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逻辑理路
The Logical Way of Marx’s Criticism of Capital Modernity
DOI: 10.12677/acpp.2025.141004, PDF, HTML, XML,   
作者: 亓亚茹: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关键词: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资本逻辑资本现代性Marx's Criticism of Modernity Capital Logic Capital Modernity
摘要: 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立足于现实的生活领域,从政治经济学这一特殊的路径出发,依据具体的历史语境对资本现代性展开辩证的批判。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马克思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和资本扩张的内在逻辑;从矛盾发展的视野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和方向,表明了资本现代性的历史狭隘性和阶段性。同时,在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中马克思对新现代性建构进行初步探索。即无产阶级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消灭剥削和压迫,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
Abstract: Marx’s criticism of capital modernity is based on the real life field, starting from the special path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unching dialectical criticism of capital modernity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Based on the general law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arx revealed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capital expansion in the actual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Grasping the movement and direction of capitalist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diction development shows the historical narrowness and stage of capitalist modernity. At the same time, Marx mad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odernity in his criticism of capital modernity. That is, through a thorough social revolution, the proletariat fundamentally suppresses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abolishes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promotes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finally realizes the full restoration of human nature.
文章引用:亓亚茹. 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逻辑理路[J]. 哲学进展, 2025, 14(1): 19-2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04

1. 引言

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批判继承卢梭和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全面批判,在分析现代性矛盾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实现路径。在当今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境遇中,理清和把握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独特内涵与本质要义,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必然逻辑、本质之新和践行理路,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积极扬弃和全面超越。

2. 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理论逻辑

2.1. 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视域

秉承启蒙思想家到黑格尔“理性时代”,在资本主义革命背景下,马克思从抽象的思辨领域转变到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立足社会历史基础,超越以往宗教或抽象的批判,开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路向。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前提和实践的主体,现实的人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正是基于对物质生产的客观历史事实来进行分析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塑造出的现代性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生产发展的产物,其存在、产生、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1]由此也就不断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因而,资本现代性是历史的、暂时的,其内在矛盾发展变化趋势揭示着、人类历史文明向更深处迈进的必然趋势,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社会面貌,基于物质生活关系展开的现实的批判。

2.2. 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路径

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诊断是通过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进行剖析的,现实生活的生产方式为现代性的基本构成提供着质的规定性。基于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入手,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从商品这个经济的细胞入手,通过探究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过程,推出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联,揭秘价值增值的秘密。同时,对商品二因素及其包含的劳动二重性进行分析并揭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价值生产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体。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工人通过剩余劳动无偿的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并论证了资本生产是“建立在资本对劳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其全部目的服从于资本的增殖过程。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而劳动则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围绕资本增值这一目的,资本家不断地利用无偿占有的工人的剩余价值来促进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对剩余价值的过度追求忽略了生产的物质内容,以致“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工人的“活劳动”变成资本增殖所需的要素和手段。并且,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将生产资料与商品生产者分离开来,进而引发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在再生产和积累中进一步发展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共同塑造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

2.3. 科学的辩证法: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方法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是依据具体的历史语境展开的辩证的批判。一方面,从资本现代性存在的暂时性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 (p. 196),马克思通过透视现代社会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下,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无法克服其自身固有的矛盾,无法解决现代性困境,其本身就包含了灭亡的因素。因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图景仅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存在,而超越这种现代性将成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对于资本的现代性,要一分为二的辩证看待,即在对资本现代性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理解。概括来说,资本现代性“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5]。由此可知,资本来到世间,对现代社会既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也有野蛮血腥的一面,资本现代性必然随着社会历史运动发展而被积极的扬弃。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正是将其置于整体历史视野之中,通过辩证的否定来揭示资本现代性的发展及其消亡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的。

3. 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内涵要义

3.1. 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切入点:异化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现代社会运行机制中的普遍原则和最本质、基础的力量。资本在劳动生产中的绝对支配,使人最本质的活动处于普遍的异化当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即物质生产关系总和的剖析,以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为逻辑主线提出异化劳动概念,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的生存状况,赋予“异化”现实的内容,并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在马克思那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6] (p. 273)。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应当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的劳动中表现为奴役和压迫劳动者的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反而成为支配劳动者的异己的力量;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分离,被迫的强制劳动使劳动原本的意义被痛苦取代,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而是否定自己;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而成为人维持和延续生命的手段,将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最后,人与人相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下人同自身异化的同时也推及到人与他人的异化关系,表现为利益上的冲突和对立,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分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的对抗性质,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人的劳动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而成为异己的与其对立的力量。资本增值的本性和无限扩大使无产者不断遭受剥削与异化,这是资本逻辑的直接结果,是资本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3.2. 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资本逻辑

资本现代化的运行逻辑就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其不仅在经济领域支配整个生产过程,也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存在样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占据主导地位。资本逻辑是以商品、商品流通为起点,通过向内吸纳和向外扩张两种模式无限制的增值与膨胀,实现资本存在与发展的逻辑。这种社会生产关系,首先,资本逻辑是一种物支配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商品和货币成为人们普遍交换和相互联系的手段。这种商品形式遮蔽了社会关系的实际本质,把“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物化现象下人们对货币的占有成为一切人的自我确证和终极追求,货币不再是手段而成为人的存在目的。其次,资本逻辑是一种生产支配人的关系。在雇佣劳动下,劳动者只是作为谋利工具而存在,固定在某一特定的生产环节之中,成为机器的附庸,为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服务。此时劳动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6] (p. 274)最后,资本逻辑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社会日益对立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经济利益的承担者,以价值增值为目的进行生产并对无产者进行奴役和剥削。同时,与社会生产相适应,资产阶级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的意识形态、政治体系确立为整个社会的运行法则。在这种秩序和结构中,资本支配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作为一种总体性存在统摄一切。

3.3. 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指向:资本现代性的内在矛盾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7] (p. 775)作为人类历史上强大的社会力量而言,资本有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历史作用与过度追求剩余价值的消极后果。即资本追求全面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与资本自身限制生产力全面发展的局限性。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现代社会的核心和奥秘就在于资本。资本来到人间,开启了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资本与现代性的耦合蕴含着文明的进步,对于封建社会而言,资本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 (p. 405)资本的出现有力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新的消费、新的使用价值创造出新的生产和分工体系,与经济相联系的社会、文化、个性等各个层面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人逐渐从宗教统治中脱离出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化、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扩展了自我发展的空间。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一种“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另一方面,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性统治力量,资本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8]。由资本逻辑所形成的逐利特性隐藏着巨大的现代性危机,资本主义实现资本增值的本性与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结构性的矛盾,因而产生自我实现伴生自我毁灭的现代困境。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劳动剥削、政治领域的阶级对抗、文化领域的拜物教意识、社会领域的两极分化和自然领域的生态破坏。并且,世界历史的开拓成为资本扩张和殖民体系的合理性主张,迫使其他民族在文明形态层面解体与形变,并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即“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4] (p. 404)

4. 马克思对超越资本现代性的初步探索

4.1. 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与超越

从本质上来讲,超越资本现代性从而构建新现代性的关键就在于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是塑造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制度基础和实践根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抗争,导致因生产过剩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时,资本不断增值的本性使得雇佣劳动关系表现为资本的主导性与人的自由个性的丧失,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的生存矛盾,以及人与人相对立的阶级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贯穿社会运行机制的始终,是导致一切社会悖论的根源。虽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若干改革和调整来修复现代性问题,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雇佣劳动制度依然存在,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资本扩张的广度和深度仍在加剧,只不过表现形式从过去的工业危机和商业危机转变为当今债券危机的呈现。因而,只有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才能避免个人被生活资料所支配,进而实现对劳动与资本、剥削的彻底消灭,消灭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现象。

4.2. 现实路径: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实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7] (p. 257)。因此,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在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7] (p. 307)对于新现代性即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构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无法通过自我完善解决的,应当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理论创立初期,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然后带动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晚年时期,马克思在思考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时,基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研究得出的结论和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条件,马克思认为俄国等东方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即“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9]。无产阶级作为超越资本现代性的主体力量,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建立劳动者主导的国家政权,这也是社会主义人民当家做主的必然选择。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要在政党的领导下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彰显人的主体性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造,从而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解放。

4.3. 终极旨归: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资本现代性展开彻底的批判,其核心指向资本的运作逻辑所导致的“抽象的人的全面统治”,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社会的文明形态。从宏观的历史演进看,马克思根据人的存在样态,将社会形态划分为“对物的依赖性”、“对人的依赖性”、“人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其中,“物的依赖性”对应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个性”对应共产主义社会,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 (p. 422)可知,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建制和价值旨趣的,这也表明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就是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全面占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10]可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超越的必要条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将为无产阶级解放趋向于全面自由的人奠定丰厚的物质基础,并与之伴随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消灭,将消除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下人的普遍异化状态,届时人们将在真正的共同体内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和能力的提升、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相处的状态。

5. 结语

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依据,通过透视在资本宰制下社会运行机制存在的矛盾来揭示和批判现代性问题,进一步阐述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和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当今我们仍处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激烈对抗之中。资本主义发展出现新特征,但只要资本无限增值和扩张的本性未变,资本现代性所固有的矛盾就必然存在并促使其自身灭亡。深刻把握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要义,依然能够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中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以人的解放为价值旨归开辟出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72.
[2] 资本论(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79-580.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07.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64.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