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正日益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截至2023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1.1%，其中农村地区老年人比例更高[1]。相比城市，农村养老体系更为脆弱，家庭仍是养老的主要依托。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流动加剧和社会经济变迁，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2]-[4]。这种挑战不仅体现在家庭规模缩小、子女赡养能力减弱等直接层面，也反映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不足、文化观念多元化冲击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上[5]-[7]。
研究农村家庭养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家庭养老作为农村养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老年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需求方面长期发挥着核心作用[8] [9]；另一方面，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老年人福祉构成了潜在威胁[10]。如何在这一背景下维持和优化家庭养老功能，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养老体系，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政策设计中的重大议题。
本研究以农村家庭养老为核心，旨在对其概念与历史演变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分析现状、影响因素及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最终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通过研究和探讨家庭养老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多重因素作用下的适应与转型过程，力图揭示其运行机制及未来发展方向。这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制定农村养老政策提供实践参考。
2. 农村家庭养老的概念与历史演变
2.1. 农村家庭养老的内涵与概念
农村家庭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核心，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晚年生活保障的一种养老模式[11]。这一模式具有以下多维特征：
1) 农村家庭养老传统上依赖于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维持其基本生活所需。这种供养形式通常包括提供食物、衣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同时在一些特殊场景下还包括现金支持或医疗费用的承担。与国家主导的社会养老保险或机构养老不同，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以非正式的代际资源转移为主，体现了农村家庭经济互助的特性。
2) 在农村家庭养老中，老年人日常起居、饮食安排、卫生清洁及健康护理等由家庭成员直接承担。这种依赖家庭成员身体力行的养老方式，与城市中依托专业机构或社区养老服务提供照料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3) 精神慰藉在农村家庭养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成员与老年人保持情感交流、日常陪伴，以及在心理上给予支持。农村老年人普遍强调与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亲密联系，这种需求使得家庭在老年人情感满足中的地位尤为重要。相比之下，其他养老模式(如机构养老)则较难提供这种家庭特有的精神慰藉。
2.2.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历史演变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传统社会、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三个主要阶段，各时期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均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12]。
2.2.1. 传统社会时期：依赖血缘和儒家孝道文化的家庭养老模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村家庭养老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和儒家伦理的自然养老模式，其核心是“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的观念。儒家孝道文化是这一模式的思想基础，强调“父母在，不远游”、“事父母，能竭其力”等伦理要求，使子女赡养父母被视为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责任。这一时期，家庭养老的特点包括：多代同堂，老人靠共享成果获取经济供养；劳动力价值互补，形成养老结构；孝道与宗族文化支撑，养老对家庭和睦、家族延续重要。
2.2.2. 计划经济时期：集体化生产与家庭养老的共存
20世纪中期，中国农村进入集体化生产阶段。土地公有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然而家庭养老仍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保障形式。这一时期，农村家庭养老的特点包括：家庭养老与集体支持相结合，集体经济分担部分养老责任；养老功能有所弱化但仍占主导；孝文化持续影响，子女赡养责任是共识。
2.2.3. 改革开放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模式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养老经历了深刻的转型。这一时期，人口流动和经济结构调整对传统养老模式带来了冲击，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养老需求和模式。
这一时期有诸多特点：家庭结构上，因计划生育与劳动力外流，家庭变小，“空巢老人”增多；经济方面，子女务工致供养与关怀分离；养老服务虽萌芽但家庭养老为主；孝文化有弱化，部分地区正重塑。
3. 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现状日益复杂。从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分析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可以全面理解其运行模式及存在的特征。
3.1. 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状况
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状况呈现多方面特点。其经济供养主要依赖农业生产与子女务工收入，老年人曾以农业为依托，如今因身体与劳力变化，农业收入受限，子女务工收入受多种因素左右，导致老人经济供养存在不确定性且有地区差异，发达地区老人获取的支持相对较多，落后地区老人常需依靠自身劳动收入。同时，农村养老保险虽覆盖范围逐渐扩大，能提供基本保障，但养老金水平低于城市。贫困老人虽有低保等救助政策补充，可因资金覆盖不足与申请程序繁琐，在偏远地区成效受限，受益程度不高[13]。
3.2. 农村家庭养老的生活照料模式
农村家庭养老的生活照料模式有着明确的责任划分与补充形式。在生活照料方面，主要由家庭成员承担相应责任，配偶负责日常陪伴护理，子女承担经济与重大护理责任，多子女家庭还会轮流分工协作[14]。然而，随着家庭规模变小以及子女务工现象普遍化，老人可获取的照料资源逐渐减少，孙辈隔代同住时能给予一定的非正式支持。在家庭功能弱化的背景下，社区与邻里互助成为农村养老照料的重要补充力量。部分地区社区的为老设施与志愿服务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各类服务，邻里互助传统也至关重要，在老人面临困难时能相互帮助，不过其作用受邻里关系状况以及社区支持能力的制约。
3.3. 农村家庭养老的精神慰藉方式
农村家庭养老的精神慰藉方式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15]。代际情感交流以及家庭关系对农村老人的精神慰藉极为关键。以往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交流频繁，现今因子女务工导致空巢家庭增多，代际沟通显著减少，电话、视频沟通难以充分满足老人情感诉求。并且家庭关系是否和谐深刻影响老人的心理状态，家庭冲突与观念差异还会加重老人的精神负担。在农村地区，传统习俗与文化活动能为老人提供精神慰藉与社交契机，如春节等节日的团聚可强化情感联结，宗教信仰、文艺表演等活动也对老人精神生活起到支撑作用，集体参与能够减轻老人的孤独感。但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文化资源的流失，传统文化对老人精神慰藉的作用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弱。
4. 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因素剖析
农村家庭养老作为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传统养老模式，其运行受到家庭内部、社会环境和政策法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面分别从这三个层面剖析这些影响因素，有助于全面理解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路径。
4.1. 家庭内部因素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规模显著缩小，子女数量减少对家庭养老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独生子女家庭中，独生子女面临着独自承担双亲甚至四位祖辈养老责任的巨大压力，其经济负担和时间压力明显高于多子女家庭，并且由于照料资源匮乏，往往需要社区或机构养老辅助[16]。多子女家庭虽在照料分工和资源分配上有一定优势，然而因子女间养老责任划分不清，易引发矛盾与责任推诿，进而影响养老质量。整体而言，家庭规模小型化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家庭养老的资源基础，给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带来了全新挑战[17]。
子女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就业稳定性是其承担养老责任能力的重要前提[18]。在农村地区，子女务工收入水平与工作性质直接决定其经济供养能力，同时左右着他们参与家庭养老的意愿。从经济因素考量，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承担父母日常生活和医疗支出的比例更高，而经济困难的子女可能因自身生活压力，减少对老年人的支持，甚至出现对父母经济资源的反向依赖。从情感因素分析，经济利益与家庭情感相互交织影响子女养老意愿。部分子女尽管经济条件有限，但基于对父母的情感依赖和孝道认知，依然会尽力履行赡养义务。不过，现代价值观念的冲击也使得部分子女倾向于将家庭养老责任转移给社会或政府。
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孝道文化传承直接关乎家庭养老的质量[19]。代际关系和谐的家庭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更容易达成协同效应，反之，代际冲突，诸如价值观差异、居住分离等，则可能削弱子女的养老责任感。儒家孝道文化传统上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支撑，但在现代社会，孝道观念受到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冲击。子女对孝道的认知逐渐偏向物质支持和短期情感慰藉，导致传统孝道内涵与实际行为之间出现脱节。如何在现代语境下重塑孝道文化，成为农村家庭养老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4.2. 社会环境因素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严重制约家庭养老资源供给[20]。在经济落后区域，老年人常无稳定收入，高度依赖家庭，而经济较发达地区，老年人可借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收益获取经济保障。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深刻影响劳动力就业与家庭收入，农业现代化及一二三产业融合虽增添家庭收入途径，却也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致使家庭养老功能面临挑战。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在家庭养老中的补充功效渐显，然而存在覆盖范围有限与保障程度不高的状况[21]。农村养老金水准总体偏低，难以彻底取代家庭经济供养职能，仅能起基础保障作用。社会救助方面，低保与特困救助政策虽为贫困老人给予一定的经济扶持，但资金分配不均与申请手续繁琐等问题在政策实施中依然存在。并且，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与人才培养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契合老年人的多元需求。
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显著作用于农村传统家庭养老观念[22]。城市文化的渗入促使年轻一代价值观转变，令家庭养老从“必然行为”演变为“自主选择”。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亦削弱农村社区对家庭养老的支撑功能。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对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监督及引导作用愈发关键。例如，地方“孝道评选”活动在部分地区唤起社会对孝文化的关注，不过其实际成效因执行手段与社会认可度的差异而各有不同。
4.3. 政策法规因素
国家与地方政府近年出台了诸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等一系列农村养老相关政策法规，构建起农村家庭养老的基础制度框架。但在执行期间，政策体系协调性欠佳、法规内容针对性匮乏等问题凸显，部分政策侧重于城市养老，未充分考量农村养老特殊需求。
政策法规于基层的执行力度与成效对农村家庭养老实际保障水平有着直接作用。基层执行过程中，宣传工作缺失、资金发放滞后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等现象较为常见，限制了政策实际作用的发挥。并且基层政府在农村养老事务中职能划分不明晰，致使责任难以切实落实。强化政策法规执行力与监管机制构建，对于保障农村老年人合法权益极为关键。
5. 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在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基础上，经济压力、照料资源短缺和观念冲突成为影响农村家庭养老可持续性的重要障碍。这些困境与挑战既是现状的延续，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种矛盾交织的结果。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将为解决农村养老困境提供关键思路。
5.1. 经济压力困境
在农村养老的进程中，面临着经济压力困境[23]。一方面，家庭养老成本上升与经济负担加重的现象显著。伴随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以及医疗保健需求的大幅增长，家庭养老成本持续攀升。老年人对生活质量期望提高，不再局限于基本生活需求，而是追求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与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极大地提高了家庭养老支出。同时，农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如农业收益与子女务工收入增长缓慢，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养老成本上升与家庭收入增长乏力的矛盾尤为突出，严重威胁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土地养老功能弱化与家庭经济来源不稳定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长期以来，土地作为农村老年人重要的经济保障来源，在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其作用逐渐式微。土地流转后，部分老年人难以凭借自主耕种获取稳定收益，土地租金或分红因市场波动而充满不确定性。加之气候变化、市场竞争与农业成本上升等因素致使农业经营风险增大，进一步削弱了土地养老功能。农村家庭在缺乏稳定替代经济来源时，面对土地养老功能的削弱，极易陷入经济困境。
5.2. 照料资源短缺困境
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着照料资源短缺困境[4]。其一，家庭照料人力不足与质量下降的状况严峻。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外流动，使家庭照料功能受到强烈冲击，家庭照料人力资源愈发匮乏。青壮年外出务工致使照料角色发生代际转移，留守妇女、儿童或高龄配偶承担起照料责任，而他们因缺乏照料技能与时间，难以达成老年人的全面需求。并且，照料人力的短缺使得老年人在饮食起居、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无法充分被满足，对其生活质量与健康状况产生直接的不良影响。
其二，农村养老服务设施与专业服务人才匮乏的局面突出。当下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数量与质量相较城市均存在明显差距，专业服务人才的短缺进一步致使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许多农村区域缺少适宜老年人的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与康复护理机构，现有设施条件粗陋、服务功能单一。专业护理人员、康复治疗师等养老服务人才极度稀缺，招聘与留用存在较大困难，使得农村老年人难以获取优质的专业照料。服务供给的欠缺与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照料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然成为农村家庭养老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5.3. 观念冲突困境
农村家庭养老深陷观念冲突困境[24]。一方面，传统家庭养老观念与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发生猛烈碰撞。传统的“养儿防老”与孝道观念曾在农村家庭养老里占据主导，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观念却带来强大冲击。代际间存在观念差异，年轻一代倾向追求自我发展，把养老责任更多地寄托于社会保障或市场化服务，这与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的坚守产生观念分歧。家庭规模变小以及社会流动性加大还弱化了传统孝道文化的实际执行效力，令农村家庭养老的伦理根基逐渐松动。
另一方面，老年人自主养老意愿与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矛盾。伴随农村老年人文化素养的提升与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其自主养老需求逐步显现。部分老年人渴望在养老进程中有更多决策权力，像经济管理、生活规划和医疗抉择等，但这与家庭养老模式里子女主导的传统相互抵触。在部分家庭中，老年人与子女在养老模式抉择上难以取得共识，这不但会让老年人滋生心理孤独感，还可能致使家庭关系趋于紧张。在家庭养老框架内怎样平衡老年人自主意愿与家庭成员支持，是需重点关注探讨的关键问题。
6. 农村家庭养老的发展对策与建议
基于前述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影响因素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为了提升农村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和适应性，应从经济支持、照料资源优化、文化观念更新及政策保障体系完善等方面综合施策[25] [26]。以下提出多维度、系统性的对策与建议，以实现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1) 加强经济支持体系建设方面，需提升农村养老金水平，完善社会保障网络。具体而言，要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标准，缩小城乡养老保障差距，加快推进农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整合，确保公平及时发放，同时引入商业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型养老基金等多层次保障机制，为家庭养老提供稳定的经济补充。此外，要激发农村经济活力，拓宽养老经济来源，通过政策支持与技术培训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土地流转和集体经济模式，保障老年人土地经营收益。
2) 优化照料资源配置方面，要强化家庭照料支持，提升照料能力与质量。针对留守家庭成员开展基础护理技能培训，实施家庭护理补贴政策，减轻照料者负担，激励更多家庭成员参与养老照料。同时，加快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和专业服务人才建设，推动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建设，确保每个行政村至少有一处基本养老服务设施，通过专项补贴和激励政策吸引专业人才扎根农村，或借助“互联网 + 远程服务”提升专业照料资源可及性。
3) 推动文化观念与社会氛围更新方面，应弘扬传统孝道文化，促进代际和谐。在农村学校、社区开展孝文化宣传活动，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将孝文化融入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增强其归属感与幸福感。同时，融合现代观念，创新家庭养老文化，倡导“家庭养老 + 社会支持”模式，支持老年人自主养老，为其提供必要的经济和服务支持。
4) 完善政策法规与保障体系方面，需构建全面协调的政策法规体系。在现有法律基础上，细化农村养老相关条款，明确各方责任分工，出台专项支持政策，涵盖设施建设、人才培养、资金补贴等关键领域，确保政策完整且具可操作性。此外，加强政策执行与监管力度，优化执行流程，建立政府、社会、家庭多方参与的监管体系，提升政策透明度和执行效率。
5) 促进社区支持与社会协同方面，要推动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以村级组织为平台构建互助网络，推广“医养结合”模式，整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养老设施资源，提供综合服务。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养老，支持公益和市场化力量，通过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促进养老服务市场化发展，推广数字化养老服务，弥补传统服务方式的不足。
7. 结论与展望
农村家庭养老作为中国养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老年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长期发挥核心作用。然而，伴随着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劳动力的外流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多重挑战。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农村家庭养老的概念与历史演变，深入分析其现状与影响因素，并针对经济压力、照料资源短缺和观念冲突等困境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这些研究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家庭养老在农村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也为推动农村养老模式的优化和创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未来，农村家庭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深入探索。在理论研究上，应进一步聚焦区域性差异、代际关系变化和文化观念转型等问题，并借助多学科交叉研究为家庭养老的长效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在实践中，需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政策工具，推进养老服务的智能化与多元化，同时开展长期政策跟踪与效果评估，确保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和公平性。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将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提供宝贵经验和有效路径。
基金项目
甘肃农业大学青年导师扶持基金：后扶贫时代农户生计多样化：理论构建、影响机理及政策设计(项目编号：GAU-QDFC-2022-13)；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甘南藏区生态综合补偿减贫增收效应研究(项目编号：23JRRA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