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实(wirklichkeit)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黑格尔作为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不论是从他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还是法哲学中都能找到现实概念的影子，黑格尔开创性的功绩是将现实概念首次引入哲学研究当中，从而使哲学成为“在思想中被把握到的现实”。
须知，从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哲学的过渡有一个不能被忽视的中介，这就是费尔巴哈哲学，如果说黑格尔的现实概念的本体论基础是思辨理念的形而上学，那么首先炸毁这个思辨地基的不是马克思，而是费尔巴哈，具体而言是费尔巴哈首开感性本体论境域的哲学革命，马克思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平心而论，不管在马克思的整个学术生命中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的深远影响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1] (p. 9)。马克思的思路直接承袭费尔巴哈所开启的感性本体论的革命，这一点是成立的。费尔巴哈常被批评为不知道“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后者可以理解，因为费尔巴哈的哲学性质是“直观”的，但费尔巴哈无疑是站在“现实的人”立场上批判黑格尔抽象个人的思辨观念论性质的，只不过没有把“现实的人”理解为活动的过程、生成的过程——这一变革为马克思所实现。
因此现实概念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表现为批判式前进的特点，而理清本体论根基的转换是论述马克思现实概念的原则高度所不能忽视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2. 理念本体论与黑格尔的精神之现实
肇始于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对“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从“存在者”出发只能给出“意见”，从“存在”出发则能给出“真理”，意见的流变性和非真实性成为人们向往彼岸真理世界的原始信条，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可以被看做是理念本体论的雏形。自柏拉图以降，“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正式分家，后者只是对前者在不同程度上的“分有”，比如自然物分有的少、人造物分有的多等，但分有意谓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善的理念”，这样一来，此岸世界无所谓幸福与否，全部努力只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自此，对形而上的理念世界的追逐成为热切的渴望，理念本体论正式确立。后来的哲学两千多年的奔波都只是柏拉图的注脚(怀特海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以上分析意在表明黑格尔哲学的理念本体论基础，我们的任务不是梳理哲学史，而是讨论黑格尔的现实概念，对于黑格尔来说，他追求的是精神哲学的复归，中间涉及自然与社会的部分黑格尔把它们称之为“应用逻辑学”，黑格尔用“外化”一词，表明感性的自然与社会不过是为整个理念哲学所用的“手段”或“中介”，而非“目的”。弄清黑格尔的现实概念，不能离开其理念论的本体地基。
在黑格尔看来，别说一个现实概念，整个的世界历史都是绝对理念自我认识、自我否定、自我回归的过程，而绝对的理念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能动性，在于黑格尔批判性地吸收了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并将其融入斯宾诺莎的“实体”当中，也就是后来的“实体即主体”。这种绝对理念最后成为能直观自身的自为(for itself)的理念，即“精神”(德语Geist)。于是紧接着的问题是：黑格尔建立在理念本体论上的现实概念是怎样出场的？黑格尔提出，“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2] (p. 42)，史无前例地把现实的、当前的世界提升为哲学的内容[3] (p. 113)。应当注意的是，黑格尔的“现实观”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与其说对黑格尔的现实概念进行解读，毋宁说这种解读要在其整个的哲学体系中进行，这是由理念本体论的基础决定的。以下几个部分是基本线索：
首先，事实与现实的区分。黑格尔认为，事实只是当下可以感受到的对经验杂多的“统摄”，而现实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4] (p. 177)。“本质论”在《逻辑学》当中是对“存在论”的扬弃，“本质”(Wesen)一词在德文中正好是从“存在”(Sein)的过去时(Gewesen)转变而来。这里的本质可以体现为存在的来由和根据，本质和实存的统一是内与外的统一：就是说本质性的东西作为事物的根本规定性，那么这种根本规定性必须有外部实定内容作为载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论述：“国民经济学家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他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他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就是说他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5] (p. 155)。在这段对国民经济学家的评价当中，马克思批评了其对事实与现实的混淆，即误把当前私有财产的事实当做“自然法”般不证自明的东西，把暂时性的感性物当成永恒，目的不外乎为私有制辩护。因此马克思有充分的理由说国民经济学家没有把握私有财产的本质就简单粗暴地把当下的事实当做现实。
其次，现实性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换言之，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有资格成为现实，要成为现实必须体现并符合“必然性”，这是思辨辩证法“绝对肯定的那个否定之否定”的能动因素。这一经典论断体现在《法哲学原理》中——“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6] (p. 11)，理性与现实在历史当中应该是统一的。据说当时的普鲁士官方听到这一论述之后很高兴，认为黑格尔是真正的“自己人”。亨利希·海涅有一次问到黑格尔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什么，黑格尔阴险地笑了起来，看了一下确认四周无人之后回答说：“只要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要实现出来。”恩格斯后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中一语道破天机：凡是现存的都是一定要灭亡的[7] (p. 269)。由此看来，黑格尔并不是简单地为普鲁士的统治进行哲学上的辩护(虽然他确实为官方说了很多好话)，后来普鲁士终于发现不对劲，发现黑格尔夹带了很多自由主义的私货，于是请晚年谢林去柏林大学“拨乱反正”，主讲“启示哲学”……黑格尔的现实观在保守的外衣下面隐含着批判的锋芒和革命的意志。再比如，1789年的法国，事实是波旁王朝的统治，现实已经是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进行与新秩序的即将诞生，就是说波旁王朝的统治只是当下的事实，没有很好的体现、占有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和必然性，进而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最后，现实性的根本规定性是“理念”，现实归根结底是理念的对象化及其扬弃。在经过一系列对现实概念的革命性论述之后，黑格尔终于回到了理念本体论的地基。在被誉为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的著作——《精神现象学》当中，黑格尔讲到了自然意识到精神的回归，这一回归是通过劳动的中介所实现的：人要满足生物欲望，但不止于此，劳动是节制欲望，是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劳动使得对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本身的存在形式[8] (p. 130)。比如，狼只懂得直接吃羊，而人却能够进行羊的饲养活动，在这一过程当中劳动作为否定性的中介是陶冶的行动，同时是意识的个别性，这种个别性在于意识在劳动当中外化自己，进入到持久的自为存在，这种自为存在使得意识达到对自己本身的直观——这就是精神回归的过程：自然意识——劳动——自为意识(精神)。这里可以看到费希特行动哲学“自我”克服“非我”的影子，也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四因说”当中形式因的能动性——为质料因赋形，使之得以实现自身，这也是为什么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当中大力推崇亚里士多德哲学而批判柏拉图纯粹理念论的原因，并且认为所谓“分有”只是一句空话、一种诗意的比喻[9] (p. 307)。其实黑格尔看到了劳动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人的类本质所起的确证作用，马克思对此曾高度评价。但是这种劳动的积极作用最终为思辨哲学的保守体系所窒息，也正如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的——劳动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精神现象学》里面被黑格尔预先道出来了。总而言之，理念的现实化表现为精神靠着外物外化自身、把自己实现出来，之后借着逻辑再返回自身的过程。可以说，不管黑格尔怎么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它的现实哲学的本体论根基就是思辨形而上学的，或者说理念论的。
黑格尔现实概念内涵丰富，包含着哲学创新的旨趣与期许，但是仍要声明的是，黑格尔研究现实并非对感性事物有什么兴趣，我们也看到现存的感性杂多只是事实的存在，不一定是现实的存在，其目的在于论证精神(主体-实体)的自我运动和逻辑上的自洽，终极目的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回归，这是“理性的狡计”，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有理由说黑格尔哲学是宗教神学的最后一根理性的支柱。在批评思辨哲学的神秘色彩的同时，一种本体论境域的转换与革命已在悄然酝酿，现实概念将脱胎换骨，转换其存在的本体论根基，这就是费尔巴哈感性的本体论与现实观的诞生。
3. 感性本体论与费尔巴哈直观的现实
如果德国古典哲学是一个“城堡”，那么费尔巴哈已经“走出”了城堡，费尔巴哈被恩格斯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usgang)，德文词Ausgang同时意谓“出路”、“出口”[10] (p. 6)，费尔巴哈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德国古典哲学新的“出路”，在于他用感性学比马克思更早一步炸开了思辨理念的体系，建立在这种新的感性学基础上的现实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生成的，虽然费尔巴哈的现实观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就其开启感性本体论的革命这一点而言，他的贡献不是平平无奇、无关紧要的。
首先，感性的现实存在是对绝对精神的批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当中开篇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5] (p. 3)。毫无疑问，这一项工作是费尔巴哈完成的，单就思辨神学批判这一点而言，此时的马克思非常赞同费尔巴哈所做的工作，“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拟定了对黑格尔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5] (p. 342)。前文有所提及的是，黑格尔的现实是理念的对象化、外化，但是最终还是要凭借感性存在返回自身，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是在思辨的领域里面兜圈子、自娱自乐，进而言之，现实的感性存在不应该仅仅被贬为是一种“手段”的存在，毋宁说感性即是全部真理，而不用上升到所谓“精神的自觉”。
其次，费尔巴哈尝试把唯物主义引向社会生活的现实。英国的培根和霍布斯、法国的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等机械唯物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虽然费尔巴哈不愿意这么称呼)不同，前者研究的是与人相对立的感性自然世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唯物主义研究的是人的感性存在与感性生活，不是与人无关的对象世界而是与人相统一的生活世界[11] (p. 95)。我们过去常常认为费尔巴哈不知道社会、不关心人，实际上费尔巴哈做了把这些事物融入现实的努力，有学者认为，费尔巴哈甚至也知道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旦要求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对现实个人的生成过程作出说明，费尔巴哈便裹足不前。所谓“双重直观”对于社会生活现实问题的解决，意义甚微。马克思在达到对费尔巴哈理论的学术自觉之后，对于费尔巴哈学说的局限性做了经典的论述——“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5] (p. 530)。这是现实的人的“活动”被忽视的后果。此外，现存事物变革的革命性因素——辩证法，在费尔巴哈那里被视为“幻觉”从而被完全拒斥，结果是社会变革的能动因素被重新淹没在“当下社会”的谜障中。
可以说，费尔巴哈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开启了感性本体论境域的哲学革命，试图把社会现实理解为感性的存在而非思辨神学的存在、理念的存在，相应地，也完全可以说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社会现实的本体论地基从理性转变为感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评价一种哲学学说所开启的革命性变革，我们不能仅仅看开头它说了什么，更要看这种革命性的变革的结果是什么、思想史效应是什么——重要的是哲学史而非哲学也是这个意思。而一旦我们这样做，就可以发现费尔巴哈的“贫乏”(恩格斯语)，我们看到，正如费尔巴哈没有完成自己开启的本体论的哲学革命一样，费尔巴哈的直观的现实与其说是对黑格尔现实观念的批判，毋宁说他没有很好地把在黑格尔那里已经被发现了的现实原则接下来，对市民社会的直观，也只不过是重新承认现存的事物罢了，“社会政治”成为费尔巴哈无法逾越的一道坎。而现实性或者说社会现实难题的解决要求一种革命的要素，这种革命的要素就是把直观的原则变成对象性活动的原则，这种革命的要素不但要求准确地把握在黑格尔那里就已经实现的现实原则，而且要求一种对感性本体论的再次变革。
4. 社会存在本体论与马克思社会——历史的现实
马克思的现实概念首先表现为对黑格尔现实概念的本体论批判，表现为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性脱离[1] (p. 9)。如果说，费尔巴哈面对的任务直接是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颠倒”：人本主义的感性学颠倒理念论的哲学，重新恢复感性现实的真理地位，那么这一任务最终是由马克思完成的，因为费尔巴哈最后重新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爱的宗教，妄图用爱、情感、欲望去解释社会现实的生成，结果是面对社会现实体现出“直观”的无力感。另外，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思辨体系的神秘，但黑格尔哲学最重要的因素“辩证法”在他那里也被丢掉了，这就是“婴儿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的来历。活动的原则、能动的方面在费尔巴哈那里终于没能被发现。因此，把感性原则和活动原则相结合的哲学革命在青年马克思的头脑里面已经悄然酝酿。费尔巴哈已经批判了理念本体论的思辨形而上学性质，接下来需要理清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一般感性本体论的变革，方能在此基础上揭示马克思的现实观的变革。进言之，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现实概念扎根马克思所实现的在本体论境域的革命——社会存在本体论，离开本体论层面讨论马克思的学说，便不能理解这种学说的原则高度。
首先，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内涵。社会存在是相对于人的自然存在讲的，人与动物都有自然性的一面，但区别在于，人通过对象性活动不断拉开与自在自然的距离，从而进入人化自然当中，人化自然即社会，一句话，对象性活动建构社会。在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感性—对象性(gegenstandliche)活动”1被这样表述，“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而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5] (p. 209)。对象性活动的原则是对实践概念的原初表达。什么是社会？社会其实就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可以通过以下事例来区分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动物的饮食方式就是与自然直接同一的茹毛饮血，而人不一样，当人面对食物时，不是简单地茹毛饮血吃生肉，而是以烹饪的方式进行，并且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出了不同的饮食文化，社会的建构过程也即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对“交往”的理解也不能局限在人与人“见面”或者“交谈”的意义之上，交往之于社会建构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交往方式也就是人的感性存在的方式，资本主义的交往方式，简单说来，其两大支柱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人也是以如此这般的方式“交往”“见面”。因此，社会存在的内涵就在于人通过活动构建社会存在方式，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关于社会存在的辩证法。
其次，实践本体论向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跃迁。浏览马克思的文本，本体论一词虽较少出现，但马克思哲学有本体论的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有学者提出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有一个转换过程[12] (pp. 197-208)。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实践本体论的形成以及实践本体论向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过渡。《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论述——“意识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5] (p. 525)，这个观点一改把现实世界归为意识形态创造物的错误倾向，因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生活过程”，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可以明白之后社会存在本体论出场的原则高度。再者，马克思把生产概念引入实践，生产理论是实践本体论的深化。“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生活资料，因为离开人的生产劳动，整个人类世界便无法存在”[5] (p. 531)。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的生产是一种全面的理论：不仅仅局限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还包括人类精神生活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等，社会关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又是真真切切的一种社会存在。
马克思是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过程当中发现“社会存在”的：商品具有二重性，它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交换价值则反映人与人之间的支配性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把一切当作“商品”，注重其交换价值，而商品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是由自然决定，而是由社会决定、由人所处的特定交往方式所决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如果想不被社会所抛弃，必须结成一种社会关系，才能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我们当然可以说人的这种社会存在具有本体论上的先在性。相应地，实践本体论也就正式转变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古尔德为此写了《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一书，卢卡奇则撰写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2] (p. 207)。
众所周知，近代市民社会作为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总和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体现了资本文明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这种原子式的经济共同体带有强烈的非伦理性质。对于市民社会这种负面效应的解决，黑格尔诉诸“同业公会”和“现代国家”的理念，马克思发现这样的措施还是在资产阶级的共同体框架之内，因为现代国家是政治解放的结果，马克思虽然对于政治解放给予了相对肯定的意义，但是考虑到英法等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与德国现状的巨大差异，马克思认为与其遭受政治解放的“时代错乱”[5] (p. 4)——德国现状仿佛还比不上1789年的法国，不如提出有原则高度的人的解放的命题，更何况德国资产阶级的性质是犬儒的，根本无力发动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体只能是这样一个被带上锁链的阶级——无产阶级。德国的目标应该是“人类社会”而非“现代国家”，因此市民社会的现实在于向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更是把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看作人类社会，在这样的状态中，人的类本质与普遍性不会被剥夺，更不会沦为利己的孤立个人，人与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都是把对方当成目的而非手段的存在，这样的一种人类的共同体是对资产阶级虚假共同体真正的超越。也唯有如此，“现实个人”通过他们的活动与物质生活条件才能真正挣脱抽象原子个人的桎梏，从而获得个性与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共产主义和人类社会真正的现实。
实际上，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过渡，正是体现了辩证法的革命特点。辩证法的这种革命特点就在于把一切理解为过程，因此现实的也就是历史的。一切都是从暂时性出发、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当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即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在触及资本主义的现实的时候，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其思辨的体系当中真正拯救了出来。蒲鲁东和亚当·斯密把资产阶级的经济范畴当成永恒秩序的表达，而没有看到现实个人的活动的革命性，因为资本、雇佣劳动、雇佣工人、商品交换、自发分工、现代国家都是在历史当中形成起来的，现实的人的活动使其慢慢失去必然性，这些范畴也就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不理解马克思的现实概念的历史性(辩证法原则)，就无法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是活动的过程、生成的过程。
5. 结束语
总之，黑格尔首次把现实概念接了下来，其问题在于建立在理念本体论上的现实概念终究目的是自己逻辑学体系的完善与自洽，真正的社会现实恰恰是被黑格尔所忽略的，或者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中介般的存在。费尔巴哈首开感性本体论境遇的革命，在此基础上把现实的真理理解为此岸的感性世界而非思辨理念论的世界，这是有益的，但是问题在于他终究是丢掉了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原则，马克思把费尔巴哈感性本体论进一步深化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真正理解了黑格尔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现实原则，并且凭着哲学革命将其进行彻底地改头换面，倒转了其形而上学的思辨性质，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现实观。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在于论证这一条线索，篇幅有限，对于马克思现实观的丰富内容还需要另行说明。
NOTES
1“对象性的”不能翻译成“客观的”，于马克思而言，外在物从来不是“客体”，而是确证人的本质的“对象”，前者是近代“主–客”二元分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后者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之一。同样，由于“实践”的出场，真理也不是“客观的”真理（主观符合客观的“反映论”），而是“对象性本质力量主体性的观念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