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术语“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最早是由美国语言学家艾纳·豪根于1972年提出的，用以探讨语言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从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出现至今的50余年间，很多语言学家开始从语言学的视角探讨语言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试图寻找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生态语言学方案。其中，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研究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2]。
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种类的丰富程度，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多个层次；而语言多样性则是指人类语言的种类和差异。Mufwene和Oviedo的研究表明，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区域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说，生物多样性高的地方语言多样性也高。语言，和生物物种一样，离赤道越近，种类越多[3]。环保主义者大卫·哈蒙将具有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重叠这一特别现象的国家进行排序，并比较了排名前25位的国家的语言和高等脊椎动物、植物和鸟类的关系，发现一些地理和环境因素能够增加物种的多样性，同时也增加了语言的多样性[4]。相反，语言多样性的丧失也可能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彼得·缪尔豪斯勒的研究发现，澳洲大陆原本栖息的种类众多的“有袋小动物”，由于外来语言将其称为“灌鼠”或“本地鼠”而导致人们误解，惨遭捕杀，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5]。
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相关关系已经在各项研究中被证明。2019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将语言多样性作为一项指标，用于评估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情况，说明。然而，关于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还有诸多问题尚待探究，例如：
① 以往研究大多是从语言数量层面和较大范围的大区域层面探究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区域相关性，而语音、词汇、语法的多样性层面与区域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该怎样探究？他们之间是否有相关性？如果有，那他们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② 二者区域相关性的形成机制也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二者的相关性存在因果关系还是气候共因影响下的偶然关联？
下面介绍的两项研究——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China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中国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关系及其形成机制》)和The Ecological Drivers of Variation in Global Language Diversity (《全球语言多样性变异的生态驱动因素》)——分别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语言和生态、地理因素关系的统计学方法。
2. 内容评介
2.1.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China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中国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关系及其形成机制》)
这篇文章发表在关注环境健康等跨学科研究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IJERPH)期刊，作者团队Xuliang Zhang、Zhanting Bu、Hongrun Ju和Yibo Jing都来自中国青岛大学的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和外语学院，涉及地理科学和语言学的学者。
这篇文章主要尝试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在中国这一特定地域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形成机制。作者还指出以往研究大多是从语言数量层面和较大范围的大区域层面探究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区域相关性，而忽视了在语音、词汇、语法的多样性层面与区域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文章尝试弥补这一不足，将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研究进一步细化深入。
在数据收集上，文章不仅收集了中国33个省级行政区(除西藏自治区外)的方言片区数量和动植物种类，还收集了106个音系的变体总数、32个特殊字符的音系等数据来评估区域的语音多样性，保留入声的地区数作为语音多样性地区差异的代表性指标；203个汉语方言词汇的不同表达方式总数来评估区域的词汇多样性，“爸爸”的汉语方言表达方式数作为反映词汇多样性的代表性指标；102个语法词、词法和句法的不同汉语方言表达方式总数来评估区域的语法多样性，8个亲属称谓的地区组合数作为反映语法多样性的代表性指标。
作者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来分析数据，采用自然不连续点法将汉语方言种类数、汉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多样性数据、动植物种类数、植物种类数、动物种类数根据各数据序列固有的自然差异划分为五个等级，将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分别进行空间分析，得出区域特点，如表1所示。
Table 1.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biodiversity in China
表1. 中国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区域特点
汉语方言片区数量 |
东南多、西北少，西南和东北最少 |
汉语方言语音多样性 |
东南多、西北和西南少、东北最少 |
保留入声的地区数 |
东南多、西北少，西南和东北最少 |
汉语方言词汇多样性 |
东南最多、中部较多、西北和西南较少、东北最少 |
“爸爸”的汉语方言表达方式数 |
东南多、西北少、东北最少 |
汉语方言语法多样性 |
东南多、西北少、东北最少 |
8个亲属称谓的地区组合数 |
东南多、西北少 |
动植物物种数 |
西南多、东北少 |
植物物种数 |
从西南向东北部递减 |
动物物种数 |
从东南向东北部递减 |
然后作者采取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来评价两个统计变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与汉语方言多样性、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多样性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正相关。此外，生物多样性高的原生动物保护区的汉语方言多样性也高。与动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区域相关性相比，植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区域正相关性更为显著。在汉语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多样性的三个单项代表性指标中，“父亲”的表达方式数与生物多样性的三个指标呈显著的区域正相关。汉语方言多样性的另外两个代表性指标与生物多样性的三个指标之间没有区域正相关关系。
作者尝试解释中国区域内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相关性的形成机制。作者认为这种相关性的成因主要有二：一是隔离机制，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往往有阻碍人类交往交流的山川、河流、密林等物理屏障，这些屏障阻碍语言交流密度，导致语言分化，形成语言多样性；二是生物多样性的地区资源更丰富，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更丰富，需要更多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来描述复杂的动植物种类、自然现象和生产生活活动，所以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语言。总之，作者肯定了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存在因果关系。
对于研究结果中的特殊情况——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相关性不显著——作者也给出了解释，一是由于人口向城市迁移和城市化导致了汉语方言的趋同，二是由于统计时缺乏西南地区丰富的少数民语语言数据，作者认为，如果全面考虑少数民族语言的多样性，西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正相关关系将更加显著。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结合地理学、统计学研究方法，验证了中国这一特定区域内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相关关系并解释了相关性是如何形成的，也完成了研究语音、词汇、语法这些语言要素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尝试，基本完成了研究目标，为研究特定区域内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提供了研究思路。
但是文章的研究方法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正如作者在解释西南地区相关关系不显著的原因时所说，中国有丰富的民族语言，在语言多样性研究中是不可忽略的，文章只搜集汉语方言片区数量作为反映中国语言多样性的指标，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较严重的失真。
另外，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正相关关系，也有气候、宜居面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语言和生物的互动，文章只简单计算二者代表指标的相关性，没有构建出一个考虑其他共变因素的计算模型。在分析相关性形成机制时，作者把二者的相关关系归为因果关系，这也是没有考虑其他共变因素的结论。
2.2. The Ecological Drivers of Variation in Global Language Diversity (《全球语言多样性变异的生态驱动因素》)
这篇文章的作者团队由Xia Hua、Simon J. Greenhill、Marcel Cardillo、Hilde Schneemann和Lindell Bromham组成，他们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ARC语言动力学卓越中心、生态与进化学部的宏观进化与宏观生态学研究小组，以及德国耶拿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Meme项目。这个跨学科的团队涵盖了语言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等多个领域，显示了该研究的国际合作和多学科融合的特点。
文章发表在由Springer Nature出版的高影响力的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这是一个开放获取的同行评审期刊，作者团队由Xia Hua、Simon J. Greenhill、Marcel Cardillo、Hilde Schneemann和Lindell Bromham组成，他们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ARC语言动力学卓越中心、生态与进化学部的宏观进化与宏观生态学研究小组，以及德国耶拿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Meme项目。这个跨学科的团队涵盖了语言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等多个领域。
这篇文章尝试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对语言多样性进行全球范围的分析，理清语言多样性与关键环境因素之间的大规模关联模式，从而确定驱动全球语言多样性的生态机制的相对支持强度，也就是哪种生态因素对语言多样性的形成影响最大。
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修正偏误的措施。作者测试了语言多样性与六个气候变量(年平均气温、年平均降水量、气温季节性、降水季节性、净初级生产力、年平均生长季节)、四个地理变量(平均海拔、海拔范围、景观粗糙度、河流密度)、两个人口变量(语言使用者的最小数量和平均数量)和四个生物多样性(植物多样性、哺乳动物多样性、两栖动物多样性、鸟类多样性)指标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基于全球范围内6425种语言的地理分布数据集、高分辨率气候和地理数据层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集。作者使用与全球等面积网格的每个单元格重叠的语言数量来衡量语言多样性，基于网格的方法消除了语言多样性和其他变量因陆地面积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所有分析均基于三种不同分辨率的全球等面积探测网格单元：低分辨率网格单元大小为1000 × 1000千米，中分辨率网格单元大小为500 × 500千米，高分辨率网格单元大小为200 × 200千米。我们排除了没有语言分布重叠的网格单元，这也使我们能够在三种不同的空间分辨率下重复分析，可以排除由于空间分辨率不同带来的结果偏误。为了将因果联系与偶然联系区分开来，研究需要考虑数据中的协变源，作者在相关性计算模型中加入了校正空间自相关性和系统发育非独立性的计算步骤。
分别测算气候变量、景观变量和生物变量和语言多样性的相关性后，文章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全球语言多样性模式与气候之间的关联符合生态风险假说，即稳定的生产性气候使人类文化能够以更小、更本地化的群体形式持续存在。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China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中国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关系及其形成机制》)一文对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相关性的形成机制解释之一是隔离机制，但这篇文章的研究结果不赞同隔离机制是语言多样性的全球驱动因素。尽管语言多样性与河流密度、海拔高度和地貌崎岖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但地貌因素的解释力不如气候，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地貌景观将人类划分为更小、更孤立的文化群体。
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关联很可能是由于气候和地貌等共同因果因素驱动的语言与物种丰富度之间的偶然关联。
总之，这篇文章在吸收前人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对测算语言多样性和各种生态变量之间相关性的计算模型进行了优化，尽量排除了空间分辨率、空间自相关性和系统发育非独立性对相关性分析的影响，得出了气候对语言多样性有重大影响的结论，支持了生态风险假说。文章完成了研究目标，提供了更严密的研究方法。
3. 结语
《中国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关系及其形成机制》和《全球语言多样性变异的生态驱动因素》两篇文章都运用地理学、统计学、计算语言学等跨学科知识对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因素的相关性机制进行探究，分别从中国这一特定区域和全球大范围的研究视角出发，对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相关关系形成机制进行了不同的解释：
《中国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关系及其形成机制》对中国语言以及各种语言要素多样性与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相关关系进行测算，得出正相关的结论后，利用隔离机制来解释二者正相关关系的形成机制，即生物多样性复杂的区域有复杂的地貌，将人类社区和语言隔离，阻碍语言接触，导致语言分化。文章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归为因果关系。
《全球语言多样性变异的生态驱动因素》对全球语言多样性与气候、景观、生物指标进行相关性测算，发现气候是驱动全球语言多样性的最重要指标，符合生态风险假说，即稳定的生产性气候使人类文化能够以更小、更本地化的群体形式持续存在。而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相关性是它们与气候共变的附带效应，二者本身不存在因果关系。
相较于《全球语言多样性变异的生态驱动因素》，《中国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关系及其形成机制》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不少漏洞，比如：只搜集汉语方言片区数量作为反映中国语言多样性的指标，而忽略了中国丰富的民族语言，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较严重的失真，比如：文章在“西南地区种植物种数多，汉语方言片区数量、汉语方言语音多样性、保留入声的地区数少，汉语方言词汇多样性较少”的统计结果基础上，得出“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相关性不显著”的结论，而事实上，西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大范围的西南官话区中，分布着大量少数民族语言区，实际语言数量远多于文章所统计的西南官话片区数，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数量统计的缺失直接导致了西南地区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相关性计算结论的偏误；文章没有考虑与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共同影响因素，没有考虑其他生态因素在二者关系中的协变作用，只简单计算二者代表指标的相关性，没有构建出一个考虑其他共变因素的计算模型；在分析相关性形成机制时，作者把二者的相关关系归为因果关系，这也是没有考虑其他共变因素的结论。
综上，笔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关联是由于气候和地貌等共同因果因素驱动的偶然关联更有说服力。
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都是复杂的综合性的概念，都通过包含误差的外在指标来体现，很难通过单一的指标来度量。但以上两篇文章都为我们提供了可操作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思路，对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