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治理话题迅速重归学者的视野，相较于之前如何通过汲取乡村资源以维系国民经济运作的研究，政界和学界在认识到乡村的巨大潜能尚未被完全开发之后，重新调整乡村治理策略，并将激发乡村社会治理活力纳入新时代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环节之中。随着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公共价值逐渐回归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政策制定者认识到社会自治能力提升对于行政成本的节约功能，公民个人认识到自治对权力边界的保护作用。由此以“公私合作”关系为基础的乡村治理共同体逐渐出现，并占据了学者的研究视线。
虽然当前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正处于蓬勃状态，但研究主题呈分散和碎片化，且较少出现基于科学计算软件的系统性梳理，为此在当前计量科学与数据信息可视化越发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将CiteSpace软件引入到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以帮助梳理学术信息，整合知识图谱，发掘研究虚隙，进一步扎实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整合国内权威数据内关于乡村治理共同体相关话题的核心期刊内容，以期形成较为完整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可视化知识图谱。考虑到“乡村治理”和“共同体”已在学术界形成专有名词，而“乡村治理共同体”一词的精确使用正在学术界逐步扩大。为此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万方数据库(WANFANG DATA)的高级检索功能中以{主题 = “乡村治理”(精确) AND主题 = “共同体”(精确) OR主题 = “乡村治理共同体”(精确)}为检索条件，以核心期刊为筛选条件，分别得到相关文章278篇和525篇；在维普数据库(CQVIP)的高级检索功能中以{题名或关键词 = “乡村治理”(精确)与题名或关键词 = “共同体”(精确)或题名或关键词 = “乡村治理共同体”(精确)}为检索条件，选择期刊范围为“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获得相关文章45篇。
在三大数据库中收集到相关文献并导出形成相应NoteExpress文件后，考虑到存在各数据库存在收录期刊交叉，导致检索文献存在重复的问题，故需先通过NoteExpress软件的重复数据筛查功能，将冗余的期刊文章进行剔除。共计筛查核心文章848篇，删除重复的220篇文章后，剩余可供数据分析的文章为628篇。同时，因CiteSpace软件只能对CNKI导出的数据进行分析，故继续使用NoteExpress软件中的替换功能，将“数据库提供者”的文本字段全部替换为“CNKI”文本，保存相关修改内容，并导出为“Refmorks-CiteSpace 2021”格式。
2.2. 总体文献概况
根据所选文献的年份与发文数量分布，可得乡村治理共同体发文数量与增长率图(见图1)。由图可知，关于乡村治理层面的共同体意识早在2006年就已经形成。村庄在面临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入侵的这个阶段，自然形成了一种以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纽带联结而成的“都市村社共同体”形态来应对变革社会中的治理困境[1]。根据图中显示的发文量大致走势可知，从2006年7篇，到2022年138篇，学界关于乡村治理共同体话题的关注度呈现出逐步强化趋势。截至2023年7月发文累积量已经达到626篇，但从图1增长率曲线可知，学界关于乡村治理共同体相关研究热度经历3次高峰，2008年、2016年和2020年增长率分别为100%、92.31%和59.18%，可以说是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中较为关键的时间节点(2013年节点因累计发文数量过少忽略不计)。
这其中离不开国家政策的相关指引功能：2008年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11月2日发布并实施《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要求通过促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深入推进农村社会改革，为中国农村研究者提出新的时代任务[2]；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务院办公厅在随后的几年内陆续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等红头文件以示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决心。考虑到政策扩散的时效性，相关政策对以上三个发文量增长率高峰的出现起到了较好的解释作用。
注：检索时间为2023年7月23日，故2023年文件数量尚不完整。
Figure 1. Graph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growth rate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图1. 乡村治理共同体发文数量与增长率图
最早提及乡村治理共同体相关话题的核心文章，可追溯到2006年7月《农村经济》的《论我国失地农民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与改革》，作者以社区治理的角度为切入口，讨论了城市化进程中因农民失去土地而产生的失地农民治理问题。此文累计被引23次，累计下载627次，引用本篇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农村社区治理方面，可见该文在早期的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有较强的影响力。
2.3. 研究工具与方法
数据分析软件CiteSpace以视觉思维为主要思考方式，通过构架知识图谱，以“一图展春秋”形式展现出一个知识领域演进历史和现状，呈现内容蕴含解释性和预见性功能[3]。就视图类别而言，CiteSpace软件提供三种类型供研究者使用，分别为：通过体现聚类结构特征以凸显关键节点和重要连接的聚类视图；通过分析聚类之间的联系，显示文献历史跨度的时间线视图；从时间维度展现文献之间更新与影响关系，从而展现知识演进路径的时区视图[4]。
本文利用上述功能对筛选后的628篇文章进行分析，具体步骤为：1) 将转化为“Refmorks-CiteSpace 2021”格式的文件包导入至CiteSpace软件进行读取转换，在此过程中成功转换数据626篇(其中有2条数据未转换成功，可视为丢失并忽略不计)；2) 将时间区间(Time Slicing)设置为Form 2006 TO 2023，因最早文献出现在2006年，距离2023年的时间跨度较大，所以选择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为2年；3) 选择Note Types (网络类型)为Keyword (关键词分析)，设置Links Strength (连线强度)为Cosine法，按照g指数(g-Index，衡量文献被引程度)提取节点阈值，k值默认为25。
3. 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3.1. 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热点与前沿
首先通过对626篇文献中的关键词分析可绘制出乡村治理共同体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2)。由图谱数据可知，本次分析共形成297个网络节点，累计连线565条，密度为0.0129 (Network: N = 297; E = 565; Density = 0.0129)。在共现图谱中，节点的形状、颜色以及节点间的连线都具有不同的含义：节点形状的大小，决定了关键词的热度，节点越大则关键词热度越大；节点色彩的丰富，决定了关键词研究的持续时长，颜色越丰富则关键词研究持续时间越长；节点间的连线决定了关键词共现的频次，不同关键词在同一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则该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便更为密切。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图2. 乡村治理共同体关键词共现图谱
通过分析图2的关键词节点大小、颜色形状和连线情况可知，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两个节点占据较大领域，且与其他关键词连线最为密切，这表明2006年至今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中，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是学者们偏好的研究切入口。而乡村治理节点较乡村振兴节点颜色更为丰富，这表明乡村治理研究的时间跨度大于乡村振兴研究，而根据两大节点的大小比例相似可知，乡村振兴研究虽持续时间不及乡村治理研究，但近年研究快速发展；通过分不同节点的颜色丰富程度可知，村民自治、治理、农村社区和精准扶贫等议题在研究中也吸引着大量学者的视线，为此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在农村社区中防止返贫、培养公民自治能力、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水平等工作的持续推进。
3.1.1. 研究热点：高频关键词和中介中心性分析
在研究热点的分析方法上，除绘制共现图谱外，CiteSpace软件还为研究者提供了关键词频数和中心度数据来帮助研究者深度追踪。其中，频次代表关键词在文章中累计出现的次数，而中心度则通过计算某一关键词节点连接其他两个节点间路径的长短来展现该关键词“媒介”功能，是衡量一个节点连接功能的重要指标。若某一节点能对其他节点产生较多连接，则表示该节点的中心度较强。
Table 1.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and their mediating centrality
表1. 乡村治理共同体高频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
排序 |
频次 |
中心度 |
关键词 |
排序 |
频次 |
中心度 |
关键词 |
1 |
153 |
0.74 |
乡村治理 |
11 |
10 |
0.01 |
共同富裕 |
2 |
138 |
0.32 |
乡村振兴 |
12 |
9 |
0.04 |
乡村 |
3 |
28 |
0.08 |
共同体 |
13 |
9 |
0.04 |
社区治理 |
4 |
18 |
0.06 |
基层治理 |
14 |
8 |
0.02 |
新时代 |
5 |
18 |
0.04 |
社会治理 |
15 |
8 |
0.01 |
治理 |
6 |
17 |
0.02 |
民族地区 |
16 |
8 |
0.03 |
新乡贤 |
7 |
16 |
0.05 |
农村社区 |
17 |
7 |
0.01 |
公共性 |
8 |
16 |
0.04 |
村民自治 |
18 |
7 |
0.01 |
社会资本 |
9 |
13 |
0.04 |
精准扶贫 |
19 |
7 |
0.01 |
乡村建设 |
10 |
12 |
0.02 |
数字乡村 |
20 |
7 |
0.07 |
乡村社会 |
由表1所展现的频次与中心度排序可知，本次研究中的检索词乡村治理和共同体二词在与其他节点的关系中起着非常紧密的“媒介”功能，而乡村振兴一词虽不是检索功能中所用词汇，但却因有着非常明确的政策导向，而在本次研究中也出现了超脱的高“媒介”功能。除此之外，通过分析剩余的关键词可知，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农村社区、精准扶贫和新乡贤等关键词在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中也占据了较强的中心度。这直接显现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与社会基层治理这新时代命题的紧密连接关系，也强调了在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当下，农村社区治理不仅需强化基层经济能力提升，也需充分激发乡贤活力以推动社会治理能力发展。
3.1.2. 研究前沿：突显关键词分析
CiteSpace软件通过计算短时内关键词频次的落差程度为研究者提供了突显关键词分析功能(Burst Detection)以帮助分析研究热点和展开研究趋势预判(见表2)。表2右侧的时间跨度栏显示了相应关键词在2006~2023年间的持续爆发时间，红线越长则表示对应关键词研究的周期越长，对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的影响越大，是该段时间内学术界重点的研究议题。通过读取表2数据可知，农村社区和乡村文化的研究在本领域内持续了10年，是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影响时间持续最大的两个议题。
Table 2. Top 12 emergent terms in the field of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research
表2. 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领域排名前12的突现词
序号 |
关键词 |
突显 强度 |
开始 时间 |
结束 时间 |
时间跨度：2006~2023 |
1 |
乡村关系 |
1.73 |
2006 |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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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农村社区 |
2.55 |
2008 |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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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乡村文化 |
1.61 |
2008 |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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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内卷化 |
2.21 |
2010 |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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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社会治理 |
1.92 |
2014 |
2015 |
▂▂▂▂▂▂▂▂▃▃▂▂▂▂▂▂▂▂ |
6 |
乡村社会 |
1.89 |
2014 |
2017 |
▂▂▂▂▂▂▂▂▃▃▃▃▂▂▂▂▂▂ |
7 |
公共性 |
1.63 |
2014 |
2019 |
▂▂▂▂▂▂▂▂▃▃▃▃▃▃▂▂▂▂ |
8 |
精准扶贫 |
2.34 |
2016 |
2021 |
▂▂▂▂▂▂▂▂▂▂▃▃▃▃▃▃▂▂ |
9 |
治理 |
2.17 |
2016 |
2017 |
▂▂▂▂▂▂▂▂▂▂▃▃▂▂▂▂▂▂ |
10 |
村民自治 |
1.56 |
2016 |
2017 |
▂▂▂▂▂▂▂▂▂▂▃▃▂▂▂▂▂▂ |
11 |
乡村振兴 |
2.89 |
2020 |
2023 |
▂▂▂▂▂▂▂▂▂▂▂▂▂▂▃▃▃▃ |
12 |
文化治理 |
1.73 |
2020 |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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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仅根据12个突现词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很难对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领域的热点进行时间线上的划分，因为表2只能较为直观的展示出各个研究关键词之间环环相扣的紧密连接特质。
而若是结合上文提及的国家关于乡村治理政策出台的时间线梳理，可大致将研究热度的时间变化分为三阶段：一是自2006年至2008年间的乡村关系、农村社区和乡村文化议题；二是自2010年至2015年间的内卷化、社会治理、乡村社会和公共性议题；三是2016年至2023年间的精准扶贫、治理、村民自治、乡村振兴和文化治理议题。
3.2. 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主题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谱只能线性体现单个关键词的相关情况，却无法对特定类别的关键词进行整合，提炼出研究的主题。通过使用CiteSpace软件的聚类分析功能，可以得到关键词的聚类图谱(见图3)。由图可知，本次分析共得到8个聚类，分别为：#0乡村治理、#1乡村振兴、#2乡村社会、#3新乡贤、#4公共性、#5社会治理、#6共同体和#7村民自治。聚类图中的聚类模块值(Q值) = 0.5669大于0.3，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 = 0.9065大于0.7，每个聚类内的相似性较高，处于令人信服的聚类范围。
实质上，根据图中所展示的8个聚类名称可知，每个聚类名称早已在前文网络中出现过，但早前并未体现其在相应聚类中的影响程度。为此，软件通过对每个类团中的关键词进行赋值，并选择Log-Likelihood Ratio算法选出类团中值数最大的关键词作为该类团名称。在本次分析所得的8个类团中，软件对其进行了0到7的排序，这其中数字越小的聚类所涵盖的关键词越多，通过导出各聚类效果质量与高频关键词表(见表3)可得到更为直观的信息，其中单聚类S值(Silhouette)用以展现每个聚类内的相似性。
Figure 3. Cluster mapping of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studies
图3. 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的聚类图谱
根据聚类质量效果和高频关键词表可将聚类结果大致分为三类研究主题：1) 乡村治理政策类(#0, #1, #2)；2) 共同体主体类(#3, #4, #6)；3) 共同体治理工具类(#5, #7)。由三大热点研究主题的关系可以看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经历从确认治理方向到选择治理工具的治理逻辑细化过程。
Table 3. Table of clustering quality effects and high-frequency keywords
表3. 聚类质量效果和高频关键词表
主题 编号 |
聚类 编号 |
聚类 名称 |
聚类 大小 |
单聚类 S值 |
聚类内高频关键词 |
1 |
#0 |
乡村治理 |
47 |
0.959 |
乡村治理；乡村振兴；乡村规划；城市化；乡规民约 |
1 |
#1 |
乡村振兴 |
38 |
0.796 |
乡村振兴；数字乡村；民族地区；新时代；脱贫攻坚 |
1 |
#2 |
乡村社会 |
29 |
0.94 |
乡村社会；乡村关系；乡土社会；乡村振兴；内卷化 |
2 |
#3 |
新乡贤 |
27 |
0.881 |
新乡贤；乡村旅游；行动逻辑；政党嵌入；乡村秩序 |
2 |
#4 |
公共性 |
19 |
0.845 |
公共性；公共服务；民间组织；社会基础；熟人社会 |
3 |
#5 |
社会治理 |
19 |
0.922 |
社会治理；自治；乡村；法治；德治 |
2 |
#6 |
共同体 |
18 |
0.953 |
共同体；农村社区；乡村振兴；乡村自治；半城镇化 |
3 |
#7 |
村民自治 |
10 |
0.942 |
村民自治；村规民约；乡村社区；道义；惩罚权 |
3.2.1. 乡村治理政策类
乡村治理政策类包含#0乡村治理、#1乡村振兴和#2乡村社会三个聚类，后者是与研究检索关键词“乡村治理共同体”联系最为紧密的聚类，可见乡村治理共同体一词不仅蕴含基层乡村治理过程的技术融合，更是通过乡村社会的自我实践过程为乡村治理政策提供了新颖的治理思路。从公社制度对宗法制下乡村的入侵，从兴办乡镇企业到税改后基层政权在乡村的悬浮，乡村社会原有的薄弱社会联系网络和小农产业不断遭受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在其“资本池”和“劳动力池”[5]的调节功能真正被认清楚之后，国家对乡村的策略才从单一的索取、缓冲转变为修养、加固。至此乡村振兴逻辑缓慢浮现，随之催生了人们对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的思索，试图以新时代治理体系中所倡导的数字化和规范化等逻辑破除乡村治理的消耗式内卷格局。
3.2.2. 共同体主体类
共同体主体类包含了#3新乡贤、#4公共性和#6共同体三个聚类，三个聚类涵盖了政党、乡贤和民间组织等高频关键词来展现乡村治理共同体中主体的多元性，以及凸显出在乡村治理中较为重要的几大治理主体。纵观我国四级行政体制，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性作用和领导力量不言而喻，为此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组织架构中，需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在乡村治理共同体中对公共价值的引领功能，实现村民个体利益与村庄集体利益的耦合[6]；乡贤在传统乡村治理体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基层劣绅俘获的强化，“扈从(Clientism)关系”[7] (也称保护主义政治)侵蚀着村庄秩序边界，乡村治理内生诉求不断扩大，把持着秩序维护和利益申诉等辅助治理功能的乡贤们注定要返场于乡村之中，以情感治理和协商对话的形式激活乡村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振兴行动者网络的建立[8]；民间组织在话语形态上与共同体含义类似，都强调多元主体合力的治理思路，然而在本次的文献研究分析中，除了承接政府与市场失灵的第三部门的功能外，民间组织更为强调的是一种从社会个体角度集结而不蕴含任何政治性议题的自治共同体，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中，需充分吸纳并运用民间组织所蕴含的独立精神，努力在各个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过程中形成共同体治理特色。
3.2.3. 共同体治理工具类
共同体治理工具类包含了#5社会治理和#7村民自治两个聚类，相较于行政逻辑下的政策和法律两种治理工具，共同体的治理工具箱内更是加入了德治、道义和村规民约这一类乡村运行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带有乡土气息的约束手段。诚然，经历过“皇权不下县”的治理历史，乡村内的秩序更依赖于宗法、人情和道德所带来的隐形压力规训。所以在共同体的治理方法层面，也需遵循乡土喜好，以法治和德治为基础，在充分吸取村民和共同体意见的基础上，规范化地形成村规民约、共同体管理条约等治理文本，并以文本公开的形式将监督权赋予村民个体，由此形成村民与治理主体间相互信任的强大联结关系。
3.3. 点线成问：乡村治理共同体逻辑何在
结合以上的知识图谱分析，可以看出在乡村治理共同体领域内的热点是紧跟国家乡村治理政策，由单一的乡村管理问题发展为多元参与领域的乡村治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村民的经济能力、自治能力、公共意识和文化能力不断被提及，可以说乡村治理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政治议题下的治理政策，更是从社会自主能力提升的角度出发，强调以“共治、共建、共享”的理念形成社会合力[9]，提高公共利益，是对重归公共行政精神的号召。但这种号召的出现并非灵光一闪，乡村治理共同体议题深化背后蕴含的是对我国社会治理转型时期整个乡村治理逻辑的梳理，由此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功能和影响要素进行挖掘，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演进逻辑进行梳理是非常有必要的。为此下文将通过绘制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高频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试图解开乡村治理共同体演进背后的达芬奇密码。
4. 连点成线：乡村治理共同体演进路程
在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后，通过于CiteSpace软件中选中时间线绘制功能，呈现出8个乡村治理共同体高频关键词的聚类时间线图(见图4)。其中，每个节点表示关键词的出现时间与所属聚类，横线长度表示该聚类的持续时间，曲线表示该与其联系程度较高的其他关键词。
本世纪初期关于失地农民问题多发于城乡接壤“开发区”地带，此类农民往往被政府安置于城市外围社区，并在集体应对非农化过程中产生了依靠自身经济、权力、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资源凝聚而成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此类共同体由经济社联、街道办事处和居(村)委会联结而成。21世纪伊始国家因应对经济危机而出让农村公共建设和农村基本福利保障的背景下，掌握相对较强经济能力的乡镇企业便承担起一定的福利保障，5经济社联凭藉经济话语权形成了大于街道办事处的威望，在“都市村社共同体”中获得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可推论出，以经济社联为治理主体的“都市村社共同体”可视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较早形态。
随后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发展过程呈现出两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一是始于2006年的乡村治理；二是始于2017年左右的乡村振兴。同时在乡村治理主题到乡村振兴主题的演变过程中掺杂了如农村社区、村民自治、共同体、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和精准扶贫等影响范围较大的研究主题。为此本文按照时间线图并结合政策发布历程，大致将乡村治理共同体主体研究分为了乡村治理共同体设计期(2006~2015年)、乡村治理共同体形塑期(2016年~2017年)和乡村治理共同体发展期(2018年至今)。
2006~2015设计期：设计期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紧紧围绕着“乡村治理”这一关键词聚类，并随着研究时间的推进呈现出明显的受政策影响趋势。自2006年1月1日废止《农业税条例》以来，乡镇政府失去更多收入，随之公共资源供给陷入困境。此时有学者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中，期望村民通过信任、互惠和合作来盘活乡村社会网络，共同为公共资源困境的解决规划制度，并在村民共同需求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共同体意识，期望以共同体意识凝聚村民，为乡村治理创造条件。两年之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上政策议程。研究者们进而在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新农村建设需形成良好的乡村治理秩序，国家需为乡村治理秩序提供强大的制度供给，以此在村庄层面实现共同体的团结。随着乡村治理的推进，税费改革所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基层政权的悬浮使得村庄内部出现空心化。学界在治理转型时期开始反思宗族、秩序和文化等乡土伦理对塑造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可能性。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难题在于农村成为国家政权直接统治的单元，单轨制对自然村落治理逻辑造成损害，单纯的村民选举无法囊括地方治理的所有要素，为此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跳脱乡镇权限、机构设置等范围，扩大地区范围。
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由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乡村治理难题引发，在十年间虽只引起了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的小范围探讨，但本质上对于乡村治理参与主体的界定已经明晰，且初步形成多元参与乡村治理意识，乡村治理共同体进入设计时期。
2016年~2017年形塑期：乡村治理共同体形塑期的时间虽短，但在这两年的时间内却经历了激烈的学术讨论。从图1中可以发现2016年的发文量增长率高达92.1%，这一爆发式增长得益于政策和学术界对乡村治理问题的共同关注：2015年11月中央发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和2016年5月学界举办的“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学术研讨会”。同时这份热点关注也反映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乡村在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该走向何处？诚然原子化的陌生之风已由城市吹到农村，同时乡村精英的内部分裂加剧乡村碎片化进程。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思维寻求着参与主体之间融合不同诉求，共享、共治和共存成为乡村发展的价值基础。利益、地域、文化和激励机制四大要素形塑着地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轮廓，政府需根据地方差异设置相应的辅助机制以激发共同体自治活力。本时期出现的一篇案例研究显得尤为有代表性：在空心化严重的义村，乡村精英天鸣通过召集精英同僚、协调村内官民矛盾和动员村民募捐等一系列事件，最终为义村撰写村史和立下古树纪念碑，重振村内集体力量和共同体活力[10]。
此番故事并非稀奇，在早年间只会被归结为谈笑间的村内善事，而在乡村治理共同体形塑时期同类事件中暗含的治理共同体意识不断被察觉，并最终成为案例登上学术舞台，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主体功能和关注要素等问题已经逐渐明朗，乡村治理共同体塑形完成。
2018~至今发展期：形塑完成之后，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在此段节点呈现出以“乡村振兴”为关键聚类的密集主题，且均展现为共同体治理方式的探讨，这一方面得益于2017年下旬起党和中央政府对于乡村振兴问题的密切关注，另一方面随着这一时期党建引领、乡贤回归、民间组织发展和公民意识提升等治理因素的逐步成熟，乡村治理共同体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本阶段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逐步摸索出国家权力与乡土秩序之间可能存在不匹配逻辑，国家与社会高度黏合导致基层韧性空间被积压，具体表现为公众因民主化和自治性不强转而依附于国家权力。在这一基础上，乡村治理共同体呼吁国家敢于做出放权尝试，实行简约治理，将基层治理关注点放置重构主体社会层面，于党建引领的基础上实现官民共治的现代化治理格局。在乡村治理共同体中，以党政为代表的党建工作应该成为乡土势力的融合剂，通过对底层“草根诉求”的聆听和反馈来实现社会公平结构重塑，由此提升乡村治理共同体内在韧性。
Figure 4. Clustered timeline plot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for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ies
图4. 乡村治理共同体高频关键词的聚类时间线图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本次知识图谱分析可知乡村治理共同体已经在学术领域内经历多番论证，并表现为以下几个特质：由党建融合村级多方力量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主体；以解决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题为治理目标，可为行政体系下的基层治理提供辅助治理功能；区别于行政逻辑下的一般治理方式，以宗族、人情和面子等软性约束为共同体治理范式；不同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功能受到当地风俗的重大影响。而本次分析过程也揭示出当前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的些许不足，为此提出以下几点结论。
5.1. 研究话题呈现出高度相似性
2018年以来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虽在内容上有所扩充，但在高频关键词的显示上却仍呈现与之前研究相类似的话题，还是将研究目光局限在了自上而下的官方视角，没有考虑到自下而上的公民意识觉醒和社会韧性提高为乡村治理共同体联结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文章的内容集中情况和发文增长率来看，关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也难逃追随政策的“一窝蜂”热度定律。此类话题的重复出现除基层治理方法复杂之因素外，还存在现存治理思路难以匹配新型治理环境的可能，为此可试着破除城乡二元分裂视角，在社会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将城市社区治理的积极态度和经验转化到乡村治理难题之中。
5.2. 研究思路尚未形成国际化视野
研究发现在本领域很少有对本土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经验的吸纳，也较少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共同体的治理成效进行测量，更未总结形成自主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搭建思路；从理论基础的引用来看，文章对共同体的经典论述的追溯还停留在照搬西方的理论之中，只有少数马哲领域的研究借助经典西方理论构建了共同体治理的中式思维，这很可能限制本土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的学术影响范围，从而难以在国际的治理共同体研究中立足。为此我们需要时刻回顾已有的不足，将时代诉求和中国式乡村治理共同体经验融入到后续的研究内容之中。同时也需要树立乡村服务意识，深入扎根乡土大地，总结基层治理经验，将“德治、法治、自治”三种治理逻辑融入到共同体的治理工具箱之中，为中国特色乡村治理实践构建理论基础。
5.3. 研究逻辑忽视公民精神培育
当前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仍保持着自上凝视逻辑，强调以国家权力介入确保乡村稳定治理，然而随着乡村公民权力意识的不断觉醒，乡村内部治理主体能力也在逐步提升。由基层治理经验可知，乡村内部治理成效时常大于一般行政治理效能，为此乡村治理需注重培育内部主体的公民精神，通过对长老会、乡贤理事会和乡村大学生等乡村地方主体进行赋能，由此强化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能力。此外，在这个过程中也需带着批判意识入场乡村治理研究，多角度审视治理过程，警惕共同体构建中的精英俘获，帮助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
回顾整个乡村治理共同体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共同体的出现是与国家对乡村的治理思路变化紧密联结的。根据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信息，我国乡村人口占据总人口数的35.28%，为此对于乡村的治理目标不仅仅在于稳固基层政权，更是需要通过对乡村资源的开发和运用来实现人口就业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在漫长的“农业哺育工业”历史过程中，乡村虽然被剪刀差剥夺了应有的发展果实，但乡村也同时在与城镇的交流之中获得了能够支撑其成长的文化经验，重塑了旧有的乡村社会网络，培育了根植于基层的多元治理主体。不论是曾经出走的乡贤、早已没落的乡镇企业，还是正在漫漫求索的民间组织和努力融入基层的党建文化，这些都是时代遗留给乡村治理的共同体搭建宝库，目前需要的则是在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基础上，实现这多方的价值与利益耦合，最终形成促进现代化乡村治理能力提升。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