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与动物关系问题在哲学的进程中一直是哲学思考的核心议题之一。人们在对“人”进行探讨的同时，总是将其与动物做比较，从而得出人的本质的结论。本文通过对传统西方动物二元论以及中国传统动物观念的比较，进一步梳理出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更符合发展规律的人与动物关系。有助于我们推动人与动物以及自然界和谐发展关系的建设，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类和动物的存在都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部分，应该追求与自然界的联系与平衡，反思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阿甘本思想中人与动物的关系
在西方传统思想中，动物一直处于人的对立面，它们被看作是人确保自身拥有主体性的动物“他者”[1]。在现代欧洲大陆哲学领域中，动物议题开始受到新的关注和讨论，欧陆哲学家针对人与动物二元论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和批判。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德里达、阿甘本等哲学家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他者”进行了重构。海德格尔用“人构建着世界”、“动物贫乏于世界”和“石头无世界”[2]三个命题将人与动物分隔开来；列维纳斯认为，“他者”只能是人类，这种将人和动物截然分开是一种陈旧的哲学思想，强化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形而上学；德里达的全部动物问题的起点是“动物故我在”，同时这也是他动物哲学思想的终点，虽然德里达致力于批判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但德里达的思想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他也并未完全抹掉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阿甘本在与前人的思想碰撞中建立了自己的动物哲学，阿甘本对动物问题的关注始于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形而上学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阿甘本从人与动物之间不可调和的分裂性以及“赤裸生命”[3]入手，将造成二者之间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语言–作为目标，对动物存在以及人与动物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为后续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考维度。
2.1. 语言内部是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
阿甘本重返古希腊哲学家们对语言问题的原初探讨，引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关于语言成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论述：“为了使人成为政治动物，在所有动物中自然只赋予人理性说话的能力，人与其他动物的真正区别在于只有人才能分辨好坏、对错、正义与非正义。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的一致看法构成了家园或城邦。”[4]在这段话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人与动物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因为拥有语言，因而可以成为政治动物，而动物只拥有声音，所以无法过上政治生活。阿甘本指出，亚里士多德对语言和政治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判断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阿甘本将这种神秘不明的场所称之为“大音”，它既不是动物所发出的声音，也不是人类所使用的有意义的语言，而是人类语言与动物声音之间的存在。阿甘本认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从“大音”出发，进行否定性批判，进一步完成由声音到语言，动物到人类的过渡[5]。
阿甘本认为人–畜的对立关系并未经过充分论证，认为形而上学在讨论人类语言的起源，以及动物声音向人类语言的转变时总采用非实证的描述，这种描述从中世纪到黑格尔乃至海德格尔时期均有体现。阿甘本认为动物同样具有语言，但其语言的表现形式与人类有所不同。动物彻底融入了语言的环境中，与其所使用的语言完全一体。在《幼年与历史》一书中阿甘本写道：“实际上，动物也拥有语言。它们始终且全然就是语言，这种‘未知大地上的神圣声音’不知道何为破裂何为中断。动物并不进入语言之中，因为它们已然身处其中了。”[6]相比之下，人类不仅拥有语言，还有言语行为、符号与语义，能够通过语言创造意义。阿甘本就从动物的视角出发，强调了探讨人与动物这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重要性。
根据阿甘本的看法，动物也具备使用语言的能力，这表明单纯的语言能力并不能证明人之为人的独特性。人与动物的主要差异体现在语言的内部结构上。动物的语言体系是单一且连贯的，而人类的语言则存在内部的断裂。
2.2. 摧毁“人类学机器”
在《敞开：人与动物》的开篇，阿甘本用《圣经》中的预示指出：“在最后一日，动物与人的关系会具有一种新的形式，人自己也会与其动物本性协调一致。”[7]人存在于绝对的神性与动物性之间，构成了一种中间存在。这种存在不仅仅是动物性与神性之间的桥梁，人性本身就是神性超越在我们肉体中的反映，它展现为一种创造世界、指向尚未显现的虚无的潜力，人的本质，实际上是其内在的人性与动物性的区别[8]。
在整个西方哲学历史中，人类通常用一种否定性的思考来确立自身的存在，阿甘本提到了“敞开”概念，旨在找到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间隔，用以区分人类和动物。这一概念继承并拓展了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时间的思想，海德格尔认为，“石头是无世界的，动物是缺乏世界的，而人是筑造世界的”。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体现在“缺乏”与“构建”的差异上。“缺乏”表示一种被动的适应，是向世界“敞开”；而“构建”则是一种主动的理解，是世界向人“敞开”。区别人和动物的关键在于能够“领悟”的能力，“领悟”是一种揭示，是从隐蔽状态向无隐蔽转变。所以，动物缺乏“敞开”以及“领悟”，这种否定性的审视，依然暗含某种等级划分，这个用否定和排除动物来激发自我意识，确定自身存在就是“人类学机器”[9]的核心所在。通过制造人与动物之间的绝对差异，“人类学机器”得以运转，一方面，将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另一方面，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动物缺乏世界”来将动物性排除在外。
如何才能彻底的摧毁“人类学机器”？阿甘本转向了本雅明的“救赎之夜”和“停顿的辩证法”[10]。“救赎之夜”是一个复归自然的世界，这里不再是人类独有的世界，也不是人类专属的栖居之地。动物在这里脱离了人类的掌控，不再是人类的附属品，动物可以拥有自身存在的价值。这时，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探索被“停顿”了，人们不再去思考人是什么，动物是什么，而是用悬置的方法，让人与动物以他们自身独有的方法“任其存在”，“是其所是”。在本雅明思想的带领下，阿甘本看到了摧毁“人类学机器”的可能性，看到了重塑人与动物生命本体论敞开的可能性。
阿甘本关于人与动物的议题，也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核心议题，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想，人类的内心深处都有鲜为人知的动物本能。但由于阿甘本对哲学和政治的非历史性思考，他不可能真正摧毁“人类学机器”，进而也无法实现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和谐。
3.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动物地位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里，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最开始并不被视为一个伦理议题，而更多地被看作是一个政治议题。妥当地处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国家治理和安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安定和民众福祉的具体表现。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继承了这种理念，认为保护并合理地利用动物资源是确保国家兴旺发达的策略。如《大戴礼记·易本命》所载：“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夸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11]因为人与万物同根同源，且遵循相同的法则，所以人不能凌驾于万物之上，万物应当与人平等。
3.1. 儒家：“恩至禽兽”
先秦儒家思想中对爱的观念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传递到动物上：其一是为了国家的安稳和安全，其中，对动物的关心与动物的生活和繁衍紧密联系；其次，在个人的道德培养方面，动物被塑造成了在这种途径中反映人的道德价值观的媒介。这一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思想瑰宝中最宝贵的部分无疑是其无处不在的人本主义原则，这一点在“人禽之辨”[12]中也明确体现。而“人禽之辨”的最终意义就在于指出人与动物在道德能力方面的差异，以此来突出人类的道德能力，为人类的道德教化提供支撑。
孔子在《礼记》中有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13]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动物没有“礼”、“仁义”与“道德”。当人与动物相处时，并没有掺杂任何道德情感，完全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尊重，并尽可能地利用这种方法以确保人类社会的持续繁荣。因此，在孔子的观点里，动物并非直接被纳入“仁”[14]，而是被通过与礼或者王道的关联方式所联系。
人为天下之最贵，而动物的地位比人的低，因此，动物在满足人类的生活和成长需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动物的肉是可以食用的，而其皮则可以作为人类的衣物。荀子认为人虽然“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人可以“以牛马为用”[15]。由这一立场出发，先秦儒家的观点是既要对动物进行道德关怀也让动物为人所用。
3.2. 道家：“万物平等”
道家崇尚“道生万物，物我为一”[16]的自然观，这一观点不仅深刻反映在道家的政治哲学之中，同样也反映在道家对待自然界和各种生物的态度里。道家与儒家主张的“仁民爱物”的人本主义核心观点不同，在道家关于动物的观点中，强调“知常道、克欲、无为”以及顺应自然界和所有生物的本性，对动物有仁慈之心。
庄子热衷于用动物作比喻，在庄生梦蝶这个故事里，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是我化作了蝴蝶，亦或是蝴蝶化作了我”。庄子认为人与动物都有一个共同属性，“物化”就是人和动物一样具有感知事物变化的特性，“物化”这一观念不仅体现了万物齐一的自然哲学，还通过人类的感知来确认动物的感知能力，并认为非人类动物具有这种感知能力。庄子对动物的感知不是简单地将它们当作一种对象看待，而是要把其视为一种生命体验，从而赋予它们独特的情感和意义。这便要求我们在与动物的关系中保持万物平等的态度，用慈悲之心去看待动物。人与万物为一体，珍爱自然即是珍爱自己，人们应当以慈悲心对待自然，这才符合“道法”。只有当我们对周围的动物持有同情之心和关怀之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
4. 构建人与动物关系新格局
中西方传统思想中对待动物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待自然和动物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在西方动物伦理的讨论中，通常存在一种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观念。而关于近年来兴起的动物权利和动物解放的思想，可能会让一般民众担心“率兽食人”[17]的野蛮行为出现；中国传统动物伦理观提供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平衡，可作为面对环境挑战和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思想资源。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故事和寓言都强调了与动物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倡导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和动物，与之和谐共生[18]。
4.1. 尊重原则
地球上的动物与人类共享生活环境，它们与人类同样具有生命，且有类似的感觉和需要。因此，保护动物的权益并给予它们恰当的关怀和尊重是必要的。首先，尊重动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应当是充满爱与关怀的，而非暴力与残酷。忽略动物的权利等同于破坏文明的基础，从而降低了人类道德的水平。其次，尊重动物也是出于人类自身的利益。动物与人类关系密切，若忽视动物固有的价值，我们将无法享受它们带来的益处，甚至可能遭受动物的抵抗和伤害。此外，尊重动物对于保持生态平衡至关重要。动物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我们应保障动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尊严，避免对它们造成伤害或虐待，致力于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与动物和谐共生。
4.2. 适度自由原则
适度自由的原则主张在处理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时，应当尊重动物的天性和生活需求。第一，确保动物享有适度自由是维护动物福利的根本前提。动物和人类一样，也具备自身的生命需求和天赋特质。长时间的囚禁与限制会使动物出现行为问题、情感抑郁和抑郁现象。因此，给予动物适当的自由活动空间和权益，是确保其健康福利的根本原则。第二，坚持适度自由的原则，是维系生态稳定和和谐的关键路径。当动物的自由遭遇严重制约和侵害，生态平衡会受到破坏，这可能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塌和大的灾害。举例来说，如果野生猛禽类被长时间锁在笼中，导致它们难以自由猎食，那么这将导致捕猎的数量急剧增加，并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全面损坏。在保证生态平衡的同时，给予动物适当的自由空间和权利也是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的有益途径。
4.3. 人与自然共生原则
我们要将人类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保持人类的需求与自然界资源供应能力的平衡，实现人类与动物、自然的和谐共存。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构建“自然与人类的相互作用”这一关系框架，以综合性思维审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连接起人类与自然之间生命共鸣的纽带，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保护自然，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努力构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了多项战略行动和战略构想，这一思想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之间全新的逻辑关系，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为持续、系统和全面地推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以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5. 结语
在当今社会，人与动物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在生态观的指导下，我们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平等对话，批判和重塑这一关系。随着西方动物本体论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其积极价值，在借鉴西方动物问题研究的优秀成果时，结合我国的客观现实，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解决方案。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与动物命运共同体思想，将其融入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当鼓励各界人士参与到动物保护和生态建设中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局面。通过政策引导、社会动员和文化传播，提升全民族的生态意识，促进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