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伴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更多大型企业在践行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往在国际机构及跨国公司中常常被提及的ESG、责任投资这些概念如今正日益被国内企业、投资者及大众所重视。2021年10月26日受国务院颁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及碳达峰和碳中和“双碳”国家战略目标的驱动,企业正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契机,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其整体提升战略目标。
为了激励上市公司关注并促进其ESG绩效的提高,政府部门、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发布了多项旨在强化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相关政策,改善企业ESG绩效和指导投资者践行ESG投资理念:2002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上市公司应当注重履行社会责任。2006年和2008年,沪深证券市场分别发布了履行社会责任准则和环境信息披露准则。2018年,中国证监会修订了《上市公司管理准则》。2019年中国资产管理协会《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公布,中国上市公司ESG管理步入了实质性的新运作征程。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ESG表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有较多研究,但研究方法都有分歧,因投资者信心是影响股价和资本市场运作的要素之一,部分学者以投资者信心作为中介变量,借助目前国内评级体系中覆盖面最宽、刷新频次最高的华证ESG评级数据,并用此综合表现来探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1] [2],袁业虎和熊笑涵(2021) [3]为进一步探究ESG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将媒体关注度作为调节变量,对该变量是否存在单向调节效应或双向调节效应进行了分析。白雄等(2022) [4]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在ESG影响企业价值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部分学者从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代理问题等各种机理来分析企业ESG绩效如何影响企业价值、推动企业效率提升和降低企业风险[5]-[7]。王琳璘、廉永辉和董捷(2022) [8],张琳和赵海涛(2019) [9]以融绿A股上市企业ESG信息库中上市企业ESG的组合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托宾Q作为衡量企业效绩的指标,发现企业异质性对ESG和企业效绩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企业ESG绩效与其价值为正向变动关系。
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在金融企业这一特定领域中进行了深入探讨,为ESG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分析视角。特别地,本文从员工待遇这一创新视角出发,考察了金融企业在追求经营绩效提升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ESG表现对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这一机制的研究为丰富ESG价值传导理论提供了新的洞见。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ESG表现与企业经营绩效
一方面,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金融企业环境保护意识强,社会责任执行质量高,公司治理水平好,这样能够加强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增强投资者信心并对市场发出积极信号进而提升自身价值。一直以来,上市企业经营能力,偿债能力以及经营绩效这几个关键指标都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随着时间的流逝,非财务性指标,如环境表现、社会贡献和治理体系等,已逐渐成为利益相关方关注的焦点,并被纳入市场和投资者对上市企业发展能力的评估标准。另一方面,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盛行,公司越来越重视其社会效益而不仅仅是其财富的积累,同时就公司长期价值而言,ESG是当期披露,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需要一定时间做出决策,使得公司最终经营成效将表现为滞后期价值,所以,公司良好ESG表现在实现公司自身价值长期良性发展的同时,通过均衡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来更好地提升公司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了假设1:
H1:金融企业的ESG表现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且为正向影响(图1)。
Figure 1. The lagged path of financial firms influencing their operating performance
图1. 金融企业影响其经营绩效的滞后性路径
2.2. 员工待遇的中介作用
上市公司在经营ESG方面的出色成绩,展示了其良好的企业文化,给内部员工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从而提高了他们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减少了人员流动,从而可以保证企业日常运营的稳定性[10]。同时尽管降本增效是当前大多数企业经营策略,但在报酬上仍然要重视报酬的市场竞争力问题,这样才能提高员工待遇水平,进而留住核心员工,吸引优质人才,对企业的业务提升有较大帮助。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金融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提高员工待遇水平,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即员工待遇水平存在中介效应(图2)。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该部分以2017~2022年间在A股上市的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排除ST、*ST企业数据,为确保变量系数绝对值的合理性,避免变量异常值影响回归结果,通过Stata17软件对ESG值,企业年龄值,企业规模值以及员工待遇进行对数处理,其余变量分别缩尾于其1%与99%的分布位置。
Figure 2. Mediating effect mechanism of employee treatment
图2. 员工待遇中介效应机理
本文ESG评分来源于华证ESG评级,样本中TobinQ、市净率PB、企业年龄、总资产周转率和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规模、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员工待遇等数据来自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终端。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以托宾Q值作为经营绩效的代理变量,托宾Q值由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Tobin提出[11],是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最具权威性的方法,TobinQ不仅能反映公司财务绩效,还考虑了货币资产时间价值。这一变量的分子是企业市场价值,其分母是重置成本。
3.2.2. 解释变量
本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公司ESG综合绩效,并采用华证ESG评级的得分进行度量。华证ESG评级参考国际主流方法和实践经验,借鉴国际ESG核心要义,结合中国国情与资本市场特点构建而得,覆盖范围包括中国A股及发债主体。里面ESG数据按季度频率进行了更新,分别在1月、4月、7月及10月月底进行了更新,本文将最后一季度数据作为年度数据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
3.2.3. 中介变量
基于前文理论上的分析,本文在研究中选取员工待遇这一指标作为中介变量,以此探究其中的机制。这一指标数据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社会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及职工福利等。
3.2.4. 控制变量
经营绩效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除企业自身年龄和规模,还包括企业当前的经营能力(总资产周转率),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和股权性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参考先前学者的研究,本研究设置的所有变量如表1所示:
Table 1.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设定表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变量设定 |
变量符号 |
被解释变量 |
托宾Q值 |
总资产市价/重置成本 |
TobinQ |
市净率 |
每股股价/每股净资产 |
PB |
核心解释变量 |
ESG综合表现 |
ESG综合评分取自然对数 |
lnESG |
控制变量 |
企业年龄 |
企业年龄取自然对数 |
lnAge |
企业规模 |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
lnSize |
总资产周转率 |
营业收入/总资产 |
Rate |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总资产 |
Lev |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
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 100 |
Top10 |
中介变量 |
员工待遇 |
福利水平* |
lnTreat |
∗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社会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及职工福利等。
3.3. 模型设定
3.3.1. 基准模型
(1)
其中,i表示各金融企业个体,t表示年度,
为企业经营绩效的衡量指标,
为上市公司ESG评分的自然对数。
为控制变量组,以此控制上市企业的成立时间、规模、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和股权性质等方面的差异。
是个体固定效应,
是年份固定效应,
代表聚类到企业个体层次的稳健标准误。
3.3.2. 滞后模型
考虑到企业当时的ESG表现不会即刻产生价值提升效应,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处理。
(2)
3.3.3. 中介模型
为考察员工待遇在ESG影响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首先,构建核心解释变量lnESG对中介变量员工待遇lnTreat的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上市金融企业ESG表现对员工待遇的影响,其次将中介变量lnTreat添加到基准模型中,相应模型设定如下:
(3)
(4)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据表2分析,样本企业的TobinQ平均为1.235,略大于中位数的1.032,且标准差为0.682,表明企业的总体价值水平呈现在较高水平的发展态势,并且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也相对较小。ESG综合得分对数的均值为4.331,最大值为4.489,说明A股上市金融企业的ESG总体表现较好。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2.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
N |
Mean |
p50 |
SD |
Min |
Max |
TobinQ |
439 |
1.235 |
1.032 |
0.682 |
0.835 |
5.294 |
PB |
439 |
1.650 |
1.198 |
1.921 |
0.291 |
12.76 |
lnESG |
439 |
4.331 |
4.348 |
0.0830 |
3.921 |
4.489 |
lnAge |
439 |
3.158 |
3.178 |
0.278 |
2.197 |
3.738 |
lnSize |
439 |
26.31 |
26.03 |
2.410 |
20.64 |
31.31 |
Rate |
439 |
0.0610 |
0.0310 |
0.0940 |
0 |
0.539 |
Lev |
439 |
0.757 |
0.783 |
0.192 |
0.0490 |
0.938 |
Top10 |
439 |
64.23 |
63.41 |
18.18 |
25.65 |
97.67 |
lnTreat |
439 |
20.94 |
21.14 |
2.122 |
14.08 |
24.81 |
4.2. 相关性分析
由表3可知,核心解释变量ESG的自然对数与企业价值TobinQ的相关系数为−0.242,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变量均对TobinQ具有显著影响,企业年龄的自然对数对被解释变量虽然没有显著影响,但其是不可忽略的,确保本文的变量选取恰当。
Table 3.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表3. 相关性分析
|
TobinQ |
lnESG |
lnAge |
lnSize |
Rate |
Lev |
Top10 |
TobinQ |
1 |
|
|
|
|
|
|
lnESG |
−0.242*** |
1 |
|
|
|
|
|
lnAge |
−0.0780 |
0.144*** |
1 |
|
|
|
|
lnSize |
−0.524*** |
0.395*** |
0.172*** |
1 |
|
|
|
Rate |
0.523*** |
−0.217*** |
−0.0330 |
−0.338*** |
1 |
|
|
Lev |
−0.616*** |
0.312*** |
−0.085* |
0.787*** |
−0.389*** |
1 |
|
Top10 |
−0.098** |
−0.0200 |
0.168*** |
0.390*** |
0.0490 |
0.106** |
1 |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
但部分控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显著,因此需要检测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Stata17完成方差膨胀因子分析,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以避免变量之间的严重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VIF值均小于5,说明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即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普遍的相关关系。
Table 4. Test of collinearity
表4. 共线性检验
|
VIF |
1/VIF |
lnSize |
4.360 |
0.229 |
Lev |
3.510 |
0.285 |
Top10 |
1.440 |
0.694 |
lnESG |
1.260 |
0.794 |
Rate |
1.220 |
0.823 |
lnAge |
1.200 |
0.834 |
4.3. 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5中基准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后,ESG总体表现与TobinQ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在时间区间2017~2022年间样本金融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再由滞后一期回归结果可知,ESG滞后一期对TobinQ的影响更大,回归系数由0.253变为0.56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接受假设H1,即ESG具有价值创造功能,ESG表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且为正向影响。
Table 5. Lagged effect model
表5. 滞后效应模型
|
基准模型 |
滞后一期模型 |
|
TobinQ |
TobinQ |
lnESG |
0.253** |
0.031 |
|
(0.158) |
(0.182) |
L.lnESG |
|
0.563*** |
|
|
(0.165) |
lnAge |
1.279*** |
0.770 |
|
(0.452) |
(0.596) |
lnSize |
−0.120 |
−0.137 |
|
(0.082) |
(0.104) |
Rate |
1.562*** |
1.642*** |
|
(0.372) |
(0.388) |
Lev |
0.566** |
0.343 |
|
(0.277) |
(0.435) |
Top10 |
0.001 |
0.006 |
|
(0.003) |
(0.004) |
_cons |
−1.199 |
−0.967 |
|
(2.226) |
(2.668) |
N |
439.000 |
359.000 |
R2 |
0.177 |
0.204 |
个体 |
控制 |
控制 |
年份 |
控制 |
控制 |
4.4. 机制分析
中介机制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第二列是企业ESG表现对员工待遇的影响分析,回归系数为0.379,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水平。由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变量lnESG的估计系数为0.263,并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值,表明员工待遇lnTreat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2成立,即金融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提高员工待遇水平,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Table 6.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表6. 中介效应分析
|
基准模型 |
线性回归 |
中介模型 |
|
TobinQ |
lnTreat |
TobinQ |
lnESG |
0.253** |
0.379* |
0.263* |
|
(0.158) |
(0.208) |
(0.159) |
lnTreat |
|
|
−0.027 |
|
|
|
(0.041) |
Controls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_cons |
−1.199 |
14.331*** |
−0.815 |
|
(2.226) |
(2.930) |
(2.303) |
N |
439.000 |
439.000 |
439.000 |
R2 |
0.177 |
0.420 |
0.178 |
个体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年份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4.5. 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本研究结果由被解释变量选取的主观性所导致,采用了改变经营绩效代理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方法,本文参酌了朱乃平等(2014) [12]的方法,用市净率PB值代替TobinQ对模型作稳健性检验。由表7可看出,以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本文假设仍然成立,且该结果更具有解释力。稳健性检验结果支持前文的回归结果,也意味着研究结论较为可靠。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表7. 稳健性检验
|
基准模型 |
滞后一期 |
线性回归 |
中介模型 |
|
PB |
PB |
lnTreat |
PB |
lnESG |
1.168** |
0.173 |
0.379* |
1.274** |
|
(0.515) |
(0.575) |
(0.208) |
(0.515) |
L.lnESG |
|
1.504*** |
|
|
|
|
(0.522) |
|
|
lnTreat |
|
|
|
−0.280** |
|
|
|
|
(0.132) |
Controls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_cons |
9.192 |
−8.550 |
14.331*** |
13.205* |
|
(7.254) |
(8.424) |
(2.930) |
(7.462) |
N |
439.000 |
359.000 |
439.000 |
439.000 |
R2 |
0.482 |
0.268 |
0.420 |
0.489 |
个体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年份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7~2022年A股上市金融企业为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金融企业ESG表现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1) 金融企业的ESG表现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具体而言,若金融企业在前一期的ESG表现较好,其后期的经营绩效也表现出显著的改善。2) 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提高员工待遇水平,进而增强ESG表现对经营绩效的正面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金融企业应将ESG评估和管理纳入企业战略之中,主动向监管机构提供更多ESG相关信息,并鼓励客户进行ESG投资。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ESG责任感,还能为社会和环境做出积极贡献。其次,金融企业应重视平衡和满足利益相关方的合理需求,这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因此,企业需要关注内部薪酬和福利的合理发放,以吸引和留住核心员工。此外,通过持续改进针对不同利益主体的ESG履责质量和绩效,金融企业可以推动自身价值的提升与持续发展。
本文研究存在若干不足之处:首先,样本仅限于2017~2022年A股上市金融企业,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其次,虽然采用了托宾Q值和市净率(PB)作为经营绩效的代理变量,但未纳入其他可能影响经营绩效的因素。最后,尽管将员工待遇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探讨,但员工待遇对经营绩效的具体影响路径尚需进一步深入分析。
针对这些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方面,扩展样本范围至更多行业和地区,以提升结论的普适性;另一方面,采用多维度的绩效评价指标,如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等,进行更全面的绩效影响分析。此外,可以深入探讨员工待遇对经营绩效的具体影响路径,包括员工满意度和工作效率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