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值得全世界拥有的精神财富。中华典籍作为国学经典作品，承载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精髓，理当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先行军，借由翻译向异质文化推介。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汉语文字的特殊性，中华典籍及其所代表的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鲜为人所知。《山海经》是一部上古百科全书，其包罗万象，被誉为“天下奇书”，是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翻译研究既可以满足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需求，也符合中国致力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对于中国走向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山海经》目前已有七种语言的外译本，其中节译本占多数，而完整的英译本只有三个，吸引了各领域学者的关注。有不少学者从译者主体性、生态翻译学和关联理论等不同角度对其英译本进行研究，但少有学者从译者行为批评角度展开研究。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借助“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对《山海经》英译本进行研究，探究译者翻译行为的动因及策略。
2. 翻译理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2.1.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周领顺于2010年1月在《外语教学》上发表题为《译者行为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译者行为研究(其一)》的文章，开启了译者行为研究之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译者行为研究社会反响热烈，参与者越来越多，已经成为指导翻译实践和翻译评价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理论工具[1]。所谓译者行为，是指“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非译行为的总和”[2]，译者承担“译者”和“社会人”两种角色，身上自然兼具语言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作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核心架构，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内，“求真”指“译者为实现务实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2]。译者的身份是译者，“求真”表现其语言性，指向原文的意义；“务实”表现其社会性，指向读者和社会的需求，“求真”和“务实”、“语言性”和“社会性”互为关系[3]。译者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指导下遵循“求真为本、求真兼顾务实；务实为上、务实兼顾求真”的行为准则[2]，力求达到对原文及作者的“求真”和对社会及效果的“务实”之间的平衡。周领顺认为译者行为在翻译内的表现体现了译文的“求真度”，在翻译外的表现体现了译文的“务实度”，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译文的“合理度”，应该在“文本求真度”与“效果务实度”的基础上分析“译者行为合理度”[2]，以实现全面、客观地进行解释和评价。
2.2. 翻译行为批评研究
1984年，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家Justa Holz-Mänttärip在Translatorisches Handeln. Theorie und Methode中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认为翻译是目的导向的人际互动，应该仔细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行动者和参与者，包括发起者/客户、翻译专员、翻译生产者、翻译接收者等[4]。翻译社会学理论家Andrew Chesterman [5]从翻译社会学的角度提出译者研究的概念，旨在完善Holme的经典地图，指出应将译文背后的译者纳入翻译研究。如Wilss [6]出版的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翻译”，仍然局限于对翻译技巧的刻板印象。Mason [7]发表的《译者行为与语言使用：对对比研究的一些约束》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译者行为对语言行为规范的影响。Ballard [8]在一篇名为“La Thé orisation comme structuration de l’action du traducteur”的论文中主要讨论了“研究对象和观察工具”和“考察译者应具备的三种能力”，着重于确定译者的行为轨迹。尽管上述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译者行为”或“译者研究”类似的术语，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并没有将译者行为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纳入翻译批评领域，因此不能等同于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根据周领顺在中国知网发表的论文和主要学者的反馈，论文回顾了周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实践和完善。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分类和总结后，本研究将该理论的发展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 第一阶段：理论建设(2010~2014)，致力于构建基本理论框架，阐述关键概念。自2010年以来，他撰写并发表了大量以“译者行为研究”为主题的文章。在“文化转向”和翻译研究从规定性转向描述性的大背景下，周[9]创造性地提出了连续体评价模型(Evaluative Model of Continuum)这一分析框架，作为描述和解释社会语境中译者行为和翻译活动的实践框架。在此之后，周阐释了“翻译行为”、“译者行为批评”和“文本批评”等重要概念。2014年出版的两本学术专著：《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框架》和《译者行为批评的方法》，标志着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和重要意义的成就。前者侧重于理论建设，旨在将翻译行为批评确立为翻译批评的一个分支学科；后者侧重于探索译者行为与翻译质量之间的双边关系。刘云虹、许钧[10]指出：“周领顺基于译者行为研究的探索，凸显了翻译批评研究对学科科学化、系统化的理论要求。”黄勤、刘红华[11]也指出，周从译者行为和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探究译者在翻译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和译者行为的规律，为评价译者行为与翻译质量的双边关系建立了描述性、批判性的框架。
(2) 第二阶段：2014年至今的理论应用与完善。2014年以来，除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1篇译著外，周领顺主要致力于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开展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如译者群体研究、民间语言翻译研究等。由于当时的翻译研究缺乏对译者，尤其是译者群体的系统研究，周领顺和彭秀银等[12]基于译者群体行为研究的思路，对江苏籍译者群体翻译行为进行了研究。其研究具有开创性，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戴文静[13]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角度研究了《文学心灵与雕刻龙》中中国文学理论的英译，揭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翻译策略。周宣丰、赵友斌和罗选明[14]发现，19世纪传教士的主观性在他们对儒家经典的英文翻译中得到了相当大的体现。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传教士的翻译行为与其翻译成果之间的相互作用。黄勤和信萧萧[15]以《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夏皮罗和王纪珍的译者角色与译者行为之间的关系。此外，也有大量的论文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应用到翻译实践和研究中。
3. 《山海经》及其英译
3.1. 《山海经》内容简介
《山海经》，是一部神话地理和神话的汇编[16]。它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前中国百科全书，涉及历史、地理、民族学、神话、宗教、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医学等各个领域[17]，其主题的多样性和内容的独特性使其成为一部无与伦比的具有巨大文献价值的中国古代经典，吸引了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全书共18卷，约31,000字。第一卷至第五卷被称为《山经》，第六卷至十八卷被称为《海经》。
3.2. 《山海经》英译本研究
输入关键词“山海经”和“英译”，使用中国知识互联网的搜索引擎，检索到27篇学术论文，其中18篇是学术期刊论文，9篇是硕士论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博士论文。有的是以《山海经》中的一些具体对象的翻译为研究对象。例如，张佳颖[18]探讨了《山海经》地名翻译的相关策略，主要包括山名、河湖名、古部落名的翻译。在这些地名的翻译中，她提出了音译、直译、注释等翻译策略。程丽英[19]分析了《山海经》中人名、地名、动物名称、物品名称的误译，并探讨了误译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她就如何在翻译中国经典时保留原文的风格提出了一些建议。有的是关注译者在《山海经》翻译中的作用。例如，郜菊和杨柳[20]以Anne Birrell翻译的《山海经》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和次文本、译者态度、文本选择和翻译技巧三个方面分析了Anne Birrell的翻译思想。他们发现，为了再现原文，Anne Birrell采用了尾注加注释的方法，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一种生动的中国古代神话再现。还有的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山海经》的翻译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如王宏[21]在其翻译的《山海经》英文版出版之际，提出翻译《山海经》应以考证为基础，对原文风格的再现要求语言简洁易懂。李盈盈[22]对王宏英译版进行了全面评价，肯定了其在西方出版中的重要作用。王敏、罗选民[23]从文化预设的角度对《山海经》的翻译进行了定性分析和案例分析的多维文本分析。在不同的理论视角指导下对《山海经》的翻译进行研究，比如从乔治·斯坦纳的翻译运动理论、操纵理论、目的论、功能对等原则等角度对《山海经》进行翻译研究。
4. 求真–务实
王宏的《山海经》全译本作为中国经典丛书的一部分出版内容，旨在宣传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王教授译文的目标受众是西方国家的外国读者，因此其最重要的传播目的是向西方国家介绍《山海经》的真正魅力，提高中国的文化影响力[21]。在翻译过程中，王宏从整体入手，从局部展开，既注重忠实原文，“求”原作风格之“真”，也兼顾协调效果，“务”译作效果之“实”，在词语、修辞、文化翻译等方面注意把握分寸，灵活处理，努力呈现翻译内与翻译外效果。
4.1. 词语方面“务实性求真”
由于词汇在语篇构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山海经》中原文词汇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原作中的一个显著的词汇特征是专有名词的频繁使用。根据刘旭超[24]的分类，《山海经》中共有3535个词，可分为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在1183个单音节词中，有330个是专有名词。在1530个双音节词中，1074个是专有名词。在822个多音节词中，专有名词占729个。专有名词约占总数的60.34%，与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其他词汇类别相比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就内容而言，这些专有名词大多是山、河、地、人、动植物的名字。比如，在第一卷中，双音节专有名词如“柢山”和多音节专有名词如“招摇之山”等都是山名。双音节专有名词如“怪水”，多音节专有名词如“丽麂之水”都是河流的名称。双音节专有名词“狌狌”是动物名称，而双音节专有名词“祝馀”是植物名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山海经》可以说是一部注重专有名词描写的中国古代经典。
Example 1: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21]
The first mountain range of the Southern Mountains is that of Queshan. [25]
在中国文化中，喜鹊被认为是“吉祥鸟”，象征着幸福。喜鹊文化在绘画、对联、剪纸、小说、诗歌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俗话说“喜鹊叫，喜事到”。总之，在中国文化中，谈及“鹊”，人们都会联想到美好事物，而在西方文化中，喜鹊通常用来比喻爱唠叨的人、喋喋不休的人或讨厌的人。在瑞典，喜鹊被认为与巫术有关。在苏格兰，喜鹊的出现意味着死亡。因此，在西方国家，“喜鹊”这个词总是与不好的事相关。在王教授的翻译中，“鹊山”被翻译成“Queshan”。译者为了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歧义或冲突，保证中西方文化的正常交流，采用音译的方式，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
Example 2: 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21]
There is a bird called Jingwei which looks like a crow and has white marking on its head, a white beak and red claws. It is named after its call. [25]
“精卫填海”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神话之一。它讲的是炎帝的小女儿被淹死后，变成了一只鸟。首先，这个故事高度赞扬了鸟的远大抱负和坚韧，这反映了我们祖先有信心、有能力战胜自然。其次，在古代，当人类感受到外界的压力无法摆脱时，于是希望变成某种生物，比如鸟类，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比自己更强大。此外，这个神话也是中国古代女性悲剧的缩影，塑造了古代女性以坚忍和善良与残酷的现实作斗争的伟大形象。
王宏教授翻译《山海经》是要向西方读者介绍该作品的真正魅力，如果只顾绝对“求真”而生搬硬套进英语的话，会令外国读者感到费解而影响整体阅读效果；而如果完全以“务实”为目的一味满足译文的社会需求，则很难体现这些词语鲜明的文化和时代特征，失去原文原汁原味的异国特色，因此应在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的情况下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
Example 3: 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21]
The bird was originally Nu Wa, the youngest daughter of Emperor Yandi. [25]
在王宏的翻译中，“炎帝”被翻译成“Yandi”。“帝”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在翻译时容易产生歧义。西方国家大多数人信仰基督教，上帝被认为是宇宙的统治者，真理的启示者和臣民的救世主。然而，在中国，人们可以崇拜各种各样的神话人物。《山海经》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强烈神秘气氛的作品，其中描绘了许多“帝王”，如“帝喾”、“帝舜”、“帝尧”和“帝俊”。他们都被描述为具有超级魔力的某些部落的祖先。“炎帝”是一个专有名词，由于“炎”和“帝”的丰富内涵，翻译在一起可能会有歧义。据记载，“炎帝”是农业、医药、商业、建筑和其他与民生有关的领域中的鼻祖。总之，它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象征着至高无上，尊严和强大。通过音译，既丰富了译入文化的词汇，又保留了源语的异域色彩，有利于保留《山海经》的原汁原味。综上所述，音译和注释是在翻译专有名词时提出的翻译方法，目的是使西方国家的目标读者能够最准确地了解《山海经》的内容和它所代表的神奇的中国传统文化。
以上译者行为反映出译者在翻译内向原文靠近的“求真”努力使译文在词汇层面呈现出较高的求真度，而在翻译外向社会靠近的“务实”努力可以满足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特有文化的需求，恰到好处地实现了求真为本，兼顾务实的“务实性求真”原则。王宏充分考虑到“求真”与“务实”之间的平衡，分别采用“音译源语”、“释义”等翻译方法，在译文上表现得虽然“务实”但仍不脱离对原文意义的“求真”，并通过添加注释，采用详细注解的方式，加深读者理解，尽可能保留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色和表达方式。
4.2. 句法方面“务实为上，兼顾求真”
由于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系，语言组织方式各不相同，有必要对源文本的语法特征进行分析，呈现一个可读、可接受的译文。主语是句子或从句的一部分，通常表明动作主题或对象。零主语句是指省略主语或主语不明确的句子。《山海经》语言朴实，句式简单，多用零主语句。
Example 4: 有兽焉，名曰山膏，其状如逐，赤若丹火，善詈。[21]
Example 5: 有草焉，员叶而无茎，赤华而不实，名曰无条，服之不瘿。[21]
在原文中有大量的短句，它们的中心通常是名词。这种短句占语篇空间比重较大的句式在后世的散文和小说中也很常见，短句的首句改为动词。动词用得越多，文章就越好。虽然《山海经》原著中短句的首句多为名词，没有充分发挥短句的优势，但短句的频繁使用可以看作是原作的一个鲜明的句法特征。增译是实现句法连贯的一种可行的翻译方法。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不同，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增加单词、短语或句子，以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原意。汉语中存在大量的零主语句，这与英语有很大的不同。在英语中，除了极少数可以用被动语态或there-be结构处理的零主语句外，大多数零主语句都要根据具体语境添加主语，使句子完整。增译有利于准确表达源文本的隐含成分或背景信息。在《山海经》或其他中国古代经典中使用了大量的零主语，这必然会给西方读者造成困惑，因为他们认为主语是句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不能省略。
Example 6: 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21]
The kingdom of Junzi lies to its north. Its people all wear a cap and carry a sword in their belt. They eat wild animals and often have two big tigers by their side. They are polite and friendly and never quarrel with each other. [25]
例子中，“衣冠带剑”、“食兽”和“使二大虎在旁”都是无主语句。主语的缺失违背了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译者深挖原文内涵，努力寻求对原文的“求真”和对社会的“务实”之间的平衡，遵循“务实为上，兼顾求真”的原则，通过对原文和该句的具体语境的仔细分析，知道它们都有同一个主语，即“君子国的人”。通过加译“its people”和“they”借以突出原文的表达效果。
Example 7: 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21]
Unfortunately, he dies of thirst half the way. On the verge of death, he throws away his walking stick, which immediately transforms into a forest called Denglin. [25]
由于目标读者是与中国读者有着不同语言习惯、文化背景、风俗民情及审美习惯的西方读者，文化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两种语言在转换时出现文化空缺。在翻译《山海经》时，王宏充分注意到汉英语言差异，以使译文对西方读者具有足够的连贯性。上面的中文句子没有主语，熟悉这个神话故事的中国人可能会明白，上面的文字讲述的是夸父的故事。由于“至”和“弃”的主语都是夸父，为保持文本简洁性，省略了主语。然而，这些零主语句不可避免地会给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读者造成困惑，因为主语是句子中不可省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王宏教授的翻译中，人称代词“他”被用作句子的主语。主语的补充可以使句子完整连贯，符合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
4.3. 修辞方面“求真性务实”
“修辞认知是人类共享的认知方式，都有通过各种修辞手段构建审美世界的倾向，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而文学翻译中修辞认知转换的动因十分复杂，与译者的翻译观、翻译目的、语言素养等有很大关联。一般而言，译者的主体性与创作性发挥得越充分，就越容易调用自己的修辞认知，提高译文本身的审美感染力”[26]。类比是人类语言最有力的手段之一。根据蒋华提供的统计，《山海经》中有400多个比喻，而《山海经》只有大约13,000个单词。《山海经》中的比喻大多来源于动物和植物。动物在原著中出现227次，占总数的59.27%，而植物在原著中出现了72次，占总数的18.8%。
Example 8: 有兽焉，其状如马，一角有错，其名曰䑏疏，可以辟火。[21]
Example 9: 有兽焉，其状如豹，而文题白身，名曰孟极，是善伏，其鸣自呼。[21]
Example 10: 有草焉，名曰荣草，其叶如柳，其本如鸡卵，食之已风。[21]
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和其他动物一起生活在地球上。像牛和马这样的动物被用于食物、运输、生产和其他目的。这些动物的特点和人类的一些特点联系在一起，人与动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就产生了以动物为对象的类比。同样，植物独特的形态特征和习性唤起了人类美好的想象，与之相关的联想也逐渐在人类的脑海中建立起来，植物被赋予了特定的感官。
平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辞手法，它将一系列内容相关或结构相似的短语或句子并列使用，使表达更加有效、深刻和有力。虽然《山海经》是一部语言朴实、结构简单的古籍，但在原著中却广泛使用了平行法。《山海经》是一部描写100多个国家、3114个地方、447座山岭、300条河道、204个神话人物、300种奇兽、400种植物和100种矿物的古代百科全书，其描述方式对《山海经》的成功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平行法，对山川、河流、动植物等景物的描写会更加细腻生动。
Example 11: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21]
300 li further east is a mountain called Tangting where there are many fruiting shrubs and white gibbons. Vast deposits of rock crystal and gold are held in store here. [25]
在上述例子中，“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和“多黄金”是四个短句，这些短语构成了平行。然而，当翻译成英语时，句子结构被重组了。短语“多棪木”和“多白猿”属于一个句子，而“多水玉”和“多黄金”属于另一个句子，汉语句子中的平行现象便不复存在。在汉语原文中，这种平行关系很容易给西方的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堂庭是一座资源丰富的山，有“果灌木”、“白长臂猿”、“水晶”、“黄金”等。译者在进行英译时，很自然地将意象移入译文中，既保持了原文形式上“求真”，也巧妙地调动起西方读者在视觉及感觉等方面的审美感受，起到了再现原作修辞的“务实”效果。因此，王宏教授在翻译外向社会靠近的“务实”努力无疑使译文呈现出较高的务实度，他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努力协调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背景、修辞资源及读者期待等，在“求真”与“务实”的平衡中实现了再现原作典籍审美的效果。
5. 结论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典籍借由翻译积极向外国文化推介具有重要性。本文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借助“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从词语、句法、修辞等角度对中国经典《山海经》英译本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不难发现译者特别重视译本的“忠实性”和“文学性”。他在忠实再现原作的精神，即准确理解和翻译词句的意思，体现故事思想内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反映原作的风貌，尽可能再现原作的文体和语体特点，充分展现原作的风格和文艺特征。具体表现在：首先，在翻译专有名词和多义词时，使用了音译加注释等翻译方法；其次，译者能够充分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感受，熟练运用翻译策略，妥善处理原作中短句和零主语句的翻译。语言表达自然流畅，具有很强的文学美感。最后，在《山海经》的翻译中，译者运用了类比、平行等修辞手法，尽可能保持了原文形式上“求真”，同时起到了再现原作修辞的“务实”效果。中国典籍要“走出去、走下去”，需要将深厚的中国文化元素和跨文化视野进行有机的融合，译者必须不断探究和总结各种翻译策略，充分发挥文学翻译者的使者身份，力求实现“求真”与“务实”之间合理性的平衡，在确保准确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顾及译文接受者的感受，使译文更好地走出国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华文化向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