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聊斋志异》简介及英译本研究价值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又名《鬼狐传》)是清朝文人蒲松龄创作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共收录了491篇短篇小说(以1962年出版的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1]为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聊斋志异》不仅对于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风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因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而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并欣赏这部作品，在国内外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郭沫若在为蒲松龄故居题词时，大力称赞《聊斋志异》“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也对《聊斋志异》给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部作品的引用经典广泛、暗喻等修辞手法丰富，甚至认为只有英国著名评论家、历史学家卡莱尔才能与之相比[2]。
目前，《聊斋志异》的外文翻译版本已经多达二十余种，成为被翻译成最多语种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理念在中国文化输出的过程中，译者的角色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深入研究《聊斋志异》的外文翻译，尤其是其英语翻译，显得尤为必要。
2. 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及其研究现状
英国外交官及汉学家翟理斯于1880年出版的《聊斋志异》英文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以下简称“翟氏译本”)是《聊斋志异》的首个英文单行选译版。该译本共包括164篇故事，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认可，被誉为英语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聊斋志异》英文译本。译本一经出版，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就发表书评称“Mr. Giles has done his work of translation well”(Legge, 1880: p. 185) [3]。一个多世纪后，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 1946-)也对翟理斯的翻译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供更好的版本。因为翟理斯长期浸淫于中国文化和文字，能够欣赏蒲松龄简洁的写作风格，并在译文中传递。”(转引自李海军，2010：83) [4]可见，翟氏译本对于研究《聊斋志异》的英文翻译版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译者开始进行《聊斋志异》的英译工作。1842年，德国籍新教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最早对《聊斋志异》进行英文选译，之后陆续出现了美国新教来华传教士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 1812~1884)、英国驻华外交官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 Mayers, 1831~1878)和英国驻华领事阿连璧(Clement Frencis Romilly Allen, 1844~1920)，他们在英译《聊斋志异》的道路上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此基础上，翟理斯1877年[5]首次将《罗刹海市》译为“The Lo-ch’a Country and Sea Market”发表，并于1880年独立完成2卷本《聊斋志异英译选集》(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在伦敦发表。“这是《聊斋》的第一个英文选译本”(Giles, 1880: p. 191) [2]。出版后便引起了巨大反响。1908年，翟理斯将此书修订之后由上海的Kelly & Walsh出版社再版，此修订版成为他的定本。翟理斯本人也对此版本甚为满意。“所有在第一版中不尽确切之处都尽可能地改正了”(Giles, 1908: p. Preface) [6]。他的文风清晰、有力且优美，笔下的故事生动有趣，吸引人心，可读性强，使得该译本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中的典范之一。翟氏译本可谓《聊斋》英译的奠基之作，对后来的《聊斋志异》翻译影响巨大(何敏，2009) [7]。
当前，国内对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三类：一是翟理斯译本的文化话语重构研究。这一研究主题关注翟理斯在翻译《聊斋志异》时所进行的文化话语重构。戴文艺(2024) [8]分析了翟理斯如何通过文本内容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再定位三方面进行文化话语的重构。二是探讨《聊斋志异》翟理斯自译对比，或和其他英译本赏析与对比研究。李海军和段茹青(2023) [9]通过对比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选》的不同版本，分析了译者的自我改译策略，发现翟理斯对译文的精益求精。三是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聊斋志异》英译分析。这一研究主题从不同的翻译理论视角对《聊斋志异》的英译本进行分析。比如：杨燕(2021) [10]基于衔接理论，分析了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衔接机制及其翻译策略。
以上各研究主题均围绕《聊斋志异》的英译本展开，涵盖了翻译策略、翻译质量、文化传播以及翻译理论等多个方面，体现了该领域的研究深度与广度。通过文本细读，本文发现，现有《聊斋志异》的翻译研究内容较少涉及译者主体性研究，而且对《聊斋志异》翟氏译本的研究篇幅仍极其有限，所涉篇幅也多为《考城隍》《聂小倩》《崂山道士》等，这与《聊斋志异》及其翟氏译本的学术地位及国际文化影响远不匹配。为此，本研究试图以翟理斯《长清僧》英译本为个案，分析译者主体性在该英译本中的体现并探讨背后原因。
3. 翟理斯译者主体性在《长清僧》英译中的考察
《长清僧》选自《聊斋志异(卷一)》第十六篇，正文部分671字，分为2段，短小精悍，寓意深刻。《长清僧》传递的道德教化功能对标翟理斯所处且深受其影响的维多利亚时代主流诗学，被列入翟氏译本的第六篇，成为本文个案分析的首选对象。
源文第一段讲述了主人公长清僧的故事主体，第二段是“异史氏曰”，即作者总结点评部分，阐明了该故事的寓意。该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看似荒谬、实则道德教育意义重大的故事，一个老僧死后在一个纨绔子弟身上还魂。故事中的两者身份对比有很强烈的反差，但是蒲松龄以高超的文笔将他们糅合在一起。僧人道行高深纯洁，即使死后魂魄依然不消散，以至于在一个纨绔子弟身上，都能够显出不同凡响的光辉。这一篇目的选译，渗透着翟理斯的道德标准考量。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直接影响着译者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文本的输出质量。参考法国释义派翻译理论(许钧等 2023: 148) [11]的观点，文学翻译的再造过程分为三个步骤：理解–脱离源语语言外壳–重新表达。前两个步骤中，译者的主要任务是理解原文，根据原文产生再造想象之余，对原文的各种形象进行主体性选择和再创造。最后一个步骤中，译者的主要任务是用译入语重新表达原文的艺术效果，这也同样要求译者在译入语环境中调动各种语言手段，创造性地再现原文。这一过程译者不仅重现原文的文本意义，更是通过这种重现体现了自身的存在。可以说，“翻译的实质就是译者主体能动的、理解诠释的过程，也是译者主体之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现”(袁莉，2019：155) [12]。
基于文本分析考察译者主体性，原文底本选择与译者翻译时参考的同一底本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译文质量的评估以及分析结果的可信度。本文之所以选择《聊斋志异(卷一)长清僧》但明伦评注本[1]作为分析翟理斯英译本的底本语料，是因为翟理斯(1880: xxiv-xxv)在其《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的序言(Introduction) [2]中提到，他是根据《聊斋志异》但明伦评注本[1]进行翻译的，并用1766年余集序刻本对底本加以校对。
下文将从词汇、句子对《长清僧》源文与译文予以微观对比分析，从语篇层面予以中观和宏观考量，探讨翟理斯翻译选择过程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行为表征及其动因。
3.1. 词汇层面
翻译不仅是语言翻译过程，还是文化移植过程。翻译《聊斋志异》时，翟理斯做了非常扎实的词汇分析和作者背景调查。比如，在处理“聊斋志异”中“聊”字的翻译时，他(1880: xxix) [2]认为英语中找不到与蒲松龄的“聊”字文化意义对等的词，选择用“Chinese”替代，借以凸显译作的国别属性，并结合作者背调选择将《聊斋志异》书名英译为“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而非按照汉语拼音处理成Liao-Chai-Chih-I，彰显了其译者主体的能动解读和策略选择。
无独有偶，在《长清僧》的英译中，翟理斯在遣词炼词方面，也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长清僧》源文中出现了较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翟理斯在翻译这些词时，从翻译目的出发，采用了异化、归化、添加注释等多种翻译策略翻译。
例1：
底本：长清僧某，道行高洁……
翟氏译本：AT Ch’ang-ch’ing there lived a Buddhist priest of exceptional virtue and purity of conduct...
分析1：翟理斯将“僧”处理成“priest”，属于归化翻译策略的运用。
《新华字典》对“僧”字的基本解释是：[sēng]，佛教指出家修行的人，梵语“僧伽”的简称。“priest”在科林词典中的解释为“a member of the Christian clergy in the Catholic, Anglican, or Orthodox church”，即天主教、英国国教或东正教的基督教神职人员。
无论是就词汇内涵还是外延而言，翟理斯对“僧”字的翻译都未真正做到严复提出的翻译审美要求“信”。他此处的翻译选词在词汇方面的考量，可谓有意为之或人为操纵，归化翻译特征明显，基于英语读者的宗教文化知识图式，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西方“priest”(牧师)形象替换东方“僧人”的形象，符合人的认知特点，有利于提高译本的受众量，拉近目标读者对译本感知的心理距离。翟理斯这一词汇翻译选择，与其成长在牧师家庭密切相关，体现了其译者主观的取舍和改写，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国佛教文化内涵，使中国佛教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发生了扭曲和变形。
例2：
底本：按鹰猎兔
翟氏译本：to hunt the hare with falcons [+注解：“This form of sport may still be seen in the north of China...1”]
分析2：“按鹰猎兔”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一种放鹰(训鹰)行为，尤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训练猎鹰的一种方式2。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之句，“黄”即猎犬，“苍”即苍鹰。训练时，鹰、狗和兔缺一不可。鹰和狗是猎人设定的搭档，兔是诱饵和猎物。通常，猎人会先放一只野兔，让狗去追逐，然后再放鹰，直至鹰当场吃掉兔的心肺，以此训练鹰狩猎的兽性和果断。
为了增强原文的可读性，同时向西方读者传递“按鹰猎兔”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翟理斯采用了直译加注解的厚翻译策略，即正文部分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脚注部分加上详细注解(约300单词)。这样的翻译处理，既从形式上确保了译文像原文一样简洁流畅，又完整补充了训鹰活动的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为西方英语读者提供了一份画面感极强的文化注解，使其在字面“读通”的基础上在文化上“读懂”。该注解是译者根据自身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结合自身经历详细给出的，体现了翟理斯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和喜爱之情，也呼应了前言中他自诩的“掌握汉语语言能力，熟知中国文化背景知识”(Giles, 1880: xiv) [2]等翻译资格，侧面反映了他的文学翻译观。
例3：
底本：入门，则粉白黛绿者，纷集顾问。
翟氏译本：They assisted him to rise, and led him into the house, where all his ladies came to see him and inquire how he did.
分析3：“粉白黛绿”通常指妇女的妆饰，代指姬妾之类的青年女子。粉白，面敷粉。黛绿，眉画黛。翟理斯这里选择了意译，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同时也弱化了中国妇女的装饰文化。
3.2. 句子层面
《长清僧》语言简练纯美，句子短小精悍，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交叉使用，故事趣味感和代入感较强。翟理斯(1880: xxxi) [2]认为蒲氏语言“纯真而优美”“简练又有力”，并在英译过程中尽力贴近原文句式结构和风格，不过，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转换言说了他灵活的句式处理方式(例4、例5)。
例4：
底本：弟子数人见贵客至，伏谒甚恭，乃问：“老僧焉往？”答云：“吾师曩已物化。”
翟氏译本：His former disciples received him with every token of respect as an honoured visitor; and in reply to his question as to where the old priest was, they informed him that their worthy teacher had been dead for some time.
例5：
底本：谓弟子：“我即汝师。”
翟氏译本：...telling the disciples that he was their old master...
分析4~5：例4和例5中，原文都是直接引语，翟理斯在翻译时都转换了叙事视角，处理成了间接引语。
《长清僧》原文正文部分一共44个句子，其中有9个都是直接引语。研究发现，翟氏译文中除了“胡至此！”“我僧也，胡至此！”“我郁无聊赖，欲往游瞩，宜即治任”这3处直接引语按照原文句式格式处理成了直接引语，其余6句直接引语都处理成了间接引语。一方面，这体现了翟理斯作为译者主体性的意译翻译策略选择；另一方面，大量的句式转换也体现了译者自身简单直白的写作风格。
不过，翟氏译本个别句子的英译也有误译的情况(例6)。
例6：
底本：家人以为妄，共提耳悟之。
翟氏译本：His servants thought he was wandering, and tried to recall him by pulling his ears.
分析6：这里“家人”译作“His servants”，属于误译或偏译。根据前文语境“众扶归。入门，则粉白黛绿者，纷集顾问”，将“家人”解读为“粉白黛绿者”，即妻妾更妥当。再加上中国古代主仆身份有别，“仆人”揪“主人”耳朵也不符合礼教。翟理斯此处的句法处理属于文化误读。
3.3. 语篇层面
整体而言，翟氏译本语篇连贯流畅。《长清僧》的英译本中，翟理斯的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异史氏曰”的删除处理和篇目选择上。
例7：
底本：异史氏曰：“人死则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予于僧，不异之乎其再生，而异之乎其入纷华靡丽之乡，而能绝人以逃世也。若眼睛一闪，而兰麝熏心，有求死而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翟氏译本：无。
分析7：翟理斯深受英国小说的主流叙事模式影响，选择摒弃故事的叙说者在文本之前、之中和之末进行的插入式点评的模式。他从自身的文化身份出发，既顾及原作者的视域，也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期待视域，调整了自己的翻译策略，在《长清僧》英译本中删除“异史氏曰”部分。换言之，翟理斯基于其本身对《长清僧》语篇结构的理解，认为“异史氏曰”部分是蒲松龄个人的评述小结，与正文所述故事主题和情节关联甚微，故可不作翻译。
此外，这样的篇目选择和篇章设计，也符合翟理斯选译《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的目的。翟理斯(1880: xiv, xxix) [2]选译《长清僧》《崂山道士》等164篇认为“最好、最有特点的作品”(“the best and most characteristic stories”)，而对于那些他认为“无趣的、重复改写的”(“utterly pointless, or mere repetitions in a slightly altered form”)文章，进行了删减或改写，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华文明，消除西方世界长期形成的对中华文明的曲解3。可以说，翟理斯删除“异史氏曰”顺应了其所在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说的主流叙事模式，但也忽视了原著中“异史氏曰”的语篇功能，削弱了其警醒、评判现实的意义。
4. 结语
结合前文词汇、句子、语篇层面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可知，翟理斯英译《长清僧》时，在尽量准确翻译原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灵活使用替换形象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以简单直白的英文表达，有效传播了中国文化风俗、意识形态，并通过加注形式，尽力再现原文的意蕴和语言风格，不但提高了英译本的可读性，还增加了译本的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作为《聊斋志异·长清僧》英译本的译者，翟理斯有着源文读者和译本的创作者的双重身份，在翻译过程中作出了诸多主体性选择。其行为动因除了与本文前述的翻译目的有关，还与其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文化意识密切相关。
翟理斯经历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其翻译行为难免受到维多利亚时代推崇道德教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翟理斯(1880) [2]认为：“《聊斋志异》的故事除了文体与情节设计突出，其道德教化功能也极其彰显。”这道明了他选译《聊斋志异》的社会文化原因。在译本序言中，他还陈述了自己由全译改为选译的原因，即“我最初也打算把《聊斋志异》这十六卷全部都翻译了，但是细读之后发现，其中不少故事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上个世纪本国作家的粗糙文风，这显然不匹配我当前所生活的时代”。4可见，翟理斯之所以选译164篇，更多是基于《聊斋志异》与其所处时代文化适应情况和读者接受度的考量。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繁荣、东西方交流渐增、古老的东方帝国神秘面纱慢慢揭开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翟理斯选择将融中国文化中的独特的道教异术、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中国人的世界观于一体的《聊斋志异》英译，介绍给英语读者，这一选择是其个人主体性的选择，也是其受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影响做出的选择。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民族文化建构和推广的重要参与者。翟理斯在《长清僧》时，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灵活使用了多种翻译策略，充当了向西方英语世界准确建构和介绍中国文化的有力推手。本文旨在以《长清僧》翟氏译本进行语料分析，发现翟理斯作出上述翻译策略调整主要是受译者身份的主体性和时代背景的影响，虽有部分误译，但总体来看合情合理，可为后续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提供案例视角。研究指出，译者在从事翻译尤其是典籍类翻译时，要在准确传达源文本内涵的基础上，适当发挥自身主体性，妥善处理文化差异，优化翻译策略，助力中国典籍走出去。
基金项目
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科交叉项目“传播与接受：1898~1949年中国童谣英译数据平台的构建”(BNUXKJC2315)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NOTES
1注解全文：This form of sport may still be seen in the north of China... A hare being started, two Chinese greyhounds (which are very slow) are slipped from their leash in pursuit. But, as the hare would easily run straight away from them, a falcon is released almost simultaneously. The latter soars to a considerable height, and then swoops down on the hare, striking it a violent blow with the “pounce”, or claw. This partially stuns the hare, and allows the dogs to regain lost ground, by which time the hare is ready once more, and off they go again. The chase is ended by the hare getting to earth in a fox’s burrow, or being ultimately overtaken by the dogs. In the latter case the heart and liver are cut out on the spot, and given to the falcon; otherwise he would hunt no more that day. Two falcons are often released, one shortly after the other. They wear hoods, which are removed at the moment of flying, and are attached by a slip-string from one leg to the falconer’s wrist. During the night previous to a day’s hunting,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sleep. Each falconer lies down with one falcon on his left wrist, and keeps up an incessant tapping with the other on the bird’s head. This is done to make them fierce. Should the quarry escape, a hare's skin is thrown down, by which means the falcons are secured, and made ready for a further fight. Occasionally, but rarely, the falcon misses its blow at the hare, with the result of a broken or injured arm.
2https://baike.baidu.com/item/放鹰/20814378。
3转译自“I hoped to able on the one hand to arouse a somewhat deeper interest than is usually taken in the affairs of China; and, on the other, to correct at any rate some of the erroneous views, too frequently palmed off by inefficient and disingenuous works, and too readily accepted as fact.”
4作者译。原文：“I too had originally determined to publish a full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whole of these sixteen volumes; but on a closer acquaintances many of the stories turned out to be quite unsuitable for the age in which we live, forcibly recalling the the coarseness of our own writers in the last century.”