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道德发展在儿童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他们的行为、价值观和社交能力产生深远影响。这不仅是塑造个体品格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尤其在学校道德教育范畴内，培养儿童良好道德品质不仅是一项任务，更是为未来社会培育有道德素养公民的职责所在。因此，提升儿童的道德判断能力是学校道德教育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个体基于道德准则对行为的正当性进行评估，这被称作道德判断，也就是道德评价的过程[1]。传统道德判断研究以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理性主义模式为基础，强调道德判断源自理性推理。然而，随着心理学情感革命的兴起，许多新理论对传统理性主义模式提出了批评，其中以乔纳森·海特的社会直觉主义理论为代表[2]。道德直觉是指个体在感知道德事件的瞬间，自动做出的无意识道德判断。这种判断如同感官反应，无需思考便能产生情感反应。例如，我们会自动对不良气味产生厌恶。研究者认为，许多情况下，道德判断是直觉的产物，人在做出道德推理之前，已迅速自动地进行选择。立德教育是培养适应民族复兴任务的新时代新人的根本任务，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首要问题。
道德直觉理论研究在当代社会具有深远的重要性。在当今社会，道德问题日益复杂多样，从社会公平正义到人际关系处理，从环境保护到文化冲突协调，道德判断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入研究道德直觉理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类道德行为的内在机制，为解决诸多社会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价值观相互碰撞，人们在面对各种道德情境时的判断和决策差异明显。道德直觉理论能够揭示这些差异背后的潜在因素，如先天直觉与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体道德直觉的塑造作用。这对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减少文化冲突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道德直觉差异，我们可以采取更包容、有效的方式进行沟通与合作，构建多元和谐的社会环境。
此外，在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新的道德问题不断涌现，如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伦理争议、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道德困境等。道德直觉理论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道德挑战时，做出更为合理、负责任的决策，引导社会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2. 乔纳森·海特的社会直觉主义理论
在海特的理论框架内，道德判断的工作模式，也就是社会直觉主义模式(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简称SIM)，与道德来源论是紧密联系的，几乎无法将它们完全分离。实际上，道德来源论可以被看作是道德判断工作模式的扩展和深化。因此，我们首先来探讨社会直觉主义模式。社会直觉主义模型清晰地展示了个体在道德直觉、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个体在道德判断过程中的相互作用[3]。社会直觉主义的核心观点为，道德判断通常首先由快速形成的道德直觉触发，然后才是较为缓慢且具有追溯性质的道德推理过程，而这种道德推理往往在人际交流中发生。社会直觉主义工作模式主要由六个环节组成：1) 直觉判断环节；2) 事后追加的推理环节；3) 说理性的说服环节；4) 社会说服环节；5) 推理性的判断环节；6) 个人的反思环节(其中前四个环节是主要的)。(图1)
Figure 1. The 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 of moral judgment
图1. 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式
1) 直觉判断环节。海特指出，当遭遇道德刺激(如目睹暴力行为)时，人们会即刻体验到一种评价性直觉，即“道德直觉”。从道德直觉到道德判断的过程类似审美判断的形成，具有快速、轻松、直观的特点[4]。换言之，个体面对特定刺激时，无意识地产生一种直觉，随后这种直觉迅速转变为有意识的道德判断，此转变过程自发且迅速，无需有意识的反思。
2) 事后追加的推理过程。海特提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往往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迅速做出道德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可能难以自我合理化，但人们仍然会努力为之辩护。这种现象在面对“无害的禁忌触犯”故事时尤为突出，比如吃掉被车撞死的宠物，这时人们会展现出所谓的“道德之愣”逻辑。
3) 说理性的说服环节。这个过程主要是在不同个体间进行的，而不是在孤立的个体内部发生的。理性说服是一种通过对话实现的道德劝导[5]。虽然人们在做出道德判断后不一定明确表达理由，但其判断会影响周围的人。实际上，许多道德判断都受到他人影响。海特特别提到，“理性说服”并不总依赖于逻辑推理，很多时候是通过语言的情感力量来实现的。例如，在讨论环保时，个人的态度可能更多地受到朋友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理性论证。
4) 社会说服环节。社会说服过程是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展开的，与基于逻辑和证据的理性说服不同，它更多地依赖于非言语性的因素。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易受他人行为影响。例如，个体常常会不自觉地模仿与自己互动者的面部表情、语调和身体语言，这种模仿通常会增强彼此的亲近感，称为“变色龙效应”[4]。海特认为，这种心理品质在道德领域也是如此，外部因素常常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即他们是被情境“说服”的。例如，在团队合作中，其他成员的行为可能会潜在地影响每个成员的道德标准，而非仅仅依赖逻辑推理。
海特的道德直觉主义还包括道德来源理论，这一理论深化并扩展了道德判断的工作模式。在海特的观点中，人们在特定情境下产生评价性感觉，这种感受必然建立在某种心理基础之上，而他认为这种心理基础就是直觉。显然，能进行道德判断的人具备一系列直觉，但不同个体在相同情境下的直觉性判断不同，故而他们的直觉存在差异。海特认为，现实多样的道德直觉源于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先天的道德直觉，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环境。尽管文化背景各异，人们内心普遍存在一组道德直觉，这些直觉可以分为六种：关爱/伤害、权威/颠覆、自由/压迫、公平/欺诈、忠诚/背叛、纯洁/肮脏。虽然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具体道德直觉各不相同，但大多建立在这六种道德直觉的基础之上。从个体角度看，这六种道德直觉是先天具备的，非后天经验产物，随进化过程逐渐形成，且不同环境强化了不同的道德直觉。从种系发生角度看，这些直觉是人类在长期进化中为应对环境挑战、提升适应性而形成的[6]。
3. 道德直觉理论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状况呈现出多面性，既有长期积累的问题，也面临着新时代带来的新挑战。当前学校道德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传统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教育长期偏重理性教育，在道德教育中表现为注重道德知识的传授，通过灌输式的方式让学生记忆道德规范，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体验和情感需求。这种教育方式往往导致学生对道德教育缺乏兴趣，将道德学习视为一种外在的任务，而非内在的需求。众多研究文献表明，学校道德教育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教学方法来看，传统的灌输式教育仍占据主导地位。正如李伯黍指出的，许多学校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过于注重知识的单向传授，强调学生对道德规范和条文的记忆，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情感体验[7]。这种教学方式使得道德教育缺乏活力，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难以真正将道德知识内化为自身的信念和行为准则。例如，在一些课堂上，教师只是机械地讲解道德故事和理论，学生缺乏参与和互动的机会，导致他们对道德教育产生抵触情绪，无法真正理解道德的内涵。在教育内容方面，存在着脱离实际生活的现象。杨韶刚提到，学校道德教育内容有时过于抽象和理想化，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脱节[8]。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将所学的道德知识与实际情境相联系，从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地运用这些知识进行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例如，一些道德教育教材中的案例过于陈旧或不切实际，学生在面对真实的道德困境时，无法将教材中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解决方案。现代社会的发展也给学校道德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生接触到的信息日益繁杂，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使得他们的道德观念受到影响。王学风指出，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不同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部分学生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导致道德认知的混乱[9]。例如，一些影视作品和网络文化中宣扬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与学校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传统道德观念形成冲突，使学生在道德判断上出现困惑。
此外，学校道德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的协同合作不够紧密。家庭和社会是学生道德成长的重要环境，但目前三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机制。吴安春在《回归道德智慧——转型期的道德教育与教师》中强调，家庭和社会的道德教育有时与学校教育目标不一致，甚至存在相悖的情况，这使得学校道德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10]。例如，家庭中的溺爱或不良行为示范，以及社会上一些不道德现象的存在，都可能削弱学校道德教育的成果。
综上所述，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在教学方法、教育内容以及与家庭和社会的协同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道德直觉理论所强调的关注个体情感、体验和实际情境等方面形成鲜明对比。这充分凸显了引入道德直觉理论对改进学校道德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为探索新的道德教育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本部分将提出三点方法以供参考。
1) 打破常规，关注道德情感。我国的教育长期以来偏重理性教育，忽视了非理性教育，过于强调概念性知识，忽略了儿童的情感和需求等非理性因素。这种倾向在实践中表现为专制性、封闭性和单向性。理性应以人的需要和情感为动力，如果这些非理性因素被压抑，理性的作用也会随之受限。反思我们的德育工作，我们常常通过训诫和说教的方式使学生接受道德规范，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手段不仅忽视了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还使他们处于被动状态。德育的目标并非单纯的知识传授或思维训练，而是旨在改变学生的态度和行为。道德情感的作用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外部道德情境、问题和内部道德需求，只有在道德主体动机激活到一定程度时，才可能促成道德行为，而情绪和情感活动常是主体内部激活的动力[11]。
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状态在人们的道德判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能够显著地影响这些判断。不愉快的气味、恶心的电影以及肮脏的环境都会加剧道德判断的严厉程度。应当营造积极的情绪环境。因此，学校在设计师生沟通空间时，可以设置一个宁静整洁的区域，配备舒适的家具和宜人的背景音乐，以创造愉快的氛围，促进更顺畅和积极的师生交流。学校可以定期开展“情绪调节与道德情感培养周”活动，在活动期间，每天利用课间休息时间播放轻松愉悦的音乐，如古典音乐中的莫扎特《小夜曲》、班得瑞的《安妮的仙境》等，同时，在校园的公共区域，如走廊、食堂等地方张贴积极向上的标语和温馨的画面，如展示友情、互助场景的图片。优化教室布置，增加绿植摆放，选择生命力旺盛且美观的绿萝、多肉植物等，并且设置“情绪角落”，配备柔软的坐垫、减压小玩具等。
此外，积极的师生对话能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带来良好反馈。教师培训中应纳入积极沟通技巧的课程，学习如何运用非暴力沟通方式与学生交流。例如，在面对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时，教师引导学生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很生气，因为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相互尊重”。建立师生定期对话制度，每周安排一次“心灵对话时间”，可以是一对一或小组形式。教师鼓励学生分享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教师给予积极的反馈和引导，帮助学生正确处理情绪问题，增强学生对教师的信任，进而提升道德教育的效果。例如，面对班级迟到现象，教师可以这样表达：“我想感谢每天按时到达的同学，你们的守时使课堂更加有序。我理解有时交通或突发情况可能导致迟到，但相信大家都在努力克服这些困难。让我们互相理解，按时到达的同学是全班的榜样，继续保持这个好习惯。对于偶尔迟到的同学，请尽量提前安排时间，共同维护良好的学习氛围。”这种沟通方式首先肯定了守时同学的积极表现，同时对迟到同学采取理解与鼓励的态度，避免了直接批评，从而增强班级凝聚力，激励学生更积极地参与良好学习环境的建设。此外，凯瑟琳·布劳恩(Kathryn A. Braun)和格雷·盖茨(Gary J. Gaeth)等人的研究显示，牛肉如果被描述为“25%肥”，参与者的喜爱程度会显著下降；而当牛肉被标示为“75%瘦”时，他们的喜爱程度则明显提高[12]。
2) 关注主体差异，塑造多元德育。情感体验的主观性意味着每个人对同一情感的感知可能截然不同。因此，个体的情感体验对道德判断具有显著影响，相同的道德挑战可能会激发出不同的情感反应，进而导致不同的道德决策。在进行道德教育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情感体验的个体差异性，即使面对相同的道德议题，学生们的情感反应也可能大相径庭。这种差异通常受到个体独特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家庭环境和个性特质等因素的影响。这种主观性在道德判断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一个包含多元文化和不同观点的教室环境中，学生们对同一道德议题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情感反应。例如，在讨论移民问题时，有的学生可能基于个人或家庭的经历对移民表现出同情，而有的学生则可能出于对国家安全或文化差异的考虑而感到忧虑。这种情感上的差异不仅展现了个体的独特性，也提醒我们在教育过程中需要尊重并理解每个学生的情感体验。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可以采取多种策略来促进学生个体差异性的发展。
利用心理测评工具，如大五人格测试、多元智能测评等，定期对学生进行测评，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和优势智能领域。根据测评结果，教师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道德教育计划，对于情感丰富、善于表达的学生，可以安排更多的角色扮演和道德故事讲述活动，让他们在表达中深化道德理解；对于逻辑思维较强的学生，可以引导他们进行道德案例分析和辩论，从理性角度提升道德判断能力。同时，建立学生道德成长档案，记录学生在不同道德情境下的表现、观点和情感反应，以及每次测评的结果变化。教师定期对档案进行分析，及时调整教育策略，满足学生不同阶段的道德发展需求。
同时，可以开展包容性的课堂讨论和活动，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体验，以培养对多元视角的尊重和理解，促进交流和理解；引入多元文化教育内容，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观念和情感体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他们能够反思自己的情感反应，并在多元视角中做出理性和客观的道德判断。例如，举办“世界文化节”，每个班级负责介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包括传统习俗、道德观念、节日庆典等内容。学生通过资料收集、展板制作、文化表演等形式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多元文化背景下道德观念的多样性，培养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包容。开展国际交流项目，与国外学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组织学生互访或线上交流。学生在与国外同龄人交流互动中，直接体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行为和价值取向，拓宽视野，增强对自身道德观念的反思和调整能力。
3) 教育者应努力将理论道德原则和知识转化为具体、贴近学生生活的教学内容，以减小学生与德育之间的隔阂。抽象的道德标准常常缺乏明确的应用场景，这使得学生在做出道德判断时容易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为不道德行为寻找借口。通过提供具体的情境和明确的道德标准，可以减少学生进行道德辩护的可能性，从而降低道德伪善的风险[13]。
在道德教育中，融入实际体验的元素对激发学生对道德议题的兴趣和认同感至关重要。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创设模拟现实的道德情境，如利用模拟法庭来教授法律道德相关知识，让学生分别扮演法官、律师、当事人等角色，通过亲身体验案件审理过程，深入理解公平、正义等道德概念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开展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活动，教师选取贴近学生生活的道德两难案例，如“好朋友考试作弊是否应该举报”。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引导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运用所学道德理论进行决策，并阐述理由。在讨论过程中，教师鼓励学生发表不同观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通过使用感人的视频、形象的图片、个人故事分享、手工创作和自主探索道德问题，可以比单纯的文本、抽象数据或他人故事更有效地缩短学生与教育内容之间的距离，使学习过程更具吸引力。托马斯·鲍威尔(Thomas Powell)等人研究发现，视觉材料比文字更易影响人们的感知框架[14]。例如，通过创建模拟道德决策的游戏场景，让学生体验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选择，而不只是讲解决策理论。这种参与式体验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选择的后果，加深他们对道德价值的认识。实际体验更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参与度，将抽象的道德理念转化为学生能够亲身体验的具体情境，有助于更直接地触动学生的道德感知和情感反应，进而促进他们基于情感的道德决策。道德教育不应仅限于传授道德原则和知识，而应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过程。它要求学生不仅要理解道德概念，还要将这些理解转化为符合道德规范的实际行动。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的道德理解能力，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教师在进行道德教育时，应重视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的行为表现，确保他们能够将学到的道德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上。道德教育者可以基于日常生活情境，巧妙设计教育话题，提高教育的吸引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将道德讨论融入现实生活场景，有助于学生更容易地理解抽象的道德原则，使道德教育更加生动有趣。这种方法有助于打破传统教学的单调，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促进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内化所学的道德价值观。
4. 结论
道德直觉理论为学校道德教育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向。通过对道德直觉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认识到道德判断不仅仅是理性推理的结果，而且道德直觉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这一理论挑战了传统的理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学校道德教育的现状与实践。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传统灌输式教学方法的主导、教育内容与实际生活的脱节、与家庭和社会教育协同的不足等，凸显了引入道德直觉理论的必要性。道德直觉理论强调个体的情感体验、主体差异以及实际情境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为改进学校道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基于道德直觉理论的启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践性的教育策略。在关注道德情感方面，营造积极情绪环境和加强积极师生对话能够激发学生的内在道德动力，使道德教育更具感染力和影响力。关注主体差异则通过个性化教育方案和多元文化体验活动，尊重并培养每个学生的独特性，提升他们在多元社会中的道德适应能力。将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创设情境化教学和融入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深化道德理解，将道德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在未来的学校道德教育中，我们应充分重视道德直觉理论的应用，不断探索和创新教育方法。教育工作者要更加关注学生的情感世界和个体差异，将道德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使道德教育成为一个生动、有趣且富有成效的过程。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道德教育体系，培养出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新时代公民，为构建和谐、文明、进步的社会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道德直觉理论与学校道德教育的结合点，不断完善教育策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道德挑战。在学校道德教育实践中，教师往往会遇到很多与学生行为有关的问题，虽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澄清、劝说、强迫和惩罚等手段来临时解决，但是，这些临时控制具有强制性。若教师能在专业设计中运用道德心理学理论，那么对教师和学生而言，痛苦和疲劳都将减少。美德教育赋予他们更多的灵活性和智能，他们可以保护学生的自由，引导他们走向力量。激励和道德行为更加合理，因此，我们学校的道德教育将非常有趣和有效。这种创造性的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避免传统教育的极端化和简单化的方式，而且也体现了学校道德教育的实践性和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