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学术研究领域，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解读存在着明显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异化理论只是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特定概念，而另有部分学者则坚信异化概念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断裂情况。这种分歧在近来学术史上突出地体现在俞吾金教授与段忠桥教授的学术商榷之中，此二者的争论堪称这一学术争议的典型代表，也由此引出了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俞吾金教授于《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一文中提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未缺失，且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形成之后，异化概念发生了视角转换，即从道德评价优先转变为历史评价优先。然而，段忠桥教授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俞吾金教授商榷》一文中，却对俞吾金教授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异化概念只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特定概念，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未得到进一步发展。同年，俞吾金教授又在《再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进一步系统且深入地论证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性。可见，两位学者争论的核心焦点在于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思想是否具备系统性与继承性，而这一焦点问题不仅关乎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脉络的准确把握，更是整个学术史中“异化”思想探讨的关键所在，值得我们在后续研究中深入剖析。
2. 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理论渊源
2.1.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里，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此“绝对精神”并非消极被动，而是能动的精神实体。由于实体本质上由精神派生而来，可视为精神异化的结果，不过精神能够直面并正视其作为否定性的对立面或他物，进而将其转化为自身存在。黑格尔指出：“意识所知道和理解的……只是作为经验的自我的对象”[1]。马克思则认为，抽象思维者承认感性以及与在自身中转动的思维相对立的外在性是自然界的本质。但他同时又指出，自然界的这种外在性，即其与思维的对立，是自然界的缺陷；相较于抽象而言，自然界是有缺陷的存在物。可见，黑格尔的异化以及异化的扬弃只存在于抽象的绝对精神之中，是与现实的物质世界相脱离的。故而，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汲取了异化概念所包含的合理内核——辩证法，肯定其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价值，黑格尔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把人的自我产生视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视为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及这种外化的扬弃。
2.2. 费尔巴哈抽象的类本质
费尔巴哈秉持唯物主义立场，指出哲学与宗教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及存在方式”[2]，属于人的本质异化产生的“虚假观念”，由此彰显出对人的重要性的认知。他将人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范畴中剥离出来，主张异化的主体应是感性存在的人。费尔巴哈对宗教展开批判，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认为宗教世界恰是人自身异化的外在体现。“上帝的人格性，本身不外乎就是人之被异化了的、被对象化了的人格性”[3]，费尔巴哈认为上帝由人自身异化而出，然而人们却反过来对其信仰崇拜，并且他把世界划分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将宗教世界归源于世俗世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虽已洞察到宗教是人的异化结果，却未进一步剖析世俗世界所蕴含的矛盾与分裂以及宗教赖以存续的世俗基础。故而，费尔巴哈所研究的人的类本质实则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是从孤立个体中抽象提炼出的共同性。马克思则立足于现实世界，持续深入探寻促使其迈向唯物主义道路的相关因素。
3. 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演变
早在1998年，辜正坤先生于《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一文中对“异化”概念展开了推敲。他指出，“异化”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以特定方式发生了换位或转化。在此基础上，王若水先生进一步提出，“异化”是指主体因自身矛盾的发展而催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客体，且该客体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凌驾于主体之上，进而反过来束缚、压制主体。王若水先生还认为，现今所使用的“异化”概念由黑格尔始创，经费尔巴哈传承，最终由马克思完成。不过，“异化”一词的广泛流行是在青年马克思时期的思想中，且彼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马克思最初使用“异化”概念是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彼时该概念带有黑格尔哲学的性质，即将“现象”理解为“本质的异化”，把对自然的认识视作对自然的异化。在分析德谟克里特与伊比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时，马克思指出原子下降过程偏离直线象征着意志自由，这一观点打破了以往在宗教及国家束缚下的人们所形成的认知局限。马克思认为实体的观念转化为主观精神并脱离实体而独立，这是一种进步的体现。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观继续对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展开批判，围绕反对书报检查令、为林木盗窃法进行辩护以及研究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问题等展开探讨。然而，最终的结果是官僚政府作为代表特定利益的一方战胜了普通大众。在此情形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观产生了怀疑，“物质利益”问题促使他投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此后，马克思于克罗伊茨纳赫潜心开展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着手借鉴费尔巴哈的思想对黑格尔展开批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存在主语和谓语颠倒的问题，其主张的国家理性决定市民社会这一观点有误，实则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这种情况属于主客颠倒，是一种政治异化现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开始聚焦现实中的个人与社会，其思想逐渐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1843年，受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影响，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异化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究。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指出：“钱是从人的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2]；“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个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4]；“政治国家或政治制度是同人民生活相脱离、相对立的宗教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4]等内容。至此，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开始着眼于现实社会，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予以批判。马克思进而提出了自我异化和物的异化的关系问题，揭示了异化在私有财产和货币等方面的非神圣表现，并明确了消灭异化的决定性力量——无产阶级。
真正体现马克思异化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当属随后撰写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基于国民经济学的立场，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异化关系，并详细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表现：
其一，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劳动者将自身外化于其产品之中。这意味着，一方面，其劳动成为对象化的外部存在；另一方面，该劳动作为异己之物，不依赖劳动者而独立存在于其外，并与劳动者相对立。劳动者灌注于对象中的生命力量，也化作敌对的、异己的力量与之对抗。如此一来，工人生产的产品不归其所有，且生产得越多，自身所拥有的就越少，商品世界的力量愈发强大，而工人自身却愈发廉价，实则工人已被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所奴役与支配。
其二，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对于工人而言，已然沦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并非其本质行为。故而，“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并且，“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只是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2]。由此可见，工人仅将诸如吃喝、生殖等动物特征的功能视作真正属于自己且能带来愉悦的活动。
其三，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借鉴了费尔巴哈“类本质”这一术语，将“自由自觉的劳动”界定为类本质，即能够产生生命活力的活动。人本可凭借自身的创造能力去改造并利用自然，然而异化现象致使劳动产品被剥夺，劳动沦为一种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
其四，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对前三种关系的论证，最终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均处于对立分离状态，这种关系体现为资本家与工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国民经济关系。
通过对异化理论的系统研究，马克思发现私有制的存在乃是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不过，马克思并未对现存状况一概否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虽带来了阶级压迫与剥削，但同时也为社会积累了财富，促进了社会发展。基于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乃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在对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予以分析之后，马克思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2]。然而，在《资本论》里，“异化”一词仅出现了18次，“异化劳动”的出现频次更是为零。于是，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虑：处于思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是否真的摒弃了异化理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历经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思考与探索过程。从其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便可得知，马克思的研究核心依旧在于解答“物质利益”这一难题。倘若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作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探索，那么《资本论》无疑达到了该项研究的高潮阶段。在《手稿》时期，马克思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因而其关注焦点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来研究“劳动异化”问题。而到了《资本论》阶段，马克思已然完全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他以更为科学的方法与态度明确了研究目标，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过程本身中衍生出来的，并且会对生产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力沦为商品，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形态表现为雇佣关系，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压制与剥削，其实质仍为一种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现象。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的本性、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拜物教所展开的分析，堪称最为精华且最为深刻的部分，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对于资本而言，任何一个对象自身所能具备的唯一有用性，仅仅在于能够使资本得以保存并增值”[5]。资本会无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然而其运动受到流通环节的制约，表面呈现为商品流通，实际则是买卖双方之间的货币流通。在市场环境中，货币已然成为人们所信奉的“神明”。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表面上似乎只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则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压榨。马克思借此揭露了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提出要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进而达成共产主义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分析的雇佣关系、剩余价值、资本拜物教等诸多内容，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下探寻最为根本的矛盾，也就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现象。
4. 马克思《资本论》异化再发展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并不存在认识论层面的断裂情况，在《资本论》中对异化的阐述，是在其早期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马克思一生的不同阶段，他对异化内涵的理解确实有所变化，但‘异化’始终是他思考社会、透视人性的重要方式和领域之一，即使我们还不能像用‘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词汇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用‘异化’来概括马克思的思想，但可以肯定，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视阈中，异化思想始终是不可或缺的”[6]。进入《资本论》时期，马克思虽然减少了直接使用“异化”这一概念，但并未放弃对异化现象的批判。相反，而是将其与“资本拜物教”“剩余价值”等相结合，赋予了新的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提及金钱、货币的异化问题，但未展开深入剖析。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直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拜物教”的奥秘。马克思从劳动过程的历史演进角度出发，阐述了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直至资本拜物教的发展历程。在商品拜物教情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转化为一种物与物的关系，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取决于其商品能否成功售出。
货币拜物教的谜题实则是商品拜物教谜题的延续，只不过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耀眼罢了。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掩盖了商品与商品之间原本的关系。最后，随着货币转化为资本，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资本的价值增值体现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然而这一关系却被视作是物本身所具备的“魔力”。尤其在生息资本领域，资本拜物教的观念达到了极致，仿佛物化的神明一般，能够自行增值、自我实现。
剩余价值作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由工人创造的价值部分，构成了资本家一切活动的核心驱动因素。在《资本论》之中，马克思全面地勾勒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面貌：资本家依仗雄厚资本，在劳动力商品市场获取劳动力(准确而言是劳动力的使用权益)，而后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里持续抽取工人于剩余劳动时段所产出的剩余价值，进而把这无偿获取的成果转化为更多资本，进一步购置更多廉价劳动力……依此往复，资本呈“滚雪球”式持续扩增。马克思明确表明，剩余价值产生于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开展的劳动。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工人的剩余劳动乃是剩余价值生成的根基，亦是资本得以累积扩张的源泉。资本家借助对工人剩余劳动永不停歇的压榨与剥削而耀武扬威，与之相对的是工人深陷困苦境地。从理想状态来讲，工人本应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享有更充裕的自由时间以达成自身的全面发展，可现实情况却背道而驰。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遭到削减，其目的在于拉长剩余劳动时间从而缔造更多剩余价值，这种劳动呈现出异化的特性，并且贯穿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程。
因此，马克思在《手稿》里阐述的异化劳动以及在以《资本论》中所探讨的拜物教与剩余价值而言，二者都是连贯而一致的，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逻辑上的颠倒或者视角方面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