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共分为两卷。第一卷为“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主要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进行批判，进一步系统阐述自身历史唯物主义；第二卷为“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对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进行集中批判，厘清这种假社会主义与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本质区别。作为论战性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的《形态》对这些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展开了严肃批判，其中包括对代表人物的自然观进行深刻批判，并在批判这些自然观的过程中，逐渐构建了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系统地阐述过他们的自然思想，而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自然哲学的批判过程中，逐渐生成了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见解。因此，相较于直接论述《形态》中自然观的内在含义，本文倾向于追溯文本中自然思想生成的原初批判背景，并在批判过程中捕捉马克思恩格斯所坚持的自然思想。
2.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然思想的生成语境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自然哲学的批判语境中产生。因此，想读懂并阐释《形态》中自然思想的内在含义，这就需要回到文本的批判语境，明确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哲学家在对待自然问题上的差异性，并理解在批判语境下蕴藏着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思想。
2.1. 对青年黑格尔派自然观的批判
在《形态》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伪装狼的羊”“好汉克服重力的观念以避免溺亡”等生动形象讽喻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实质不过是德国市民的观念，不过是一场虚有其表的“哲学骗局”，未能揭示德国现实世界与思想观念的内在联系，也不曾实质性地超越黑格尔哲学。正因如此，他们在对待自然问题时也显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2.1.1. 费尔巴哈：直观的、消极的、非历史的自然界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批判费尔巴哈感性世界观的直观性，批判费尔巴哈直观的、消极的自然观。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破坏着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1] p. 48)。费尔巴哈企图直观现存世界，他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明确指出，“一切对象都可以通过感觉而认识”，“用平凡的，粗糙的感觉认识”或“用有训练的感觉认识”([2] p. 173)。但又不可避免碰到用感性无法把握的事物或关系，马克思特地批判费尔巴哈用直观把握自然科学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局限。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1] p. 49)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费尔巴哈认为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进行有训练的感觉认识才能破解其中奥秘，却忽视了自然科学的来源正是人们实践活动的过程与产物。马克思提出设想，倘若人们的工业与商业活动停止，不仅是自然界发生变化，连同费尔巴哈信奉的直观也将不复存在，因为生产物质实践活动才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包括人的认识活动、人与自然交互活动。由于费尔巴哈强调“直观”是注重对事物事实的展现，而事物的真正本质只有高级的哲学直观才能把握，因此马克思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释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 p. 48)。正因费尔巴哈缺乏从历史活动中去把握自然与人的关系，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成了费尔巴哈在感性直观中把握不住的方面。
作为“半截子”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他将实践排除在人类活动之外，看不到人类历史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看不到人类实践对于自然界的影响。所以费尔巴哈所说的自然只能是“先在自然”，而真正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化自然”。因此对于费尔巴哈而言“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1] p. 50)。费尔巴哈坚持物质第一性，以自然的武器有效冲击了神学对人的奴役，促使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挣脱出来，对德国唯物主义哲学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他过度强调以抽象直观的方式把握客观世界，以抽象直观的方式看待自然，没有正确看待自然科学与工业所推动物质生产过程对于人类、自然界的影响。他始终强调自然对人的优先性，从而否定了人对自然的能动性，忽视作为“现实的个人”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将自然设定为排除在人类活动之外的自在自然，看不到自然界在工业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属人性，漠视历史发展历程去把握自然，最终只能造成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分离。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 p. 51)。
2.1.2. 鲍威尔：现实的自然界是非实有
对于鲍威尔的批判，在《神圣家族》中就进行过系统严肃地批判。鲍威尔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历史的创造者”绝对化为“自我意识的活动推演为历史的发展活动”，自我意识成为了唯一的实在和创造主体。马克思评价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这是一幅讽刺人脱离自然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3] pp. 175-176)鲍威尔始终贯彻自我与实体的对立，坚持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否定实体而否定整个现实世界，同时也否定了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实体中，他驳斥的不是形而上学的幻觉，而是世俗的内核——自然，他攻击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也攻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3] p. 180)。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鲍威尔的自然观还是延续了黑格尔式唯心立场认为思想、观念是整个现存世界的基础，人与自然是由此产生。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妄想解决德国古典哲学的难题，即如何处理好“作为人的精神存在独特表征的‘自我意识’(主体、‘唯一者’)与人本身(现实的‘自我’)及其与世界的关系”[4]。不同于黑格尔思辨地包含在斯宾诺莎实体与费希特的自我的统一矛盾当中，鲍威尔则更侧重于两者的对立，他的“自我意识”更加激进，将一切关系看作是纯粹的自我关系，通过不断否定实体、否定自然界来确保“自我意识”的至上地位。在他看来，“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就是现实问题本身。将现实的人以及他们对于外表上独立在外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意识、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由自我意识这种赤裸裸的抽象词句，只是由这些关系的一切哲学范畴或名称归结而成的赤裸裸的哲学词句，即实体。”([1] p. 93)基于此，他批判费尔巴哈只准自然界“苟延残喘”，批判唯物主义者“只承认当前现实的东西，即物质，承认它是积极地展示自己并实现自己的多样性的东西，是自然。”([1] p. 101)在鲍威看来，无论是“物质”“自然”还是人等现存的事物都并非是“现实的东西”，只承认那些作为概念存在的“物质”“自然”才是现实的。因此，鲍威尔颠倒了“实体”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否定实体确定自我意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然界与自我意识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复存在。所以，在谈及“历史与自然关系”时他只能说“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1] p. 49)；在询问“自然和历史中的矛盾的真的解决”问题时他只回答“尚未发现”([1] p. 113)，他只承认自然和历史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始终横亘在人面前的难题，根本无法彻底解决。马克思、恩格斯犀利地批判鲍威尔“对现实的人及其各种关系一无所知”，并没有离开思辨的基地来解决思辨的矛盾。
2.1.3. 施蒂纳：我规定我的自然界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笔墨来批判施蒂纳，批判过程极其琐碎，批判内容覆盖全面。针对自然方面，着重批判施蒂纳的“我规定我的自然”的利己主义以及“在幻想中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三部分[圣麦克斯]伊始就对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继续概括性评价，讽喻其为“圣书”，批判施蒂纳在著作中将神的事，人的事都看作“纯粹利己主义的事”。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以及历史观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强烈批评。
在前半部分[旧约：人]中，马恩批判他不管是以童年、青年和成人三个人生阶段勾勒利己主义的精神发展史，还是用古代人、近代人和自由者三阶段图式去描绘利己主义的精神发展史，其利己主义都未曾触摸到人的现实利益，仍停留在观念层面。关于对历史的正确把握，马恩强调不能够用“自我意识”或是其他概念来解释，而是“应该用一向存在的生产和交往的方式来解释的。这种生产和交往的方式也是不以纯粹概念为转移的，就像自动纺机的发明和铁路的使用不以黑格尔哲学为转移一样。”([1] p. 170)现实的人与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唯物史的逻辑起点对施蒂纳进行批判。强调人是受物质条件制约、需要并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显然施蒂纳的唯一者是非现实的人，不具有自然属性，是一个孤独的自我，只关心作为利己主义者的自我，仿佛又把利己主义作为一种人的本质重新加于每个人身上了[5]。由于施蒂纳的历史中唯一者是不具备自然属性的，所以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虚幻的。在[旧约：人]——自己的虚构中享乐的“施蒂纳”小节，马克思就批判施蒂纳“不是考察由工业和自然科学所决定的人对自然的现实关系，而是宣布人对自然的幻想关系”([1] p. 202)这样一来，施蒂纳的自然与人的关系没办法在现实实践中找到考量，自然的发展、人对自然的作用以及自然对人的影响只能在头脑中找到答案，这就将自然界的历史完全抛开，自然的历史完全依靠自我虚构。
在后半部分[新约：我]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施蒂纳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无法把握社会现实，连同施蒂纳鼓吹“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创造性也同样不具有现实性，因为他把这种创造性归结与精神领域。由于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是一种逻辑学的演绎和假设。在把握自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4. 独立性”批判施蒂纳的自由观时引用施蒂纳的演讲词：“不是自然应该规定我，而是我应该规定我自己的自然。而我的良心，也就是‘自然的声音’”([1] p. 353)不仅讽刺施蒂纳在看待自然时也是彻头彻尾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且还揭示了施蒂纳倡导的自由只有一种“概念”的自由。在自然与我的关系中，施蒂纳根据自身“独立性”空洞范畴的抽象演绎将主体性自由发挥到极致，从而确定了“我规定我的自然”，将现实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的限制弃之不顾。对自由、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都缺乏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进行考察。
2.2.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自然观的批判
《形态》第二卷以“对各式各样先知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为大标题，但主要还是集中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马恩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撇开人与自然的社会性，无视人与动物的区别，强调自然的“自在性”从而否认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特征。认为只要克服自身的社会属性，回归自然，就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并获得幸福生活。马恩强烈反对将人排除在外的、孤立的、自在的自然。自然是自在自然和属人自然的统一，只有将自然纳入到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中，自然对人来说才是有意义的。
2.2.1. 批判抽象的、思辨的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在文中对海尔曼·泽米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思辨的人道主义进行批判。泽米希将“道德”与“自然”密切关联，明确指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1] p. 545)他从抽象的哲学原则出发，用空洞的词句构筑了“自然—德道”为核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泽米希试图用“自然”“自然形态”“自然的”等话语去解决人与自然对立的关系，将人与动物的自然形态看作是对自身的“爱的最高阶段”。这种抽象的“爱”、抽象的“自然”都是泽米希在抽象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上通过思辨推导产生而来。因此，泽米希同样是将概念看作能够创造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过是两个抽象概念之间的思辨关系，关于自然界的问题则就变成了抽象的、虚幻的概念问题。
2.2.2. 批判被神秘化了的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评价鲁特夫·马特伊的观点是“幼稚的哲学神秘主义的典型”。在马特伊的第一块基石与第二块基石都强调“单个的生命”与“总合的生命”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然界本身是将单个的生命融入总合的生命的统一有机体。马恩认为马特伊将自然界神秘化为个体与共同体的中介，将“某些思想强加给自然界”，对自然界的关系和人的意识之间的关系加以神秘化理解，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就被神秘地歪曲理解了。在“B.‘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中马恩就引用鲁道夫·马特伊在其文章《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提到的“人的本性是整个自然界的镜子，自然界在这面镜子中可以认识自己”([1] p. 558)，批判鲁道夫·马特伊将意识、观念等强加于自然界，在将自然界神秘化之后，人的意识变成被他们神秘化了的自然界的“镜子”。在马克思那里，自我意识是人所特有的，在《手稿》中就提到“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 p. 222)。但在马特伊将自我意识实现是看作是自然界的东西，人要想获得自我意识，就需要在自然界找到自己的自我意识，因为“人的自我意识变成了蕴涵在人身上的自然界的自我意识”([1] p. 559)。鲁道夫·马特伊没有弄清楚相关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其自然观是一种现代神秘主义自然观，这种以人与自然直接的、素朴的统一为本体论或出发点的哲学理论，马恩认为这不是所谓的“发展”，而是哲学的倒退[6]。
2.2.3. 批判用抽象的劳动概念来概括人与自然的斗争活动
鲁道夫·马特伊从个人的特殊生命与自然界的普遍生命的相互作用，推导出人与自然的斗争是以斗争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马特伊的“第三块基石”将人的自然界的两极对立的斗争、人对自然界的自觉的活动神秘化为抽象的劳动概念。而“劳动”就变成了从人与自然界的纯粹抽象的观念演变出来的抽象的概念。在这里，劳动不是促进人与自然统一的中介，没有现实的互动意义，因此，马恩批判“这种活动的劳动这个概念就已经是足够的了”([1] p. 572)，“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劳动都是抽象的而非现实的，所以在寻求自然与人的和解时只能寻求消灭这些“概念”来完成，用“个别性和普遍性这两个范畴”([1] p. 558)来解决社会问题，但这种虚幻方式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通过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才能解决现实自然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2.2.4. 批判以回归原始自然来获得幸福的方式
鲁道夫·马特伊借助自然界来消灭生活与幸福之间的二重性，提出：“自然物按自然的方式自然地生活就是幸福”，呼吁人“奔向”自然的怀抱，过原始的天人合一的生活。强调人只需丢弃自己的主体性或能动性，就能实现生活与幸福的统一。马克思批判他与格奥尔格·库尔曼一样从客观自然主义的视野主张回归自在的、原生态的荒野来逃离现实社会的悲哀。自然界在他们眼里是僵死不变的，主张顺应自然就可以获得所谓“幸福”，他们只看到自然界中和谐的一面，没看到在现实社会发展事实下自然界中的对立。马克思批判他们在现实工业社会中无法找到人与自然统一的道路，就只能幻想倒退到原始自然界中找到人的立身之处。这种“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逃避，而马恩肯定的“天人合一”是人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主体，对自然界这一对象进行对象性改造，人与自然能够在社会发展趋势中具体历史统一。
3.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然思想的内涵阐释
在批判上述自然观的同时，马克思与恩格斯逐步构建了自己的自然观。他们以“现实的人”代替“抽象的个人”作为人与自然历史形成的前提，以“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代替“抽象的个人”的思辨推理活动，去考察人与自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互动活动。通过分析分工对社会发展形态的影响，特别是自然科学、世界历史转变对工业社会、自然界的影响，透视自然社会化的影响变量。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中，阐释人与自然、自然与历史的相互关系。
3.1. 通过“现实的个人”考察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
“现实的人”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前提和起始点。不同于“抽象的人”，“现实的人”呈现出主体的能动性。作为主体的人积极投身于社会历史的进程之中，并在自然的基础上进行物质生产与实践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就批判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沉浸在思辨活动当中，将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剥离出去，以“抽象原则”构建人的存在，推崇“抽象的个体”。而但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所有制的历史发展后，强调“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1] p. 29)。“现实的人”作为历史产生的第一前提，既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也栖息于浩瀚的自然界之内在浩瀚的自然界中，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必然要受到自然的影响。所以，马恩提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 p. 43)马克思这里的“环境”蕴含多方面的含义：一是直接指自然环境，强调自然界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作用；二是指前辈留给后代的生产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环境，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三是指包括生产关系、社会交往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在内的各种关系。总的来说，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改造自然，创造属人的自然界，与此同时，自然界也在通过自身约束力来塑造人的历史外延。至此，人与自然就达到共生同构的关系。
3.2. 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现实空谈思想的错误，进而强调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是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正是因为这种“物质生产活动”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物质生产活动”标志着人类迈出了脱离动物界的第一步，也是人类通过自身劳动进入自身历史的开端。《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的理解具象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现实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并非是现成物的堆积，而是世世代代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积累、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马恩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 p. 43)以纯粹经验的方法才能确认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也是人们认识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核心环节。只有深入到真实的现实社会历史发展之中，随着物质生产实践，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与认识逐渐增加，人们才可以合理地利用与改造自然。自然界就会从起初对人来说是“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1] p. 35)转变为人类历史活动不可或缺的基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人对自然界“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转向人与自然的统一。
3.3. 通过“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把握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
施密特认为“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7] p. 2)。在《形态》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不像黑格尔派与“社会主义先知们”在头脑虚幻中、概念逻辑中找答案，而是在分工和生成力等实际的物质生产历史活动中找到人与自然相处的历史原象。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不同社会的分工情况以及对应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认为分工的程度体现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改造能力，社会分工的细化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化。《形态》中马克思根据分工的发展阶段提出了“五形态”说，认为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从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以及商业的兴起，这也对应着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还论述在分工发展下，生产工具与所有制形式的关系。根据生产工具是“自然产生的”与“由文明创造的”差别区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看出，前一种倾向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联系，后一种则是在自然基础之上的人与人的联系。
其次，关于生产力发展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考察。其一，生产力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强调“生活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 p. 33)生产力包含着双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都影响着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其二，生产力是人与自然历史关系的体现。马克思考察了在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下，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1] p. 35)；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大量的生产力。”([1] p. 68)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也就是强调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水平不断提高，人支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对自然的态度展现了“从服从到支配”的历史过程。人类实践活动随着对自然界的掌握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生产力及其整个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着历史性变化。
4. 结语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的手段，划清了与青年黑格尔派以及德国社会主义先知们对于自然观念的界限，并有力地阐明了他们自然思想的独特性与科学性。他们以“自在自然”的客观性、“现实的个人”的能动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前提，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视域中把握“人化自然”，超越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通过人类实践这一中介，自在自然必然历史地转化为人化自然，自然的历史也就会变为社会历史的自然，实现自然与历史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念，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也展现出了重要的价值。它指引我们科学地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有力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