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英语中对定语从句有一种特殊的区分方式——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限制性定语从句在句法上起到限定作用，修饰先行词，紧跟在先行词之后不用逗号隔开，并且不能省略；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则起补充说明的作用，可以修饰先行词也可以修饰整个句子，通常不紧跟在先行词之后，且可以省略[1]。在英汉语言对比的视角下，我们期待这套区分方式在汉语中也能有所体现。但是由于汉语结构相对松散，句子通常较短，复杂句由短句构成较多，故称“竹竿型”结构[2]。因此汉语的变化通常更为自由，受到语法的限制相对于英语更少，受到语篇或者语境的限制反而更明显。汉语作为一种分析型语言，其“竹竿型”结构的特质使其对于定语从句等句法概念的使用并不像英语那样严密。英语中定语从句通常位于所修饰的名词之后且句子成分较为完整，但汉语中定语从句通常仍位于一般形容词所处的定语位置，且句子成分相对简略。并且汉语中的定语从句对限制性的划分并非与英语一样绝对，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带有指示词的定语从句。而目前对汉语中定语从句的研究多局限于对其自身的分类及使用情况的研究[3]以及对英语定语从句在汉语定语系统中如何翻译的研究[4]。
1.1. 汉语定语从句的研究现状
尽管传统语法认为汉语中不存在定语从句，但近年来多位学者通过深入研究，提出了汉语中存在类似定语从句结构的观点。包彩霞(2004)在《汉语的定语与英语的定语从句》一文中指出，汉语中带有动词结构的定语和含有状语意义的定语在翻译过程中，常可转化为英语的定语从句[4]。这一发现揭示了汉语定语在特定条件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王良兰(2003)在《英汉定语研究》中也提到，汉语里可用动词短语替代定语从句的功能，尽管形式上并不完全一致[5]。这一观点进一步拓展了汉语定语的研究视野，表明汉语在表达定语功能时具有独特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高斌(2008)在《汉语和英语定语位置对比研究》中，从语义、认知和语序等多个角度对汉语和英语的定语位置进行了对比，指出汉语定语虽然大多前置，但在特定条件下也可出现后置现象，这与英语中定语从句的后置用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6]。这一研究为汉语定语从句的存在提供了间接证据。
而石毓智(2002)在《量词、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的关系》中明确提出汉语结构助词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做定语从句的标记[7]。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的”，古代汉语中的“之”。这一研究为汉语定语从句的存在提供了直接证据，且根据此研究可以使用结构助词“的”进行定语从句的创造和使用。
1.2. 英汉定语从句的对比研究
英汉定语从句在结构和功能上存在显著差异。英语定语从句通常由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引导，修饰其前面的先行词，且位置相对固定，多置于先行词之后。而汉语中则无直接的定语从句结构，但通过一系列语法手段，如动词短语、介词短语等，可实现类似定语从句的修饰功能。
胡铁生(1995)在《汉英定语对比及其翻译》中详细分析了英汉定语的差异，指出英语定语从句在翻译成汉语时，常需根据语境和逻辑关系进行适当调整，以达到语义上的对等[8]。这一观点强调了翻译过程中意译的重要性，也反映了英汉定语从句在表达上的不同特点。
刘俭(1996)在《定语从句的翻译》一文中，通过实例分析了定语从句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关系，指出定语从句在汉语中常需转化为状语或其他结构，以实现语法和语义上的对等[9]。这一研究揭示了英汉定语从句在翻译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此外，马育珍(1994)在《长定语的英译》中也提到了汉语长定语在英译时，可转化为英语的定语从句、同位语或状语从句等结构[10]。这一观点进一步证实了汉语定语在特定条件下具有类似英语定语从句的修饰功能。
综上所述，汉语定语从句的研究现状表明，汉语中存在类似定语从句的结构和功能。通过与英语定语从句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两者在结构和功能上存在差异，但在表达上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虽然国内在英汉定语从句的对比研究上成果丰厚，却少有人将英语定语从句的限制性迁移运用到汉语定语从句的研究上。同时，对汉语中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具体使用场景和使用方式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而笔者观察认为，预设对于汉语定语从句的限定表达的形成及具体使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此研究也能帮助汉语使用者更好地进行表达与交流。本文将重点讨论预设对于汉语中的定语从句限制性存在的推动以及对实际语用中限制性定语从句选用的影响。
2. 汉语语用中(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存在性
在本章中，笔者将主要讨论汉语中定语从句的限制性是否存在，以及预设作为其存在条件是如何推动限制性定语从句在实际运用中与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有所区分并发挥作用。首先，笔者需要明确我们讨论的限制性定语从句与非限制性定语从句都在语用层面。如果在语义层面讨论，绝大多数的定语从句都具备限制性。例如：
(1) 黑笔；
(2) 有点漏墨的黑笔。
如果我们将例(1)中的黑笔看作一个大的集合(set)，例(2)中的“有点漏墨的”这一定语从句缩小了集合范围，成为了例(1)集合的子集，那么这个定语从句便具备了限制性。但在这一层面上讨论显然失去了意义，没有区分的价值。而在语用层面上对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区分可以明确汉语语用习惯，进而准确地表达，在实际运用中可以减少混淆情况的发生。
2.1. 存在观点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初，首先我们要考虑汉语中是否存在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之分。此处我们选择赵元任派(1968)的观点：认为汉语定语从句在句法和语义上都有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的区别，句法区别表现为指示词与定语从句的语序区别。下文的例子均采用了“那-” + 数量词的指示结构，在语用功能上具备“性状指”、“事物指”、“空间指”、“话语指”、“时间指”、“连接指”、“同指”等[11]。例如：
(1) 那位[穿黑衬衫的]女生看起来很帅。
(2) [穿黑衬衫的]那位女生看过来！
例(3)中的结构为指示词–数量词–定语从句，我们将以这类语序出现的定语从句理解为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在此处，定语从句发挥注释作用，类似于英语中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定语从句只是对一些其他条件的补充说明，说话双方即便不表达“穿黑衬衫的”这一从句也应该已经彼此明确谈论的是哪一位女性即此处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是可以省略的。而例(4)中的结构为定语从句–指示词–数量词。这一类定语从句我们理解为限制性定语从句，即定语从句在句中发挥着区分“穿黑衬衫的”女性和没穿黑衬衫的女性的功能，从而能具体指示谈论对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里的限制性定语从句是不可以省略的。这一区分方式很显然要面向实际的语用环境。我们在上文中解释汉语中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与英语中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类似——即便被省略也不影响句子的指示和表达。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预设就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无法做到具体明晰的指示。
2.2. 存在条件
首先，我们讨论的预设属于语用学而非语义学，它受到语境条件的约束[12]。在实际语用中，预设是对话双方所共有的信息，是交际的先行条件[13]。语用预设在实际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说话者在发出一个语段时往往同时表达了预设信息和断言信息[14]。断言信息构成了传递话语中的新信息，而预设信息则是信息传递的起点，它所传递的是说话者对共有信息的假设或交际双方所共同接受的信息。从动态的角度也就是实际交流的角度来看，语言交际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为进行信息的传递而讨论共有场(common ground)的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交际双方共同构建一个新的对话，而语篇则是其具体表征。在对话发展过程中，说话者根据自己的假设将共有场中的信息以隐含的方式表述为预设命题，并以此作为信息传递的背景信息，从而保证交际双方交流畅通，不至于出现混淆指示这样的问题。同样在语用的范畴中，这样的预设是具备可取消性的[15]。从而我们能够发现，预设这一概念并不只是语义学范畴中的概念，它与语篇、语境有着比较良性的关系。而本文所运用的预设不仅存在于言语表达(utterance)，同时还存在于谈话双方已知的共有信息中。
而在上文，例(3)结构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是一个指示表达的基本结构(deep structure)，这样的表达并没有非常明确的重点或突出，因而没有强烈的排他性，就不具备例(4)中的限制性定语从句这样的强指示性，可以在没有预设的情况下，为听话者明确地区分出谈论的对象。笔者认为在实际语用中，预设为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提供了生存空间。在例(3)中，如果说话者对听话者讲出这句话，听话者需要事先明确说话者所说的人是谁，或者在说话的同时，利用肢体语言——将谈论对象指明给听话者。而例(4)成立的情况中，未必需要一个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都明确的预设。这样的语言成立的情况可能是一位需要呼叫某位特定人物的服务员，而现场恰好只有一位穿黑色衬衫的女生，这位服务员如此呼叫则可以明确区分出这位女生和其他女生。而这类不需要借助预设进行区分的情况，笔者发现在现实生活的实际语用中，汉语母语者并不会十分明确地区分例(3)和例(4)两种结构的表达。但在需要预设协助区分的情况即需要使用非限定性定语从句的情况下，汉语母语者对在此处使用限定性定语从句存在问题这一情况感知敏锐。由此可见预设不仅为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提供了生存空间，还协助区分了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限制性定语从句，让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自然地进行混用，以致此分类失去意义。
3. 预设对汉语定语从句限制性的影响
对于具有指示词的定语从句，在实际运用中指示词在“性状指”、“回指”等语用功能的使用上对语境及共有场的要求相对较高，为了满足顺利交流的需要且尽可能省时省力地开展会话，预设的作用十分突出。在下文论证中，我们将预设的作用投入实际应用，去研究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各自的具体使用场景，并探讨它们背后的使用逻辑，解释具体现象的产生，从而分析得出预设的功能及存在的必要性。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笔者做了相关语言测试的问卷调查，具体信息附在对应的小节内。此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涉及江苏、山东、浙江、四川、北京、辽宁等地的汉语母语者，年龄范围在20~42岁，身份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共收集了17份问卷。
3.1.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使用场景
笔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如下：
已知：我只有一支黑笔，有点漏墨，其他的均非黑笔。
提问：你在用哪只笔？请选出下列选项中你认为最合适的回复。(单选题)
选项：A. 那支有点漏墨的黑笔。B. 有点漏墨的那支黑笔。
82.35%的参与者选择了A选项，17.65%的参与者选择了B选项。并且在后续以选择A项为前提条件继续提问的调查中，14名参与者有9名认为B选项用在此处会表达出回答者拥有不止一支黑笔这样的含义从而与已知信息相悖。说明在有足够的预设条件下，大部分的参与者能够区分A/B两个选项，并且准确地使用非限制性定语从句进行沟通。并且他们明确B选项的限制性定语从句在此处的使用是有问题的或者语感不自然。由此可见，预设在此情景下的作用不仅是传达对话中无法明确指示的信息从而使对话能够无误地进行，还对相应定语从句的选用有很大程度上的限制。在信息足够的情况下，限制性定语从句带来的强调、排他性和强指示性成为语用范畴内的累赘信息，甚至可能造成理解错误和信息相悖，故而不能使用。
3.2. 限制性定语从句的使用场景
相应地，笔者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如下：
已知：无
提问：你在用哪支笔？请选出下列两个选项中你认为最合适的。(单选题)
选项：A. 那支有点漏墨的黑笔。B. 有点漏墨的那支黑笔。
64.71%的参与者选择了A选项，35.29%的参与者选择了B选项。前文笔者提到“定语从句–指示词–数量词”的结构为限制性定语从句，这样的结构相较于“指示词–数量词–定语从句”有更明确的重点突出，可以在没有预设的情况下辅助听话人进行判断。故而在这个问题中，B选项更贴合语境设置。在针对选择了正确选项(B选项)的6名参与者提出的后续问题中，66.67%的参与者认为该选项能够具体指示回答者多支黑笔中具体某一支正在使用的黑笔；50%的参与者认为A选项所指示的黑笔不够具体明确。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提出了关于限定性定语从句使用场景的相关理论，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缺乏预设的情况下，母语者并不能十分准确考究地运用，并且例(3)这样的基本结构往往已经能够大致表达出说话者想要表达的基本信息，且听话者此时也能够较为准确地接收到这一信息。但笔者进一步对在预设不足情况中误用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参与者进行回访，发现他们在参与调查时更多地会考虑日常生活中实际出现过的场景辅助思考，并且都提到了肢体语言的介入，如用手指向话语中所指示的对象。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肢体语言的介入承载了预设或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强指示性带来的明确指示的作用，故而在此情况中，使用者对限制性定语从句的选用需求下降，产生误用。但从实际语用的经济原则出发，口头描述结合肢体语言才能实现的指示效果显然不如使用一个限制性定语从句便能实现。
因此，笔者认为，预设在区分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中承担的角色十分重要。它的存在至少确认了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在预设充足情况中使用的必然性，同时能使说话者更高效直接地使用限制性定语从句进行指示。
4. 总结
综上所述，汉语中的定语从句在语用层面上同样存在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的差异。在理想的状态下，该差异期待使用者在预设充分的情况下使用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在预设不足的情况下使用限制性定语从句。但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只有在预设充分的情况下，使用者能够准确地使用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并感知到限制性定语从句在该语境中的不适切；在预设不足的情况中，较多一部分人会误用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但鉴于预设充分的情况中，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区分使用是必要的，那么对汉语定语从句限制性的区分也具备了必要性。而准确使用汉语中的限制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可以使交际更简练准确，避免语义的累赘和相悖。而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并达成区分汉语定语从句限制性与非限制性意义，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预设。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