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预制Vlog”的概念来源
近期以来，“预制vlog”作为新兴热点登上热搜，于国庆前夕掀起热议。某网络博主耗费6小时精心拍摄准备国庆期间发布于社交平台的1536张照片，并喊出“拍预制vlog，享预制生活”的口号。以“一日之内完成七日社交平台内容拍摄”为挑战的视频内容丰富多样，服装快速更换与动作自如转换令人印象深刻。当多数人仍在规划国庆假期时，“预制师”们于各社交平台的待发布草稿中早已将国庆“过完了”。更有甚者表示“才预制1个月量的还是太初级了，我都是预制5年内的，2020年旅游时预制的到现在还没发完呢”……在社交平台中，还不乏有人佩戴仿真孕肚拍摄孕期纪念照、与伴侣提前记录婚纱瞬间、一次性完成未来5至10年的生日摄影……“把握最佳状态，定格重要时刻”的理念获得了各社交媒体用户的广泛共鸣[1]。
“预制vlog”的概念延伸于预制菜的理念，关于预制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副教授王小伟曾描述为“是当下生活的贫乏、粗糙的一个典型代表和隐喻”[2]。具体而言，“预制vlog”是指用户提前拍摄并储存大量视觉素材，选择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发布于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的现象[3]。9月23日，人民网发起“你最近一次发布朋友圈是什么时候?”的问卷调研，截至写文时已吸引超过6000名参与者投票，其中超过一半的参与者表示“在过去一年内有发布过朋友圈动态”。对于热衷“预制vlog”的互联网年轻群体而言，“预制”仿佛成为了平淡生活边际外的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它证明了“那样生动的生活片段切实存在过”，并且为现在与未来构建出容纳自我想象与预设的空间。
2. “预制Vlog”产生与流行的动因
2.1. 社交媒体文化的演变与策略性分享
“预制vlog”形成风潮的动因并非难以捉摸，人类作为社会性生物，天生关切自己呈现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这种形象既可以视为自然流露，亦可为刻意演绎。“预制vlog”彰显了社交媒体用户在社交平台运用上的预先规划与考量，他们力求借助事先准备好的内容在社交平台的网络空间塑造理想化的个人形象，这种行为在某种层面反映出社交媒体用户对现实生活以及社交压力的应对措施，同时也是对虚拟环境里人际关系管理的一种新颖探索。“预制vlog”的流行标志着社交媒体文化的转型，从即时分享过渡到策略性分享的导向化分享模式。以社会学的观点进行分析，这一转变深刻揭示出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符号互动理论的影响；社交媒体用户已并非仅仅追求实时记录生活的状态，而是愈发重视内容的规划与筛选，以此吸引更为广泛的关注，从而积累特定形式的社会资本。在此过程中，策略性分享实质上成为了社交媒体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开展的一种复杂社会互动与符号交换的实践。
2.2. 社交形象的构建与管理
“预制vlog”与早前引起热议的“精装朋友圈”颇为相似，风靡的背后实际上深层次揭示出当下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与公众心理特征，二者皆共同体现出社交媒体用户对于塑造理想化自我形象的强烈追求。从心理学的维度来说，“预制vlog”就社交媒体用户个体形象构建与管理的过程实质上蕴含了自我认同的确认以及如何进行对外展现的策略[4]。社会学学者欧文·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概念将社会整体视为广阔的表演舞台，每位独立个体皆被当作表演者，有目的地向外构建自身的公众形象。拟剧理论置于当下社交媒体盛行的互联网时代、仍显露出高度适配的时效性。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展示在社交平台里变得轻而易举，无论是滤镜处理过的图像、字斟句酌的文本，还是精挑细选的场景分享，均可视为一种角色构建的体现[5]。在社交焦虑的驱使下，部分社交媒体用户在社交平台中陷入“不得不表演”的状态[6]，而“预制vlog”则提供一种自我心理慰藉，力图通过电子设备屏幕这一方寸之地，经由分享某一类别的信息，勾勒出一个既符合个人愿景又能满足他人期望的理想化自我形象[7]。同时，“预制vlog”还允许社交媒体用户在不同的时间自主安排内容发布，进而更加自如地调控其在互联网平台里的形象展示，营造出“我的生活时刻精致”的错觉。
2.3. 社交平台内容的商业化与娱乐化
随着“预制vlog”的广泛普及，社交平台上的信息展示日益趋向于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不仅催化社交平台的经济活力，也丰富了社交平台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度。以社会学的视角思考，商业化与娱乐化并行的趋势不排除会引发社交平台中不实信息的增长以及内容过度修饰的问题，进而对社会的文化根基以及价值观念诱发消极弊端。以传播学的视角分析，“预制vlog”的勃兴也是对媒介环境学理论“媒介技术对社会文化施加影响”观点的例证[8]。社交平台在此情境下依托算法推荐与个性化内容推送的机制，加速信息内容的商品化进程及娱乐化倾向。社交媒体用户通过策略性地规划个人内容并发布，进而在社交媒体领域构建并提升个人品牌影响力，试图在增加受众关注度的同时，探索潜在的商业价值空间。
2.4. 社交媒体的社交功能弱化与关系疏远
“预制vlog”的兴起客观上导致社交平台原有的社交属性被淡化。当社交媒体用户过度专注于内容的规划与分享，而忽视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沟通时，社交平台作为社交媒介的核心功能也会随之而逐步衰退。其次，社交功能弱化与关系疏远亦涉及认知失调理论范畴中探讨个体面对及解决内在心理冲突的观点。在《人物》杂志对王小伟的访问中引述道：“那样的生活曾经存在过……是希望能把它作为一种象征，一个参照，为当下和未来提供一种想象，想象每天刷手机、吃外卖之外的可能性”，此番言论或可用来阐释“预制vlog”在当前情境下所处状况。当社交媒体用户察觉到个人实际生活与社交媒体所展现的理想图景不一致时会通过调整认知与行为以减轻失调感，但在过程中可能引发更深的现实逃避及虚假满足度的漩涡。
3. “预制Vlog”的心理机制
“预制vlog”的大幅度流行，时而源自特定情境的需求，时而单纯只是源于惰性或延迟行为的体现。“预制vlog”近期骤然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一方面归因于其被赋予了一个新颖且富有趣味性的标签，另一方面则是网络意见领袖们对其加以放大和进行艺术化处理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确实击中了部分人群内心的微妙之处，将他们隐秘的心理活动转变为公开讨论的话题，从而激发出强烈的参与欲望、归属感以及共鸣。
3.1. 社会比较心理的深化与负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交平台上，社交媒体用户经由信息发布与分享的过程去构筑与巩固自身的社会关系网。“预制vlog”能够允许社交媒体用户预先规划所需要发布的内容，继而更有效地向他人展现自身设想让他人所看见的自我特质以及生活模式，吸引他人的关注与认可[9]。社交媒体用户经过自身精心策划营造出的社交平台内容、以及他人发布内容下方如潮的好评赞美，乃至幻想他人浏览时投射出的艳羡目光，甚至未来能够回首vlog里那个风采依旧的自己……这些对于热衷于记录生活的人来说，都是极具价值的良性回馈。
“预制vlog”的现象级传播深度催化社会比较心理的消极影响。从社会心理学的透视点出发，社会比较是植根于人类社会的普遍心理机制，驱使个体通过与他人的衡量来评判自身能力与价值。但是在虚拟社交平台里，此类比较往往失之偏颇并且极不公正。社交媒体用户仅能窥见他人精心策划的理想生活片段，却忽略了背后隐匿的辛劳与投入；这种失衡的比较机制易于诱发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生活不满与焦虑情绪，严重时甚至催生自卑感与抑郁倾向。其次，社会比较心态还涉及社会认同理论里就“个人如何借助与他人的比较过程来构建以及稳固自身身份认同”的观点。在社交平台环境中，用户也会因追求与他人相符的社会形象与价值观念而忽视自身独特性的维系，潜化引发自我认同的模糊与困惑[10]。
3.2. 理想化生活的追求与现实的落差
在“预制vlog”流行的背后，潜藏着社交媒体用户对他人认同与赞许的深切期待。马克思于《资本论》中阐述了异化劳动的概念，揭露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无产阶级面临着与其劳动产品、劳动实践以及自身类本质的异化现象。在当下的互联网媒体时代，“预制vlog”在某种层面映射出社交媒体用户类似的异化过程。社交媒体用户经由刻意规划预备发布的内容展现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迎合互联网媒体时代所歪曲塑造的“完美”形象标准，却逐渐在过程中迷失真实的自我表达。这种社交平台上的异化不仅侵扰了社交媒体用户个体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实现路径，还进一步催化社交平台里个人形象与情感体验的商品化进程——将个人形象与情感体验的内在价值转化为可供展示和交换的商品。
尽管社交平台上的阶级冲突表现得并不显著，但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却无孔不入，贯穿其间。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预制vlog”也难免受到不同意识形态交锋与竞逐的影响；部分社交媒体用户通过策划和筹备所发布的内容，向他人展现其自身的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实质上便是借此与他人形成对比竞争个人生活条件的态势，而这一动态过程在某种层面上也刺激了“预制vlog”快速传播的流行态势[11]。社交媒体用户通过发布精心筹划的内容，在社交平台上寻求更多的关注度和肯定，进而满足自我虚荣以及成就感的需求，反映出群众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追寻；然而这种自慰式满足仅仅只能存活于理想化的生存情境之中，与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必然存在一定程度落差。当社交媒体用户意识到自身实际生活与社交平台上投射的理想影像存在较大偏差时，便会催生出失望乃至不满的情绪；而现实与理想的割裂不仅容易诱发对现实的逃避态度，还会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心理健康以及整体生活满意度造成长远的影响[12]，愈发使人沉溺于自身在社交平台构建的理想国之中，进而阻碍他们直面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3. 逃避现实与自我呈现的矛盾
“预制vlog”在现实社会中或许已经成为一种逃避现实的途径，当社交媒体用户在现实生活里遭遇到压力与挫败时，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在社交平台上展现一种理想化的生活状况，以此来掩饰现实生活中的缺憾。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维进行分析，虚伪意识是一种遮蔽社会现实本质的思维体系。用户过度重视自身表面形象与人设表现，忽视对人内在性的深度发掘；出于获取他人关注与认可的目的，有意构建不实信息，虚构自我形象，进一步催生虚伪意识，不仅对他人产生误导，也将个体囚禁于虚幻的社交情境之中，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触碰[13]。
以传播学的理论分析，社交媒体用户在虚拟空间里追求理想化自我展现与逃避现实生活的矛盾，反映出传播伦理领域对于信息真实性与精确性的深切诉求。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通过预先规划和安排发布内容，拥有对社交媒体展示的主导权，借此获得一种控制感。社交媒体用户倾向性地展示生活里光鲜亮丽的一面，经由周密设计与编辑其分享的内容，适度遮掩生活中的瑕疵与不满。不过这种向虚拟世界逃逸的行为，选择性地忽略日常的瑕疵与挑战；可能引发个人自我认知的混淆与迷失；如若过分依赖于社交媒体上塑造的虚拟形象来界定自我，这种有选择性的信息传递模式也会导致真实自我与虚拟形象之间的冲突加剧，继而诱发社交媒体用户对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的混乱与不确定感，促使社交媒体环境中信息的扭曲现象与误解频生，深化社交媒体用户相互间的信任匮乏与社交壁垒。
3.4. 社交媒体的过度依赖与心理影响
“预制vlog”的流行揭露出社交媒体用户对社交平台的过度依赖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关系的构造。过度依赖社交平台上的“预制vlog”也易引发社会联系的隔阂现象，社交媒体用户倾向于利用社交平台去展现个人生活片段以及情感动态，借而获取来自他人的关注与肯定，不过往往可能导致社交媒体用户在现实生活里忽视真实的情感交流与人际关系构建，沉溺于表象化的社交满足之中。在此情境下，社交媒体用户倾向于借助社交平台展示自我，而非与他人真正实现联系与互动；当社交媒体用户过度沉溺于社交媒体平台，依赖社交媒体以满足其社交需求时，不仅削弱了人际间真实情感的联结，也难免会促使现实生活里的人际联系疏离感加剧，导致被边缘化与社会信任度的下降，进一步触发信任危机，继而演化成社会关系的淡漠化乃至断裂。长此以往，对社交平台的过度依赖不仅可能导致自身社交能力和社交技巧的弱化，亦会削弱其有效沟通以及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极易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心理健康产生消极作用[14]。
以心理学的理论进行解释，社交媒体用户对社交平台的过度依赖实际上呈现出某种心理依赖现象。这种心理依赖不仅加剧社交媒体用户对社交平台的重度依赖与沉迷状态，同时也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及整体生活品质造成了不利影响。再者，“预制vlog”还触及到了社会支持理论的思想核心——探讨个人如何经由社会互动获取情绪与物质资源的支持[15]。社会支持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发源于“社会病理学”，最初与个体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适应能力联系在一起；但就现有研究而言，对社会支持理论的运用均超出原有解释范围，把它引申成一种“用于指称为弱势群体提供精神与物质资源，从而帮助他们摆脱生存与发展困境的社会行为”的总合。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生活模式下，“预制vlog”不应成为自我迷惑、盲目比较的媒介。盲从潮流只会促使生活单一化，沉溺于精心构造的理想化虚拟场景中，却忽略了生活真谛与自我真实性。这种对于虚拟体验的过度依附，反而会诱发更深的焦虑、失落与失败感，最终激发“平台焦虑症”。
4. “预制Vlog”对个体及社会的影响
4.1. 对个体的影响
4.1.1. 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预制vlog”的流行从侧面揭示出现代社会个体在社交行为中存在的矛盾心理；而这种在社交平台上塑造虚拟形象的构建过程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思想理论，即“个体在劳动过程里失去对自身活动的控制，并与之疏远”。“预制vlog”同时还会导致真实性元素的减损，社交媒体用户更为在意来自他人的评价与反馈，通过精挑细选并编辑的照片遮掩生活中不完美的角落，转而呈现出一种标准化的自我形象；这种异化现象也随之导致个体对自我认知的模糊与困惑，忽视自身内心的真实需求与客观感受，甚至引发自我否定[16]。程式化的表述手法不仅会削弱个人的独特性，还对个体真实性构成潜在威胁。另外，社交媒体用户在精心策划内容进行自身展示的过程中也可能逐渐失去对真实自我的认知与表达；在追求虚幻的理想生活图景过程里忽略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真实问题与挑战，进而引发社会整体的不稳定性与和谐性的损伤。
“预制vlog”对个体的多维度效应集中体现于心理福祉、自我认知以及社交领域。在当下快节奏生活与沉重生活负担的双重压力下，人们渴望在社交互动中寻得一丝宁静与宽慰，同时又竭力展现出“最佳状态”以博取他人的瞩目与肯定，但在社交平台光鲜亮丽的表面之下，往往掩藏着许多未经雕琢的真实生活面貌。以心理学的观点讨论，“预制vlog”现象内充斥的不实信息与过度粉饰，容易引发社交媒体用户个体自我认知的混淆与迷失，导致他们在个人定位与价值观念上面临困惑，难以明晰自身真实需求与愿望。这种追求完美展示过程的异化现象，不仅于不经意间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加剧了社交焦虑及心理压力的程度，也弱化了社交平台作为交流工具的功能。
4.1.2. 对价值取向的影响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深刻剖析了“拜物教”现象，即人对于物的非理性崇拜及追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辩证思考，“预制vlog”中充斥的虚假信息与过度包装表现出个体在资本主义影响下对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的极度渴望。在现代社交媒介的场景里，“预制vlog”常常伴随着对物质财富、社会地位以及外界认可的过分渴望。由于想要呈现出相比较为光鲜亮丽的个人形象，社交媒体用户可能会因此滋生出并非源自自身真实性的需求，而是受社交平台影响而形成的需求幻象，导致攀比心态的产生继而出现高消费行为，踏入消费主义的陷阱。种种非本身的真实性需求不仅耗费了社交媒体用户的时间和精力，还侵蚀了个体内心的平和以及社会整体的满足感与获得感；这种渴求不但引发个体自我认知的混淆，还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不均衡状态与阶层分化。
“预制vlog”现象的背后亦体现了“异化劳动”的理论观点，体现于个体在疯狂追逐物质利益中逐渐丧失掉对自我存在本质乃至现实生活真谛的主宰能力。“预制vlog”实质上是将注意力偏离内在的真实自我，过度聚焦于外界他人的目光与评判。如果社交媒体用户过度追求社交平台上的点赞与评论以获得自我满足，那么就容易催生出“虚妄的成就感”，但真正意义上的成就感应来自个人的奋斗动力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并非外在的评价反馈。虽然这类经过精心设计的社交内容相较于随性的即时分享，显得更为精雕细琢，不仅满足了发布者的自我实现需求，也丰富了观赏者的视觉体验，促进了社交互动中积极情绪的传播。但是从维度上审视，过于强调一种刻意塑造的自我展示，缺乏真实性；导致个体沉溺于“理想自我”的虚幻境界，进而逐步引发认知偏差，模糊虚拟与现实的界限，使得心理落差在虚拟形象与真实自我间的巨大差异中愈发显著。
4.2. 对社会的影响
4.2.1. 对社会意识的影响
将“预制vlog”带入社会整体之中，首先涉及到文化霸权的概念范畴，文化霸权由雷蒙德·威廉斯提出，也称为文化领导权，是指一个阶级依靠掌控文化内容以及建立重要习俗进而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17]。如果从传播学的视角审视，“预制vlog”里包含的虚假信息及过度美化的现象，有可能促使社会价值观念发生扭曲与偏离，影响被影响者的文化认同，还会凭借强势文化在社交平台的传播对弱势文化实施渗透与扩张，致使文化单一化及价值观扭曲现象加剧；不仅影响个体的文化自我认同建构与价值观塑成，也对社会整体的文化多元性与包容性构成了挑战；那些有条件投入更多时间与资源去筹划内容的社交媒体用户往往能收获更多的关注与认可，而无法做到这一点的社交媒体用户则可能被边缘化或者忽视，从而也就激化社会的不平等与分化[18]。这种不平等在不断发酵后不仅体现于社交平台，还会延伸到现实生活，影响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
关于社会控制机制，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以“全景监狱”概念进行隐喻。福柯认为，在过往的社会体系里，社会治理者通常凭借基于信息不对称性的措施，实现既经济又高效的社会管理。这种控制模式堪比古罗马时期一种锥形监狱设计：囚徒们被分置于不同层级的囚室中，而狱卒则位于最顶层监视室俯瞰一切，实现对所有囚犯的可视化管理，而囚犯间及囚犯与狱卒间的直接交流则被有效限制。无论监管者实际在场与否，囚犯皆默认其处于无处不在的监控里，进而内化外部约束，使其自我规训成为常态。马克·波斯特在福柯的理论基础上深化拓展，把信息化社会描绘成无边界的“超级全景监狱”模型，对公众实施全面而隐秘的监管与控制[19]。伴随网络时代的兴起，网络意见领袖仿佛化身超级全景监狱的控制者，对社交平台的热点与风潮进行引导和规划；网络信息系统则幻化为监狱里的探照塔，用户便成为了受到监控的囚徒，大数据技术推促的信息推广与内容推荐以及衍生的大量信息库，共同搭建起这座无形的“超级全景监狱”——一个没有实体围墙、观察窗、探照塔与看守人员的新型控制体系。在“全景监狱”下，社交平台将极易充满着引导与鼓动，当利益或其他原因驱使时，少数群体将对整体风潮进行舆论牵引，继而激化矛盾，影响社会整体的秩序稳定[20]。
4.2.2. 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预制vlog”对社会效应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转型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上。立足社会学的理论剖析，“预制vlog”的兴起是对社交平台文化动态变化与革新的直接反映；不仅触及人们交往模式与生活形态的更迭，还波及到思维导向和价值观念的重塑。随着社交媒体技术的不断演进与广泛渗透，一系列文化转型将持续加速并深化其影响层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中，资本与技术被视为促进社会演进的双重引擎。资本与技术在互联网媒体时代共同催化了“预制vlog”风潮；社交平台借助算法以及大数据挖掘技术，实现内容的个性化精准推送，从而深度吸引社交媒体用户的流量与时间资源[21]。同时，社交平台通过广告投放、会员制服务等商业模式不断拓宽盈利渠道，反哺其规模扩张与服务升级，形成正向循环发展态势。但是资本与技术的融合催生了社交平台里的信息过剩及注意力分散现象，致使社交媒体用户难以筛选出真正具备价值的信息资源[22]。另一端，为了吸纳用户及增加利润，社交平台过分强调社交媒体用户外在形象与行为表现的塑造，相对忽视社交媒体用户内在需求与情感的真实满足。
向深来看，“预制vlog”的风靡如若引导不当，还易诱发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文化帝国主义由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开创者赫伯特·席勒发行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里提出，并于《传播与文化霸权》里再度论述，阐述了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资本力量作为自身保障，围绕信息产品与思想意识的传播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文化殖民与思想控制的理论；即强势文化经由社交媒体平台对弱势文化渗透与扩张，进而引发文化同质化及价值观扭曲。文化帝国主义通过资本主义世界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二元对立的空间结构，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造成不同程度的侵害与冲击，是一种思想意识的扩张，同时还令资本主义所提倡“普世价值观”沦为少数利益阶层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23]。
5. 应对潜在问题的策略与建议
5.1. 增强个体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认知
面对“预制vlog”可能引发的社会现象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心理层面的问题，社交媒体用户首先应当提升自我意识与自我认知水平，认清社交平台上构建的形象仅仅是现实生活的一个切片，不应过度依赖、盲目追求；明确自身的真实需求与价值取向，规避被网络空间里的虚构形象所误导的风险。
5.1.1. 学会自我审视
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全面发展。在互联网媒体时代的背景下，人们应当回归真实，重视自身内在需求与情感体验，而非一味追求社交平台所塑造的理想化标准形象。借鉴心理学领域的“自我反省”措施，社交媒体用户应掌握如何自我审视，定期回顾自身在社交平台上的活动及表现，思考这些行为是否和自身真实需求以及价值观相契合。一旦察觉到过度沉溺于社交平台或遭受不实信息的侵扰，就需要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并纠正偏差。
5.1.2. 做到立体规划
社交媒体用户要明确自身于社交平台中的目的，如构建真诚人际关系、传播有价值意义的信息等具体意图；避免沉迷于虚拟的赞许与关注度，重视与他人的实际沟通及深层次互动。个体只有依靠积极参与真实社交互动与情感维系，才能构建出更为健康、稳固且富有价值意义的社会关系网。
5.1.3. 树立省察思维
马克思主义倡导人们应注重培养自身的批判性思维，提升独立思考能力。在面对社交平台涌现的各类信息与社会现象时，社交媒体用户应当秉持理性且辩证的思维，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加以辨析。只有辩证地深入剖析思考，才能更为透彻地理解并掌握社交平台的实质及其带来的影响，增强辨别虚实的能力，掌握如何精准区分虚假资讯与真实内容，在虚拟世界中不为他人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所盲目牵引，从而在自身抉择与行动上展现更高的理性思维，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与内心诉求作出理智抉择[24]。
5.2. 培养个体养成健康的社交平台使用习惯
为了降低“预制vlog”背后潜藏的消极因素对社交媒体用户个体以及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社交媒体用户需要培养自身健康的社交平台使用习惯，增强时间管理的合理性，提高内容发布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强化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5.2.1. 时间规划与管理
社交媒体用户在社交平台的使用中，要掌握如何高效运用时间管理策略，科学安排在社交平台的时间投入，防止自身过度沉溺于虚拟空间，对社交平台产生非必要依赖[25]；社交媒体用户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内置的提示功能，提醒自己定期进行适当的休息与放松。除此之外，社交媒体用户还要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的人际沟通与情感联系，面对面的交谈互动更能深层次感受他人内在需求与情绪，奠定更为深厚持久的信赖关系基础。
5.2.2. 合理筛选内容
社交媒体用户在筛选自身浏览社交平台的内容时，还要重视内容浏览的多样性，不仅仅局限于单一主题，降低大数据侦察用户喜好的负面效果；同时还要注意对浏览内容的质量把控，提升自身的阅历广度和深度[24]。社交媒体用户在侧重关注能够提供有价值意义内容的同时，还要谨慎规避低质量、虚假或过度修饰的信息，以免受到不良内容的消极影响。
5.2.3. 保护自身隐私
在社交平台里，社交媒体用户需要强化对自身隐私以及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谨慎处理社交平台的个人隐私，确保自身敏感信息不被泄露；同时还要提升自身的网络安全意识，降低遭遇网络欺诈的可能性，抵御来自虚拟世界的恶意侵袭。
5.3. 加强社会整体的社交平台素养教育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体构成了社会的基石，而个体的行为模式又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在社交平台中，“预制vlog”的风靡展现出一种集体心态，即追求外在形象与他者的艳羡之情。这种集体心态范式化塑造了社交媒体用户的行为和意识，驱使社交媒体用户在追逐网络空间中的认可与关注度时，忽略自身内在的真实渴望与情感体验。
5.3.1. 推广社交常识
基于“预制vlog”现象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需要加强对社交媒体用户的社交平台素养教育，培养社交媒体用户养成良性的社交平台使用习惯与价值观念。有关单位可以借助学校等事业性机构对社交媒体用户进行相关知识的广泛传播，使他们掌握涵盖社交平台的功能特性、独特属性以及潜在风险等多维度常识，帮助深化理解社交平台的实质与运行模式，增强信息真伪辨别与自我防护的能力。
5.3.2. 增强公众认知
除了推广社交常识外，社会各界还需加深社交媒体用户对社交平台的认知水平，增强对社交平台负面效应的认识。有关单位可以通过借助实例剖析、学者讲坛等形式，阐明社交平台里虚假信息传播、过分美化的不利影响，指导社交媒体用户掌握科学的社交平台使用理念与价值导向。
5.3.3. 正向措施引导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鼓励民众积极投身参与富有成效且意义深远的互动之中。有关单位能够通过策划一系列线上线下相交融的活动、发起公益倡议等途径，引导民众把社交平台当作传播正面信息以及推动社会前行的载体；同时还要增强对青少年等关键群体的关怀与指引力度，助力相关群体培育良好的社交平台行为模式。
5.4. 完善社交媒体监管机制
5.4.1. 构建法规体系
鉴于社交平台所特有的属性与未来发展趋势，有关单位需要优化与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全面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范；明晰社交平台在舆论引导、热搜管控的责任与义务，规范社交平台在内容审查、用户权益保障等方面的行动指南，以防范社交平台因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疏忽对社交媒体用户权益与需求的保障。在整体工作中做到无论是对于社交平台的管理还是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引导，都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5.4.2. 强化法规执行
在互联网时代，为了充分保障民众的权益与切身利益，相关职能部门以及有关机构需要强化对社交平台的监督与良性管理，提升对社交平台的法律执行力度和对违章行为的惩戒力度，有效建构跨部门合作机制，强化对社交平台的常规监督与审查，提升对违法，确立坚实的法律遏制效应；一旦发现违法违章行为就立即采取处置与惩罚措施，以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秩序。另外，社交媒体用户也需要主动遵循社交平台规则与国家法律法规，提高自我监督与自我约束，确保不散布不实信息或有意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不传播有害的意识形态言论，共同维护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
5.4.3. 优化机制
社交平台在当下还需要优化投诉与举报流程，构建完备的社交平台反馈与举报体系，支持社交媒体用户积极投身监督活动，对发现的违规违法行为迅速举报；同时社交平台应有效引导和规范运营活动，强化对社交媒体用户反馈或举报的处理效率与回应机制，确保民众权益获得充分保护，和社交媒体用户携手共同促进社交平台的有序发展。
6. 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深刻地指出，世间万物皆蕴含矛盾，展现出双面的特性，无一例外地逃脱不了这一哲学定律的框架。任何单一面向的解读都显得片面而不完整，因为事物的本质往往在于其复杂性与多面性的交织。步入社交媒介时代，“预制vlog”作为一种新颖且富有特色的社会现象对社交媒体用户个体以及整个社会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可以被精心策划、预先设定；但个体的现实生活——那个由无数个即时反应与不可预知构成的真实世界，却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无法被任何虚拟构造所完全替代。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未经修饰的生活片段，那些未经雕琢、展露真实的生活纹理，正是我们应当珍惜之处。
实际上，所谓“预制vlog”无非是对过往经历的旧事重提，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社交分享上有过类似“预制”的策略性行为。无论是提前编辑好的生日文案、还是将动态刻意选择在饭点时间发布以期获得更多赞和关注，抑或是清理过往积累的存图，乃至在复习备考阶段发布旧照片营造轻松假象以迷惑对手，这些做法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预制”心态。
如前述，“预制vlog”是当下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展示、情感共鸣与社会认同的深层次需求。发布社交平台的本意初衷在于记录生活的真实印记，传递正向的情感与价值，而非陷入无休止的攀比与炫耀之中。如果表达真诚而非陷入扭曲的攀比和炫耀，并能避免陷入扭曲的攀比炫耀之风，其存在便是合理的。因此，我们有时大可不必对此过度苛责。无论何种选择，个人的选择最重要的还是基于内在的和谐，清晰认知自身的真实需求，不盲从他人的步伐，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原则。
面对“预制vlog”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当对其具有清醒的认知与理性的辩证评判能力。为了共建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空间，社交媒体用户个体需要提升自我意识与自我认知水平，学会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社交平台则需要承担起引导责任，鼓励社交媒体用户培育健康的社交平台互动方式，营造正向的社交氛围；相关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平台监管，确保内容的质量与安全，同时引导用户行为的有序发展，共同守护这片连接你我、传递温暖与正能量的网络家园。
致 谢
本文首先感谢锦州医科大学，作为第一作者的硕士阶段院校，感谢给予第一作者机会成为研究生；其次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感谢学院给予机会使第一作者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生。
还要感谢各位所学习的下述参考文献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对本文在前期构思提供参考资料。
马克思主义学院许彤、宋美祺、王艺璇、王蕊、丛资诺、张欣然、辛昊、周雄、程善龙等硕士研究生及攀枝花市中心医院李聃女士亦在研究中给予第一作者各种支持或贡献。
感谢学院辅导员高巨老师对第一作者日常生活和成长思维上的正向引导。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