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界交往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深刻把握生产实践对于交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与开展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提出世界交往理论，具有时代必然性。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发展脉络由酝酿、形成与丰富发展三大阶段构成，其主体内容包括世界交往的内涵要义、动力及功能。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具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增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等当代价值。
Abstract: The theory of world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Marx, based on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production practice for communi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apitalism and the need for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proposed the theory of world communication, which has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world communication consists of three stages: brewing, formation, and enrichment. Its main content includes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world communication, the driving force and function of world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two big picture” era, Marx’s theory of world communication has contemporary value in promoting high-level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
1. 前言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与唯物史观相伴形成，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命题之一。伴随着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增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技术与工具不断更新，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逐步突破原有界限成为世界交往。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叠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加速发展进一步压缩了国与国之间的时空距离。各个国家与地区间既有积极交往，同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摩擦。在新时代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深刻认识该理论体系所具有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增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等当代价值。
2.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形成轨迹与发展脉络
2.1. 酝酿阶段
1841~1844年，马克思对交往的认识尚处于萌芽阶段，其相关论述阐发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为《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章中。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虽尚未明确使用“交往”这一概念，但已然基于对伊壁鸠鲁所提出的“原子偏斜理论”的认识，初步涉及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外在于主体的环境之间具有的交往关系的探讨。在进入《莱茵报》工作后，马克思逐渐认识到人的生存发展与社会营造的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对交往的研究由抽象的关系层面深入到与实践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
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首次使用“交往”这一概念。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从异化的角度研究交往的问题，通过研究物如何异化人，揭示出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异化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财产的产生都源于生产力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分工，并得出消灭异化的两大条件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世界交往，这为世界交往概念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基础。
2.2. 形成阶段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主体框架在1845~1848年间基本形成，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共产党宣言》三部著作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创造性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确定了交往所具有的实践本质。交往的主体是实践活动中的现实的人，交往的形式是人的存在方式，这为世界交往理论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
“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使用“世界交往”这一概念，并立足于唯物史观，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普遍化的交往为前提。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对交往的研究由局部视角转变为世界视角，交往拓展为世界交往。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世界交往的主体是无产阶级，交往形式转变为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这便为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准备了条件。
2.3. 丰富发展阶段
世界交往理论初步形成后，在1857至1882年间，马克思进一步将世界交往理论置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予以分析阐释，其思想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历史学笔记》和《人类学笔记》等著作中，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进入丰富发展阶段。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交往的形式，归纳总结出人的三种交往形式，分别为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形成的物的依赖关系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内容。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同时深刻认识到，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性的联系与交往带来世界性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这一结果客观上推动了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马克思在晚年时期进一步深化拓展了对世界交往的研究。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总结出原始社会的交往形式，为完善理论体系提供更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马克思关注到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指出俄国可以通过世界交往这一途径获取发展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从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研究了微观层面的世界交往形式——战争，指出战争在客观上促进近代欧洲社会国际关系的建立。从多元视角研究世界交往的形式与内容，标志着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3.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内容阐释
3.1. 世界交往的内涵要义
交往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是指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是正确把握物质生产、人的全面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出发研究交往的问题，首次使用“世界交往”这一概念。世界交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走向国际分工的前提条件，是在大工业的背景下资本家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取资源、持续扩大世界市场而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形成的一种新型交往方式。
3.2. 世界交往的动力
交往与物质生产是人的两种基本实践方式，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世界交往发展的根本动力。交往与分工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则是推动世界交往发展的直接动力。“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3]一方面，交往是物质生产的前提，生产必须要在人们由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中展开。另一方面，物质生产是进行交往的基础，决定交往的方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要求生产突破一国之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更为低价的原材料与劳动力，因此生产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分工也突破了一国之界限，形成世界间的分工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民族间、社会间的交往逐步成为世界交往。随着生产力的持续释放，世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世界分工愈发失衡，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必然”提供现实性条件。
3.3. 世界交往的功能
世界交往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关键因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深入分析了社会分工与交往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梳理社会历史、民族历史逐步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二者间关系的日益密切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关键所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极速扩张，要求社会分工走向世界化、国际化。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商业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增进了各国、各地区间的不可分割性，历史也由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转向世界历史。
世界交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交往程度的加深不断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催生社会制度的变革。“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 (p. 166)世界交往程度的加深带来先进生产力的解放，以私有制为代表的社会关系不再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存在于不同阶级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使得被统治阶级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需要，要求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由此形成社会制度的变革。
世界交往奠定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践基础。交往是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3] (p. 515)。世界性的交往打破了血缘、家庭等自然束缚，使个人的实践与世界生产紧密相关，个人得以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发展进步。伴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世界交往的程度日益加深。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供给更为丰富，为个体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更为多样化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世界交往密切了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联系，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组织准备。
4.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
4.1.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生产力的发展以交往为前提，世界交往促进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加速释放。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为中国进一步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需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好世界交往带来的有利因素，在扩大国际间合作的进程中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能力。中国积极以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为指导，通过搭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开放型经济平台，破除逆全球化及贸易保护主义等错误思潮对世界交往形成的阻碍，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路径，为增进世界各国互联互通架设交流互鉴的交往之桥。
4.2. 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一国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交往理论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系统化体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主张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落实三大倡议，充分彰显出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所具有的时代价值。中国创造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区域间合作对话机制，积极搭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出一条有别于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世界交往新路径。
4.3. 增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当前，世界交往程度不断加深，各国间联系日益紧密，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在文明交往领域中形成的桎梏，推动人类文明交往形式实现从零和博弈向共荣共生的转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走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4]。中国积极增进同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中国在世界文明交往中的话语地位，在世界交往中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5. 结语
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间交往频繁，彼此间联系日益紧密，一国的变化发展将会对他国乃至世界整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分析解决世界交往的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内涵要义，是将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具有重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具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增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