联系。乔姆斯基(1979)在他早期的著作里暗示：社会语言学变体的研究在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殿堂里无法登堂入室。他在之后的著作中明确表达了对语言变异研究的不支持，他将社会语言变异的研究比作“采集蝴蝶标本”，“如果你喜欢蝴蝶，那很好；但是收藏一定不能与研究混淆……”[3]。乔姆斯基认为，隶属语言使用的社会语言变异研究构成了“较好的描述语言学”，有助于克服语言偏见，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将语言变异的实践发现与语言学理论联系起来。
当时，社会语言学家一方面对这样的观点极力反对，一方面又不能指明语言变异的研究发现到底该和语言学理论的哪个体系相联系——实践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就没有基础性的土壤。
3. 二十世纪中后期语言变异研究的兴起
二十世纪中后期，语言学家们逐步认识到：语言学理论要想成为综合性的人类语言学科，必须能够包含并解释实际语言使用。此认知促成了语言变异进入第二阶段的研究。在此阶段，语言学家们试图用语言学理论来解释语言变异，以此希望将语言变异研究纳入语言学研究范畴。
3.1. 语言参数解释语言变异的尝试
John Wilson和Henry Alison曾经引入语言参数来解释贝尔法斯特英语和标准英语之间共时变异的数据，他们假设：语言变异是语言参数设置不同的结果。以贝尔法斯特英语中祈使句中动词的提升为例：
a. Read you that.
b. Go you away.
他们解释，有这样的变异，是因为贝尔法斯特英语中有两条语法规定了倒装祈使句的规则：允许所有动词倒装和允许非宾格动词倒装[4]。因此，贝尔法斯特英语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祈使倒装规则参数，也就出现了祈使句动词语言使用中的变异。Wilson和Henry在研究中调用了不同的语法体系来解释变异，他们的语法参数的研究方法是假定说话人基本上拥有一种以上的语法知识系统，变体就是说话人在这些语法系统中的选择结果。
3.2. “核心句法”理论解释语言变异的尝试
与上面两个学者不同，David Adger和J. Smith选择了在同一个语法系统中做研究，试图找到同一语法系统中存在的多种语言选择，从而在句法学领域用说话人个体选择解释语言的变异。例如：他们假设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句法特征，一种是语义可解特征，如【时态：过去式】；一种是语义不可解特征，如【大写转换：主格】。后者必须在被选择过程中接受匹配特征的检验，这表示语言意义只能通过可解特征进行传达。词素就是这样的可解特征，它与其他的特征紧密相关，无论形态是否发生改变(词缀的变化)，语法系统都会实现表层的语义输出。
Adger和Smith从苏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渔业小镇“巴基”进行了数据收集，找到了词素变异实例。在那里，除了主语是代词“they”，“was和were”在所有人称代词做主语的情况下都可使用，选择的标准取决于某些如年龄这样的社会因素。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假设词位“be”的两种变体(标注为T和T2)，具有相同的输出语义和不同的赋值，所以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音”。如果说话人输出时选择【be T】，个、数、人称的赋值就会被与代词的选择相一致，如果代词是第一人陈复数，那么它将会发生变化，此时的发音选择为“were”。然而，T2的赋值内容与T不同，它的变化明显表现在词形上，而不是“was”的发音上。因此，他们研究的本质是将was/were的变化定义为对同一个词素变体间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在语言结构的更深层次进行的。
他们提出假设：变体是说话人选择的结果。提出要把有限的句法操作和推导集中在“不可解特征赋值”上，并用“不可解特征赋值”来解释英语的方言变异，从而从句法学上对语言变异进行解释。
以上的研究者们用语言学理论来解释语言变异，希望确立语言变异研究在语言学大家庭当中的地位，但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无法给出语言变异出现的社会动因，因此，在一部分研究者用语言学理论解释语言变异尝试的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开始以语言变异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社会因素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研究开始兴起。
4. 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研究
1968年，《语言变异理论理论的经验基础》一文由温瑞奇(Uriel Weinreich)、拉波夫(William Labov)等人发表，论文中专门论述语言变异的性质和研究方法。在此前后，来自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等领域的一大批学者，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研究实际生活中的各种语言变异现象，其中包括：Joshua A. Fishman、John J. Gumperz、Charles A. Ferguson、Roger Brown、Wallace E. Lambert等等，他们不断从事语言变异的调查和分析，逐步形成了关于语言变异研究的体系。
温瑞齐、拉波夫提出了语言变异的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有序异质”学说。根据他们的观点，语言是有序异质的客体，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应用的语言是有千差万别的，是异质的；当异质成分被言语社区中的某一社会人群接受时，这种异质在语言系统中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序分布，有规律可循。此前，语言学界普遍接受的“语言同质”的观点受到了“有序异质”学说的颠覆性的挑战。自此，社会语言学开启了新的语言变异的研究范式。
4.1. 引入社会因素分析研究语言变异
从拉波夫1966年发表的《麻省马萨葡萄园岛的一个音变历史》，到1972年纽约市调查，到黑人英语土语的研究，再到费城调查，拉波夫引入不同的社会因素，如：本土身份、社会层次、政治文化和不遵从性原则，对语言结构和变化进行研究，让研究者的视野从语言内部转向语言外部因素的研究。
在马萨葡萄园岛的调查中，拉波夫发现马岛人会把ay和aw的发音变异成[əi]和[əu]，在调查这种双元音央化现象时，他对调查主体进行了有意的区分，将社会因素(年龄、种族、职业)纳入到研究中，探讨不同种族、年龄、职业对双元音央化的影响。在69名调查主体中，40位是上岛人，29位是下岛人，调查主体中有英国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涉及多个职业，包括渔民、农民、建筑工人、服务人员等。拉波夫在对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后发现，双元音央化现象在31~45岁的渔民中最为严重，这是因为本土居民为维护本岛原有文化、抵制外来侵入，坚持这一变异的语言特征以强调原住民的社会地位。社会因素，成了使用者坚持使用变异语言的根本原因。
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发现，典型的社会群体会形成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语言特征，同时，由于使用者社会阶层、种族、性别或年龄的不同，不同的语言特征(如语音变体)会有规律地分布在不同群体之中(Labov 1972) [5]。社会因素分析，逐渐成为语言变异的主要研究变量。
4.2. 基于数据库的定量分析研究
从提出假说到调查取样，到解释调查结果，这一整套方法被称为“定量研究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步骤如下：
a. 选择说话人、情景及语言变项作为观察对象并提出假说；
b. 收集选择对象的录音话语；
c. 识别话语中的语言变项及其变徽；
d. 讨论数据统计处理并找出相关部分；
e. 解释统计分析结果。(田莉 田贵森，2017) [6]
变异社会语言学的定量研究开始于拉波夫的《纽约市英语社会分层研究》(Labov 1966)。在这一研究中，拉波夫用量化数据揭示了语言变量和社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定量研究使语言学研究方法与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有了共性，具有可以直接观察和重复验证的特点，而语言变异是第一个被定量研究的语言学对象。定量研究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简单频率统计、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采用数据分析模式、使用因素分析等方法，推算语言特征的共现模式，为研究语言变异提供了崭新的研究变量；同时，定量研究借助现代化统计手段，使大量的文本、语域、语言特征的研究成为可能，为研究语言变异提供了精确的工具。定量研究方法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逐渐成为语言变异研究的主流方法，它使得研究者可以通过可重复的研究程序对数据进行客观的分析，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对后来的变异研究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目前，定量研究现已经成为语言变异研究方法中最基本的模式，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变异研究的基本方法。
5. 二十一世纪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引入
二十世纪末期，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开始了彼此学习、彼此丰富的交流。社会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变异研究，将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内容——语义的研究，作为语言变异研究的拓展点，开始研究变异的含义以及语义的变异性。社会语言学家，B. Lavandera (1978)认为，由于缺乏语义方面的系统理论，语言变异的量化研究受到很大的制约。因此，从社会语言学的传统来看，认知语言学理论及其研究方向能够给语言变异的研究带来新的拓展点和切入点[7]。与此同时，认知语言学家在此时出现了社会转向的萌芽。Langacker在1999年指出：要研究概念和语法结构的动态性就必然要研究话语和社会交互的动态性[8]。Croft也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通过吸收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某些基础内容实现语言的社会属性的研究目标。苏晓军(2009)曾总结了认知语言学关于社会因素的研究成果，从他的总结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初，认知语言学已经做好了融合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准备。
至此，认知社会语言学应运而生。2007年，波兰克拉科尔召开了第十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会上，认知社会语言学被正式确定为认知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交叉学科，目前，历经了十几年的发展，其研究核心还是一种基于使用的语言研究，即语言变异问题研究。认知社会语言学强调说话人在社会参与中的不同社区角色，聚焦于说话人对语言变异现象的显性、隐性态度和感知(Putz et al., 2014:6)。研究的重点包括不同语言层面的语言变异现象，如：语音层面、形态层面、句法层面，以及语义层面；同时，认知社会语言学还关注影响语言变异的相关因素，如文化、认知、语言态度、语言意识形态、语言认同、权力关系等(张天伟，2019) [9]。
5.1. 认知–社会模式下的语言变异研究
随着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中一些研究问题的提出，学者们认为，要想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语言理论，必须综合考虑社会、文化、认知等多方面因素，才能全面理解语言基于用法的本质。所以，在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以语言意义的研究为研究重点，以社会因素为语言研究的出发点，以基于用法为研究方向，认知社会语言学关注认知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作用，把语言使用者的认知体验性融入到社会文化语境之中，重视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语言变异与认知的研究，从语言的社会性和认知性角度深入研究语言变异、方言、双语及语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成为本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新趋势。
从认知社会语言学变异的视角看，在交际过程中，语音变体形成了说话人的口音，也就是言语特征，这一认知参照点，可以用来判断说话人的社会背景(Wolf & Polzenhagen 2009: 40) [10]。认知社会语言学援引认知语言学关于意义的构建、意义的识解、以及社会身份理论，基于Langacker的象征单位模式，认为音位变体是复杂实体通过范畴化过程形成的。Kristiansen (2008) [11]在认知语义学的转喻理论和认知语法框架下解释了音位变体同言语变异的关系及其对社会意义的建构。
在语义层面，认知社会语言学对语义变异的研究曾运用功能图式理论(即原型理论)，研究者的研究表明：意义结构与社会身份密切相关，说话者对于表现其身份的不同语言选择催生了语义的变异。较新的研究是Moreno-Fernandez于2017年做出的，他对语言变异的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社会语义与认知的关系。他认为：传统的语言变异研究要求变体要对应其相应的意义，原型意义被某一社会阶层群体所控制，词汇语义特征受变异过程和意义协商的影响，并与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文化变体相关[12]。
同时，研究者也利用方言语料库，研究了语言变异的概率特点，力图探索语言变异中构式变异的外部决定因素与语言内部因素，及其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Gries的系列研究说明：语言的构式变异是说话人根据听话人的交际需求对语言付出最小努力加工的结果；然后，语言的外部因素，包括：时间、地点、文本类型等也会制约构式变异[13]。
5.2. 定量研究方法的拓展
社会语言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在本世纪得到了一定的充实和拓展。原有的定量分析的统计方法包括：多元回归分析、简单频率统计、方差分析等，涉及简单的单一变量测量，如卡方检验、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但是，社会语言学的定量方法在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如，传统的分析软件Varbrul，不能对反复出现的独立数据点进行处理，在同一直线上的预测值也不够准确，输出的结果采用特殊符号和术语，使结果对比的难度增大。
近几年，多维度分析模型(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解决了以上问题，基于语料库的多维度分析模型对于语言变异研究预示着定量研究方法的新时代。它不仅可以利用BROWN、LOB、LIC、ARCHER等语料库进行文本、语域、语言特征的分析，还可以将对大量语言特征的变异考察形成系统，解决以往变异研究孤立零散的不足。这一模型充分展现了语言变异研究的多维性，为变异研究打开了综合性多维度研究的视角。其他方面的拓展还包括ANONA、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等。
同时，认知语言学原有的定性研究成为定量研究的基础，引导定量研究寻找证据并运用定性研究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14] (张辉、杨艳琴2018)。
6. 结语
语言变异研究曾经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目前也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核心研究内容。从二十世纪早期研究的萌芽到今天，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被摒弃被忽视，到逐渐兴起，再到被重视，最后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核心，经历了结构主义、生成语法的排斥，也在社会语言学的园地中蓬勃生长，目前融合了认知语言学理论，得以在认知社会语言学领域中开辟了崭新的发展空间，展现出快速的发展势头。其研究方法也从最初的用语言参数、核心语法等语言学理论解释研究，发展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再到利用数据库进行多维度模型研究和多角度并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得到了拓展和突破。
语言变异近二十年在中国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重视，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目前，研究者们正致力于获取大量实证数据，并学习采用国外新兴的多维度研究方法，使语言变异在中国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2022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一般研究项目“校企研三螺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项目号：SJGY20220113)；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标识性话语海外译介的百年嬗变研究(项目号：21YJCZH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