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汉译本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由邹恩润译述，陶行知校订。该书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1]。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籍的多种译本陆续出现，如王承绪、俞吾金、陶志琼等人的译本。《民主主义与教育》在全世界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2]。目前，国内针对《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研究大多是从教育学角度进行的，如程亮、龙献忠、朱咏北等人，而从译文本身出发的翻译学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从对比翻译的视角出发，深入比较和探究《民主主义与教育》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总结相关翻译经验。
2. 《民主主义与教育》汉译者及其译本
邹韬奋(1895年~1944年)，本名恩润，近代中国记者和出版家，主编《生活》周刊，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之中，致力于将西方的先进思想引入中国[3]。他本人深受约翰·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研究实际问题，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作用[4]。当时东西方文化处于激烈碰撞之中，邹恩润希望通过翻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因此，他的译文以逐字逐句翻译为主，目的是全面传达杜威的教育理念和理论框架，准确传递原作思想。他的翻译工作不仅对中国教育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还对近代救亡图存运动有巨大贡献[5]。邹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也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参考，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教育方法[6]。
王承绪(1912年~2013年)，中国著名教育学家，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其《民主主义与教育》译本出版于1990年，近年来被广泛引用，获得了学术界高度评价。王承绪先生对教育学研究深入，充分理解杜威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内核。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以传播教育思想为核心，便于广大读者对于杜威教育理念的认识和理解。通过这本书，许多中国教育学者得以学习和借鉴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并将其应用到教育实践当中[7]。
陶志琼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译本，结合当代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深入理解杜威的教育理念，仔细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其译文用词考究，语言流畅，适宜阅读，便于读者的理解，对了解和学习杜威教育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3. 《民主主义与教育》汉译本比较
例1. “The inclination to learn from life itself and to make the conditions of life such that all will learn in the process of living is the finest product of schooling.”
邹译：我们要使人能从生活中学习，并把生活的条件造成一种境界使人人一面生活，一面学习：这就是学校教育的最好的产物。
王译：使人们乐于从生活本身学习，并乐于把生活条件造成一种境界，使人人在生活过程中学习，这就是学校教育的最好的产物。
陶译：人们乐于从生活本身学习，并乐于创造这样的生活条件，使人人能在生活过程中学习，这就是学校教育的最佳结果。
邹译的优点在于结构清晰，通过合理增改标点符号，例如在前面叙述了一些内容之后，用冒号引出结论，使句子逻辑更加清晰。但其表达略显繁复，使用“造成一种境界”这样的表达较为抽象，读者需要理解。王译的特点是语言流畅，语言较为自然，通顺。同时增加了“乐于”这个词，使译文更具积极性。但和邹译一样，“造成一种境界”这个表达不够直观，读者会对此产生疑惑。陶译显然更为口语化，易于读者理解。“创造”包含了创新和改进的含义，能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暗示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引导学生不断改进和创新，以适应和改造生活环境[8]。与原文中的精神一致，即通过生活本身来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也更能体现出一种深层次的教育理念，强调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个体，提升了译文的表达效果。
经过对比研究，邹译在准确性和结构清晰性方面表现较好，但语言略显生硬。王译则在流畅性方面表现不错，但重复使用“乐于”显得有些冗余，且“造成一种境界”略显抽象。陶译总体表现最佳，用词更现代，表达效果更好，但对部分细节有所简化。
例2. “The moment we recognize that the self is not something ready-made, but something in continuous formation through choice of action, the whole situation clears up.”
邹译：如果我们明白所谓“自我”并非现成的，乃是因选择行为而在继续构造的东西，那么上面的怀疑都可因此豁然贯通了。
王译：一旦我们承认自我并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某种通过行动的选择逐步形成的东西，那么整个情况就清楚了。
陶译：当我们承认自我并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某种通过行动选择持续形成的东西时，整个情况就一清二楚了。
这句强调“自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选择不断形成的。其中的“continuous formation through choice of action”涉及到复杂概念，理解这一形成过程是翻译工作的重点。“continuous”有几种不同的含义，可以指发生或存在一段时间而不间断，也可以指没有空隙地在一条线或一个区域中延伸或者指反复多次发生。邹译使用“继续”翻译“continuous”一词，“继续”一词更倾向于强调状态的继续进行，而王译选择的“逐步”和陶译选择的“持续”都强调过程是持续的，原文想表达的含义与“ready-made”相对，并通过结合后文的“through choice of action”可以分析出此处强调的是持续性，因此王译和陶译相对更准确。
邹译在措辞上带有明显的文言色彩，几乎逐字逐句地翻译，保留了原文的所有细节和逻辑关系，忠实度很高，但略显繁复，削弱了英文原句的简洁性。王译的译文语言简洁明了，直接传达了原句的意思，保持了英文原句的结构和逻辑，读者可以很好的理解原作者试图传达的意思。但在表达上略显平淡，在原文本的文学性和深度的还原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陶译的词汇选择则更加现代化，尽量减少从句和修饰语，准确性和简洁性之间找到了平衡，使译文非常通俗易懂，适合广泛的读者群体。但在语言的韵味上稍显不足，没能充分体现出中文的美感[9]。
例3.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to do away with the dualism and to construct a course of studies which makes thought a guide of free practice for all and which makes leisure a reward of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for service, rather than a state of exemption from it.”
邹译：民本社会的教育问题，就是要排除这种二元论；要编成一种课程，在这种课程里面，能使思想做人人自由实践业务的引导，同时又以闲暇的享受，报答肯负服务责任的人，不像从前所谓闲暇的享用乃指不必免责参与做事的人。
王译：民主社会的教育问题在于消除教育上的二元论，制订一种课程，使思想成为每个人自由实践的指导，并使闲暇成为接受服务责任的报偿，而不是豁免服务的状态。
陶译：民主主义社会的教育问题在于，消除教育上的二元论，构建一种学习课程，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在思想的引导下自由实践，并使闲暇成为接受服务责任的报偿而不是豁免服务所处的状态。
等效理论主张译文应在意义、风格、语气等方面与原文保持等效，尽量传达原文的全部意图和效果。本例最后一句“which makes leisure a reward of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for service, rather than a state of exemption from it”，邹译为“不像从前所谓闲暇的享用乃指不必免责参与做事的人”。从语义上对原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增译了“从前所谓闲暇的享用”，强化了原文的表达效果。从等效性方面来看，其译文等效性较高，一一对应地传达了原文的细节，但句子较为复杂，过度的追求复现原文反而可能引起读者的误解。
王译为“并使闲暇成为接受服务责任的报偿，而不是豁免服务的状态”。语言非常简洁，直接翻译了核心内容，但缺少一些原文的细节和背景，等效性相对邹译稍弱，可能使读者理解陷入误区。
陶译为“而不是豁免服务所处的状态”。增加了“所处的状态”，使句子更加通顺，强调了这是一种人所处的状态，句意也更贴切，易于读者理解，在简洁与细节之间取得了平衡。值得一提的是，王译和陶译用“豁免服务”进行翻译，“豁免服务”通常指的是在特定情况下免除某些规定、费用或义务的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涵盖多种领域，如法律、财务、教育等。这样翻译在意义和风格方面都和原文保持高度等效。陶译在简洁和完整性之间取得了平衡，逻辑清晰且表述完整。
例4. “The breakdown of his philosophy is made apparent in the fact that he could not trust to gradual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 to bring about a better society which should then improve education, and so on indefinitely.”
邹译：柏拉图哲学的失败，只要看一件事实便可了然；就是他不信任教育的逐渐改良能造成更好的社会，这种更好的社会又能改进教育，如此循环进步，无有穷期。
王译：柏拉图哲学的失败，从以下的事实可以了然，就是他不信任教育的逐步改进能造成更好的社会，然后这种更好的社会又能改进教育，如此循环进步以至无穷。
陶译：柏拉图哲学观的瓦解可从这里看出眉目：他不相信通过循序渐进地改善教育就能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然后通过更好的社会来改善教育，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这句话杜威谈论了柏拉图哲学中的矛盾之处，阐明社会进步和教育改进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0]。在本例中，对于同一内容，三位译者使用了不同的表达来传递原文的意思。邹译和王译都使用“了然”来翻译“apparent”，表示“理解和明白某事”，是对前一句话的总结。陶译成“看出眉目”，意为看出主要内容或端倪。“apparent”在词典中的解释为显然的、明显的、表面上的，意思是很容易看到或理解的，明显的。此处使用“了然”比“看出眉目”所传达的意思更进一层。此外，邹译中增译了“便”，表示一种立即发生的关系，强调迅速和直接，表达效果更好。
至于句末部分的翻译，三位译者的表述也有一定区别，邹译的“无有穷期”表示的是无限延续的状态，“无有”是对“无”的强调，表示绝对没有。王译为“如此循环进步以至无穷”，“以至”强调结果或目的的达到。陶译为“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表示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循环指的是事物按照一定的规律不断地转动或重复，往复是来回重复的意思。陶译解释了哲学观点中的动态过程，在这一部分的处理上显得更好。
例5. “The active occupations in which appliances are brought to bear upon physical things with the intention of effecting useful changes is the most vital introduction to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邹译：我们注重主动的作业，应用工具对付具体的物质，借此造成有用的变化，这就是实验方法的最紧要的初步。
王译：主动的作业，应用工具对付物质的东西，借此造成有用的变化，这就是实验方法的最重要的入门。
陶译：应用工具来处理物体的主动作业，有目的地使各种有用的变化得以发生，这就引入了最为重要的实验方法。
本例中三位译者译文的主要差别在于使用主语的不同。邹译的主语是“我们”，明确强调人类参与的重要性。强调了执行者的角色，读者可以清楚地知道动作的发起者是谁，句子表达的意思直接明确，但可能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王译则使用隐含的主语，关注点在于“作业”的本身和工具的应用，在不直接指出执行者的情况下，突出实验方法的普遍性，句子的主语不够明确，读者需要根据上下文推断执行者是谁，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或不完全理解适合表达一般性概念或普适规律。陶译使用了“应用工具”作为主语，比较客观和中性，避免了个人观点或偏见的引入，适合原文这一需要客观表达的专业领域。
在语法结构和句式方面，邹译采用了简洁直接的句式，如“应用工具对付具体的物质”，这一句结构清晰、语法规范，突出了动作发起人和动作对象的关系。王译选择“对付物质的东西”，观感上接近口头表达。而陶译使用“应用工具来处理物体的主动作业”来翻译，既强调这一动作的目的，又自然引出下文。在词汇选择和语言风格方面，邹译选择了“物质”，王译则使用“东西”，“物质”比“东西”更加具体。通过上述译文比较，邹译主观性太强，王译的词汇选择稍显笼统。陶译使用如“主动作业”和“使各种有用的变化得以发生”，强调结果和变化，突出概念的表达和学术化的语言风格，逻辑通顺且高度契合原文的语境。
例6. “Good manners come, as we say, from good breeding or rather are good breeding; and breeding is acquired by habitual action, in response to habitual stimuli, not by conveying information.”
邹译：我们常说好的仪表是由有礼貌来的，或竟可以说好的仪表就是有礼貌。但是所以能有礼貌，乃是因为对付习惯的刺激所做的习惯的动作，终养成有礼貌的习惯，并不是由别人的传说得来的。
王译：我们常说，好的仪表是良好的教养的结果，或者毋宁说就是良好的教养；而教养是通过对习惯的刺激作出反应的习惯的行为养成的，而不是通过传授知识。
陶译：我们常说，与其说有礼貌是良好教养的结果，毋宁说有礼貌就是良好的教养。教养是通过对习惯进行刺激以形成习惯性行为来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知识的传授获得的。
“礼貌”和“教养”两个词意义相近但有所区别，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礼貌”意为言语动作谦虚恭敬的表现，“教养”指的是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或文化和品德的修养。礼貌是外在层面的可以通过训练或刻意伪装表现出来。而教养是内心层面的，与周围环境、所受教育和个人经历等息息相关，难以伪装。一个人有教养，不仅说明他的外在行为表现好，而且还说明这个人的内涵、道德品质是好的。不难看出“礼貌”其实是“教养”的一种表现形式。从中英文对照来看，“教养”在英语中对应的单词一般是“manner”或者“etiquette”，“礼貌”对应的英语表达则是“politeness”或者“courtesy”[11]。邹译本中显然对原文中“good manners”的意义有一定误解，反而增加了读者阅读中的障碍，而王和陶都选择译成“良好的教养”，这样的译法使译文形象化、具体化，易于汉语读者的接受和理解。此外，邹译和王译都对“礼貌”、“仪表”、“教养”的意义有一定程度的混淆，陶在翻译时认识到了对近义词的区分，选择了合适的词语进行翻译，与原文意思贴近，表达清晰。
4. 总结
本文对邹恩润、王承绪、陶志琼三位译者的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三位译者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译本各具特色，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邹恩润的译本出现时间最早，语言带有较强的文言色彩，在将其译文转码为简体字后，缩小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邹恩润的译本以直译为主，追求一一对应的翻译，力图准确传达原著的观点，由于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翻译该书的译者，这样的翻译方法是值得肯定的。而王承绪的译本出版于1990年，至今已经过去34年，仍是广大学者研究杜威教育理论的重要依据，王承绪译本简洁明了地传达了原句的意思，既保持了英文原句的结构和逻辑，又帮助读者很好地理解原作者试图传达的意思。陶志琼译本的语言则更加现代，其译文用词考究，对原文的处理游刃有余，重视特定概念的语言转化。
以上的译文产生的时间间隔较长，往往间隔在数十年以上，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不同的学科发展阶段，所以翻译风格的差别较大，但都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12]。在西方教育学刚引进的历史阶段，邹恩润首次翻译选择的逐字逐句的翻译方法，是最适合当时的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的。而王承绪译本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当时，教育学在国内已经有所发展，重视反映原作者的思想，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国内教育学注重反思。而陶志琼译本产生于现代，因此适合大学教育普及后的教育理论思想传播，和相关专业人士理解和学习[13]。
基金项目
吉首大学2023年度校级科研课题“晚清民国西方教育哲学经典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的成果(课题编号：Jdy23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